李永君:比腐败更可怕的惰性

  九岁稚子吃皇粮,十岁幼童穿官衣。

  这是传奇小说,这是裨史演义?都不是,而是当今发生在宁夏同心县的真实故事。据报道,1993年11月,该县粮食局局长陈某将自己年仅9岁的儿子录用为本局合同制工人,一年后转为国家干部,四年后又调入检察院,成为中学生“检察官”,每月享受340元的国家工资;随后,他11岁的女儿又一边读小学一边手持组织部的调令进了法院的大门。县法院院长不甘落后,1993年底将10岁的儿子“招工”,并于1997年5月调入检察院转干。即使如此,上述三人还不属同心县的“最年轻干部”,更有一名女童4岁便开始计算工龄,5岁就成为在册干部。这种现象在同心县决非个别,其根子就在于先后三任县委书记起了“率先垂范”作用,带头为自己的子女非法转干,而且均在县委、法院、公安、财政、工商等实权单位。既然上梁不正,下梁也就很难不歪了。

  是同心县富得流油,不得不提前安排就业吗?恰恰相反,该县以“苦甲西北”而闻名,境内沟壑纵横,十年九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长期靠国家扶持,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脱贫任务特别艰巨。此县之所以一贫如洗,客观条件固然是一方面,但腐败现象无疑又雪上加霜。当地某些官员不思勤勉敬业,造福桑梓,却利用手中职权谋一家之私。据统计,仅1991年至1998年7年间,同心县就有三百四十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转为国家干部。全县仅有33万人口,吃皇粮者就达1。1万人,超编两千八百多人。

  当地地方财政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庞大的“皇粮”队伍找饭吃,哪有精力发展经济?仅1997年一年,同心县就挪用自治区划拨和福建省援助的支农打井资金223万元,在常年干旱的同心县,这笔钱可是农民的活命钱啊,可它却变成了贵夫人和公子哥们的零花钱!

  耸人听闻的腐败,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

  但引人深思的不仅是腐败,还有比腐败更深层的东西。是何动因使这些官员公然违法乱纪,是何心态使人对“吃皇粮”、捧“铁饭碗”趋之若鹜?这自然有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功利心理,有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封建观念,此外还有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劣根很深的惰性意识和自安心理。惰性意识和自安心理在当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靠单位”、“吃皇粮”、捧“铁饭碗”。农民想当临时工,临时工想转合同制,合同制想转国家干部,多少人都削尖了脑袋往所谓的“好单位”里挤。自己的企业亏损了,不是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而是托门子扒窗户调往效益好的企业。企业的效益再好,工资再高,也愿意挤进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的工作环境再舒适,也愿意调进机关。人们把自己的前途命运紧紧地拴在“单位”这棵大树上,人们选择职业时考虑的多是单位能给自己提供多少实际利益,而几乎不考虑这一职业是否适合自己或者自己能否满足工作的需要。

  这一怪现状所以存在,是因为长期以来单位不仅仅是工作场所,更重要的还是生存依托:住房、医疗、福利、甚至入托、上学、洗澡、看电影 等等,人只要一进单位,便如同进了保险箱,被舒舒服服、无忧无虑地养起来,直到退休,直到进火葬场。一个“单位人”如果离开单位走向社会,就像离开父母呵护的呆傻儿童,不知所措,很难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人”;二是使人的惰性意识和自安心理越来越重。因为对于许多人而言,成了“单位人”,便达到了人生目的,从此即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干与不干,都少不了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吃皇粮者越多,财政负担越重,如同越来越多的人同挤一条船,终有沉没的那一刻。而人越依赖单位,就越是加速能力的蜕化,能力越是蜕化,越是离不开单位,拼起命来往单位里挤,往“好单位”里挤。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多么可怕的社会病!

  古之先贤早就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民族,皆然。古今中外,没有哪个盛朝不具有威猛骠悍的征服气概,没有哪个强邦不具有个性伸张的挑战风格。眼下,惰性意识和自安心理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重大障碍,因此当今中国急需两个解放行动:一是解放单位,将单位从无所不包的安乐窝变成单纯的工作场所,而由社会提供人们所需的生存条件,彻底消除滋生惰性的物质基础;二是将人从单位中解放出来,推向充满竞争和风险的社会大舞台,使其具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与搏击能力。我们所提倡的这两个“解放”实际上就是建立这样的机制。社會主義的优越性不能体现在养闲人、养懒人上。我们盼望着这样的动人情景:单位靠效能存在,人们靠本领吃饭。懒惰者没有存身之地,自安者将被自然淘汰。果能如此,多年来压得财政直不起腰来的超编现象自会烟消云散。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培养国人自强自信的独立人格,张扬社会不耻懒庸的奋斗精神,再造民族履艰赴险的无畏品质。有了这些,民族复兴才有希望。

  作者:李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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