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佶:中国农民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幕

  三十年前(1978年),十几个中国农民以“包产到户”的秘密协议的方式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三十年后(2007年12月),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等村、陕西省大荔等县七十六个行政村和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的十几万农民以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开信,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幕。

  他们这一行动的背景是: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官员打着“国家”和“集体”的旗号,剥夺人民的土地,为自己牟取暴利,使中国农民陷入贫困的绝境。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中,没有力量能够改变这一情况。绝望的农民在走投无路之下,采取了这一行动。

  这一行动充满了政治智慧,同时也保持了足够的克制,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水平,令人对中国农民刮目相看。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官员肆无忌惮、无法无天,连中央都管不了。惟有把制约各地各级官员的权力交给官员治下的人民,使人民能够通过其代表,随时、随地地监督和制约各地各级官员,才能避免中国的官员把中国拖进政治崩溃的深渊。

  平稳地建立和启动这一制约机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由于政治改革事关重大,不可逆转,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路径和启动方式、时机都难以轻易决定。

  现在好了,三地的农民捅破了这层纸,万事开头难,现在三地的农民解决了这一难。

  对三地农民的行为,中央的定性绝对不能错误,绝对不能持否定的立场,更不能指示当地政府强力镇压。

  当然,三地农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和中国的宪法及政治理论都是冲突的。而三地农民的行为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必然在全国引发连锁反应。对此,中央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1,重申宪法有关规定: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必须这样做的原因有三:

  (1)保持法律的严肃性。不能因为农民主张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就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没有经过中国立法机构的认可,没有法律的相应规定,任何“宣布”都是无效的。即使法律有问题,也应该尊重法律。法律有问题,可以修改,但不能违背。法律的严肃性一旦消失,必然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

  (2)避免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之后,出售土地,失去立身之本,沦为无地贫民。可出售土地大量存在时,其市场价格必然很低。而且卖地得款再多,也会坐吃山空;即使用于投资,大多数农民也会因为缺乏经验或运气,而投资失败,最后一无所有;

  (3)“收回土地所有权”具有极大的模糊性,是以当前的承包情况为基准、还是以1949年革命前夜的情况为基准?如果原地主的后代拿出当年的地契,对某一块土地要求收回其所有权,现在耕作这些土地的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主张也会失去正当性,这会引发新的、更多的、更严重的问题。

  2,宣布中央政府收回全国各地全部土地的批租权力。实际上是暂时冻结中国土地的批租。除了重大国防项目或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一律不批租新的土地。即使需要批租土地,也必须由中央专门机构进行慎重的审查,并和当地人民谈判,参考市场价值,给予合理的补偿,并负责补偿完全到位、并到位到农民个人。以此避免各地各级官员利用批租土地来损害农村和城市底层人民利益、中饱私囊、引发人民仇恨、破坏政治稳定。

  3,承认三地农民经过合法程序选举产生的新的村民管理机构;

  4,顺势下决心把土地承包期延长为无限长;由合法的村民自治机构负责,根据村民情况的变化,定期调整土地的承包协议。

  5,以支持三地农民合法组建新的自治管理机构的行为,打消其它地区农民和城市居民对中共和中央政府真搞民主的疑虑,鼓励人民积极实践有关法律,认真参加各地各级的民主选举活动,建立和启动人民制约当地官员的机制;

  6,支持三地农民行为中的合法部分,并对有关地方暴露出来的官员腐败问题进行坚决打击,以此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显示中共和中央政府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彻底铲除引发腐败的制度温床的诚心和决心;

  7,充分利用人大这一现成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在中国建成民主制约机制。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机制,即使农民拥有百分之一百的土地所有权,也会被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或者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在任何时刻随意夺走其土地。

  三地农民的行动,是2008年第一件让我热血沸腾的事情,它是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契机,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三岔路口,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中国将更快速的发展和复兴;如果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很多人将后悔无穷。

  2008年1月6日

  黄佶民主问题研究文集:www.nows.com/w

  作者: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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