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透视当代全球城市贫困与社会问题

  近年来全球城市贫困现象日益严重,同时导致社会问题进一步突出,城市贫困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受到学术界及政府的高度关注。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21世纪,与现代社会相伴的城市贫困程度的加深,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和谐的因素和不安全的隐患,利益分化冲突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城市贫困问题带来的社会风险日益突出,各种新旧矛盾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在社会冲突中,有时看似一件突发的偶然事件却反映了社会利益分化冲突和社会公平缺失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一些地区和国家频繁发生的社会冲突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在全球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中,分析利益分化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不能排除贫困因素的影响。

  一、当今世界城市贫困现象

  自工业革命以来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其中分配不均是导致城市贫民阶层存在和迅速扩大的重要因素,城市贫民阶层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社会公平等许多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城市中一些贫困人口从暂时的贫困走向长期的贫困,不仅终身贫困甚至延续到后代,改变贫困命运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普遍涉及到城市贫困问题,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关注。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人口密度的加剧,世界城市人口由原来的30%增长到大约50%,到2030年这一比率将接近60%.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也带来了城市贫民的大量增加和贫民窟问题的日益突出。目前全球有近10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6,占全球城市人口的32%)住在城市贫民窟,预计2007年将超过10亿人,而最不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中有78.2%的贫民长期生活在贫民窟。其中贫民窟人口最多的是亚洲地区,有5亿5400万,占亚洲人口的40%左右,全球城市贫民窟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非洲撒哈拉地区是全球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城市贫困现象加剧和贫民窟发展速度地区,城市贫民窟人口比率则最高地区,约占当地人口的71%.以最典型的肯尼亚为例,目前肯尼亚现有城镇居民中约60%到80%的贫困人口定居在贫民窟,失业和贫困使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例外,目前在发达国家约有5400万人居住在类似贫民窟的环境中,与其国力和发达程度极不相称。在全球化进程中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预计到2030年城市贫民窟人口将增长到约20亿。贫民窟代表了当前最为严重的城市贫困与不平等现象,市场贫民窟的产生和存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在这些因素中,战争和地区形势的动荡导致难民大量增加,流动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城市贫困和不平等加剧,居住没有保障等都是贫民窟产生并存在的重要因素。

  城市人口密度增长随之带来城市贫困化风险日益突出,国内外学者在对城市贫困化趋势的研究和调查中发现,随着移民的急剧增加和流动状态的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贫困问题存在如下特点:(1)移民和流动人口的贫困比率高。目前全球约有2000万难民远离自己的国土以及约2500万人在自己的国家内流离失所,在城市中移民和流动人口大多都属于贫困群体,甚至是赤贫,占城市贫困比率较高;(2)居住条件恶劣。贫民窟通常是城市卫生条件最差的地区,甚至是废旧物堆放地(其中包括工业有毒废弃物),在贫民窟居住的群体时常遭受着各种污染带来的各种疾病,贫民窟的妇女及其子女是这些问题的最大受害者。(3)基本生活、医疗和就业得不到保障。一些国家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城市贫民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社会公平等等许多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了城市贫民阶层的存在。(4)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因贫困、社会动荡、地区冲突和战争导致难民危机不断加剧,难民的大量出现也带新的贫困问题。例如,伊拉克战争后难民的大量涌入不仅给邻国造成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以及不稳定因素增加,而且难民人数的迅速增加严重威胁着地区稳定。目前伊拉克共有近400万难民,其中流落到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埃及、伊朗、土耳其等邻国的难民多达200万,还有约190万在国内漂泊不定。由于目前伊拉克国内仍持续发生暴力冲突,难民危机将愈演愈烈,甚至有失控的危险。(5)城市贫民在社会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其中流动人口的平均贫困率比城市常住人口高出50%,被纳入社会救济范畴。城市贫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社会地位“低微”,甚至部分极端贫困人口连基本的社会救济也得不都保障。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危机的诸多隐患。

  二、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发展不均衡导致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均衡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和少数富人手中;国家内部的城市贫富差异悬殊。目前,全球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十分普遍,越来越趋于国际化,其中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同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城市贫困现象划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的贫困大多是相对贫困现象,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是绝对贫困。由于发展不均衡和分配不合理等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甚至在某些地区趋于恶化,全球范围内的城市贫富悬殊日渐扩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城市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拉大了。从全球范围看,在过去的五十多年中,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世界财富增加了7倍之多,但世界财富的80%%是由世界20%的人口拥有,发展中国家中50亿人口仅拥有余下的20%,发展不平衡和分配均导致的城市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困的减少与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并不同步……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不仅使全球城市贫困人口居高不下,同样使发达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正如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所说,“全球60亿总人口中有近一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天生活费用只有1美元”;同时指出,“在20个工业化国家中,有1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此可见,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贫富鸿沟的进一步扩大困扰着整个国际社会,不同国家和不同阶层发展不平衡和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使减贫工作更加艰难。甚至有人认为,只要世界上20%的富人占世界财富的80%这一状况不能改变,贫穷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就不可能成为现实。

  发展不平衡和城市贫富差距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差距。据世界银行统计的数字表明,进入新世纪后,世界人口超过了60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44.38万亿美元,其中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1.8%(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八个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国家),GDP却占世界GDP的63%以上,达到28万亿美元,人均GDP高达3.4万美元;而占世界人口的近40.6%的最不发达国家GDP仅占世界GDP的3.44%,其中世界最贫穷的前十个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布隆迪、刚果(金)、尼日尔、尼泊尔、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乍得和马达加斯加)人均GDP不足3700美元,预计到2030年全球GDP总值将扩大到72万亿美元。从地区来看,以非洲和拉丁美洲为例,尽管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但非洲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由1980年的2.3%下降到目前的1%.目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城市贫困人口达1.23亿人,占地区总人口的23%,其中0.6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失业率从1990年的6.9%上升到2006年的10.6%。特别是,发达国家占有绝对多数的跨国公司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支配力量。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最近的统计,全球跨国公司已经渗透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个产业,控制着40%的全球产出、60%的贸易、70%的技术转让、90%以上的直接投资,一个以跨国公司为主轴的国际经济体系正在形成。同时,各大跨国公司为增强竞争力和拓展市场,加速了兼并与收购活动,使最不发达国家沦为它们的原材料生产基地,失去了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主控权,导致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市两极分化现象严重。财富分不均和贫困始终是造成非洲和拉美地区社会秩序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贫富国家矛盾加深的主要原因。

  三、贫困化带来的社会危机隐患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繁荣与城市贫民窟的存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集中反映了城市贫困和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城市贫困化的日益突出也带来了社会危机的诸多隐患。城市贫民阶层的扩大和贫民窟的存在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容易导致暴力冲突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压力,社会的平衡显得十分的脆弱。从目前世界各国社会状况看,社会阶层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严重然影响到社会阶层的均衡,一旦城市贫民阶层发展到一定规模,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阶层均衡将随时有可能被打破。由于城市贫民阶层是城市中的绝对弱势群体,不仅在生活没有保障,而且在社会中受到歧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机会不均等、权利不平等等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会有机会和权力被剥夺的感觉,这样的境遇容易使他们滋生对社会强烈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不断积累和酝酿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社会冲突。城市贫民阶层的扩大和贫民窟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不仅仅反映了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且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矛盾尖锐化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严重性已引起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正如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贝琼卡夫人在2007年1月召开的77国集团加中国会议上发出的警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增长最快的社区是贫民窟,贫民窟是日益增长的犯罪和暴力的中心,就气候变化而言,城市贫困是最大的污染源之一”;同时指出,“在这个地球村,他人的贫困很快就会成为我们自身的问题:产品缺乏市场、非法移民、污染、艾滋病、其他疾病、不安全、犯罪、宗教狂热、恐怖主义。我们不能再无视贫民窟居民的疾苦。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能无法实现针对很大一部分贫民的千年发展目标。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排斥现象,随之带来危及和平与安全的不利影响”。

  为了缓解城市贫困问题带来的社会压力,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蜂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承诺将解决城市贫困与不平等现象,并且设定了具体的目标,即截止到2020年至少使1亿贫民窟人口的生活条件得到重大改善。2006年联合国为了进一步缓解非洲严重的饥荒和城市贫民等问题,宣布计划筹集约5亿美元建立紧急援助非洲基金,帮助解决非洲的城市贫困和援助资金短缺问题。但许多发达国家对此反应冷淡,到目前为止,资金只筹集到约四分之一。2007年4月联合国人类居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理事会部长会议又通过一项决议,支持成立非洲基金,以帮助非洲应对不断加剧的城市贫民问题。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的城市贫困人口迅速增加,贫困状况不断恶化,特别是俄罗斯国内城市贫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城市贫困人口急剧增加。1996年俄罗斯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为16%,随着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9%。虽然近两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逐步恢复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的增加,俄罗斯城市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但目前仍有1060万人生活在政府确定的“最低食品消费线”以下,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6%,其中退休人员的月平均退休金只有2026卢布,在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以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资产私有化过程中暴发起来的少数富豪富可敌国并不夸张。在2005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榜上27名俄罗斯富豪因个人资产逾10亿美元而榜上有名,比上一年增加了2名,入围人数继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估计这27位超级富豪个人资产总和接近80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与之相对照的是,多数普通居民生活水平尚未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目前俄罗斯最高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高达30:1甚至40:1,城市贫富差别悬殊是目前俄罗斯社会现象较为敏感的问题,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目前社会经济现状。

  每一个国家都客观存在着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以最富有和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虽然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准,但在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上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为典型,已经成了困扰美国的一个社会痼疾。多年来美国财富的增加不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加剧了“超富阶层”与赤贫人口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美国经济有史以来的繁荣时期,但美国的城市贫富差距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近20年来城市贫富收入差距明显扩大,最富裕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已达最贫困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的7.28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占美国纳税人口的0.1%的“超富阶层”收入比中低收入家庭大约高出12倍,到了本世纪初达到22倍,而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不能保障的城市赤贫人口超过了1500万,是超富阶层的20倍。与此同时,美国的城市贫困和饥饿人口也有大幅度增加。据200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城市贫困人口已连续两年上升,达到1,86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8%以上;其中城市极度贫困人口从上年的540万增至620万,有740万人面临饥饿和300多万人无家可归,而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攀升。另外,近年来美国黑人的城市贫困和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据美国劳工部和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白人的失业率为5.2%,而黑人的失业率高达10.2%,几乎是白人的两倍;美国黑人的城市贫困率高达19.4%,比上年的12.3%,另有18.2%的城市黑人没有健康保险。2005至2006年间,美国城市家庭收入的中间水平增长了1.1%,与此同时美国的城市贫困状况没有改善,仍有12.6%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高于2001年的11.7%,即城市中10个美国人中至少有一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的。欧盟国家同样也存在着城市贫困问题。据统计,由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原因,目前7%的欧盟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另外,随着欧盟东扩和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新加盟国家的贫困移民不断涌入欧洲发达国家将增加欧洲发达国家的城市贫困数量,这也是目前欧盟东扩前原有国家民众所担心的现象。发达国家的内部不平衡加剧,城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下阶层收入普遍缩水,在全球化中也是苦乐不均。这种多层次的不平衡相互重叠交织,直接影响了不同利益集团对全球化的态度,加剧了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的分化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阶层的分化、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愈发明显,社会阶层发生了重要变化,普遍存在的社会贫困现象使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全球化使富人阶层充分享受着经济的发展成果,国家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与此同时,社会贫困阶层特别是赤贫阶层不断扩大,凸显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

  因贫穷和利益分化导致的社会冲突,法国的城市贫困化和社会冲突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西方社城市贫困化和社会现象的集中表现。2007年11月法国相继爆发铁路大罢工和社会骚乱。铁路大罢工是以“退休体制改革”而引起,社会骚乱因两名驾驶小摩托车的少年与一辆警车相撞身亡,车祸之后引发巴黎郊区大规模骚乱。铁路大罢工22日法国政府、交通部门和工会“三方会谈”首轮谈判宣告破裂,致使全国陷入混乱的交通大罢工,除罢工外,接连两天法国均爆发了示威游行,医务人员、教育系统、公务员、警察、邮电、航空部门职工、烟草店老板、渔民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均走向街头。此次社会骚乱事件与两年前发生在巴黎郊区的骚乱有着相似之处。2005年10月27日也是因为两名男孩的意外死亡引发的,当时两名少数族裔少年在一座变电站躲避警察追赶时触电身亡,骚乱便随之而起,先是在法国巴黎郊区发生大规模骚乱,不久骚乱便蔓延到了巴黎市中心,尔后骚乱又蔓延到邻国的德国和比利时。法国铁路大罢工和社会骚乱,进一步凸显当前法国社会矛盾的加深和社会冲突的加剧。法国近年来多次社会骚乱是继1968年“五月风暴”后法国最严重的社会危机,震动了整个欧洲和西方国家。尽管法国政府很快平息了骚乱,并提出多项措施力图改变目前的社会状况,但在短期内仍难以奏效,由此法国也进入了社会危机高发时期。2005年骚乱后,法国国内陆续发生多起不同形式的小规模骚乱和罢工,社会问题成为法国当前政治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虽然引发2005年法国社会骚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骚乱后人们在惊恐和困惑之余关注更多的是社会矛盾的放大和不满情绪的渲泄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其深层次根源值得思考。从表面看,引发2005年和2007年法国社会骚乱的导火索和直接原因是意外事件与社会不满情绪的积淀,与1968年“五月风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因社会不满情绪的释放和失控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充分地暴露了法国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同之处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事件主体的不同,1968年“五月风暴”的群体主要是学生和工人,而2005年11月和2007年11月骚乱的群体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那些生存状态不佳,失业和贫困的人群(骚乱群体多为穆斯林后裔);二是社会不满情绪的表现内容的不同,1968年“五月风暴”发泻的不满情绪主要是针对政府,表现的内容突出的是政治社会的需要,更像是一场政治变革,而2005年和2007年的骚乱表现的内容突出的则是移民、失业、贫穷问题,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不断分裂的深层次矛盾,针对的是对现实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满。

  法国的骚乱与长期以来积累的移民和贫困问题有着深刻的渊源。据统计,目前法国有600万移民人口,占法国人口的1/10,而这部分人口中的大多数人生活状况普遍存在着失业、教育水平下降和贫穷,属于社会被社会严重丢弃的最底层弱势群体,是全球化时代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特别是青年人失业和生活没有着落已成为法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失望和不满情绪在青年人和其他社会阶层中不断蔓延,构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长期酝酿的社会危机的一次大爆发。法国的社会现象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普遍,社会冲突的特点多数表现在贫富两极化对立的社会矛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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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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