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波: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人生境界

  天下知道毛泽东的人多,但知道毛泽东是何种人生境界的人,似乎不是很多。或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偶有窥探,却怯然止步,故未能从根本上解读这位东方之子。

  中国传统文化,是教人如何做人的文化,经史百家,艺文子集,无不描摹人生境界。先有人生,后有事业,有什么样的人生,就有什么样的事业。毛泽东作为一个驾御中国历史的大师,他的学问与业绩,同样是他人生境界的产物。而想要对他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估,首先得步入他的人生之境。

  第一节 外柔内刚、儒雅风范 —— 孔孟的学子

  毛泽东的学问,大部分都来自孔孟,虽然他在晚年成了批判孔孟的导师和旗手,但儒家文化的精髓,一直潜伏在毛泽东的血液之中。

  如果从遗传因子的角度来看的话,毛泽东的身上无疑也有先人的痕迹。从其古祖周文王第八子——古毛国毛伯郑伊始,到宋代的毛喜、元代的毛太华、明清的毛有庆、毛正明等,均为朝廷显贵。宋代的毛澄、明代的毛文锡、毛文晏、毛澄,清代的毛奇龄等,更是名重一时的文章大家,而曾国藩的部分家书,一直被抄写悬挂在毛氏宗祠金匾上,可以说,毛氏的血脉源远流长吧。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善于经营的农民,虽然没读什么书,却极有商业运作的能力,成为了韶山冲少有的富农。正是由于这样的家境,为毛泽东童年的求学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物质基础,而不需要象其他农家子弟一样,在泥水之中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大约是在1902年开始吧,毛泽东就被父亲送到附近的私塾学习,直到1910年夏季。除了1906年至1909年停学在家外,毛泽东共读了六年私塾。那时,学生的学习内容主要就是孔孟文章,例如《论语》、《孟子》、《诗经》、《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汉书》、《左传》和《康熙字典》等等。这些书几乎浓缩了几千年中国封建文化,毛泽东博闻强记的结果,首先是为他一生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功底。在他后来的戒马生涯和政坛岁月里,他的文章和语言总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引经据典,为什么他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富于文化内函,根基就在于此。其次,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如何做人,从经史艺文到诸子百家学说,怎样才算是一个成功的圣人,是它们共同的话题。诸如: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论语》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论语》

  “君子谋道不谋食。” 《论语》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荀子》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韩愈原道》

  “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 《王安石语录》

  “心,主宰之谓也。” 《朱子语录》

  “学者要大立志,才学方可为圣人。” 《朱子语录》

  “以圣贤之学,观圣贤之书;以天下之理,观天下之事。” 《朱子语录》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陆九渊》

  “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 《王阳明语》

  …………

  多种多样的人生境界,也就在毛泽东的朝夕诵记中潜移默化了他的心灵。当然,影响毛泽东性格,塑造毛泽东人生境界的,还有丰富的古典文学名著。象《精忠传》、《隋唐嘉话》、《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书中古侠们打富济贫的行为,梁山好汉们的造反精神,孙悟空的叛逆性格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三十年后,他同美国斯诺谈话时说,“我熟读经书,但不喜欢它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毛说的是真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带头这样做的。如果说,孙悟空的造反使肃穆的天宫失去安宁,那么毛泽东的造反,却震惊了全世界。叛逆性、不信邪、造反,是毛泽东人生境界的主体,好胜不服输,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主要特征。用他的名言来说,便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毛泽东看来有问题的人,不管你是古人、今人,还是洋人,一斗见分晓,斗争出真知。所以他后来为共产党的哲学定义,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这与他从小所受的传统文化熏陶以及个人的秉赋,有着密切的关系。遗憾的是,随着毛氏斗争哲学的扩大化,被打倒的不仅是他的敌人,受损害的还有他的同志和人民,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与人奋斗了一辈子的毛泽东,真正让他快乐的事儿,似乎不是很多。他忽视了古代圣贤学说中,圣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论,也忘记了传统儒学中以柔克刚的教义,毛泽东外表上的温文儒雅,与他内心造反的天性,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反差的根源,就是传统文化。在他17岁那年,已相当聪慧的毛泽东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说服了反对他继续读书的父亲,到了离韶山50多里路远的湘乡县,迈进了成立于光绪十年的东山书院。东山书院在当时是一座新式小学,实行新法教育,所谓新法,即是引进西方的教学方法,开设了音乐、英语、国画和自然科学。尽管如此,传统经书的教学仍占主导地位,语言文字仍是之乎者也。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所写的作文,如《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俨然如同前儒口吻。虽然他的文章富于新意,且有强烈的个性色彩,而主题思想仍归属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格局。他在东山的求学虽只有短短的半年,但西学中的政治思潮与国外政治家的雄心伟业,激活了他信仰的“内圣外王”的儒家人生境界,开始表现出参政议政的理想和冲动。

  “男儿立志出公关,学不成名誓不还”,这是毛泽东17岁时写的诗句,从中不难看出,他渴望实现自我、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气度。1911年他第一次只身来到了长沙,这可是当时革命党活动的基地啊。不用说,不安份的毛泽东,很快就被孙中山、宋教仁和于右任他们的反清思潮所吸引,激动得如同想要追日的夸父,终日东奔西走。还在辛亥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就公开书写反清文章并张贴在学校的墙上,呼吁组建国民新政府,并建议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同时,他经常招集学生开会,带头剪掉辫子,以示同清王朝决裂。而当辛亥革命爆发伊始,他就投身革命军行列,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小卒。显然,错综复杂的军政风云,让这位才子看到了自己的稚嫩,孙、袁南北统一议和后,只得抽身引退,决定继续求学。他似乎怀疑过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明白自己究竟能干什么,继而想成为一个商业专家,象他父亲一样发家致富。于是,他报考过肥皂制造学校、商业学堂、高级商业学校等,可惜毛泽东的英语水平倒数第一,要不他早就是中国第一大富翁了,以他的智商而言,这应该不是虚语。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他的学识丰富是出了名的,不论是在学校、社会活动中还是在军营中,他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书生意气,文质彬彬,又热情机智,善于发现问题。不进则退,不退则进,从那时起,毛就开始形成他那好动尚变、足智多谋的人生风格,如前文所言,这是中国儒家内圣外王精神与西学民主革命精神的产物。

  不久,毛泽东就读于省立第一中学,以优异的考试成绩,名列榜首。该校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不仅办学条件优良,而且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毛泽东曾在该校撰写史论,以商鞅变法为例,激扬文字,臧否时政,学校师生为之传诵。由于毛泽东的尚变思维使然,他在一中仅读了半年书,又负籍离开了。他认为学问之道,贵在自学,更能符合他天马行空的视野,更能满足他那追求至善的儒圣胸怀。他开始在湖南图书馆自修,朝于斯,夕于斯,广泛阅读西方民主主义理论作品和自然科学代表作。他的民主观念开始萌芽,扬弃了他原先崇尚的康梁君主立宪的思想。他突然有了全球意识,胸次豁然扩大,他想得更远更深了。他感到,才不胜今人,不足以言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要超越,一定要实现自我,要自强不息,要永无休止地奋斗。毛的亢奋之情,孕育了他一生的浪漫气质,万物皆备于我,传统的哲圣境界又一次与民族忧患意识、改造世界的意识相吻合。西学的东渐,使毛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他已不再对它全盘地接受,不再盲目地崇拜了。他发现传统文化存在不少的缺点,诸如:有君权而无民权,有父权而无子权,有夫权而无妻权。他同时感到。传统文化务虚不务实,喜欢空谈天理人道,特别没有科学精神。在他读过的西方理论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原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的罗辑学和孟德斯鸠的法律学等,空前地启发了毛泽东的思维。他第一次悟出,传统文化中的君权理论最为可怕,它们是束缚个性发展的桎梏,与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独立不羁的人格大相径庭,从这段时候开始,毛开始酝酿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并以求真务实作为今后的行动指南。虽然如此,此时的毛泽东仍是儒门弟子,他不准备也不可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反感的主要是君权哲学。而儒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省工夫,仍是他为人处世、建功立业的方法和原则。

  1913年春,踌躇满志的毛泽东报考了不收学费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此,他就有意识地全面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自我拼搏,自我磨砺与自我完善。首先,他开始大量地作读书笔记、读报笔记和日记,从现在保存的一本《讲堂录》来看,内抄有屈原的《离骚》、《九歌》,有国文课录和修身篇等。其中可见他特别重视国文修身与对唐代韩愈古文的钻研,但其它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地理与思想道德,也含有某些自然科学。《讲堂录》涉及几十位著名的学者与历史人物,不难理解,这些人物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和崇敬。如:黄宗羲、曾国藩、司马迁、班固、孔子、孟子、司马光、曹操、孙权、诸葛亮、司马相如、孙武、李白、杜甫、陆九渊、王阳明、苏轼、范仲淹、韩愈、柳宗元、魏源、哥伦布、牛顿、斯宾塞、富兰克林等等,毛泽东对他们的卓越成就都作了较为认真的介绍。不仅如此,毛泽东对他们的重要文章或名言警句,总是反复阅读和默诵,这样一来,伟大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毛泽东吸收同化,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心灵。他的视野更广了,胸境也浩然博大起来,他思索的问题也更多了。

  人不能无师自通。毛泽东人生境界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老师杨冒济和徐特立等人。在他们的循循诱导和精心培养下,西学中的民主理念与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圣哲情操,在毛泽东的心中已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该追求什么,扬弃什么,爱什么,恨什么,毛泽东似乎已有了自己趋于成熟的目标。

  毛泽东论学:

  读书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定国安邦,人生立志的意义,在于追求真理,并为实现真理而斗争。“终生未得真理,即终生无志”,也就是志在必得的意思,如果人生没有真理的收获,志向再大又有何益?他说:“现在时局危急,求知需要迫切”,必须刻苦攻读。

  毛泽东励志:

  他与同学约法三章: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情、不谈家庭琐事。男儿应以天下大事为怀,应该关心“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虽然发达,但如果人生只为衣食住行而活着,也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而中国的民众,崇尚虚伪,奴性十足且思想眼光狭隘,希望有大哲学家、大伦理家,如托尔斯太等,洗涤国民旧思想,开发国民新意识。毛泽东坚信,只要大家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没有不能成功的事。

  从毛泽东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毛年轻时追求的是一种宏大的人生境界,他鄙视只追求饮食男女的小我,而钦羡以改造民族关心宇宙为目标的大我。仔细分析毛泽东的观点,他对传统的反叛,已锋芒咄咄了。孟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却被毛泽东嗤之以鼻;国民的虚伪和奴性,也是传统儒学的实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条,让所有的人都戴着假面具生存,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成了国民的生存术,这样一种奴性文化,怎能指望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复兴?它们成了毛泽东眼中的罪孽也就不奇怪了。但此时毛泽东的观念也产生了某些偏差,一是他轻视饮食男女的物质生活,这导致了后来他政治理念中的空想色彩,也与他刻苦学习、身体力行的目的是造福民众形成二律背反。既然人的饮食男女之求没什么价值,而饮食男女是百姓的大欲,你毛泽东还用得着去为老百姓奋斗吗?二是毛泽东希望自己成为呼风唤雨、洗涤宇宙的大哲人,这种过份渴望自我实现的心态,在反叛传统束缚的同时,又导致另一种对别人束缚的权威,换言之,打倒权威是为当权威,也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尴尬之境。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老套路,他仍然是孔孟的掌门弟子。而且,他对大哲大圣的神往,孕育了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磅礴大气,加上楚骚美学的熏陶,也导致了他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情趣。为什么他的诗文写得那么出色?为什么他治国无术?也就事出有因,根源在目了。

  人是环境的产物,这话没错。

  正因为有毛泽东那样的时代,才可能有这样的人物。遥想当年,西方文化带着它的生命活力闯入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两种文明的冲突产生的火花异彩纷呈。那时的青年学子,成了两种文化争夺的对象,而人生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是每个有志青年考虑的焦点,而对文化的抉择,是他们的当务之急。然而,不论他们怎样欣赏西方文化,稳如磐石的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仍然影响着他们的心灵,我想,毛泽东也不例外。

  翻翻毛泽东遗存的文稿手迹,追忆一下他出没风云的几十年生涯,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他虽崇尚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革命意识,虽想努力挣脱传统的桎梏,却始终未能做到,表现了他在传统面前的某种无奈。

  毛泽东从离开家乡求学到离开师范学校,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文化的多样性,一直让他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崇尚这个又批判这个,欣赏那个又否定那个,前前后后,他曾不知为多少大师们的思想言论而激动。

  在学术上,近代开山大师,当首推顾炎武、王船山、颜元和曾国藩。顾炎武著述甚丰,他对经学、史学、地理学、音韵学和金石学都有深厚的研究,但他却不是一个恪信君道而穷经皓首的腐朽儒生。他做学问的原则是,凡有所学都要经世致用,都要关系民生疾苦。毛泽东对他的观点大为赞赏。

  再说王船山,他是湖南知识界共尊的泰斗,不受他影响的学人几乎没有。特别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对船山的崇拜有加,开创了学校研究船山思想的风气。王船山的知行观和爱国主义民族气节,深深感染了年轻的毛,从此,爱国成了毛泽东人生境界和政治生命中一个永恒的情结。这个情结使毛泽东在捍卫国家主权上显得特别英武强大,但也就是这个情结,使他在未来国家的治理上闭关自守,夜郎自大。

  接下来,影响毛泽东的是所谓“颜李之学”了。颜元和李刚主师生,可不是光吃经书的酸儒,他们的思想具有较大的爆炸性,因为他们对汉儒以后两千多年来的学问一概否定。在颜李的的眼中,学问不是空想得来的,不是被动地从书上得来的,而应该是主动地从经验和实践中产生。否则,“读书愈多愈惑”,成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虫。他们这种反叛精神和务实的态度,不用说,同毛泽东不谋而合,也启迪了毛泽东独立思考,藐视权威追求自我的信心。

  如果说,上述几人受到毛泽东的欣赏,那只是欣赏他们思想中闪光的部分,而最让毛五体投地的,却是一代大家曾国藩。近代中国人不论是达官权贵、仁人志士还是平民学子,没有不敬佩曾国藩的,即便是李鸿章、张之洞、蒋介石、梁启超、陈独秀一类的大腕级人物,都对这位文正公顶礼膜拜,尊称他为“圣哲”。毛泽东的老师杨冒济,也是曾国藩虔诚的弟子,总是有意识地指导毛泽东走近这位大师。前辈们如此看重曾国藩,毛泽东当然也以偶象视之。在他早期的《讲堂录》中,他就精心记录过曾氏读书修身与为官的格言,并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凡是曾氏爱读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读过,乃至他的晚年,仍让他爱不释手,时常圈阅。我们知道,曾国藩是个博大精深的人物,他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天地万物之本,又致力于经国济世之学,对道家庄子的哲学也钟爱莫名,可以说曾氏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学者楷模,也是传统儒学中的圣外王的典型代表。而已吸收了西方民主思想的青年毛泽东,却对曾氏如醉如痴,这表明儒家文化已在毛泽东的灵魂中根深蒂固了。虽然毛泽东后来也批判曾氏,那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在毛泽东的骨子里、文章里、言行上和处理军政大事诸多方面,两人有着很多的共性。

  从上述可知,近代湖湘文化成了毛泽东思想诞生的摇篮,行行色色的大师们,都曾感染与启迪过他的心灵。近代湖湘文化虽然较传统文化多了些思辨性批判,虽然较前儒更接近人性和民生,但毕竟是封建文化的后裔,在本质上仍属于王者文化,准确地说,是有民主色彩的、进步的王者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同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相比,显然是陈旧的,也是残缺的。对于眼光敏锐、尚变求真的毛泽东来说,他不会用儒家的经世之术去改造中国,他欣赏并采纳吸收的是王者文化中的人生境界。简而言之,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湖湘文化,影响了毛泽东的主要是人生境界。至于政治社会学方面,毛泽东的视野在西方,随着后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中国不断兴起,毛泽东觉得自己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信仰大同小异。但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理念、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主张,显然同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水火不容。鱼和熊掌只能选一,毛泽东这个对传统文化深深眷恋的东方之子,终于怀着复杂的感情,对传统文化亮起了刺刀。

  如前所述,毛泽东的人生境界,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而成。他的自强不息与尚变好斗,他的忧国忧民意识与乐观精神,他的经世致用原则与诗人浪漫气质,他的外柔内刚风格与足智多谋,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毛泽东追求的,是宇宙人生、身心物我一体化的境界,是吞吐风云、驾御凡圣的“大气量人”境界。由于传统儒学中贵我与自我实现的精神,与西方哲学中个性的解放不谋而合,这使得毛泽东从儿时开始,直到生命的迟暮之年,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毛泽东个性的空前解放,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使他产生了摧枯拉朽、征服一切的力量,其事业的成功便是佐证。贵我,在本质上是独立不羁的,也是无限排外的;因而,在毛泽东眼中没有任何权威,即便你是所谓权威,也是有问题的、不值得崇拜的权威,甚至,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权威,而是谬误的化身。毛泽东这样藐视一切的个性,导致了他对历史和文化、对所有人的排斥,凡是他崇拜的人物,乃至同他打江山的人,到后来无不被他批判或遣责。在毛泽东征服和打倒一切权威的同时,却产生了另一种权威,那就是他的权威,而且是绝对权威。毛泽东用否定之否定,实现了传统儒学中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由于绝对权威和最高境界没有任何制约,因此它具有绝对的建设性和绝对的破坏性。建设与破坏,不仅作用于外部世界,而且影响绝对权威本身,甚至走向它的反面。这是理性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必然。如果说,共和国的缔造,体现了绝对的建设性,那么,建国后错误的治理,便是绝对的破坏性所致了。

  第二节 纵横开合,游刃有余 —— 策家的谋略

  有一种说法,在时间和空间的纵横交错之中,能自由如意把握历史的人,叫作智者。我称之为策家。策,谋略也,亦即方法、计策或韬略的意思。在策家的眼中,历史已不再是一头整牛,他见到的只是,牛的架构与脉络。道家庄子称此类人为游刃有余的解牛疱丁。

  谋略,是毛泽东身上最显著的特征,虽然外国友人说, “毛看上去更象个厚道的农民”,并无知识分子的所谓仪表,而这正是内慧外刚、大智若愚者的形象。毛泽东正是真正意义上的谋略大师。终其一生,从少年求学到晚年圆寂,谋略伴随了毛泽东生命的每一个驿站,他的大脑思维,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不停的闪烁。

  我们知道,毛的思维具有绝对的创造性与绝对的破坏性,所以,他的言行在看上去是创造的同时,又是某种破坏。“不破不立”,他的话正好道明了他思维的模式。当然,毛泽东的破与立,是有深远谋略的,更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他的需要,这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现实功利性原则。作为一个政治家,自然比谁都更注重功利性,因而喜吾所喜,恶吾所恶不仅是正常现象,即便是喜吾所恶、恶吾所喜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人们在读毛泽东文章后,常常有些困惑,为什么他总给人一种喜吾所恶,恶吾所喜的印象?有时前后自相矛盾,判若两人,使他的跟随者们,不知以何为准。毛泽东对历史文化的态度,时尊时骂,时褒时贬,最令毛氏随从犯难。

  作为学者,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想要搞清楚他思想中的矛盾,首先要理出他思想中的一根红线,找到了这根主干线,就什么都明白了。而这主干线,便是现实功利性原则,即眼前需要的,就是不错的,优秀的。毛泽东的功利性,无疑是他建功立业的需要,由于功利性是个变化的概念,因此毛泽东对需要的对象,也就因需要的变化而取舍了。

  毛泽东看待孔子:

  1917年4月,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撰《体育之研究》一文,对孔子可谓是顶礼膜拜,无限神往:

  “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

  1917年8月,毛致信学友黎锦熙,对孔子学问之道,作出了他自己的总结:

  “圣人通达天地,明其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之界现象。”

  同时,毛泽东在主持一师校友会的期间,总是整队“向国旗、孔圣人鞠礼”。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孔学的尊重,是人格自我塑造的需要,虽然他后来对孔学时骂时贬,但圣人“明其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的境界,一直是他追求的目标。

  1919年,西方的民主思潮已为大多数有志青年所接受,对中国传统儒学的质疑,向权威的挑战,是当时很多学子的话题。早在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自修时,他对传统儒学中的君权理论就提出了自己的抗议,而君权理论的制定人与维护者正是孔子。不用说,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对孔学就有潜意识的反感。然而在1919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送同学去法国勤工俭学后,在去上海的途中,竟于忙中抽空去曲阜拜访孔庙。这时毛泽东的尊孔,是在事业艰难时寻求自我勉励的需要。他仍希望象孔圣人一样,做个垂名青史的人物。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开始投身于湖南爱国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驱逐张敬尧、策划湖南共和国等。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反帝反封建反孔孟的倾向已经锋芒逼人了:

  “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象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的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象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这时的毛泽东,是他个性解放、突出自我的成熟定型期。他深知,要真正实现自我,必须打倒权威,其根据就是民主民权的理论和自己“内圣外王”的理想。这时的毛泽东的反孔,是建立新文化的需要。他真的那么痛恨孔子以及孔子学说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他当时的需要。孔家学说就真的毫无是处吗?当然也不是,因为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历史文化的积累,否则就是无根之木。何况,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不赞成,不符合唯物主义史观。有些权威是虚假腐朽的,是可以打倒的;有些权威却是历史的里程碑,是不可动摇的,也是动摇不了的。自己做权威,也要允许别人当权威,这才是民主精神。再说,在现实生活中与政治领域里,完全否定历史权威,会被人视为空腹成长的英雄。有鉴于此,藐视一切的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不得不承认:“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时的毛泽东之所以承认孔子的历史地位,是当时政治生活环境与文化气候的需要。一方面,孔子励志求学的精神与孔子中庸思想的合理性,有利于教育党员干部;另一方面,你毛泽东那样看不起孔孟理论,你自己却子曰诗云不离口,岂不自相矛盾?

  尽管如此,尽管他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但善与人斗而且尚变的毛泽东,仍然将孔孟的某些原理加以了改造。例如,毛认为,忠要忠于国家,孝要孝于民族;忠要忠于大多数人,孝要孝于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叫作仁,对大多数人有益叫作义。这样,毛泽东就把维护封建纲常的忠孝仁义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含,还是比孔孟要高明。言下之意,我毛泽东当年骂孔孟,要错也错不到哪里去。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临时会议上,毛泽东仍以似褒似贬的措词对郭沫若说: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返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他的话也值得我们玩味。在毛泽东的心中,孔夫子真的是革命党吗?如果是,毛泽东为什么在很多场合总是把孔子看成封建纲常的维护者?为什么不多多阐扬孔夫子的革命精神,用以佐证自己革命的合理性?如果不是,那对郭沫若说这话又是什么意思?时过一年,毛泽东的语气又变了。该年3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没有孔夫子,事情还要做得好些嘛。” 1956年 ,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继续嘲笑孔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符合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1957年7月,他在《打退资产階級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階級、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在毛泽东这段盛气凌人的教训中,人们不免会纳闷,这孔夫子不是也有珍贵的遗产和部分真理吗?不是也有革命党人的造反精神吗?资本主义就不说了,用孔夫子的文章怎么会教出反革命来呢?解放工人階級的目的,是让他们作主人,让他们在享受丰厚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享受丰富的文化精神生活。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是很受工人階級欢迎的,他们又怎么会不干呢?可以说,不干的是毛泽东自己,他要让所有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完全接受新政权和新观念,以免他们想入非非,动摇党动摇自己的权威。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孔子的精神,孔子的学说在毛泽东的手中成了橡皮泥,根据他自己的需要,捏出不同的形象。

  毛泽东看待《水浒》:

  毛泽东的文学素养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他早年受《水浒》一书的影响密切相关。他还在孩提时代,就深深迷上了这本历史小说,对它总是爱不释手,反复翻阅。书中主人公的命运,精彩的故事情节,在这个农民儿子的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澜。梁山好汉们“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勇气,“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侠肝义胆,鼓舞了毛泽东一生的造反和奋斗。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二三知己常常畅谈怀抱。有的说将来准备从政,有的说将来准备从教,有的说将来准备经商。毛泽东对此却不屑一顾,已有鸿鹄之志的他,掷地有声地说,当今之世,只有学梁山伯好汉才是出路!果不虚言,他真的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圆了少年时的美梦。以后,无论是在他艰苦斗争的环境里,还是在他一统江山后的政治生涯中,《水浒》书中的人物与事件,他总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用来佐证或解释自己的观点。

  1938年,他对友人说,《水浒》是中国人必读的三部古典小说之一。在他的影响下,1942年延安评剧院根据他的指示,创作了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1944年,延安评剧院又根据他的意旨,上演了《逼上梁山》历史剧,剧中官副民反、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让毛泽东欣慰不已。他在《矛盾论》一文中,引用了《水浒》中三打祝家庄的战例来论述哲学问题,并说,“《水浒传》中有很多唯物辨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在毛泽东看来,《水浒传》是一本政治书,是北宋年中央集权腐败,民不聊生被逼造反的形象教材。针对红军指挥员中有李逵式的人物,毛泽东教育他们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通。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为了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毛泽东曾以“武松打虎”的故事教育官兵,现“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现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说:“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干部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热情,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有一种拼命精神。”

  ……

  很明显,毛泽东之所以特别欣赏《水浒传》,看重的是书中人物的革命气概和造反精神,而他和共产党的艰苦创业,当时最需要的正是这些。正是他和官兵的拼命精神,才得以横扫千军,问鼎中原,终至造出一个大国。

  然而,《水浒传》的命运,似乎不比孔子的学说好到哪里去,当使用价值使用殆尽,价值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也许是毛泽东的顾虑太多吧,竟然对自己钟爱了一生的《水浒传》发难,而此时,也正是他为自己“清君侧”的开始。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以《水浒传》最佳读者的身份,作了最权威的、最终鉴定:“《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階級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旋即,毛泽东指示随从,将自己的评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让大家知道,《水浒》的本质是教人做奴才。

  有这么严重吗?很多学者与文学爱好者都困惑不解,毛主席这是咋啦?但以权力为中心的翰林高手姚文元认为主席是英明的,他呼应说,批判《水浒》,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都有着重大的、深刻的、现实的意义。紧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媒体,纷纷刊发或评论姚文元的文章,全国上下沸沸扬扬。1975年8月,江青更是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驾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驾空主席。”9月份江青又在大寨召集新闻单位发言说:“宋江驾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驾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又说:“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和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难道毛泽东的批《水浒》的用意,果真如姚文元、江青他们所言吗?我们从毛泽东藐视一切权威的个性来看,打倒一切权威的结果,必然是形成自己的绝对权威,而绝对权威是不容干预和破坏的,更是不能驾空的。但是,足智多谋的毛泽东,连帝国主义都不放在眼里的毛泽东,他咳唾一声山河都为之震动,谁敢谁又能驾空他呢?事实表明,在毛的有生之日,没有任何人有此念头。多少同志战友跟着他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多少英才志士为祖国的建设吃苦耐劳、无怨无悔,谁会去干那档子阴谋篡位的事啊。如果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是追求内圣外王者的必然心态,那么,此时毛的心态显然是自我扭曲了。他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的领袖,是经过民主选举的主席,是没有终身制的。如果说,毛泽东此刻并没有这样的心态,那又是何种原因,使他对《水浒》一书备加责难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对历史文化的爱憎,是看对自己眼前的事业有无利弊而定。即凡是对他目前有用的就是好的,凡是对他目前没用的,甚至是不利的,他就会以各种理由弃而远之。可以说,在毛泽东的眼中,世上很多东西都没有固定的形态,一切都在流转,一切都在变化。极其自尊的个性、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人生旨趣,佐以现实功利主义的原则,使得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生活,在毛泽东的纵横开合下,取舍自如。而这,正是古代儒学中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这境界,孔孟没有达到,秦皇汉武没有达到,孙中山、康有为和曾国藩也没有达到。如此来看的话,毛泽东的确是千古一人。

  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位善于吸收发挥、善于排斥扬弃的谋略大师,这话一点也不过份。两个善于,使他具有超人的创造性,也带来了他不同寻常的破坏性。他的善于吸收发挥,在治学与做人方面,是相当突出的,的确是其他学子望尘莫及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建立新中国之前的心路历程中。为了自己的宏愿,他拼命地吸收一切对自己有利的营养,并试图将吸的营养提升改造。正是由于他有这种秉赋,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就常常显得皎皎出众。

  他17岁在东山书院求学时,读了《盛世危言》一书后,便萌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意识。他撰写《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因立意高远,旁征博引,将爱国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致使他的老师谭咏春见到这些作品后拍案叫绝,并朱批赞道:“视此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当时,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一般学子不过是翻翻浏览一下而已,毛泽东却如获至宝,反复背诵,细心圈点。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到省立一中读书后,受康梁的影响,他竟可以以古代商鞅变法为例,呼吁新政的开拓,其头角峥嵘,已令人刮目相看。该文又得到他的老师、一位前清秀才的赏识,说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指出,君主立宪可以救国,毛泽东发挥说:“正式之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梁启超有“豪杰创世”之论:“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毛泽东在1915年9月致萧子升的信中发挥说:“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借题发挥,举一反三与触类旁通,无疑是毛泽东最突出的智慧谋略之一,这体现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环节。

  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发挥说:“乐利者,人所共也。唯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他一眼就察出了孔子此话的内涵,即人之求学,贵在精神。这观点,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行为,他的重精神轻物质倾向,他对党政人员的诸多道德条律,他的人定胜天气概,无不强调精神的作用。

  湖湘文化的先贤王船山,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动胜于静的结果:“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船山的这一思想,真是非常的新颖独到,是“生命在于运动”这一经典名言的古代版,得到了毛泽东高度欣赏。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发挥说:“天地唯有动而已。”年青的毛泽东,本来就足智多谋与尚变好斗,船山的运动观无疑成了毛泽东行为的理论根据。看看他一生吧,总是参与并制出各种各样的运动,并且不厌其烦,自得其乐。18岁伊始,他响应辛亥革命运动投笔从戎,到在校组织哲学研究小组,到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创办《湘江评论》、率团赴京驱逐军阀张敬尧,到策划湖南共和国,到组织共产主义湖南小组,到领导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到大跃进、反右运动,最后到“文革”大运动,可以说,毛泽东一生与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就是动的代名词,动是毛泽东的最佳诠释。如果世间真有所谓神话的话,那么,运动之神首推毛泽东,他是永不言累,永不言败的东方运动之神。

  杨昌济是毛泽东的启蒙恩师,从毛泽东一生的思想言行来看,影响毛泽东最大的就是杨老师。杨昌济先生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学者之一,其爱国之烈、学问之深,远非村学究所能比拟。他认为,要改造民族的命运,要实现社会的进步,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造哲学与伦理学。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应当是真知灼见。杨老师说:“要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这话可真是吻合了毛泽东文化人的天性,也给毛泽东的智慧谋略奠定了指南。好象是1917年8月吧,毛泽东深感良师之言有理,马上写信给他的师友黎锦熙,并作了一定的发挥。他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天啊,这可是个大任务,改变政权容易,改变人的社会地位容易,改变历史的方向也容易,但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这能行吗?芸芸众生,各有各的人生观、世界观,一母生九子,连母十条心啊,怎可能从根本上变换老百姓的思想?可是,毛泽东真的做到了,他让每一个人都相信他的思想,他让每一个中国人明白,他的思想是惟一的思想,他的言论是惟一的言论,他的行为是惟一的行为。你看,毛泽东的善于吸收与发挥,是不是独步古今?

  说起来,还多着啦。在吸收与发挥这一文化范畴上,毛泽东的思想诚所谓“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从毛泽东各个时期的言论来看,他的思想几乎都是前人思想的吸收与发挥。

  康有为倡导社会大同之境界,毛泽东呼应并发挥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谭嗣同的《仁学》,认为人心的力量巨大,可以改造环境。毛泽东发挥作《心之力》文章,说:“人心能力说,余之信仰。”

  胡适、陈独秀开展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反对无病呻吟。毛泽东当即在《湘江评论》上撰文呼应:“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刑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首席代表,曾撰《青春》一文,唤醒国民生命活力。毛泽东呼应发挥说:“要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

  曾国藩主张治学之道,贵在经世致用。毛泽东写信给同学萧子升发挥说:“吾人之志,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究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精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

  杨昌济当年不满教育现状,觉得以分数取人,只会颓废人才。毛泽东呼应发挥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我决定不再入学校。”

  德国哲学家帕力森所著《伦理学原理》,是毛泽东读一师的课程,其他同学一般是应付了事,毛泽东却为此书作了精心的批注,在中西文化比较、哲学本源问题探讨、个性的崇尚诸多方面,发挥了很多自己的见解与心得……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对自己的事业有益的学问,毛泽东都是如饥似渴地吸收与发挥。他文章中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实践出真知”、“自我批评”、“階級斗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敌进我退”、“穷则思变”等大量的语言词汇,无不来自历史文化和他那时代的大师典籍。值得欣赏的是毛泽东的治学谋略,不是谁都能具备的。

  做学问如此,做人做事又何尝不是如此?文如其人,此言应属不虚。毛泽东年轻的那会,正是风云际会,英才辈出的时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毛泽东在当时,只是一介书生与无名小辈。可偏偏是这无名小辈,胸怀鸿鹄之志,想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光有学问的谋略,显然是不够的。天资过人的毛泽东,当然知道自己位卑言轻,更知道自己任重而道远。做传统式的隐士或混个一官半职,决不是毛泽东所愿,他的宏愿是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既然如此,毛泽东要通过实践、通过社会活动与文化传媒,让世人知道自己的大名,要让世人重视,在中华民族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上,还有一个你们应该重视的人,那就是我毛泽东。不用说,出名的欲望,并没有什么不对,贵在名实相符。

  早在毛泽东24岁时,即1917年2月,孙中山的好友,日本民主人士白浪滔天,来长沙参加黄兴的葬礼。这可是大名人哪,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便同萧三联名写信给白浪滔天,盛赞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求见并求教。白浪滔天被这两个年轻人的热情所感动,很认真地接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没有因此而出什么名,但他感受到了与名人交往的快乐。

  1918年,从一师毕业后的毛泽东,开始投身革命活动。是年9月,他第一次去北京,参与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事宜。经杨昌济老师介绍,他认识了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北京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结识了思想界的巨匠陈独秀。毛泽东不仅为陈独秀的卓然风采所吸引,更为他爱国忧民的道德文章而倾倒。陈独秀那冲决罗网、追求真理的磅礴大气,给了毛泽东前所未有的振奋。毛泽东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任何人。”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开始向往俄国十月革命。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也悄悄地有了自己的策划。第二年6月,陈独秀被捕入狱,信仰的共鸣与事业的需要,触发了毛营救陈独秀的灵感。他当即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称赞陈是思想界的明星,具有至坚而伟大的精神。士为知己者容,当毛泽东第二次拜访陈独秀时,他们就共同讨论改造湖南同盟的计划了。不久,陈独秀就将《中国社會主義青年团团章》寄给毛泽东,正式拉开了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序幕。能说这不是毛泽东的公关谋略吗?

  成功的喜悦,鼓舞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也让他感到要完成远大的任务,志同道合的朋友越多越好。即便不志同道合,能争取到他人的每一点支持与理解,也对事业有所补益。从那以后,毛泽东开始广交天下英才,并将自己的语言风格、谈吐气质和接人待物的良好修养,向所有认识他的人展示,毛泽东是博学的、胸怀宽阔的、心地诚善的但不失个性的学者和政治家。

  最初,对毛泽东十分欣赏的人,是他的历史教员兼同乡黎锦熙先生。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他写给黎锦熙的信件就达六件之多。这些信件,不仅反映了毛泽东对师长的尊重与敬爱,也在他殷切求助的字里行间中,展示了自己的宏伟襟抱。毛泽东的谦虚上进、爱国忧民精神,让黎锦熙感到此子决非庸碌之人,当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高薪聘请黎锦熙去台湾执教时,黎断然拒绝,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直到1978年逝世。

  在受到毛泽东礼遇的人中,不能不提到萧子升。萧是毛泽东在东山书院读书的同窗,后又同在一师就学,对社会共同的感慨,让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他写给萧的信比写给黎锦熙的还多。他们曾一道作社会调查,一起点评时局,萧子升总是有点读书人的架式,毛泽东却态度谦和,显得平易近人。后来,萧子升主张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全民谋福利;毛泽东则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革命。两人由此分道扬镳。此后,毛泽东并未忘记老友的帮助,建国后数次托人慰问萧子升,并希望他回国工作。他的这种风度,无疑是政治家的风度。在毛泽东,只要能达到目的,显示风度是家常便饭。

  遗憾的是,在毛泽东交往过的朋友之中,无论是政界要人,还是大名学者,能享受到毛泽东呵护终生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大多数曾得到毛泽东欣赏的人,最终都被他嗤之以鼻,搁到一边去了。帮助与支持过毛泽东的名流贤达,可谓数不胜数,这里列举的几人,是同关系较深、且举足轻重的人

  关于郭沫若:

  这是一个与中国文化史、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名字,凡读过书的人,没有谁不知道他。这个以情商与智商著称于世的“涅槃才子”,不仅是通今博古,满腹经纶的学术大师,而且是追随共产党几十年的忠实信徒。在过去的年月里,他一直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与器重,常常是毛泽东的席上嘉宾,大家在一起砌磋文史、讨论时政,畅舒怀抱,谈笑风生。在很多人眼中,郭沫若算是遇到了知己,“身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读书人能遇到毛泽东这样一位智者,应该说是一件喜事。士为知己者忙,郭沫若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殷望,他声讨蒋介石、参加南昌起义、主编《救亡日报》,并先后撰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历史话剧,为共产党的抗日事业摇旗呐喊。不仅如此,他还以史学家的眼光,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十批判书》等极有见地的文章,站到了反专制独裁的民主运动前线。想想,一个抗日,一个反独裁,这无疑是毛泽东当年最需要的支持,何况是名贯东南的大学者的支持,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读书人的通病是天真浪漫,不明白“飞鸟尽,良弓藏”这一古老格言的内涵。建国后,当郭沫若全身心投入祖国文化建设事业后不久,从庐山秀丽风光中飘出的硝烟,就让这位软骨学者有了不祥之感。1965年11月,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姚文元点名批判,矛头却指向了国内所有的学者、教授和文化界人士。天性敏感的郭沫若,立刻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和恐惧感。他出于自我保护,赶紧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辞职,并想把自己所写的书全部烧掉,但为时已晚。“打倒郭沫若”之声不绝于耳,爱子郭世英被绑架关进牢房、活活打死。他的《十批判书》又一次被点名在全国批判……。郭沫若的神经崩溃了,心智混乱了,身体也病危了。他至死都没搞清楚,为何要与他过不去。其实原因相当简单,他写的《十批判书》不该崇拜孔子,他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不能用李自成影射他毛泽东,两书在1945年发表时,之所以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因为孔子的仁学思想可以抵制国民党的独裁,而李自成的事迹可以警告干部。现已时过境迁,它们没用了,大才子你还不认错?

  关于李达:

  在中共党史上,李达可算得上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者,他与雷仲坚合译的《辨证唯物论教程》、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他呕心沥血撰写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洋洋宏篇,曾经一度是广大中共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内容。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看好李达其人,不时写信向他问好,邀他做客吃饭,对他写的著作精心批阅。1937年5月,毛泽东读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书,称赞这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列哲学教科书,并非常热情地夸他是“真正的人”。到50年代初,毛泽东仍然赞扬李达说,“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你在理论界和鲁迅是一样的。”

  如此才华如此情,李达按理是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的,也应该享受到政府特殊尊重。然而,历史的轮回让他也劫数难逃,最终被红色贵族声讨,批斗、示众、体罚,含着满腔的悲情与疾病的巨痛,离开了这个他读不懂的人间。他的冒失之一,是1958年同毛泽东争辩。当年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省委领导写了《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李达见后认为不妥,应该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才对,而毛泽东主张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他的冒失之二,也是1958年同毛泽东顶撞。那年湖北鄂城县委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李达知道后很生气,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限的,胆越大产越高,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表示反对,他以新疆、内蒙地大却可以卖余粮与过去的三大战役为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并发脾气说,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无限大!李达感慨万分,毛泽东在建国之前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写得多好啊,为什么这么快就把它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呢?李达当然不明白,因为毛泽东已功成名就了,“万岁”声已让毛泽东飘飘然了,我毛泽东三座大山都可以推倒,又有什么人间奇迹不可能在我手上诞生?当然,让李达万劫不复的是,1966年李达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吸取新的养料,不断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更不会有什么顶峰。不用说,他的观点遭到了红色贵族的围攻,而早就对李达耿耿于怀的毛泽东,此时也就对他的境遇听之任之了。

  关于刘少奇:

  在共和国建立之前,毛泽东有很多的朋友,而与他几十年共沐风霜、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就非刘少奇莫属了。还在1922年,他们就共赴安源,领导并开展了路矿工人大罢工运动,毛泽东对他的能力和才华,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在王明主持党务的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被视为右倾代表,受到了同样的打击。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为了拥护毛泽东主政,刘少奇挺身出。尔后,他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瑰丽的华章,对共产党的发展起了突出的作用。毛泽东曾对薄一被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极高。1943年,刘少奇回到延安书记处工作,到1949年为止,这段时间内,刘少奇在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9年,刘少奇被当选为共和国主席,与党中央毛主席并称两主席,毛泽东不仅把刘少奇看成最亲密的朋友,还对外国友人说,他的接班人肯定是刘少奇。

  世上这样好的缘份哪儿找,兄弟兼朋友,战友加同志,可谓鱼水之交啊。遗憾的是,刘少奇这条鱼太大了,毛泽东的水量容不下,而鱼又离不开水,于是乎,天地苍苍,洪波汹涌,鱼水相争了。

  平心而论,刘少奇的确是毛泽东最忠实的合作伙伴,也是能真正干实事的建国之才。当1958年,毛泽东发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号召时,刘少奇原本是赞成的,并无异,议1961年,他根据毛泽东要调查研究的指示,回到老家宁乡了解实际情况,发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与他听到的汇报,压根儿就是两回事,很多乡亲以草根树叶为生,饿得手脸浮肿苍白,惨不忍睹。回京后,他在5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指明:造成这种状况,中央要负主要责任。接着,他又在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批评党没做好工作,再乱指挥的话,迟早要跌下台去。出于对人民群众的关爱,也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全国部分地区的错误大于成绩。不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而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指明,这与中央某些领导骄傲自满有关。至此,刘少奇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反感,他坚信自己的三面红旗的方向是正确的,谁反对谁就是修正主义。建国后的毛泽东,总是以真理的化身自居,他与人奋斗多年得来的绝对权威,是绝对不能受影响的。在他想来,你国家主席算什么?竟敢当众批评我乱指挥,就算你刘少奇讲的是事实,你也不能“功高震主”啊。鱼,当然斗不过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一场针对刘少奇等政治元老、针对知识精英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宣读《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一文,刘少奇成了“资产階級司令”,拉开了刘少奇悲剧命运的序幕。他日后所受到的侮辱与摧残,所受到的迫害与折磨,让这位天下少有的奇才蒙上了天下少有的奇冤。

  关于…………

  关于的人,太多太多,勿需赘言了。譬如大将军彭德怀、文化部长陆定一、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人大常委罗隆基、《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无产階級革命家李立三、著名学者马寅初、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历史学家吴晗;譬如作家萧军、王实昧、赵树理、老舍……这些人都曾虔诚地支持着毛泽东,却都在毛泽东的纵横开合之中,取而舍之了。换句话说,极度的自我尊严与功利主义原则,使毛泽东在建国前左右逢源,赢得了众多的朋友,但也就是这种尊严与原则,使自己走向了孤立之境。这不仅仅是他的悲哀,更是中华文化的悲哀,着实发人深思。

  说到毛泽东的谋略,让他的子民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建国前的故事居多,没有谁不从心底里敬佩这位智慧大师。打开尘封的史册,毛泽东那高大帅气的身影、睿智的语言、憝厚的笑容和敏锐的眼神,仍然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青年毛泽东在对人谦怀若谷、兼容并蓄的同时,在事业的谋略方面,也显得英猛精进,卓尔不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在1919年7月创刊《湘江评论》,那年他26岁,也就是他离开一师后的第二年。那阵子,改良的、改革的、温和的与激进的,各种思潮纷至踏来,都想在意识形态方面占一席之地。这前后,有以吴越、汪精卫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暗杀派,其宣传刊物为《民报》和《新纪元》杂志,主张无国界、无私产、无货币、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绝对平等、权财均衡等信仰。有以刘师复为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其宣传刊物为《晦鸣录》,反对竞争、提倡互助,痛恨弱肉强食。有江亢虎的“社會主義研究会”和他的“中国社会党”,其宣传刊物为《社会党月刊》,主张取消階級压迫、实业救国、平均地权等。此外,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宣传刊物为《新青年》。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不尽思潮滚滚来。生逢这样的时代,如果没有主见又想出人头地,如果没有过人的胆识,就只有望洋兴叹了。年青的毛泽东也有过犹豫,他在不断地徘徊与审视,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他一度信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人的互助互利与兼爱,强调突出自我,否定国家的本体地位。同时,他反对暴力和流血,倡导道德改良与人格完善。就所有的思潮比较而言,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在彼时的确不愧为优秀思潮之一,难怪它一时间成为当时热血青年崇拜的思想明星,而毛泽东以识时务的眼光,迅速以它为宗旨,创办了影响广泛的《湘江评论》。这可是展示自己的主义信仰和个人魅力的绝佳舞台,他深知会有很多人响应,因为他洞察到了这个时代的潮流。在创刊宣言中,毛表达了他农民式的博爱情怀,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强权者之所以滥用强权,是他们的谬误与不幸,是封建遗毒腐蚀所致。如果用强权去打倒强权,自己却成了强权,适得其反。这时的毛泽东,虽然有大无畏的勇气,却有着普遍人类的善良,他只想通过自由的言论“呼声革命”,让强权者妥协,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湘江评论》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大胆怀疑,冲破禁锢。对宗教、文艺、政治、教育以及社会经济,他呼吁都应变革和解放。他大声叫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匣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他的呼声,道出了他的人格形象,道出了当时民族的最强音,这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谋略。如果40年后,他仍保持这样鲜活的思想,中华民族早就傲视群伦了,而他为人民谋幸福的境界,也就真正实现了。更不会有后来民族的灾难了。

  体现毛泽东事业谋略的第二件大事,是创办实体性的文教机构,这是毛泽东扩大事业规模,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举措。他的这种谋略,得益于湖湘文化的务实传统,从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到谭嗣同、杨昌济,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也得益于杨昌济老师关于开发民智、唤起国民自觉、改造国民低劣品质的理论。再者,当时日本人道主义学者武者小路笃实的无政府主义生存模式,也启迪了毛泽东的灵感。早在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定王台图书馆自修学业的时候,西方的学术文明打开了毛泽东的视野,国际人类的智慧让他尝到了自学的甜头,暗暗就有创办自修大学的念头。1918年4月,毛泽东想在湖南岳麓山创办工读同志会,并与蔡和森等人在岳麓山下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年,毛泽东又仿效武者小路笃实的模式,想在岳麓山创办一个新村,亦即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众多家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店、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与博物馆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要一边读书一边工作,要学会农林牧副渔多种实际本领。他认为自己的新村规划如能实施的话,就能改变旧的教育制度、旧的家庭制度,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一构想蓝图,既体现了他想调治社会的管理欲望,也成了他未来共和国的政治理念的初步雏型,这是后话。不用说,他的构想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说,“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学术大纲,弄个清楚。”两相比较,毛泽东的这一想法比所谓新村成熟多了,也实际多了,因为这不需要更多的人力、财务和物力。当年6月,毛泽东又在上海致信黎锦熙,决定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他已从空想状态中觉悟了。到当年12月,毛泽东已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开始赞成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階級革命,实践与奋斗,成了他的行动指南。也就是在当年秋冬,毛泽东与学友创办了文化书社,由于毛泽东的善于交际,得到了教育界、新闻界很多知名人士的支持。如长沙县长姜济寰、长沙商会会长左益斋、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湘雅学校负责人赵运、一师校长易培基、船山学社董事长仇鳌等,正式会员36人。经费由大家集资,也吸纳社会赞助,如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倾尽了个人财力支持书社,陈独秀也以个人名义为书社向东南图书馆作了三百元营业额担保。

  文化书社纯属文化传播性质,与商业谋利无关。旨在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各类中外最新书刊,从而带动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毛泽东执笔撰写了《文化书社缘起》、《组织大纲》,迈出了他“变化民质”素愿的实际步伐。

  毛泽东的管理与经营才能,在书社这个舞台上得到了锻炼。在长沙城内所设的7个贩卖部,同全国有业务往来的书报社达70家之多,经营书刊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从此,全国的新书新报源源不断进入湖湘。

  文化书社的成功,增进了毛泽东的务实精神与兴趣。1920年9月,他应邀参与《湖南通俗报》的编辑工作,强调文章要短小生动,使之成为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不久,毛泽东又应省教育会之邀,担任了一师附小的教育主事,他觉得做孩子王不足以发挥自己的才华,且不足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遂灵机一动,利用附小的场地,开办了平民夜校。如同一个大学者,毛泽东用生动幽默的语言,谈今品古,匡时议政。在这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更关注的,是眼前的时局动态,总觉得自己的活动空间太小,看外面轰轰烈烈的大社会,就有一种奋飞博击的欲望。

  1920年夏,张敬尧被驱逐,谭延闿入湘主政。横行湖南两年多的直、皖、奉、鲁北洋军阀与黔、桂西南军队全部退出湖南。多少年来,湖南的土地上第一次没有战乱,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湖南自治的大好机会,几乎所有湖南人都有这个想法。论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而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思想,是从戊戌变法运动开始。谭嗣同在湖南学会的讲演中,就公开号召湘省官吏“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黄遵宪在湖南创办保卫局时,也有地方自治的思想。只是,黄遵宪的自治思想,多了些民主民权的意识,使湖南成了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古老的格言,用在青年毛泽东身上再恰当不过。毛泽东当即投身于湖南自治运动之中,但他的自治思想又不同于黄遵宪,也不再是他自己过去那种新村式的虚无理念。还在1920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进行驱张运动时,就致信黎锦熙,并附有《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一文,提出了废除军督、裁减军队、增加教育经费、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实行自治的主张。但把湖南自治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则是他有1920年9月所撰《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中提出的。他在该文中认为,湖南自治,应该打破中央及各省的干涉束缚,湖南境内的事,由湖南人自办。但这还是权宜之计。如果条件成熟,也可仿效俄国十月革命,彻底改建政体。而当务之急,是“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改造湖南的相关条件。一是自决主义,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亦不干涉湖南事,既可抵制外来军阀,又利于制止湖南内乱。二是民治主义,为政一切以平民公意为准,不得有官气、王气和霸气。

  然而,当时的湖南省政府,用“民治”为幌子笼络民心,自上而下的仍然是封建授官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治。一统大权的仍是军阀谭延闿、赵恒惕,官僚政客熊希龄之流,湘人治湘,有名无实。毛泽东倡导的湖南自治,虽然强调以民意民权为主,却未能在政权上当家作主,只是起了促进湖南改造的作用,治标未治本。

  有鉴于此,1920年9月和10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14篇文章,提出了与军政集团完全不同的“全自治”主张。所谓全自治,即不要外省人来治,不要本省少数人来治,而是乡自治、县自治、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选出老百姓喜欢的人管理公务。至此,毛泽东反封建专制、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可以说是完全成熟了,而他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也日益现实化和具体化了。在毛泽东看来,全省既然一切由百姓作主,把湖南办成一个共和国岂不更好?他的革命理想与个人事业的欲望,在顺理成章地扩大升扬,而早就以研究俄罗斯为一切事情宗旨的毛泽东,觉得把湖南办成俄国式的共和国是最佳选择了。为了取得社会的共识,以求得更多民众的支持,足智多谋的毛泽东几经交涉,在长沙《大公报》开辟专栏,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文章,纵论湖南共和国的重要性及意义。

  按毛的意思,既然全国的总改造在一个时期内无法实现,那就索性分裂,去谋求各省的自治,全国有27个地方,可由人民建设27个国家。湖南是个大省,维新思想最早,革命精神代有其人,完全可以起个模范带头作用,建设一个美丽的湖南共和国,带动建设许许多多的小中国。毛泽东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在这个国家里,民权和主权至高无上,市民、工人、农民、学生和商人,都可以参政议政,天赋人权,国赋民权,怎可让一小撮政客们指手划脚?毛泽东鼓励老百姓说:“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每个公民都应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这话体现了毛泽东当时作为政治家的优秀品质,也体现了他思维中的俄国理念。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强调:“要将票箱拿到我们最大多数党的手里来,”要与执政党平分秋色,不能让它说了算。毛泽东以西方文明史为例说:“不论哪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政党相对,力量不足与在政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八九是办不好的。”品味毛泽东这些言论,我们就知道了,他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实在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即便是在今天,这种民主思想也是值得借鉴的。

  但是,激情终归是激情,当它升扬过快,脱离现实土壤的时候,激情带来的就只会是激进。从现代政治学的国家涵义来看,国家是一个大民族的综合性代表,是不能随意分割的,盼望国家的统一,是古今中外每个民族的共同追求,因而,毛泽东的湖南共和国,不仅缺乏理论根据,在现实社会中也是行不通的。仅就毛泽东的事业谋略而言,他的影响在扩大,知名度在飞扬,人生归宿在趋于定型。湖南共和国虽然失败了,但毛泽东完成了反封建专制、加盟共产主义的演绎过程。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双刃剑,他一生的言行、功与过、得与失,均受此支配,他的事业谋略,也因此而沉浮。如果说,创办文化书社是他事业的起步,湖南共和国的策划是他事业的台阶,那么,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则是他事业新的高度了。在毛泽东的字典里,是没有失败二字的,他的潜能,他的计谋,似乎永远没有穷尽。而善于从大局入手,从战略高度着眼去拓展事业,成了毛泽东谋略的显著特征。

  1921年8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后回到湖南,这时的他,已完全是马克思的弟子,并担任湘区负责人。一直注重意识形态,以教育改变民质的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了却了他要自办大学的宿愿。这可说是一箭双雕的事,自修大学既是弄清中国学术大纲、倡导民族素质教育的新思潮学堂,又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学校。

  诚如毛泽东在自修大学学刊中所说,自修大学关心的是:“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问题。”这样,中国古人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作与湖湘文化大师们经世致用的原则,同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民权理论完美结合。又如他在《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所言:“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孔夫子当年未实现的理想,毛泽东完成了,使自修大学成了名至实归的平民大学。毛泽东将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也颇具其匠心。首先,船山学社的前身,是一代宗师曾国藩祠,文章道德,名传遐迩。其次,辛亥以来,船山学社又是志士仁人讲学汇聚之地,正义情操,人心所向。所以,当毛泽东为创办自修大学之事,同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董事长仇鳌征求合作意见时,大家一拍即合,皆大欢喜。自修大学虽然只办了两年多,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它也是中共革命的摇篮,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温床。而毛泽东自己,也通过自修大学的策划与运作,开始步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行列……

  毛泽东的事业与谋略日益俱进,谋深业自大,业大谋益深。他那俨然文化哲人与共产党革命家的形象,慢慢为很多人所认可。1924年,他参与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的民主斗志与雄辩口才让与会者为之折服。1925年,他发表《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农民運动考察报告》,显示了他平民政治家的眼光。1926年,他主持农民運动讲习所,培训了众多农民運动的精英。1927年,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论,利用了广大农民的仇富心理,并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此时的他,已充满事业的欲望和夺位的冲动,过去的儒家弟子风貌已不复存在。尔后,蒋介石政府的独裁腐败和日本的入侵,为毛泽东的以暴易暴行为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而苏共斯大林的斗争学说,则为毛提供了政治理论根据。当他在遵议会议上击败群雄后,他就开始迈向了权力的巅峰。

  机会如此,成功舍他其谁?

  第三节:左右之争 观念之误 —— 王者的困惑

  40年代末,随着毛泽东的百万雄师过大江,那位与毛泽东周旋了多年的政坛霸主蒋委员长,面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只得败北南下去了台湾。同时,他带走了大量的黄金与贵重的物软,也带走了一大批让毛泽东钦羡的知识精英。他留给毛泽东的,仅是残阳如血的破碎河山、弥漫在古国上空的贫穷与恐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历史的轮回仍在继续。

  但是,毛泽东笑了。奋斗了多少春秋岁月,由自己承天起运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九万里风斯在下,他第一次领略到了庄子哲学中恢宏之境。破碎的河山,在他的眼中,不久就会变成美丽的图画,他深信自己有这个能力。自己年青时幻想过的“新村”、“湖南共和国”,将在自己的手中付诸实施,他能不高兴吗?河山不幸诗人幸,这位农民诗家以自己的韵律,以普罗米修斯的口吻向全世界诵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用说,首先站起来、真正站起来的人,是毛泽东自己,而不是他相依为命的农民。尽管他对农民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感,尽管他曾经为农民的悲哀而痛心疾首。遗憾的是,在建国后的日子里,他的政策似乎没让农民改变传统的命运。

  按理说,最了解农民的人,非毛泽东莫属。且不说他是农民的的后代,仅就他调查农民生活、研究农民心理并利用农民起义造反的经验而言,他应该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最勤劳也是最不幸的群族,几千年王者文化的奴役,使他们只剩下了最本能、最朴实的需求,这就是土地,因为他们需要生存。当年,农民们之所以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之所以不怕流血牺牲,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毛泽东是自己的代言人,是真正疼爱他们的真命天子。农民自己当家作主,多好的事啊。以往都是帝王权贵说了算,普天之下,莫非王士,毛委员却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还把我们当成父母和兄弟姐妹,真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然而,憨厚的农民做梦也不会想到,毛泽东并没有特别注重他们,似乎已忘记了战争年代的承诺,还口口声声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憨厚的近义词是无知,农民当然不了解毛泽东,也不可能知道,建国后的毛泽东在想些什么。农民大概忘记了,教育农民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早在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就教育农民,要擦亮眼睛,要学习文化,要反压迫反剥削,要从自己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要投身民族解放的运动。而现在,毛泽东教育农民的内容不同了,这就是,让农民重新回到自己的方寸土地之中,并把农民牢牢地禁锢起来。你说,农民想得到吗?

  当家才知柴米贵。嘲笑唐宗宋祖稍欠风骚,鄙视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毛泽东,当自己成为一家之长的时候,他才感到,古代儒家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必须审视现实,作出历史新的抉择,一展自己的治国之才,以遂自己的生平襟抱。虽然他觉得“圣人治天下若烹小鲜”有些夸张,但“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自信,让他发出了禁锢农民、发展工业的旨令。

  毛泽东的想法,自然不是什么空穴来风。他的思想历史渊源,他争强好胜的天性、他那要将完美进行到底的理念,在当时社会环境的作用下,促使他开始背叛农民。

  首先,国际共运兄弟苏联的管理模式及其工业状况,提醒了毛泽东,中国还只是一个农业大国,没有自己的工业基础,更没有象样的工业体系。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机器的轰鸣声,已展示了现代文明的高度进程,相比之下,中国真是一穷二白。现实是严峻的,道理是明摆着的,如果没有工业建设,就没有国家的发展和尊严,当然也就没有毛泽东自己的尊严。毛泽东想让蒋委员长知道,我毛泽东毕竟是条汉子,决不会象你那样治国无能。毛更想让美国佬明白,你们当年支持老蒋不支持我,真是有眼无珠,我倒要让你们看看,我毛泽东行也不行。其次,作为农民党的领袖,毛泽东相当了解农民的人性弱点,也深知农民力量的可怕。自己的政权尚未牢稳,那些天真无知的农民,万一又被自己的政敌利用起来造反,岂不是前功尽弃?殷鉴不远,三百多年前,那位泥脚将军李自成,仅靠一支流民骑兵队伍,几个月时间就推翻了大明王朝。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也就不得不防患于未然了。早在30年代中,边区农民就已经反感毛泽东的土地政策,敢于“犯上作乱”,绝不能让他们的“星星之火”成燎燃之势,必须尽快禁锢农民,象斯大林的集体农庄一样,把农民圈起来,终生钉在黄土地上。

  毛的心态决定了他的意志,而他的意志是惟一的意志。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这一战争时期特殊的军事纪律,使得当时还不知民主法制为何物的中共高干们,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农村,重抓工业生产。不用说,毛泽东的抉择是错误的,他的独尊意识,他的偏执性格,他的实用功利主义,一方面把善良的农民圈在黄土地上30年,造成了工农之间新的鸿沟、新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农民并没有当家作主人,在更多的时候,连自己的命运都无从把握。毛泽东依靠农民夺取了政权,农民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即便是分到了手的土地,很快就以“走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的名义,被国家没收。耕者有其田这一最基本的民生权利,在政治家的宏伟规划中,变得微不足道了。同时,毛政权从地主富农手中以暴力剥夺来的大量钱财,大多用于补充财政赤字和军事开支了,农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农民不高兴了,怀疑伴随着反感,他们同毛泽东的干部公开顶撞,表示不愿意合作。为了推行自己的意志,建国伊始,毛泽东几乎是用行政权力甚至是暴力强迫农民执行合作化改造,直到1958年合作化才宣告完成。这期间,毛泽东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却花在对文化界整顿与清理上,他知道对付农民不是难事,知识分子才是他的心病。反右、肃反和禁锢农民,造成了新的官僚体制,集权与专权的结果,也形成了假大空文化模式。农民究竟过的是什么日子,毛泽东根本无法知道,党政干部报喜不报忧的作风,使毛泽东陶醉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如果谁有不同的看法,你最好放在心里别吭声,否则不会有好果子吃。譬如周恩来,1958年初他对毛的经济政策略有抵触情绪,毛便拿出其得意弟子柯庆施的“乘风破良”文章,当面讥讽周恩来写不出,并流露出要让柯取代周的位置。后来,周恩来被迫在五月份的八大二次全会作检讨,才算是保住了乌纱帽。也是当年的春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碰到胡乔木和他的两个儿子。毛泽东在问了孩子的名字后,竟要为两个孩子重新取名,说一个应该叫理想,一个应该叫未来。很有趣吧?这件小事虽带有幽默色彩,但流露出了毛泽东自以为是的踌躇满志。海市蜃楼,在毛泽东的眼中越来越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忽然有了飞跃的冲动,他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尽管斯大林的模式已普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也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弊政,毛泽东却仍然坚持走斯大林路线,并在他的模式上作了更大的发挥。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总路线”大跃进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要飞跃前进。特别是农村,要大干快上,尽快实现共产主义。一时间,共产风席卷中华大地。最典型的例子是,1958年11月,毛泽东收到山东范县《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汇报材料,当毛泽东看到其中“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的恭维诗句时,竟大为欣赏,并作批示,要在中共八大六中全会上印发。

  在毛氏“乐园”人民公社里,享有主人公虚名的农民,实际上已失去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公社成了专事各种生产的集中营。生产队、大队和人民公社,这三级严控管理网络,不仅限制了农民的言行自由,也从根本上消灭了他们劳动致富的积极性。论性质,这样的管理模式,还不如旧式保甲制度,农村不仅没有发展,还在向过去倒退。

  斯大林模式下农业运作的后果,完全在毛泽东的意料之外,饥饿使成千上万的农民产生了极大的逆反心理。多年无效益的劳动,多年在红旗指引下盲目拼命的苦干,终于使农民厌恶劳动,荒废田园,自发流离本土。而农民几千年勤劳务实的美德,至此已所剩无几了。

  大跃进失败后,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抬头,农民以偷盗、黑市等手段,向中共政权发出了挑战。特别是农民高价出售的粮食蔬菜,直接威胁了城市社会的稳定。此时此刻,如果毛泽东改弦易撤,与民休息的话,农民的灾难也许要少得多。但过度的怀疑心理,使毛泽东认为是階級敌人在操纵农民闹事。60年代中晚期,毛泽东在全国农村发动了两次对“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大规模扫荡,其势不弱于当年反蒋的“大围剿”。他让“领导階級”工人階級工作队与肃反人员深入各个乡村角落,对乡镇干部逐个审查清理。该运动的对象,扩大到一般较富裕的农户和手工匠人,他们追求财富的念头与行为被勒令禁止。这部分游离本土的农民,最终被禁锢在自己的窝里,并被灌输他们似懂非懂的社會主義,同时在饥饿中煎熬。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以自己的孟浪和粗暴,辜负和牺牲了农民。江山如此多灾,他却沉浸在“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幻境之中。

  悲剧的症结在于,毛泽东的偏执与独尊,使他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更不能接受任何批评意见。他以往的光荣历史,让他产生了一种潜在的优越感和排他性,即不论你是何人,只要你对他所认定之事稍加异议,他就说你居心叵测。马克思、斯大林他都可以超越,你们怎能对我毛泽东指手划脚?毛泽东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还在他推行不久的时候,就已经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嘲笑,毛泽东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口吻说,笑什么笑,一千多年前张鲁的“五斗米道”就已开了社會主義先河。言下之意是,难道我毛泽东还不如老祖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多数中共元老都怀着善良而友好的心态,批评了毛泽东工作上的一些失误,毛泽东却引经据典反责他们悲观、泄气与右倾。特别是,他意味深长地以曹操、刘秀等封建君主对臣下的态度为例,暗示彭德怀、周小舟、黄克诚、张闻天等人,最好不要得罪我毛泽东。而真正关心农民利益的彭德怀,在万言书中一字一泪哭诉农民的痛苦时,词藻丰富又善于整人的毛泽东,信手拈来一顶“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把彭德怀从此盖入了冷宫。在毛泽东看来,你彭大将军不过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而已,除了有点小农经济意识外,又懂得什么治国之术?你有甚资格在我面前叽哩哇啦?在神圣不可冒犯的毛泽东面前,彭德怀自认倒霉,而其他具有双重性格的文官们,也就在学乖中三缄其口了。毛泽东从不怀疑自己政策的可行性与科学性,他排斥异己,一方面是其狭隘的农民意识作怪,也是几千年中国传统王者文化已在他的血肉之中扎根的原因。加上那阵子,国际共运的风云变化多端,斯大林的丑行被同志曝光,匈牙利、波兰等社會主義阵营异端突起,这多少让唯恐大权旁落的毛泽东胆颤心惊。疑心和恐惧,让毛泽东产生了陪伴他终生的孤独臆想思维,草木皆兵,谁都可能是定时炸弹。的确,否定对否定,无疑具有爆炸性,在彭德怀蒙冤不久,那位天下少有的奇才少奇主席,试图削弱毛泽东的地位,从而减少他的错误造成的民族灾难。当他也以农村调查的实况,指责毛泽东专权独裁时,又一声爆炸回响在中国历史上的上空。两弹相撞的结果,自然是子弹败阵,不可能胜过毛泽东“階級斗争”的原子弹。“階級斗争”是毛泽东铲除异己的锐利武器,也是掩饰他自己错误的护身法宝。按毛氏逻辑的演绎,其结论就是,毛泽东是階級斗争唯一的合法解释人和馬列主義在中国的唯一代表,大跃进又错在何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还飘飘然然说,大跃进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超英,一个叫赶美。毛泽东如此孟浪,难怪他诗兴大发,吟出“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壮句来。然而,现实无情地嘲弄了毛泽东的小农经济思想,仅1960年,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就饿死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可谓是尸骨横野,天暗云低。大救星毛泽东,这才失声痛哭,夜不能寐,而他的泪水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他在第三世界面前羞愧难当,还是孟子哲学中恻隐之心的体现?也许两者都有吧。此时此刻,他也许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豪言壮语,什么“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什么“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什么“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會主義有利,”什么“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可现在饿死这么多老百姓,难道是我毛泽东真的错了吗?该如何向全世界交待啊。这位谋略大师,的确有他的苦衷,他必须在西方社会的包围下,进行艰苦的工业建设,必须象他的兄弟斯大林一样,以粗暴的形式管辖农民,为工业积累原始资本。但这,无疑是毛泽东思想的误区。设想,如果从1949年起,他就真正实践诺言,对农民实行彻底的解放之策,那么,整个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将会重新改写。

  在内忧外困的格局下,农民领袖不得不作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改。提出,要给农民留点自留地,至少5年不变。同时,他呵斥地方政府的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要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更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毛泽东这样的措施从字面上来看自然是对的,但后世的历史学家不难发现,这么多“风”造成的天灾人祸,正是毛泽东的庸俗经济思想所为,他却将祸轻易地嫁给了他的子民。仿佛他没有错,“天生德于余”,错不上大夫。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们,凡遇到重大的天灾,都知道要“罪己”,向人民公开道歉,自责德薄才疏。这当然是假惺惺的做秀行为,但贵为天子能够这样,无疑是需要勇气的。作为馬列主義、人民政府的领袖,咋就不反省自己的过错呢?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也是让所有的人想不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毛泽东的口头禅,也是他整人整风的漂亮武器。批评,是他的专利,而自我批评,在他还没这个习惯。这是毛泽东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他留给后世官僚的绝症。

  20年代吧,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呼吁:无论哪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执政党相对,而在野党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执政党竞争,那一国的政治十有八九是搞不好的。1945年7月,毛泽东因夺取政权的需要,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指出为政必须要有权力制衡机制与民主舆论监督,否则就会腐败垮台。毛泽东当年说得多好啊,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没有权力监督与自由的言论监督,怎么可能搞好国家建设?你毛泽东的政权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

  可怜天下子民心。毛泽东王者文化的洗脑换血工程,驯服了所有的中共干部和人民。在家天下和家文化格局里,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历史文化的价值,至此已不复存在。亿万双眼睛仰着巨大的神坛,一个个不知所措,古代的封建奴性文化,又一次以老百姓的血泪循环演绎。令人浩叹的是,毛泽东自己并无知觉,他沉浸在做神的喜悦中。他仍然相信自己是痛爱农民的,仍然相信自己的桃花源经济社会是美丽的,他仍然准备以神的威力推行自己的信仰。就像他年青时向往“大气量人”推行宇宙意志一样,他想实现他的内圣外王之道。当那位有良知的红色领袖少奇同志,在1962年中共会议上,再次代民宣言而警告他的时候,毛泽东偏执而独尊的意志与观念、极度的怀疑、恐惧、困惑、尴尬与愤怒,终于促使他以秦皇横扫六合的狂荡之势,开始夷平历史悠久的古国文明,也开始追求他早年所痛恨的一切。特权,一旦与人性的弱点、与谬误的理论相结合,人类社会的文明、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如果说,毛泽东于经济是个门外汉,这话也是不实之词。只是,毛泽东的所谓经济思想,是苏共空想社會主義与中国古代大同境界的混合物,我称之为主观经济。以主观来规划客观,本身就不符合经济规律,行路甚难;如果毛泽东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话,以他的谋略之智,辅之以专家学者和外国友人的协助,也许共和国的农民不会蒙受那么多的灾难和屈辱。但毛泽东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巩固地位的权术之上,大搞所谓意识形态,大树个人形象。文化界的三大战役、百花运动、反右等,他几乎征服了所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控制文化人,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有意识有计划地接见各路知识精英,以期了解他们的真实心态。他的视觉没有放过任何领域,政治哲学和文艺自不待言,即便是量子物量学、形式逻辑学等,他都亲自参予讨论,他总担心,会不会有政敌剑走偏锋来搞掂自己。蒙在鼓里的学者之流,还美滋滋地以为主席的关怀无微不至。试想,一个以权位为重的领袖,怎可能让农民走上小康?

  当彭德怀、刘少奇为首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向毛泽东发难之后,毛泽东经营多年的精神体系,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崩溃。他陷入了绝望的与孤独之中,他深感自己不是悬壶济世的经济之才。从那以后,他对经济已没有什么兴趣,当美国总统访华咨询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不无尴尬地说,他是搞政治哲学的,不懂经济。你要问就问周恩来吧。在他执政的以后的年月中,他再没有提出过自己的构想和农业体系,所谓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都是周恩来他们的建议,他朱批一下就行了。而大寨大庆的经济模式,在本质上仍属官僚经济,假大空的成份十分明显,毛泽东体系下的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注定只能以假大空的形式,来应付世界潮流。因为它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一切以权力为中心。譬如大寨,它的所谓成就,主要靠地方政府的现金或物资支助,地方官员是把它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并以此来讨好当今主上。大寨原本是天然条件下的处子,被人利用则失去了它的贞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群众中来的大寨英雄陈永贵,竟被毛泽东钦定为副总理,但当毛泽东同陈永贵坐在一起谈话时,老实巴交的汉子居然无话可说。他发出了悲凉的慨叹,你陈永贵要有文化就好了。没文化的人当上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体系下的假大空是不是到家了?全国学大寨的结果,不仅没有解放生产力,而且带来了程度不一的破坏。首先,深受三面红旗之苦的广大农民,已经厌烦了这个运动和那个运动,大寨也好小寨也好,农民并不卖毛泽东的帐。如内蒙古地区,农民的劳作常常带有破坏性,只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眼前的利益,将肥沃的大草原弄得满目疮痍。以至在若干年后,许多绿茵茵的草场已退化成沙漠。而中南部的农民,则大搞围湖造田,那些著名的、美丽的湖泊,在他们的折腾下,几乎快从地图上消失。

  农民的烦恼越来越多,农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消极怠工的、偷偷摸摸的、带头闹事的、流窜犯罪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在农民与工人階級之间,已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对立仇恨的情绪随处可见。可是,我们的农民领袖毛泽东,竟对此束手无策,仅靠他的階級斗争理论、雷锋同志的榜样和陈永贵、王铁人、焦裕禄他们的革命精神去约束他们。约束,在本义上是瘦身运动,不让身心欲望膨涨,颇有宋代理学教义“存天理去人欲”的况味。而瘦身文化运动的结果,是农民的骨瘦如柴,和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幽怨……

  1975年12月26日,这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生日。寂静的中南海,与外面如火如荼的階級斗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自己的书房中,毛泽东接见了一位特殊身份的、旧相识的农民妇女,毛泽东虽已年事已高,眼前万物半朦胧,但农妇的哭泣他听得清清楚楚。他忽然觉得,农妇哭泣的内容,与他在1960年听到的汇报完全相似,他震惊了,沉默 了,也迷惘了。推窗远眺,他无限感慨,自己奋斗了一生,谋略了一生,竟然如此这般!毛泽东啊毛泽东,他在心底念着自己的名字,两行老泪悄然滚下。

  毛泽东一生流过多少泪?恐怕不会太多,但别人因他流的泪,少说也是一湾东海。从大跃进年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多少人因毛泽东的错误而伤心流泪,实在无从考证。这其中流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文化人知识分子。

  细细想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多灾多难。更远的且不说,那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一口气就活埋了几百个读书人,就象埋死猫死狗似的。而流氓之帝刘邦,也曾朝被俘的儒生头上撒尿,还一边呵呵大笑,活脱脱一副无赖嘴脸。当然,这还不算什么,同明清两代的君主相比,他们的行为只算是小儿科。在这个以古老文明见称的国度里,屠宰文明就象屠宰牲畜一样,几千年来的故事怵目惊心。

  稗史记载,嘉庆皇帝对持不同政见者,总是耿耿于怀,却又找不到整治他们的借口和理由。几经谋划,他鼓励臣下献机献策,畅谈为政之道。见大家有所顾忌,便信誓旦旦笑眯眯的说,朕既要你们开口,就大胆说吧。如果你们说错了,我绝不会以言治罪。如果因你们失言而问罪,孤家岂不是明设陷井么?君主如此英明睿智,大家都心悦诚服,围着主子一顿子曰诗云。谁又会想到他话里包藏的祸机?结果没多久,文学士亮吉等人被嘉庆帝相继诛杀,朝廷再也没人敢多嘴了。阴谋,阳光下的罪恶,在阳光下尚且如此卑鄙,那阴暗角落里的罪恶,又该是何等丑陋?至于清代的文字狱,就更骇人听闻了,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制裁,其暴行足以让每个炎黄子孙,为自己民族的历史感到羞辱。没有言论自由,人民不能表达自己的心声,这是什么样的民族文化?而实际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溢则溃。”这句格言是前贤对周朝末年政治生活的总结,它也表明,一个政权越是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就越是象征它的末日为时不久。晚清不也是这样吗?幸亏朝廷出了几个改革志士,当权者才有所收敛,而湖湘文化的突起,与西学的东渐,这才打开言禁。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才诞生了一大批思想文化精英,才有了青年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温床。换言之,毛泽东思想及其事业,是思想言论自由的产物。翻翻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他对统治者的讽刺、嘲弄甚至是咒骂,在其字里行间随处可见,特别是他同蒋介石的抗争,公然号召人民起来打倒他。如果当时存在所谓“言禁”与“党禁”能有毛泽东的今天吗?

  遗憾的是,毛泽东通过言论自由换来的政权,又回过头来压制言论。早在他坐镇延安的时候,他就开始对党的信徒们逐一洗脑,哪些话讲得,哪些话讲不得,都得以他的指示为标准。所谓延安整风,就是为他顺利建国和慑服人心作准备。人言可畏,毛泽东对此深有感受,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忘记了王船山、曾国藩、杨冒济、李大钊等大师的教诲,不让他的子民们随意开口。馬列主義教科书中大量新鲜的词汇,成了他整治伙伴的帽了,而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使他们委曲求全,伏首认可。而他的权威、他的神坛,就这样在知识分子的泪水中高高耸起。西方无产階級革命的结果,是民众的智慧的觉醒,清灭了所谓救世主;东方无产階級革命的结果,却是民众理性的沉沦,信仰自己的大救星。蓝色海洋文明与黄土高原文明的抽象比较,是不是耐人寻味?

  曾几何时,那些为中共夺权鼓与呼的文化精英们,没有谁不欢迎新政府,没有谁不向往新生活。更多的人,都想在和平民主的社会,施展才华,报效祖国。即使身处异乡的海外游子们,如钱学森等科技人才,也都纷纷返回大陆,准备为建设新中国尽绵薄之力。可谓群贤毕至,风流云集,天下英雄都在彀中了。

  五十年代之初,毛泽东还算是注重知识分子的。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这句古老格言,毛泽东当然明白。他深知坐江山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也曾强调说,无产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他训斥行伍出身的部下说,谁说不要知识分子也行?这是不对的,我们大老粗没知识分子怎么行?毛泽东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也可以说是权力制衡之术吧。进入和平期后,那些农民出身,但凭借战功升至高位的将领们,因失去了发挥自己专长与提升的可能性,因而普遍存在一种失落感和抱怨情绪,并在下意识中,对受到重用的知识分子干部怀有敌意。这当然是毛泽东不想看到的现象,如果让他们这种情绪发展下去,最后必然会怨恨到自己头上来。他利用了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从理论上压制住了武官们。1950年6月,在中共届三中全会上,他以一石两鸟的语法说,那些老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要把他们养起来。这句话实际上对文武两派的制约,武将们听了无可奈何,文官们听了也受宠若惊唯唯诺诺。为了体现明君的风度,毛泽东亲自指示手下,关注旧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如:把章士钊等民主人士请到中南海共商国事,邀请他的同乡齐白石大画家参加政协会议,让“文化汉奸”周作人搞翻译,慰问穷困的大画家李苦禅等等。但一个“养”字,已把他高高在上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清高骄傲,又容易满足。胆汁型的遗传因素,使得他们多愁善感且不时轻薄他人,以为自己喝了几瓶墨水,就超凡脱俗,高人一等。这对于既自卑又自大的将官们来说,真的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这更是他不能容忍的。知识分子的德性,他当然清楚,不加限制的话,绝对会犯上作乱。他的学生、中共元老柯庆施,以男人评婢女的口吻说,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不肯作自我检查,总是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而那位叫高岗的,更是粗野的咒骂知识分子,说他们就象雄性的生殖器“说硬就硬起来了。”可笑的是,高岗的马屁没拍中,自己后来也被毛泽东弹压了。柯庆施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敌视,在这个农民成份很大的政党内,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并潜伏着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即党政要员们在感情上是排斥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基本上还是偏袒帮自己打天下的兄弟们,过去的历史证明,他们对自己都很忠诚。所以,他一再教训知识分子,要放下臭架子,要服从文盲上司的领导。并警告说,知识分子是否有前途,决定于服从命令的程度。喜欢引经据典的毛泽东,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古训,讽刺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话外之音是,你们得老实点,没饭给你们吃,你们就没戏了。这样,他巧妙利用了文武双方的相互制约,鱼和熊掌都要得,最后把他们全部消化。

  从1951年到1955年,毛泽东在文艺界开展发功了三次大规模批判,史称“三大战役”,即: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问题,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杞人忧天的行为,可在当时,毛泽东可是煞有其事,如临大敌。这是他情商不足,还是智商不足,历史自有公论,留待后人评估。

  1951年2月,孙瑜主编的《武训传》电影在北京等大城市公演,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虽然毛泽东总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闷闷不乐的他,却发表文章说,《武训传》宣传封建文化,为统治者唱赞歌。其实,毛泽东是反感赞美别人,这世上只有自己为天地至尊,怎么可能还有谁比我毛泽东还好?《武训传》的歌中有这么几句词:“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谁启我遇?谁济我贫?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这歌词不是犯了大忌吗?只有毛泽东才是千古一人啊,那乞丐啥东西?自此,全国澄清思想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就拉开了序幕。虽然,毛泽东在是年4月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但才放出一朵,就以毒草而视之,其它花还敢竟吐芬芳吗?圣旨一下,先前由衷称赞《武训传》的人,纷纷自我批评,打着自己的嘴巴说糊涂。这里面,有当年的四条汉子之一夏衍,有主席不离口的周恩来,有毛泽东文艺代言人周扬、秘书大才子胡乔木……,文人的二重性,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佳的诠释,这也注定了他们一生的成与败、喜与忧、福与祸。

  有鉴于此,毛泽东觉得不能等闲观之,你知识分子怎么老说别人好,把我毛泽东搁哪?我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闹共运的时候,你们还穿开裆裤,怎么如此不知天高地厚?毛泽东想到了他的延安传统手法,也可以说是毛氏春秋笔法,这就是屡试不爽的整风,用柯庆施的话来说,就是要多打知识分子的屁股。特别是旧知识分子,毛泽东觉得他们最有城府,也最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如不清除,后患无穷。

  事有凑巧。正在毛泽东考虑依靠新生力量制约老头子们的时候,山东大学乳臭未干的学子李希凡和蓝翎,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红学专家俞平伯发难。他们致书《文艺报》,批判俞的研究只从抽象的艺术出发,没有階級观点。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当即授意写作班子,组织文章批判俞平伯。说,俞平伯的研究,是階級斗争在文学领域里的反应,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翰林编修们何敢怠慢,1954年10月,由中国作协召集60多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举行《红楼梦》讨论会。一开始,主持人就宣布了毛泽东的意旨,原本还想显山露水的精英们,转而一致批判俞平伯,毛泽东时代的文字冤案由此拉开了序幕,而重视与利用年轻人压制老一辈,防止所谓野心家篡夺毛泽东的权位,就成了毛泽东谋略的又一显著特征。李希凡与蓝翎,也因此得到晋升,后被调到文艺报社部门负责。榜样的效用,从这以后,全国的年轻人纷纷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毛主席叫咱干啥就干啥,最终成了红色风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俞平伯的批判,还仅仅只是个线头,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根子何在?自然是红学开山人物胡适了。胡适是个有份量的学者,仅博士头衔就有30多个,学问了得。1920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职员的时候,就聆听过胡博士的讲座。胡渊博的学识、文化大师的风范,尤其是他阐述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让毛泽东深受感染。而实用主义成了他一生的行动指南。现在贵为领袖的学生,他当然明白老师的城府深度,也知道胡博士目前持何种心态,既然彼此都是实用至上,我毛泽东就用不着对你客气什么了。再说,你胡先生完全能够理解学生的行为,青出于蓝胜于蓝嘛。俞平伯出事后,胡适只觉得有点意外,没往深处想,但他劫数难逃。瞬即,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全面批判胡大师的哲学、政治思想、历史学和文艺思想,他的至尊权位和他借用的馬列主義武器,打得胡大师屁滚尿流,不知秦耶汉耶,今夕何夕。

  胡适的倒下,是毛泽东杀鸡给猴儿们看,这意味着所有旧知识分了的使用价值已经完结,而他们的悲剧命运也就拉开了序幕。既然没了使用价值,那就滚一边去吧,别说是你胡适之流,命长的话,你们等着瞧。紧接着,羽扇纶巾谈笑自若的毛泽东,盯住了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说他维护旧权威,阻挡新生力量。原来,李希凡他们致书文艺报时,冯雪峰本着学者的良知,未予理睬。李希凡他们的文章在另外的刊物发表后,引起了谋略大师毛泽东的重视,既然如此,冯雪峰也就难辞其咎了。尽管冯雪峰当时是党报的主编,也是鲁迅全集的主编,尽管他还是毛泽东与鲁迅的“红娘”,也被迫公开检讨,并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回娘家。冯雪峰同样成了实用主义的牺牲品,他不知道,毛泽东整他的目的,是想让党内受重用的精英们明白,各位看好了,冯雪峰在我毛泽东眼中,不过是一根葱而已,你们该怎么做,应该心中有数了。

  洗脑换血工程,在毛泽东有条不紊的计划中进行。“换了人间”,不应只是政权和社会体制的变更,还应该包括所有中国子民的灵魂。毛泽东想让所有属于这个国度的人,从灵魂上皈依自己,这样,反帝反修也好,防止篡权夺位也罢,他就易于反掌了。当他看到俞平伯、胡适和冯雪峰他们的狼狈不堪,他深信自己有能力征服所有的人。当然,他最想征服的对象,是那些有思想的文化人。他很清楚这个不争的事实,历史的兴衰,政权的更替,都是思想的结果。为了巩固自己的一统江山,他绝不能让文化人有思想,就算你有思想,也不能让你开口胡说,否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下面轮到的是胡风。胡风可是当年著名的左翼作家,是鲁迅文学派的主将之一,他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以及他的编辑与创作业绩,为共产党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影响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优秀作家,如贺敬之、艾青、聂绀弩等等,开创了文艺界的新生时代。所谓新生,自然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自然敢于向陈腐传统挑战。包括鲁迅在内,新生代的作家们,都是不信邪的血性中人。他们几乎都有着藐视权威,追求民主自由的强烈倾向,他们作品的人文精神、摧枯拉巧的气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算是极有价值、极有魅力的文化财产。然而,他们的价值,随着使用期一过,价值就贬值了,或者说什么都不值了。国外的一点风吹草动,毛泽东都浮想联翩,坐立不安,又怎能容忍胡风大军的叛逆思想?届时,他们又闹出一个什么口号或战线,岂不会要让我毛泽东走人?就这样,毛泽东精心布置了对胡风及其伙伴们的批判文章,并不辞劳苦,对所有批判文章,都逐字逐句的、一丝不苟的作了极不善意的批注,同时谕示手下奉旨行事。结果,胡风被人民的公安逮捕入狱,受其株连者达78人之多,冠其名曰“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从此香消玉殒,含冤25个春秋,乃至未活到平反之日,而抱恨终生。史家常有议论说,奇怪啊,古今人物和天地文章,在毛泽东眼中都微不足道,为何独独垂青鲁迅?其实此言差矣,如果鲁迅活到新中国,我敢说他一定是命运最悲惨的文人。利用死人来显示自己的境界,这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逻辑行为吧,对于只求目的不择形式的毛泽东来说,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从1951年至1955年,毛泽东在文艺界开展的三次大规模的整风批判,虽然让很多文化人产生了困惑,“为人民谋幸福”的毛泽东,究竟谋的是什么幸福,他却明白的无误地告诉了人民,什么叫作毛泽东。从旧社会迈进共和国的知识精英们,大多在毛的神威下噤若寒蝉,诚惶诚恐了。谁都不敢动笔写点什么,也不知该写什么,文人们固有的灵感气质,已荡然无存,就更不用说什么人格的尊严和价值取向了。毛泽东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主教,家文化与家天下的封建模式,以一种新的合法形式在继续进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几十年的呐喊和奋斗,中国的知识分子虽已打倒孔家店为首的旧文化,却丝毫没有动摇稳如磐石的东方专制。如果仅仅归罪于毛泽东个人,显然是偏颇之词,中国历史文化的集权理论、奴才学说和人性的弱点,应该才是悲剧的症结所在。为什么古人说“文章憎命达?”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伴君如伴虎”这一名言,不忠于主子的人,即便不死于非命,也必然痛苦一生。即使你忠于主子,但你的水平绝对不能比他高,否则你同样有不测之虞。商代的比干、战国的屈原、唐代的陈子昂、宋代的岳飞以及众多的忠臣们,可以说他们都是愚忠到了家的汉子,却多因其卓越的才华而遭迫害。聪明一点的,如老庄、阮藉、苏东坡、唐伯虎和郑板桥之辈,则寄情山水,放浪形骸去了,虽然表面上潇洒,内心之痛苦却无人知晓。专制文化下的读书仕子们,不论你如何聪明盖世,你却只能深藏不露,志在千里也好,悬壶济世也罢,千万得瞒着主子,方可保官运亨通,一生平安。象那唐代的冯道,历任五朝丞相,人称不倒翁,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其秘诀不外乎两条:一是永远笑眯眯,二是吾皇英明不离口。这位政客大师的招术,启发了后世的官僚弟子,即,这世上只有一个人永远是对的,那就你的主子。除此以外,知识分子的二重性、双面人格和人性的弱点,也在客观上促成了神权文化的形成。50年代以来的文化人,绝大多数都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人,人云亦云,趋炎附势。如文艺理论家周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先是帮毛泽东整这个整那个,后来又被别人整,直到老死之际才感愧自己的平庸。再说,要为五斗米折腰而产生的依附性,也让更多的知识分子昧着良心说假话,利用手中的媒体,对毛泽东作了大量不切实际的歌颂,人为地拔高了毛泽东的形象,神化了他的魅力。以至出现了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市区地区,甚至到街道居委会,都有专门歌颂毛泽东的文艺班子,形成一支庞大的颂歌队伍。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子民,又有什么神造不出来?

  如果说,毛泽东在四十年代的三大军事战役,让他夺取了国家政权;那么,他在建国后的三大文艺战役,则为自己步入神坛铺平了道路。然而,神坛带来的,只是令人窒息的寂寞,花谢纷飞,群英凋落,作家们早已江郎才尽。即便缺少儿童作品,也都要有他的文件批示“邀请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才敢去写。可就是这段时候,苏共的文艺已开始有了变化,曾被斯大林禁止的很多作品,重新在各地发行,刘少奇不失时机地找周扬、刘伯羽谈话,反对文艺上的粗暴干涉,应该有言论自由,要让大家说话。一切向斯大林看齐的毛泽东,有鉴于苏共文艺的变化,也在会议上赞同,要克服文艺的僵局,办法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周恩来很快按他的授意,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几点意见》,说建国后,没有给知识分子应有的信任和条件,并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可是,周恩来所指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科技人才,并没有涉及文艺。只有不知深浅的陆定一、周扬他们,见风就是雨,多次在会议上说,要给作家自由,要打破文艺教条。他们哪里知道,毛泽东在本质上是反感双百方针的,他对党政干部说,地委副书记以上的干部党员,十分之九是不喜欢双百方针的,人民日报也不同意双百方针,苏联也是不赞成的。他虽然在1956年5月的《论十大关系》中说,双百方针很有必要,但不能让胡适他们来争鸣。他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此时,早就想把刘少奇搞垮的毛泽东,正愁找不到下手的借口,索性让他们去鸣放吧。他的想法,苏共赫鲁晓夫都有所察觉,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是个激将法,它鼓励知识分子公开表现自己,以便他将那些不纯的花丢到垃圾堆里去。美国的杜勒斯,也有同样的怀疑,1957年6月他答记者问题,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究竟是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的罗网,我们还不能马上断定。专家们的疑惑,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是文艺三大战役后的清扫工程。在他看来,那些隐藏在深处的“资产階級分子”、“帝国主义代言人”、那些想夺位而代之的阴谋家,仍然需要剿灭,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在百花运动中自行暴露。

  果然,1957年春天的文艺界煞是热闹,莺飞草长,柳绿桃红。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主题多是反官僚、针贬时弊的好作品。毛泽东甚至还鼓励说,建议人民日报开办杂文栏目,他喜欢读杂文,自己退位后可以当一名杂文作家,长期供稿。领袖爱读杂文,绝对是开明主子,人民日报主编邓拓,当即开设了杂文专栏,并亲自撰稿《废弃庸人政治》发表。在文艺理论上,比先前也有所突破,如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意见》、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等,一时间,知识分子都比较舒畅,似有雨过天晴之感。

  从1957年3月至4月初的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号召大家,文艺需要百花齐放,不管有多少花,你尽管放。现在还放得不够,我们不学斯大林,不要怕,毒草怎么能够避免?作品中的妖魔鬼怪,要让它们出来,何必着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让它出来不是提倡它,我是想消灭它,消灭的办法是必须让它出现……

  至此,百花运动的真实面貌暴露无遗。精通兵法的毛泽东,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之计,准备将所有的反党反社會主義分子一网打尽。同年4月中旬,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为党内机密文件印发各级党委,全国整风开始,文艺界大难临头。毛泽东不无恐惧地说,近来右派甚是猖狂,什么拥护党和政府?全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无论是民主党、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都是如此。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毛泽东竟然谁的话都不相信,也许他相信却故意说不相信,以利他的全面肃清工作。话说回来,他在建国后的一系列举措与运动,的确让很多有识之士大为失望,他们迫于压力,口头说拥护的人肯定不少。就算如此,作为一国之领袖,应该反省自己的言行才是正理,怎么可以拿群众的不满来兴师问罪呢?5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5.16通知》,明令各级党报要“诱敌深入”,暂不反击。他故意诱引群众发表己见,然后以他的时髦术语将他们套牢。联想起他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类的宏论,不免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整风运动,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与操纵下,迅速在全国展开,美其名曰,“开门整风”,号召党外朋友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勿庸忌言,这是毛泽东“三大战役”谋略后的继续,他已将打击的对象,从党政文化中的精英分子,扩大到全国的知识界与管理阶层,他试图从党外群众的口中,了解他的信徒们是否真正执行了自己的政策,是否和自己同床异梦。

  然而,又一次让毛泽东难堪的是,帮共产党整风的运动,实际上造成了共产党的难堪,老百姓对地方官员的侵权行为,地方政府的腐败勾当,已引起了不少群众对中共政权的意见,先前的腐败官僚刘青山和张子善虽已被镇压,但没有监督机构的体制下的腐败,仍然层出不穷,鱼肉百姓。如,上海某大学校长,因系党外人士,并没有实际的权力,而党员副校长却大权独揽。一次副校长因公外出,竟张贴告示云:本人外出期间,其职务由校长暂时代理。一时传为笑料。专权如此,什么腐败不会产生?武汉市爆发了共和国第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运动,群情激愤,介天震响,他们一致抗议某些地方官吏的劣行。而在另一些开门整风的事件中,某些有良知的中共干部,在听了群众的控诉后,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们含泪向控诉者鞠躬,“代表党”向他们认错。至此,北京和上海的学生,不少人已经开始走出校园,开始反感当局的做法,大规模的骚乱一触即发。

  搞学生运动出身的毛泽东,对学生的闹事当然不会太在意,他错误地认为,是有人在幕后操纵孩子们。他根本没去想,他的干部因为享有特权,造成了新的腐败与矛盾,只是认为他们缺乏党性和组织纪律,因而,他为自己的全面整风找到了理论根据。随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情绪与日俱增,坚定了他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信念,绝不能让他们危及红色政权。1957年6月,毛泽东重新修政了双百方针,新增了六条标准,即六个“有利于”。之后,知识分子分为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两类,并以此重新评估所有的知识分子。而实际上,在他的眼中,知识分子只有一类,应该统统清除。从1957年6月到9月,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达27次之多,是全国文艺界最具规模的批判会,这阵子,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等人,是毛泽东要大御八块的主要对象。而那些所谓人民的作家们,一个个挥戈上阵,泡沫横飞,把丁玲他们骂得狗屎不如。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虽然内心同情文人的命运,却附和大家的发言,说,没有以前的双百方针,就没有今天的争鸣与齐放。反右还没在文艺界很好地开展,大家要积极行动起来,整风还要细细地搞。这样以邪压正的批判会,周恩来居然说是争鸣与齐放,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中共要员对毛泽东的效忠与拥护,助长了毛泽东的狂放不羁。1957年初,毛泽东南下巡视,在上海的干部会议上,他作了《打退资产階級右派进攻》的演说,把知识分子贬得一钱不值,如同旧社会的长工和婢女。并强调说,教育界和文艺界的唯心论最多,它们的意识形态最差劲,都有階級倾向问题。毛泽东说话时,那种咄咄逼人的口吻,那种对文化人的轻蔑,那种欲置知识分子于难堪而后快的心态,真是匪夷所思。9月6日,在湖北省地委书记会议上,他以军事战略的眼光说,改造知识分子不是短期的事,而是长期的艰巨任务。说知识分子不知天高地厚,一鸣放起来就向党猖狂进攻,搞得天昏地暗。究竟是谁把国家搞得天昏地暗且不说,但从毛泽东的话里已经清楚看出,他是反对群众鸣放的。到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继续反对双百方针。说,百花齐放,是放,百家争鸣,是鸣。放与鸣,是指文艺和学术,不能涉及政治。右派却要涉及政治,搞什么大放大鸣。在这里,他干脆把话挑明了,只要不干涉我毛泽东的政权与指挥,你们怎么鸣放都行。如果按他的文艺理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要反应现实和群众的喜怒哀乐,那么,现在又不准文艺干涉政治,文艺该怎样为政治服务啊?

  就是这样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道理,就是这么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灭顶之灾,开始袭临全国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春天,文艺界凡是得到过毛泽东称赞的人,到夏天都被打为右派,令他们懊悔莫及。如刘宾雁、王蒙、刘绍棠、邓友梅、流沙河等人,瞬即跌入无底深渊。不久,全国文联协会被钦点的右派,就有87人之多,而在全国其它领域内被打成的右派,竟达30万之众,他们被当成敌人惨遭折磨。如果说,涅槃中的凤凰可以再生,那么反右炼狱中的知识分子,却万劫不复了。从那以后,不堪凌辱的知识分子,跳楼的、卧轨的、服毒的、上吊的、投水的、割脉的、撞墙的人,根本无法统计。

  悲剧是双重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可以依赖的政权,而政权也失去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骗的感觉,不仅导致了他们很多人以后的消极沉沦、虚伪和奴性,而且导致了民族信仰的危机、文化的衰退与道德的崩溃。作为弱势群族,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知识和一腔热情以外,其余一无所有。他们的先进性、创造性,在毛泽东巩固政权的意识形态运动中,逐渐灰飞烟灭,很多人成了叫他干啥就干啥、没有思想的机器人。难道这就是毛泽东早年追求变化民质的格局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整风大师毛泽东征服了全国的知识分子后,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1957年9月,毛泽东对来访问中国的苏联大使尤金说,建国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现在好了,我们打退了资产階級右派的进攻,全国出现了新气象。“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终于有心情来营造他的浪漫诗境了。这段时期的前后,他在书房同著名学者冒广生探讨诗词格律。携楚辞游玩杭州、上海等风景名胜,与史学家周谷城谈古论今。大量圈阅古代诗文,如离骚、汉赋、韩愈文章、桃花扇、金瓶梅等名著名篇。兴致来了时,还手抄章节,送给江青等亲信传阅。甚至,陪张治中南下视察,一路上大谈程朱理学。反右以后,毛泽东成了中国文化唯一的读者、学者和作者,因为只有他可以涉及。他在晨曦暮色之中徘徊,思索,孤独的心灵似乎在与古代圣贤对话,但谁也不知道,他的喃喃自语说的是什么。

  台风的中心,常常是短暂的宁静。

  全国知识分子的投降白旗,与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的确有鹤立鸡群之态。对于孤独,毛泽东倒是无所谓,因为他深知圣人之境,不是他人能够企及的,何况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他忧虑的是,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必然会带来文化的断层与苍白,如果没有文化人帮自己管理天下,为自己撑门面,岂不愧对中国文化大师和马列同行的称号?再说吧,那些个盯着自己权位的“阴谋家”,如果以此来刁难打击自己,那么自己经营多年的家业就会泡汤。尚变好斗的毛泽东,运动之神的毛泽东,借助于自己高大的体格和地位,决定“乘胜追穷寇”,务必“澄清万里埃。”他新一轮的军事谋略,在中南海的灯光下,一闪一闪。他自信,这必将是燎然中国的熊熊烈火。这时的毛泽东,真的嘲笑秦始皇,因为他只会使用暴力统一中国。而他自己,不仅用暴力平定了天下,还左右着华夏所有的灵魂。所以,他后来对外国友人说,秦始皇算什么?我比秦始皇还秦始皇。天子无戏言,良有以也。

  明白了毛泽东反右后的心态,就会理解大跃进中的无产階級文艺,当时可谓是无边落叶潇潇下,万花纷谢一时稀啊。文字冤案在中国历史上,此刻已达到了鼎盛期,谁还敢不知死活叽哩哇啦?但鉴于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这一公论,嗜古如命的毛泽东,竟然倡导四不像的乡巷歌谣,用他的话说,叫作社會主義民歌谣。民歌谣谁爱唱啊,当然是年轻人,年轻人不信邪,造反是一流高手啊。他们的冲劲不仅可以推动大跃进,还可以制约老一辈啊。在毛泽东的鼓舞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尚被利用的文艺巨头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所谓共产主义文艺问题,毛泽东的文艺代言人周扬更是肯定当时的新事物,盛赞大跃进民歌、工厂史、革命史等文艺形式。1958年9月,中国文联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更进一步倡导:“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奴化了的作家们意犹未足,竟然要求“一个县出个郭沫若,出一个梅兰芳”,现在看来,是不是要笑掉大牙?当时,不知死活的文艺家秦兆阳,写了一篇论社會主義现实主义的文章,认为大跃进式的民歌,不能反映社會主義的现实。毛泽东说,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而没有革命的浪漫主义,就没有经济的大跃进。秦作家因发表此文,最终被踢到右派行列,负罪终生,因为毛泽东十分害怕作家涉及真实的现实。也许是利令智昏吧,自以为是的毛泽东,竟在1960年5月的全国三次文代会上说,收集民歌的办法,是每人发三张纸,把你的民歌写出来。实在写不出的话就找别人写。为了求得老百姓空洞的赞美之词,毛泽东在这样有规格的大会上说这种话,其心态是否有点可怜?但为了响应领袖的号召,全国上下闻风而动,文坛泰斗和各级党委,都把收集民歌当成一件大事来进行,没有谁敢怠慢。结果是,不仅所谓代表作《我来了》、《王贵与李香香》有形式主义之嫌,就连大家一致看好的《红旗歌谣》,毛泽东也批评它水份太多,毫无诗意可言,不如自己年轻时读过的旧民歌。虽然毛泽东出于某种需要,对臧克家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但他骨子里却讨厌它们,并对朋友说过,无论什么新诗,给他二百块大洋也懒得看。而事实上,在毛泽东大力推行民歌新诗的同时,自己却陶醉在楚辞汉赋与唐诗宋词之中,品味仕大夫的人生情趣。当《红旗歌谣》等革命力作,被人当废纸视而不见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承认,他的民歌运动,他的社會主義文艺宣告失败。至于为什么失败,他也许没认真细想,反正对于绝对权威的他来说,败也是胜。

  这种情况,有点文学修养的周恩来,在1965年5月全国文代会上,终于忍不住指出,大跃进文艺左倾太不象话,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但毛泽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因此,一般省市宣传部门都不敢传达周的精神。没有他的意旨,谁敢自作主张啊。果然,在尔后不久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反修正主义、反人性论、反人道主义的文艺思想,成为了日后社會主義文艺的主题。不用说,这主题仍是维护毛泽东权位的主题,而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情绪,积少成多,最终导致毛泽东不想在他死后让周恩来执掌大权。1960年7月,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应声虫周扬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仍然肯定与维护1958年来的文艺左倾思潮,为大跃进的文艺作品评功叫好。毛泽东话外有音地对周恩来说,要彻底打破少数人对文艺的垄断,却忘了,在文艺上说了算的人正是毛泽东自己。面对如此高傲的毛泽东,周恩来在1961年6月的文艺座谈会上,仗义正言说,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文化了,还有什么看头?1962年2月,周恩来又在北京剧作家会议上说,文艺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是总路线工作上的错误派生的。并再三强调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当时,在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人是陆定一,为了巴结毛泽东,他不同意周恩来的观点。他将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又一次在周恩来面前保持了沉默。此时的毛泽东,非常明白自己的文化政策与经济政策已濒临失败,而周恩来、刘少奇他们却大有市场。如不尽快制服他们,就会有大权旁落之虞。毛泽东的沉默,是火山爆发的前夕,少年时就崇拜孙大圣的毛泽东,在筹划与酝酿可同金猴媲美的大闹天宫,他想成为天地至尊。他早年感受到的蓝色海洋文明,此刻已荡然无存了。

  1962年8月,敢想敢做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把階級斗争的观念引入了文艺话题。9月份,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首次提出階級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要“以階級斗争为纲”。并指使康生整理批判小说《刘志丹》一书,说它是階級斗争在文艺界的反映,提出,“利用小说反党,也是一大发明”的著名理论。他发挥说,反革命要推翻我们的政权,总得先造舆论,因此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其实,早在1960年10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别墅研究苏联经济问题的同时,就在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控制中国的政治。陪他读书的秀才陈伯达之流,提醒毛泽东说,《东周列国志》一书所描写的史况可以借鉴。这是毛泽东少年时就读过的书,他重新细读,果然发现,里面讲的都是国内外斗争的故事,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巅覆政敌的故事。思维敏捷的毛泽东,马上联想到了国外的一系列动态,如:苏共反对他的双百方针,嘲讽他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宣布独立,与他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单方撕毁国防新技术协议,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等等。毛泽东认为这是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在全球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蔓延到中国内,岂不会有第二个赫鲁晓夫取代我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反修反帝、以階級斗争为纲的观念,已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形成。恰恰,这些观念都可以在马列教科书中找到理论根据,而对中共广大党员来说,馬列主義是他们不得不服的至尊典范。为了让階級斗争的观念深入人心,毛泽东这几年的诗作,多与反修反帝有关。譬如1961年11月和郭沫若诗,“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同时,毛泽东指示主要报刊,多刊发打鬼的文章,以至在一个时期内,很多报刊鬼话连篇。别人怕鬼,也许还说得过去,毛泽东这个“宇宙大气量人”、大哲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诗人怕鬼,实在耐人寻味了。

  自1962年以后,毛泽东手中的“階級斗争”宝剑,开始划破长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在以階級斗争为纲的原则下,道德楷模雷锋问世、社會主義教育运动在全民开展、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被赶下了舞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遍大江南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作为重点革命对象、大寨英雄陈永贵晋身中央要员,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浪潮声势澎湃……,而这一切,竟只是为了一个原始性的目的,即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打倒所有的毛泽东的竞争对手,让有资本的人永无资本,让想修正毛泽东的人被毛泽东修成正果。事实上,这是毛泽东思想逻辑的结果,也是他天性秉赋的必然归宿。从建国之始到1965年,民众对他的怨恨、知识分子对他的反感、党政要员对他的虚伪,已经让他陷入了空前的孤独和苦恼。大权独揽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导致了中国政治的危机,在毛泽东看来,解决的途径只有一条,这就是以乱治乱,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四海潘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毛泽东,重新穿上了草绿军装,向他的百万雄师和亿万子民诰令,开始新的长征。他是想通过险峰去寻觅无限风光?还是想学大闹天宫的金猴,把这世界彻底打烂,然后重新制作,实现他垂手而治的远古大同之梦?独尊产生的偏执,恐惧带来的臆想,毛泽东如无缰的天马,在没有任何约束的王国里,肆意狂奔,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疲惫不堪、已完全驯服了的民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毛泽东的号角声中扬帆,遗憾的是,舵手再一次把他的民族引入了无边的苦海。血泪的呻吟,善良的颤抖与邪恶的狰狞,共同组成了那红色的涅槃,蓦然回首,历历在目。我们已无勇气重述那震惊寰宇的人类悲剧,当匡扶正义的老人鄧小平先生,拂去了废墟上的硝烟后,毛泽东抛下的串串迷团,却仍然若隐若现,飘浮在新世纪的上空。倘能破译这些迷团,也许我们能更为清楚地看到他真实而完整的人生之境,而他的尴尬与困惑,他的得失与烦恼,将让后人喟然长叹而顿然感悟。

  史家一般认为,文革的悲剧系“四人帮”操纵与利用了毛泽东所至。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是与历史事实相违悖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绝非偶然,如前文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以圣贤为楷模,以天下为己任。这构成了他绝对的独尊与自信,当民主与自由观念同他孟浪的王者思想相冲突时,他的绝对权威,也就带来了绝对的破坏。可以说,反右是文革的前奏,而文革是反右的升华。

  1964年,所谓社會主義教育运动,其社会背景相当复杂。首先是毛泽东总路线的失败,让老百姓若不堪言,怨声四起。其次是斯大林主义的破灭与中央元老的痛苦,让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倍感压力。为了从思想上继续控制人民,使人民安于毛泽东的指挥,他只有使用他的绝招,这就是教育,而他的教育实际上是整风的同义词。在彼时,全国的知识分子已无条件地向他投降,没有谁再敢说半个不字了,清除中共元老对他形成的压力,就成了毛泽东最后的任务。

  中共元老集团是个复杂的组合体,有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农民将帅一派,有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文人领袖一派。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多少文化水平的农民将帅们,比较容易对付,随便用几个新鲜的马列词儿,就可以让他们伏首称臣。最让毛泽东头痛的,是有思想的文官们。特别是刘少奇,建国以来没少让毛泽东难堪,如不把他搞垮,自己的权位实难安稳。但是,对付刘少奇不会那么容易,毛泽东深知刘少奇在党内和人民群众心中,享有较高的威望,有些地方还胜过自己。因而,发动群众搞垮刘少奇,就成了毛泽东的最佳选择。他利用了苏共失败的现象,利用了老百姓怕吃二遍苦的心理,为刘少奇精心打制了,足以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罪帽,这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诚实厚道的刘少奇亲自布署并指挥了反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斗争,限于毛泽东支配政局的管理模式,斗争的结果不言而喻,反的都是贪小便宜的芝麻官。整风大师毛泽东,趁机以“保护一小撮,打倒一大片”之罪,开始向刘少奇发难,而刘还蒙在鼓里。刚好此时,与毛泽东有同样心态的林彪,因感激毛泽东支持他斗垮了罗瑞卿,抛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六条原则,他以“兴无灭资”的口号来讨好当今主子。林彪的口号,成了他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前奏,也成了他的荣华富贵和罪孽的序曲。毛夫人江青,为了实现日后接管中共政权的目的,也以“兴无灭资”为指导,开始清除尚存的30年代文艺骨干,即还在毛泽东身边的文化高干,想在文化领域里树起自己的业绩与形象。她的“京剧革命”由此走上舞台,在高亢嘹亮的唱腔中,尚存的文艺精英纷纷倒下,就连与毛泽东心往一处想的周扬理论家,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也尝到了蒙冤受屈的悲愤。

  毛泽东和江青利用林彪,中心思想还是用来对付中共元老。当彭德怀蒙冤普遍引起了党内高干的不满后,如果没有军队支持,势必难成气候。他曾对江青说,斯大林刚死,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我们身边就有赫鲁晓夫,我是准备他们把我打碎的,何况是你?与其让他们将来闹事,不如现在革命。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利用了政客姚文元,策划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毛泽东还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多次会晤,面授机宜批判《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告诉他们说,《海瑞罢官》是右倾翻案的产物,是有人想为彭德怀翻案。如果翻了案,就等于否认了三面红旗,就会让赫鲁晓夫上台。你们相互要多多通气,不要把事情搞砸了。结果,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公开后,全国知识界都对此有意见,而激烈反对批判《海瑞罢官》的人,首推北京市长彭真,他以自己的职权,扣压了北京各报刊发姚文元的文章,这可激怒了毛泽东和江青,指责彭真搞独立王国,竟然不把我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以君临天下的口吻说,我就不信,北京成了他们的天下,他想搞自己的王国,我们就较量一下嘛。毛泽东下令全国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夸奖姚文元有鲁迅的风骨,说他是左派好苗子,要培养。还当面对姚文元说,你是文化革命的主力军,我想听你的意见。而当彭真登门向毛泽东讨说法的时候,毛泽东却说要保护我们的史学家,江青的看法只代表她自己。同时,他在家中却成了“怕妻懦夫斯基”,他鼓励江青说,林彪同意你对彭真的意见,你们身上有很多共同点。一心想今后接管政权的江青,心领神会地说,意识形态的斗争,如没有枪杆子作保证,是很难成功的。毛泽东很欣赏夫人的眼光,竟然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至此,相互利用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毛泽东利用了夫人及共同伙的权力欲望,为自己扫除异己巩固大权,培养了强大的军政集团,而江青等人则利用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各求自己的人生目的,而最终的赢家,在毛泽东看来只可能是他和夫人。所谓“四人帮”,实际上不只四人,在整个文革运动史上,论到最高指挥机构成员的话,应该包括毛泽东、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洪文、王力、关锋、谢富治、戚本禹等等。而严格说来,操纵文革运动的、真正起作用的,说了算数的只是两个人,这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夫人。

  有了林彪的支持,毛泽东和江青不再有任何顾忌,一切按他俩的旨意,势如破竹地向前纵深发展。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终于罢了彭德怀的官,解了“万言书”之恨,将国防部长的宝座赐给了林彪。这意味着,以彭德怀为首的武官们,从此得仰毛泽东鼻息打发光阴,顺之则存,逆之则亡。与此同时,吴晗的饮恨含冤,让一大批党员史学工作者,如邓拓、廖沫沙等文化人,也从此没了市场。“兴无灭资”的结果,是江夫人样板戏的蓬勃发展,革命豪情荡漾中华。中共文艺的主要任务,是按毛泽东心腹柯庆施的方案办事,为建国以来十三年大唱赞歌。而毛泽东意犹未足,在他的安排下,江青和林彪又泡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该纪要中,林彪提出了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泽东的指示是最高指示,为执行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上刀山,下火海也要照办的口号。这对刘少奇、彭真等文官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明白的暗示,毛泽东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大限将至,你们就等着瞧吧。当刘少奇忙乎着帮毛泽东开展文革运动、批斗彭真、揪学生右派和牛鬼蛇神时,江青却在暗中发笑,她笑刘少奇愚不可及,不明白这场大革命是冲着他来的。1966年5月,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群起而攻之,林彪大声吼叫,你彭真做梦都想搞政变、想杀人,你以为我不知道?面对国防部长的愤怒和众人的批判,彭真乖乖低下了自己几乎晕炫的头,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兵贵神速,林彪又指使吴法宪写信揭发刘少奇,把刘少奇推向审判席,不久派兵镇压了武汉百万雄师之乱、又提出誓死保卫江青的号召……林彪的不凡身手,不亚于他当年指挥平型关大战,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深知,利用林彪完全可以击碎政敌的脑壳及其网络,更重要的是,林彪的出面,造成了一种假相,整中共元老的人是林彪,是人民子弟兵,而不是他毛泽东。当中共文武元老们纷纷落马后,毛泽东觉得向刘少奇发动总攻击的时候到了,在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文后,旋即与在大连候命的林彪通话,要他赶快回京。毛泽东说,你回京后,我要放炮轰炸那潭死水。林彪回话说,没问题,你放炮,我开枪。得意的笑声,在电话两端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共鸣。难怪江青表扬林彪说,有林副主席的支持,文革就有了胜利的保障。林彪也献媚说,枪杆子当然要保护你们的笔杆子。林彪当然知道,军权实际上掌握在毛泽东手中,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自60年代开始,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都要向他汇报。凡军官的任免、政治思想的工作规章等,都是毛泽东说了算。为了实现自己最后掌握大权,林彪不得不吹捧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但他非常清楚自己也不过是毛泽东手中的棋子,这位让多少人闻风丧胆的大帅,生平只怕一个人,这便是毛泽东。江夫人的所作所为,让他明白自己的最高统帅之梦,必将是南柯一梦。因而在他与毛泽东、江青周旋的日子里,他总是显得貌合神离,坐立不安,他一方面借口养病,谨小慎微,不让毛泽东看出他的心态;一方面又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与江夫人争权争宠。林彪的言行与心态,当然逃不出毛泽东的慧眼,为了充分利用林彪的角色潜能,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会上,沉着大气的毛泽东,钦定林彪为副统帅、唯一的接班人,并写进了九大新的党章。为了感恩报德,林彪果然向毛泽东的对手们,发动了更为猛烈的围剿,随着刘少奇倒台,鄧小平和周恩来等人,也列入了打击行列。而同时,林彪与江青的勾心斗角,以及他得意忘形的傲气,说自己“全国思想革命化是林副主席的首创”,促使毛泽东提前对林彪动手。毛泽东以不接受“天才”之称为由,利用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林彪的错误思想,并指责他擅自发布“林副主席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目中无人。乖乖这还了得,就象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样,毛泽东寥寥数语,就让林彪一蹶不振。加上九大期间,林彪提议设置国家主席遭到毛泽东反对,林彪明白,他的末日也快到了。当林彪想采取特殊行动的迹象,被毛泽东察觉以后,外逃就成了林彪唯一的出路。可以说,林彪自始至终是毛泽东的工具和牺牲品,但历史的因果逻辑也显示了,林彪的外逃对毛泽东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虽然从表面上看常胜将军败在了毛泽东的手下,但他的公开反叛,却导致了一个时代的终结。难怪周恩来在知道此事后号陶大哭,他不是痛惜林彪,但他的哭声,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葬礼。林彪曾对叶群感叹,自己的对手太强大了。其实,何止林彪有如此感叹?当刘少奇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后,毛泽东却带着慈祥的微笑,将《机械唯物论》一书递到刘少奇手中,嘱他好好看看,自己错在哪里。毛泽东的行为,使人想起高明的剑客在击败对手后,却笑眯眯地要对手欣赏自己的佩剑。在中共权力区域里,谁不畏惧伟大的导师?

  康生,毛泽东与江青的红娘,这位素有“肃反专家”之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帮毛泽东打倒了多少正义之士,现在已无法统计。陈伯达、张春桥、戚本禹和王洪文、姚文元之流,又为毛泽东干了多少损人利己的活儿,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无一例外是毛泽东利用的工具,都被毛泽东相互牵制、各个击破后而宣告破灭。而文革小组和所有党内的人士都知道,这场运动中真正的强者是江青。从批判《海瑞罢官》、揪三家村,到打倒刘邓、上海夺权风暴、最终击败林彪,文革中要搞谁,都是江夫人说了算。江青的行为,几乎遭到所有人的痛恨,但所有的人都无可奈何。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中共元老大闹怀仁堂,公开与江青对立,谴责文革做了国民党做不到的事,说江青是当代武则天。毛泽东不仅不认错,还气愤地说,怀仁堂闹事反文革就是反我,想要否认文革绝对办不到。他们要闹就闹,无非是文革失败,我和林彪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说江青是武则天,这是抬高江青了,可惜江青没武则天那两下子。用康生的话来说,毛泽东对江青是恨铁不成钢,明里暗里都要训她几句。毛泽东在骨子里是欣赏江青的,认为她有才华、有胆略,虽然没有明说让她接班,但实际的所作所为,都表明能够接班的人只有江青。既然林彪、周恩来和鄧小平都没有资格执掌朝政,那么,除了江夫人又还有谁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令毛泽东难堪的是,江青有恃无恐的气焰,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与日俱增,严重影响了毛泽东的声誉和策划。当时,党内外人士一致认为,毛泽东老婆的权力高于一切,而毛泽东不想落个纵容老婆垂帘听政的名声,所以在不少的公众场合,对江青多有训斥。同时,当有人不满意毛泽东的做法并指责江青时,毛泽东往往为自己开脱,说江青不代表毛泽东。只有当他们夫妻相处的时候,毛泽东则同夫人大谈历史典故,用古人的谋略启发江青,希望她走成功之路。即便如此,江青仍然我行我素,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特别是九大召开后,她甚至公开说,有人骂我是武则天,谢谢高抬。不过我要让他们知道,武则天并不是我的目标,我要超过武则天一百倍。她说这话的口气,与毛泽东说自己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是一个样,特权的恶性膨涨一致于此,可见有毛泽东暗中为伊撑腰。为了防止她的同党张春桥、陈伯达和姚文元他们争夺权势,江青同样以毛泽东的招脾来压制他们,张春桥恨她恨得咬牙切齿且不说,陈伯达好几次快要被江青逼得自杀,小辈姚文元他们就只好徒唤奈何了。当刘少奇、鄧小平老一辈和林彪被毛泽东摆平后,江青便利用陈伯达操纵了5.16组织,试图打倒周恩来,铲除最后的对手。虽然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与刘邓路线划清了界线,虽然他在毛泽东和江青面前唯唯喏喏,虽然内忧外困的中共政权,需要周恩来这样全面的人维持局面;但在毛泽东的眼中,周恩来只是“八级泥瓦匠”,是个和事佬,是对自己有意见却善于掩饰的高深君子。毛泽东当然不想让周恩来接管政权,没打倒他只是出于让他调和矛盾的考虑。当江青对此有意见时,毛泽东教训她说,你能学到周恩来的一半就好了,你再不改,再到处得罪人的话,我也会对你动手术,别怪我唱“霸王别姬”的戏。他又意味深长地启发江青说,中央的事,让总理多考虑,你的手伸得太长不好,你懂吗?你这么不团结人,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从毛泽东这些话语中,不难让人感到,毛对夫人的怜爱与痛惜之情。他已经下意识觉到,江青终究难成大器,如果让权给她,她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不得善终。如果遗位给尚存的中共元老,则自己的所作所为,将遭到他们的清算与否定。毛泽东在临终前,仍然坚持反对鄧小平接替周恩来,仍在全国开展针对周和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階級斗争是纲,其余都是末!”毛泽东的偏执与独断,终于引爆了1976年4月的天安門反抗运动,民众达50万之多。虽然他下令平息了众怒,但他的替罪羊四人帮被时代的潮流冲倒,而他的神威至此也黯然失色。在无奈中,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这个愚忠的汉子,按他的心态,他也许认为,华国锋出于感恩报德之情,且没什么文化与城府,其结果必然听江青的调度。这样做是否就很妥当,他已顾不得很多了,就在他左右为难中,他撒手人寰。带着他对江青难以割舍的牵挂,带着他对红色江山和至尊权位的深深眷恋,去了一个不再有階級斗争和修正主义的世界。

  毛泽东这位谋略大师,以一生的心血,完成了创造与破坏的惊人壮举。他的确给中国人民带来过短暂的喜悦和希望,可惜他终究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制约,也没有超越人性弱点的局限,而以他新的王者文化,否定了自己早年的追求,辜负了支持他的同志和人民。他导演了一幕幕空谈误国的历史闹剧,让不懂政治的人沉迷于政治,却让懂政治的人没有政治生命。让没有文化的人大谈文化,而使有文化的人变哑装聋。同时,他培养了一种凌架法制,漠视民主与人性的权力文化与官本位文化,如果不认识这种文化的危害性,社会就不再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就会成为谎言与伪善、贪婪与腐败的温床。而所谓民主,也就会成为少数人口中的泡沫词藻与橱窗内的摆设,假而大,大而空。与之俱来的将是,狂热而狭隘的民族感、不讲任何道理的暴力精神,唯利是图的国民心态和唯马首是瞻的奴性文化。犹为可怕的是,经过了多年的洗脑,很多中国人已找不回自己的灵魂,每个人都有原罪感,都认为自己生来有罪,为了生存总是接受批判并批判他人,人人都为政治口号所左右,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也就会因此而萎靡不振。

  可以说,这位打倒过无数精英的拳击大师,最终打败的却是他自己。

  《真相毛泽东》一书,欢迎出版界人士提供出版机会和帮助,谢谢.

  笑波,男性,中国长沙市人,人文科学工作者。现为湖南省某杂志社杂志社文化总监。

  作者电子邮件:chinese998(at)hotmail.com

  作者: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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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评论 »

  1. phuckmao 说:,

    2008年01月26日 星期六 @ 11:18:27

    1

    Full of bullshit.

    湖南人以为湖南出了个独裁恶魔自己就沾沾自喜,不知道你们是可悲啊还是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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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八月 24th, 2018 15:33:34 回复:

    民主斗士,被你看成独裁,你的脑子也是猪脑子,活该被人骗

  2. XXX亡 说:,

    2008年04月18日 星期五 @ 09:06:00

    2

    毛泽东就是个阴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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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仆众 说:,

    2008年07月24日 星期四 @ 03:54:10

    3

    一诗定乾坤,
    四字平天下,
    理解毛泽东,
    觉悟兴中华 。

    注:若知“一诗”、“四字”、“理解毛泽东”的内容等,请在网络上输入“王仆众”后点搜索即可。特别是在央视论坛中寻找一下。若认为有意义请将此信传给您的朋友等。谢谢!

    我的一些对新中国政治再认识的见解和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同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一件大喜事,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也一定会成为中国大多数人的共识,那将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王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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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王仆众 说:,

    2008年07月30日 星期三 @ 08:17:15

    4

    一诗定乾坤,
    四字平天下,
    理解毛泽东,
    觉悟兴中华 。

    注:若知“一诗”、“四字”、“理解毛泽东”的内容等,请在网络上输入“王仆众”后点搜索即可。若认为有意义请将此信传给您的朋友等。谢谢!
    我的一些对新中国政治再认识的见解和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同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一件大喜事,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也一定会成为中国大多数人的共识,那将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王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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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寒 说:,

    2018年08月24日 星期五 @ 15:31:50

    5

    治国无能,这种无知的话都能说出来,也不知道哪个人的治国水平比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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