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波: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理念

  没有谁怀疑毛泽东是一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他的言行几乎支配并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余波所及,乃至如今。

  在这个农民儿子的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甸,也可以看到现代多元性文化的折射。他的自强不息与困惑,他的成败与悲喜,他的狂荡不羁与自卑,他的睿智与过错,似乎很难以一般的眼光和尺寸来评判。但作为一个男人他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却是失败的。因为事实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没有把共和国引导好并治理好,而且他造成的灾难无疑是空前的。人和思想都是环境的产物,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注定了他的人生归宿和政治品格。作为一个农民领袖,在落后的旧中国,他不可能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概而言之,毛泽东是个不成熟的、自私的、阴谋、偏执而狂暴的政治家,如此而已。

  第一节:公有共产,天下大同——均贫富的经济模式

  学术界似乎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只对政治感兴趣,不怎么关注经济。但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毛泽东在建国前后,他最关心的大事之一就是经济。

  根据我们对毛泽东人生历程的全方位透视,他是个功利至上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他富于理想和激情,虽然子曰诗云一身书卷气,骨子里却比谁都看重实在。在名与利这个关系上,在《毛泽东早年文稿》中,他曾轻蔑地说:“思留千载名者妄也,钦羡他人留名者亦妄也”,又说:“吾人要此历史之名做甚?”这不是大彻大悟之言吗?唐代杜甫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叹:“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需身后千载名?”可见都是唯物主义一族,以实惠为归宿。

  说到毛泽东注重经济,早在他创办《湘江评论》时就撰文强调:“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这表明,不论哲学也好,政治也好,文化也罢,艺术也罢,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老百姓吃饭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嘛,没饭吃老百姓就要造你的反,你的主义和政策就是假大空。把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在首位,这显示了年青的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良知,足以让高谈阔论的王公贵族们汗颜无地。往后走,在毛泽东的“新村”和 “湖南共和国”里,在井冈山和延安,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布,老有所归,幼有所养,劳苦大众必须有衣食住行的保障,这些观点一直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政策。考核一下毛泽东的经济年谱可知,从二十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他几乎没有哪一年不就经济问题作指示,有些问题他甚至反复讲,亲自抓。他曾把经济成就作为衡量政党和政府的主要标准,认为不懂经济的政党就是一个无能的党,而不懂经济的政府是迟早要垮台的政府。

  能说毛泽东不关注经济吗?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论,其代表作便是《礼运》。该书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经过康有为的诠释后,继而支配了毛泽东整个青少年时代,他的民主观、民权观和民生观,经过孙中山的概括,成了他平定天下,匡扶社稷的指南。公有即共产,它是一种原始的民主平均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西方资产階級的“天赋人权” 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階級当家作主的理论,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其人之幼”(《孟子》),这理论酿造了中国几千年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爱国仁人志士,激励了人们不断地去改造民族与社会,并以此作为理论武器,去抗击横蛮霸道的王者文化。

  如果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物,那么,青年毛泽东以民为本,反对强权与独裁,民众参政,天下共和的主张,则应是三民主义的延续了。在彼时,孙中山推翻帝制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呼吁民主民权与民生的学人,可谓成千上万。而胆略之大,气魄之雄者,当属毛泽东了。他在《湘江评说》中对时政的抨击,潇潇洒洒,如入无人之境。他把人民在社会中的作用,首次摆到了至上的位置,百姓的疾苦安危和生存权利,也第一次在媒体上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泽东以现代语言,对古代大同思想作出了通俗的推广,他当时继承的正是千百年来的忧国忧民传统。

  激愤产生思索,激情带来理想。

  毛泽东没有停留在情绪的冲动之中,稍后不久,他相继策划并推出了所谓“新村”和“ 湖南共和国” 的理想蓝图,其中除了他提出的民主参政议政、罢免独裁外,他更多的是刻画了民众安居乐业的场景,从工农商学兵,到孤残老幼寡,他都作了入细入微的安排。这无疑是个理想的国度,在这里没有任何特权,人人平等,按劳分配,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所有的财产设施,都是全社会共同拥有,谁都不能独占,而且相互合作,共同建设家园。

  毛泽东的构想虽然带有成人童话色彩,但体现了他年青时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政治品质,极富于人文主义情调。我们知道,衡量一种社会体制的优劣,其主要依据便是,该社会制度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官为本,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既然是以民为本,显然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潮。

  在毛泽东那时看来,只有以民为本,国家才能共和,只有国家实现了共和的状态,社会才是理想的状态。共和,成了毛泽东早年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他能鼓动民众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毛泽东的“新村”与“湖南共和国”中,上下和睦,团结互助的描述甚多,似乎人们一旦共和了,社会就安定了,人民就幸福了。毛氏共和国,在性质上是全民的,民主与民权是其核心。在管理模式上是普选议会民主制,在党政关系上是两党对峙或多党分立之制,在军政关系上军队隶属于国家,而其中心思想便是民生福祉。不用说,这样的共和国无疑是理想之境,但他以省为国,要求分而治之,既不符合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又与社会的现实相去甚远,堪称书生意气,纸上谈兵。

  毛泽东对“共和”的诠释可谓是不厌其烦,1920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到1923年,他为“共和” 时作文章呼吁,社会要注重劳工权益,强调劳工神圣和劳工解放,剥削与压迫劳工是罪恶的。1925年开始,农民也成了他追求“共和”的同盟军,1926年毛泽东更把农民運动作为“共和”的主要内容,撰《 国民革命与农民運动 》、《湖南农民運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提出要建立农民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1928年至1934年,毛泽东以苏联为榜样,推行苏维埃共和国模式。1935年华北事变后,毛泽东在十二月的陕北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思想。1936年9月,因国共合作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以中华民主共和国,作为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1938年3月,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并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说,三民主义共和国是中国的建国方针。1941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作《新民主主义论》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1945年6月,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报告,强调民主自由与统一,反对一党专政,实现民主与共和。到1949年,毛泽东最终颁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术语的演绎变化,虽然有过不同的定语、状语和补语,但民族共和、民主共和始终是主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毛泽东“新村”与“湖南共和国”的延伸和扩大。想经天纬地的毛泽东,终究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在形式上圆了共和之梦,问题是,没有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保障,能“共和”吗?

  应当承认,毛泽东早年的人文主义思想,无疑是宝贵的。强调民主民权与民生,显然是每一个民主政治家的不二选择。当民主只是一个招牌,民权形同虚设,民众尚可联合起来斗争,一切权力归工农,这都是可以实现的。然而,政治家拿什么来保障民生呢?柴米油盐酱菜茶,老百姓开门七件事,如果没有钱,他们怎么过日子?在资本生钱,钱生资本的人类社会,丑恶与美好同在,痛苦与快乐并存,怎可因为痛苦全盘否定资本与钱的作用?理想主义者毛泽东,正是在这点上走入了误区。一方面,中国古代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观念促成了他闭关自守的民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反剥削与压迫的共和理念,形成了他盲目仇恨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心态。尤为重要的是,万能的钱不仅会改变人们的信仰,也会影响他“内圣外王”的大权。所以,毛泽东一生反感资本与钱,尽管他深知没钱是万万不行的,尽管他在建国前后总是关注经济,也尽管他渴望自己管理国家能尽快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终因其错误的政治经济理念,将自己的民族引向了灾难。

  众所周知,资本是社会的造血工具,不论工农业生产、军事、科技教育还是民众的日常生活,如果缺少资金,任何理想都将是空想,再美妙的蓝图都将是伟大的空话。这个简单的道理,毛泽东不是不懂,他当年筹办文化书社时,就已经领略到了钱的重要。假如当年没有杨开慧家人和陈独秀等人的捐助,别说办书社,即便是他的吃饭都成问题。后来他被蒋家军队围困的时候,他的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他也曾为钱粮深感苦恼,力争党外人士和国际援助。基于毛泽东的功利主义原则,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资本主义比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强得多,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毛泽东此时之所以如此欢迎资本主义,那是夺权和统一战线的需要,严峻的现实问题,使得他不得不对民族资产階級采取怀柔政策,因为没有他们的投资和开发,便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实现自己的建国之梦。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民族资产階級的友好帮助,如果没有国际资产的援助,单凭自力更生的“南泥湾” 精神,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

  毛泽东一生读过很多书,但可能没看过资本论,这使他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总是持一种似懂非懂,时褒时贬的态度。而当他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对社會主義建设不利时,准备君临天下的毛泽东,终置资本的造血功能而不顾,以“剥削”之罪将资本处以极刑。“兴天灭资”,成了毛泽东营造社會主義的政治经济纲领。殊不知,无产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资产,过上有钱人的日子,毛泽东却一反初衷,强调“无产”,打击“资产”,这就从根本上遏制了无产階級改造社会的积极性,消灭了他们发财致富的念头。

  还在建国前的希望之秋,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规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公有财产,废除私有制。这种理念的直接后果,便是对地主富农的粗暴剥夺,致使200多万地主富农死于非命,而今天倡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护私有财产已纳入新法规,则使人怀疑中共革命夺权的合法性。

  毛泽东忽视了为人民谋福利的真实内涵,公有共产虽然是一种美丽的境界,但公有是由私有所组成,当私有己成为罪过,公有也就成为了一纸空谈。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所说,建国后,毛泽东特别痛恨那些买房置地、想入股当董事当经理的人,他忘记了人心思富这一古今定律。事实上,中共不少地方官员,对当局阳奉阴违,暗中贪污腐化,并以功臣自居,扬言说老子辛辛苦苦干革命,不就是图个享受吗?干革命图幸福并没有什么错,但毛泽东把一切私有归为社會主義之敌,他们也就只好偷着干了。毛泽东没往深处想,1950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恰恰体现了资本的优越性和金钱的魅力,也体现中共政权资本的贫乏。中共不少地方官员,为获取利润和好处,采取各种手段从事经济犯罪,从国民党和地主富农手中没收来的资本,又在无形中转化为中共官员的权力资本。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前,毛泽东还强调要团结民族资产階級,要利用和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当时刘少奇还附和说,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仅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工农的痛苦在于没有人剥削他们,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据官方史料记载,正是由于私有资本的作用,建国后不久,到1951年全国私营工业户数较以往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私营商业户增长11.9%,零售总额增加36%,当年私营工商业所创利润,超过了国民党执政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可是,当人心思富的中共官员开始经营自己的权力资本的时候,资本的负面作用,同时在侵蚀他们的灵魂。毛泽东深感不妙,把一切罪过归于资本,并于1951年5月借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全面清算所有资产階級的言行,认为资产階級地战争还可怕,而且于当年12月开始,布置全国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胜利了,所有的资产階級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资本和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人不能有私心私欲,更不能有私产,只能接受政府的统一调度与分配。国营经济是唯一的经济,在毛泽东看来,个体经济和小生产经济,其发展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因而他开始回收分给农民的土地,回收方式是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曾在中共六次全会上说,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有些同志太仁慈,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他还说,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断言,包括中国在内,不论英、美、法、德、日各国,所有的国家都统统不要资本家,全世界都要跟苏联走。

  毛泽东这些近乎孟浪的言辞和心态,实在是经不起分析。关心民众的私有财产与小生产经济,按理应是政府的天职和最基本的政治品质,毛泽东却认为不能对他们有良心。在此,他首先违反了自己让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布的理想初衷;其次,他给了别人一种误导,好象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不讲良心的,他也许不知道,无产階級的切身利益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最关心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再者,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如此武断,真是让人吃惊。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并没有如他所预言走向灭亡,资本的建设性与造血功能,远远大于它的破坏性和腐朽性。比如日本,它由一个战败国在短短的时期内,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它所推行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又如台湾,从1949年到现在,它五十五年的经济发展表明,它的雄厚实力在亚洲堪称皎皎者流。它实行的也是资本市场经济。根据苏共政治经济学原理,要实现社會主義,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换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社會主義。毛泽东接管的中国社会,在当时仅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其生产关系尚未成熟,生产力更谈不上发达。在这种情况下,人为地、强制性消灭资本主义,体现了毛泽东不成熟的政治理念和好大喜功的君权主义风格。

  社會主義,在感觉上似乎是个美好的名词,人尽其才,货畅其流,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当家作主,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真是美不可言。毛泽东想尽快实现社會主義,其动机也许无可厚非,1951年2月,毛泽东批准了刘少奇“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纲要,完成后再向社會主義过渡。按理说,刘少奇的纲要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他主张先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只有这样,农业经济才有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毛泽东却坚持认为,农业互助合作化可以过渡到社會主義,农业集体化不一定要依靠工业化和机械化。他的观点,透露出了他对斯大林集体农庄模式的迷信,也显现了他的巴黎公社情结。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苏共的农业合作社是空想农业社會主義,农业社会化必须依赖工业,否则,中国要走向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现在什么条件都不成熟,不要急于搞农业合作化。刘少奇的想法却遭到毛泽东的质疑和反感,在权力面前被迫收回己见。

  1952年,中共经过三年的整肃与镇压,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的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表面上趋于稳定。毛泽东以为天下大定了,9月他听取周恩来工作汇报时说,从现在开始,使用10到15年的时间完成社會主義过渡,而不是10年之后才开始。他又委托刘少奇征求斯大林的意见,用十几年的时间完成过渡是否妥当,自然得到了斯大林的表扬。这坚定了毛泽东实施农业合作与人民公社的信念,在他看来,马列传人斯大林老师都支持自己,错不了。

  由于没有工业的支持,到1953年,全国粮食供应即呈现紧张状态,供求差额达87亿斤。因此而带来了其它生活物质的紧张,贫困开始袭临中华大地,贫血的政治已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却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大搞农业合作化,到1955年,全国被迫加入合作社的农产达到96%,全国农村合作社达100万多。令毛泽东难堪的是,此时的农村形势极度紧张,农民的基本温饱都得不到保障,情绪消极,不思生产,不时有饥荒,闹事的消息飞到中南海。他不承认这是事实,是年5月,他外出视察后竟说,谁说农民消极?那是少数。我所见所闻,麦子长得半人高,所谓缺粮,大部份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的叫嚣,是资产階級借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他还提出要在原100万个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扩增为130万个,并批评持不同政见者,如邓子恢等人,指责他们落在运动的后头,像小脚女人,当年搞土改的劲头和热情到哪去了。

  在农业经济萧条的同时,城市劳工的生存状态也很不景气。一方面,农业的落后影响了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外援,中国社会当时可谓是一穷二白。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手工业生产率太低,有些传统产品都没法继续维持,设备陈旧老化,工人劳动繁累。群众月薪收入普遍低下,生活物质贫乏,很多人找对象都因难。尽管如此,农民开始抱怨说农不如工,低人一等。公私合营的资本家,大多对定息没有兴趣,一个月才几毛钱,还不如不要。而国家需要投资的项目很多,如果没有资本的投入,岂不是画饼充饥?此外,由农业合作化高潮促成的工商业公私合营高潮,因合并过多,且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与管理模式,造成了求大求全、生产单调、品种减少、网点不足、流通阻滞的局面。资本没有充分发挥其建设作用,它的造血积极性严重受阻。更因为政府把资方人员视为资产階級,所以公私合营不到两年,就被后来的“大跃进”国营经济全部吞没。主观干预客观,政治干预经济,这种王者文化性质的治国模式,能不走向衰败吗?

  遗憾的是,理想激进主义者毛泽东,他可不认为自己错了什么,错的只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虽然他曾多次强调,要利用资本的建设作用,要承认他们劳动者的合法地位,但毕竟这只是他的敷衍之词。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知识份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振振有词地说,中国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科技、文化最好的国家,社會主義加努力,为什么不可以呀?中国应该搞几万万吨钢,应该是可能的。毛泽东明知不可能,1956年8月他在陆定一的一个讲稿中加写道,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那种依靠外国援助的想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坚信自己的观点必胜,同年8月,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他仍盲目地以自信的口吻说,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社會主義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的落后状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可以超过美国。真不知道,毛泽东的自信是哪来的,他的农业政策已黔驴技尽了,同年9月他对拉丁美洲的党团代表说,我们过去打仗主要是靠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搞农业合作化,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他仍沉浸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之中。尽管中共八大会议的中心是,尽快由落后的农业大国改变为先进的工业大国,以国营经济为主,个体补充;以国营市场为主,自由市场补充,但毛泽东全然没有在意中共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断然宣布,中国的社會主義已基本建立,并开始策划更为集权的、严格控制下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为了让所有的人服从自己的旨意,毛泽东同时加紧了意识型态方面的监管和思想整肃工作,他在文化、艺术、教育和经济等各个领域,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迫使所有的党政要员和知识精英,无条件地接受毛泽东的经济方向。就在成千上万的知识份子的眼泪流淌声中,在众多中共元老的叹息声中,毛泽东开始了他的超时速飞跃,恰如他在1955年所撰《中国农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文中说的,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中国正在上天,全世界都要上天。

  是啊,在1958年那个飞跃的年代,在中共官方媒体的凯歌声中,什么东西没有上天?到处炼钢的炉火映红了天,号鼓与吆喝声震响了天。日夜飘扬的红旗遮蔽了天,公社食堂的炊烟迷漫了天,毛泽东的快乐也飘然升天,“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从小喜欢孙大圣的他,第一次领略到了大闹天宫的快乐,但他不知道,成千上万野外饥骨的腐臭也冲上了天,穷乡僻壤的孤苦哭叫声也传上了天,难道这就是毛泽东早年“湖南共和国”的理想之境吗?1958年6月,人民日报刊发某地区暂时性消灭了血吸虫病,竟让他兴奋得夜不能寝,浮想联翩,一时诗情滚滚,写出《送瘟神》的豪迈诗句来,这么容易冲动和容易满足的东方诗学之子,怎么可能指挥一个泱泱大国的经济命运?1958年下半年,毛泽东到处视察,为他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鼓劲叫好,以权力意志为转移的人民日报更是说,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同炼钢铁的火浑然一色,照红了天空。现在,地上天堂的神话已经出现在毛泽东时代。这哪里是什么神话?政府无偿地占有了全部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使之转化成了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城市工业化大厦的后面,是无数农民的血和泪。由于有媒体的盲目吹捧,毛泽东自然是踌躇满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由于农业的大跃进,我们的共产主义会提前到达。明年1100万吨钢,后年1700万吨钢,会要震动全世界。我们可以在七年来赶上英国,再有八年就能赶上美国。现在人们回味他这些话语和心态,是不是有点可笑?

  让毛泽东难堪的是,就在该年11月,他南下视察武昌,他才深感不妙,当地民众艰辛的生存状态,令他坐立不安,这才知道自己高兴得太早,打算于两周后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同年12月,中共召开武昌会议,与会中央要员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纷纷指责,反对他的乌托帮经济政策和对苏美的公开挑衅。至此,如果毛泽东实事求是,闻过则喜的话,也许往后的中国历史会要重新改写。但一贯主张少数服从多数的毛泽东,却极力为自己辩护,要大家多数服从少数。直到第二年二月,他还坚持认为,不能放弃大跃进,再继续鼓足干劲猛冲。

  鉴于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那位横刀立马的大帅彭德怀,也忍不住面谏毛泽东,说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全国工农矛盾、城乡沟鸿正在日益深化,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混乱不堪。而且全国上下浮夸成风,不实事求是,胡乱歌功颂德。刘少奇、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也就大跃进思潮的危害性,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均被权威至上的毛泽东嗤之以鼻,遭到讽刺与批判。虽然这年4月刘少奇被当选为国家主席,也尽管这年6月赫鲁晓夫单方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条约,打破了毛泽东的国防工业梦,但似乎对毛泽东没有任何影响。他一手握持意识形态之剑,让所有的人都不敢靠近他,让所有的人都为之臣服;一手不停地批示、圈点,为全国的粮食、布匹、钢铁、交通等调整这里,补充那里。他依然故我,独持己见,依旧强调人民公社不能垮,大跃进是马克思主义,要总结经验搞得更好。

  能搞好吗?不言而喻,结论是否定的。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社会的经济已是衰亡之势。欠了苏共60亿人民币且不说,粮食、布匹奇缺,生产资料、能源、设备都捉襟见肘,副食的市场供应大幅度下落,连北京这样的都市都没菜吃,浮肿病人到处可见,就别说其它地区了。至于人民公社也是每况愈下,不少公共食堂大多一哄而散,很多干部则瞒产私分粮食,那些难为无米之炊的食堂,还得指望国家救济。失去温饱的村民,大多骨瘦如柴,加上地方瘟役和自然灾害,致使很多人饥病交加而命归黄泉。大量农民成了毛泽东农业政策殉葬品,仅安徽阜阳地区,非正常死亡的农民,相当于淮海战役中敌我双方阵亡人数总和的两倍。不负责任的官方媒体,竟轻描淡写地归结为“三年自然灾害”。1961年,朱德奉命调查四川百姓生活,汇报说,群众吃饭是两道烟,吃公共食堂一道烟,自己回家补吃一道烟。陕西省委反映的情况更糟,社员说,吃食堂既浪费劳力和时间,不方便,又尽吃糊糊面,多数胃痛拉稀。他们总结食堂的状态为“十了”:把会开砸了、把眼熬砸了、被批语挨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脸伤砸了、把树砍砸了、把劳力累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打砸了。又如河南,群众吃公共食堂不到一年,就纷纷要求回家吃饭。荥阳县某生产队36户中,除两名单身汉吃食堂外,其他人都闹着要回家吃。豫东地区调查表明,允许社员回家吃饭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六十。

  匪夷所思的是,1960年毛泽东反复阅读了一本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竟然十分反感它关心个人物质利益,说这会导致个人主义泛滥,是理论上的错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一个群众生活不离口的领袖,怎么如此漠视群众的物质利益呢?他还反对该书赞成劳动分工,反对专业化经济和社會主義国家互助的经济体系,认为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独立,各搞一套,互不干涉,所以经济发展较快。毛泽东认为,要以不依赖别人为原则,特别是农业,吃饭靠外援危险得很。这让联想起他说的话,要互相援助解放全人类,此处又说互不干预,两者岂不矛盾?自力更生的精神并没什么错,自强不息嘛,但能力有限,人定胜天毕竟只是一种气概。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泽东的确是不懂经济,他主观上也许是想他的子民吃饱穿暖,却南辕北辙,反其道而行之,且因维护个人权威目无他人,不能知错而改,致使整个民族经济文化凋落式微。1960年10月,美国斯诺会见毛泽东,问起中国的近况,毛不无惭愧的坦承,中国人民还吃不饱肚子,并说,中国要花60年的时间,才能在国民生产总产值方面赶上美国。一向自尊自傲,从不认错的毛泽东,居然坦承家丑,可见问题之严重已难以遮掩。1962年2月,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更是补充说,中国要建立强大的社會主義经济,估且要花一百多年。听着他的宏论,党政要员不免私下失笑,1958年你毛泽东不是说,只要上十年就可以赶超英美吗?这才是多久的事?事实无情地嘲弄了这位浪漫而偏执的农民领袖,他这才明白,打天下易,治天下难啊。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确不是治国之才。拿他同中共党内其他人士相比,他在政治眼光、政治理念、经济管理、文化建设、道德品格等诸多方面,远不及刘少奇、鄧小平、彭德怀他们。其实,人都不可能是全才,只要善于用人,集思广益,没有办不好的事。毛泽东错就错在自视甚高上,且生怕别人的贤能影响自己的权位,所以他以权压人,独往独来,一误再误。带头纠缠在形而上的意识形态里,专事空谈,左右摇摆,社会如何前进?

  说毛泽东一点都不懂经济,这也不是事实,只是,他所具有的经济知识,大多是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一些名词概念,而且,他的不少经济方面的指示,首先出自秘书或机要人员之手,经他批改后再传谕天下。他根本没有自己完整的经济思想,充塞他大脑的,是不切实际的激情、灵感、理想、蓝图、主义和权力,除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被他落实之外,其它均因空想而流产。以他在建国之前的博闻强记、合纵连横的素质而言,他完全可以在建国后安心坐下来学好经济,在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而治之,这道理他比谁都明白。还在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率领中共官员进驻北京城的时候,就对大家说了一句很有水平和风度的话,他说,我们现在是赴京赶考,看能不能补好这一课。他说要补的课,当然指的就是治国之术。我想,他说这话的时候,在场的人也许会为之动容,但谁都没想到,建国不到十年,竟然是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忧愁滚滚来。

  建国后,社會主義的改造与建设为什么会失败,也许毛泽东至死都不会明白,原因在于,他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片面理解和全盘否定。在一心想尽快社會主義的毛泽东看来,资本是剥削的工具,有钱人都是无产階級的敌人,这种传统农民式的心理,决定了他不仅要剥夺剥夺者,而且要将他们从社会地位上、从精神上甚至是从肉体上消灭干净。这就违反了列宁主义关于社會主義离不开资本主义哺育的经典原则,使得中国社會主義如同奶水不足的婴儿,在饥饿状态中畸形成长。

  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历史并不悠久,也不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有着巨大的产业成就。但毕竟也有近百年的发展史,遗留下来的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和小生产资本,也算得上一笔不小的家业。如果好好加以利用开发,再加上国际友邦的支助,又何愁大事不成?

  早在中国十六、十七世纪,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资本主义就有所萌芽。从当时苏杭的纺织作坊和广东的冶炼坊来看,它们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资本主义就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散布各地的茶业、烟业、油业、酒业、糖业、纸业、印刷业、丝织业、瓷业、煤矿业、盐业、航运业等,商人支配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形式。与此同时,农村资本主义也有所萌芽,如各地果木园林的开置、药物的栽培等,其势虽然未成气候,但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有了国产的资本主义,并非是外国资本入侵下的产物。由于它们受封建生产关系制约,还未形成象西欧社会的那样长达二、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时期。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扩张,为中国单调而陈旧的资本市场,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从1840年到1893年,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建的行业,约有近6百家,投资约合五千四百三十三万元。当时机器、机械动力的制造、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兴起,作为新的生产力,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式确立。往后走,到十九世纪,清政府开办的军工业,洋务派的民用企业和各地商人、地主投资开办的近代企业,林林总总不下三百家,产业资本不下九千万元。到1894年,中国资本主义的三种形态——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就已依次登场。

  从性质上来看,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无疑具有掠夺性、破坏性和垄断性,但它同中国资本在市场上,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继承清政府洋务派企业和北洋政府官办企业而来的官僚资本,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其目的虽在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应用了近代生产方式,它创造的生产力必然突破封建的生产关系,导向国家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相互利用,相得益彰,最终在蒋介石政权手中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破坏与创造同步,剥削与发展并存。从地主资本、商人资本和华侨资本合成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也具有原始积累的性质,却远不象外国资本和官僚那般明显,因而有更多的合理性。一分为二看事物,三大资本在压迫和剥削的同时,也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剩余价值和社会财富,促动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程。犹为重要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带动了政治体制的变革。甲午战争后,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让中国人震惊,办厂自救的呼声此起彼落,并发动了戊戌变法,中国资产階級首次登上了政治舞台。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又掀起国内的投资高潮,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和大规模收回矿权、铁路权运动。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浪潮中,结束了清王朝的历史使命。

  查证史料可知,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未能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但三大资本的产业资本逐年有所增长。从1920年到1928年,仅新投入的工业资本就达三亿元以上。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并未波及中国,中国反而受到刺激,工业呈繁荣之势,1930年达到高峰,借助银行信用,资本主义的积累已相当可观。1931年到1934年,中国一度出现经济危机,其实是市场危机,主要体现为物价下跌、销售停滞、停工减产、资源丧失。那是受美国购银法案影响,中国二亿白银外流,加上长江水灾和内战,以及受农村封建经济制约,才导致的短时期现象。至1935年至1937年,国民党实施法币政策,通货贬值,物价上升,中国资本主义又恢复活跃以至繁荣。

  略约统计,到1936年,中国工业资本约为十三万七千多元,其中主要部分是民族资本。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约为三百多亿元,而它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虽然处于垄断地位,限制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但它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组织了社会化大生产,在工矿、航空、水运、金融、铁路、汽车、电信、邮政、医疗、农林等诸多方面,大大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和文化,为中国铺平了到达社會主義的必经之路。尽管中国资本主义留给中共的家产并不可观,特别数次战争的破坏,中国社会仍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却也并不是没有一点基础啊。

  天道盈虚,江山更替,自是万物法则。经过了多年战火洗礼的中华民族。民心甫定,百废待兴,按理应该休养生息,继往开来。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对民族资本的改造和利用,将生产无政府性的自由资本纳入国家管理下的资本,再发展为公私合营,如果真能做到的话,也许能发展生产力,扩大社会化生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没收与改造的经济运动,却是在不规范、甚至是在不合理的状态下运作的。按照列宁主义观点,没收官僚资本,不等于要没收资本家的人格和政治生命,需要惩治的仅限于那些为非作歹的资本家。但毛泽东在建国后不久,即开始了对所有资本家的暴力整肃,将他们视为敌对階級,致使不少开明进步的资本家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尊严。赎买政策也是列宁主义的原则,即给资本家固定的股息股额,并需赎买到底。但不到几年功夫,资本家的人格、甚至是肉体连同他们的股息,在毛泽东持续不断的思想运动浪潮中化为泡沫。民族资本家的境况,也未能好到那里去,在公私合营的生产管理中,他们基本上都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好象是什么罪人似的,更谈不上管理权。而且,他们享受的定息偏低,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他们建设国家的积极性。随着大跃进的兴起,定息化为乌有,所谓公私合营,也就在无形之中归为国有。中国民族资产階級,原本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双重性质,如果在建国后能充分利用他们的革命性,尊重其人格,发挥其专长,社會主義的过渡也许会要顺利得多。毛泽东的错误,在于什么都用党性和意识形态去套,用主观干预客观,违背了其导师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不仅没发挥资本的造血功能,还使得原有资本浪费殆尽。而且,他对资产階級的改造,本应以教育和引导为主,却将他们视为敌对階級加以整肃,这样就人为地制造了民族矛盾,为他以后的階級斗争理论,打下了祸害的基础。

  如果毛泽东仅限于对资本的盲目否定,如果他能采纳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以工业机械化带动农业机械化,让农民有更多的自由和私有产业,让知识份子群策群力各尽其能,真正按中共八大精神办事,并打开国门争取国际援助的话,那么,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社會主義,也许早就实现了,也就不会产生“反右”和“文革”那样的划时代悲剧了。然而,一意孤行的毛泽东,坚持将错误进行到底,当他一手造成的天灾人祸,到了国何以堪,民何以堪的时候,他仍无任何悔意与罪己之态。

  1962年1月,那位颇浮众望的刘少奇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严厉批评了毛泽东的激进主义,指出三年大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遭到了前所未有破坏,想要恢复正常秩序,至少还要十年。所谓形势大好,指的是政治,而经济相反,形势非常不好。铁证如山,辩解无益,面对如此场景,毛泽东虽然陷入尴尬之境,但故作镇静地作了自我批评,说政策的错误,自己首先应该负责。他会负责吗?

  刘少奇当众对他的批评,无异于向最高权威的挑战,毛泽东烦在眉头,恨在心里。他回想起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在党程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说战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不再适应现在的建设工作。如果不把刘少奇除掉,自己能君临天下吗?他必须“清君侧”。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原定好好研究一下农业和商业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却置之而不顾,借题发挥开始大讲階級斗争。这是他的专长,扬长避短,他不再对经济有什么兴趣了,他准备在“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名词上大做文章,他深知他的同志谁都害怕。的确,大家果真害怕,而害怕带来的,是沉默、忍让、依附、巴结和扭曲。自这以后,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就在扭曲自己又扭曲他人之中演绎,毛泽东的社會主義,成了一个空洞而又令人痛苦的名词。他似乎已忘记自己早年的追求,在他撒手人世之前的年月里,他日夜叨念的都是“封资修、階級斗争”之类的字眼。1972年2月,美国尼克森总统第一次莅临北京访问,毛泽东看着这位代表垄断资产階級利益的右倾人物,不无自我解嘲地说,当资本主义被打倒的时候,作为尼克森个人不在打倒之列。可就在早一个月,毛泽东曾就印中关系问题,咒骂尼克森为法西斯主义。

  1975年中共四届人大会议后,鄧小平先生在欢呼声出面主持国务院工作,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啊,中共建国几十年了,那便不是一穷二白,却仍属相当落后的国家。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没有错啊,连温饱都还存在问题的话,还奢谈什么社會主義?可偏偏遭到了毛泽东的呵斥:階級斗争是纲,其它是末!他的心态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涵?真是让人百思莫解。难道他还没斗够吗?他的自边除了夫人江青外,泱泱中华从古到今,谁没被斗过批过?鄧小平工作后,曾安排趙紫陽和万里,分别去四川和安徽进行反饥饿试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果收效显著。公民欢呼鄧小平为“邓青天”,并作顺口溜颂道:“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是不是对毛泽东空想社會主義的嘲讽?

  令人沉痛的是,毛泽东的农业政策虽然在鄧小平时代已有了较大的改进,但其后遗症仍然十分明显。在全国农村中,政府的统购统派,一直持续到近年,几乎囊括了全部的农、副、士、特产品,剥夺了农民的产品处置权,束缚了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的发展。同时,庞大的基层党政组织的事业消费,都从农民手中收取,加上各种各样的集资、摊派、税收和罚款,致使中国的农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2000年春,湖北监利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致信国务院,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令总理为之震惊。记者前往调查,许多农民家徒四壁,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保障,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加上村官们的横征暴敛,为所欲为,农民的贫困、苦难、无奈和挣扎,让人匪夷所思。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还赶不上两千多前的汉代,尽管中央对农民的减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此等状态在全国农村中仍较为普遍,农民无路可走,只好离乡背井,外出打工,致使农田荒芜,资源浪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宣布,就全球162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数而言,中国排列在第87位,毛泽东地下有灵的话,一定会为之沮丧。

  行文至此,欣闻中共中央宣布了决定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通知,这种对农民的补贴虽然姗姗来迟,虽然没法同先进国家相比,但毕竟有了较大的突破。从远古走来的中国农民,能否彻底摆脱层层枷锁?且拭目俟之。

  第二节 令行禁止,唯我独尊 —— 君临天下的集权观

  相克相生,周而复始,事物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是非常见于二律背反,个中堂奥,谁能一言以蔽之?

  人类对权位的需求,大概是与生俱来吧,史载老祖宗黄帝为统治中原,把那位炎帝先生打得落花流水后,遂至威振八方,号令天下,至于那些什么山大王、酋长、族长之流,就更为常见了,权力的格逐与争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令人唏嘘的故事演绎至今。

  在没有民主和监督机制的社会里,权力无疑具有独裁性,小权小独裁,大权大独裁。以个人的意志凌架于群体之上,于是就有了官场的腐败与权力的丑恶,它们成了文明人类共同反感的对象。

  比较而言吧,春秋战国时代的“世卿政治”同古希腊的“城邦制”均属于贵族政治。但城邦制是按法律治国,国家高于统治者;而世卿政治体现的是杰出人物的个人意志,君主高于国家。世卿政治导致了秦政集权制的产生,将人性的弱点和权力的腐败高度集中化了,也制度化了,因而它的危害更为规模与扩大。

  集权的产生,使得中国传统的人文体系,成了君主专制网络工程。天地人大一统,各家各户,各安其份。你可以成为仁人君子,也可以成为学官圣人,但必须服从皇上主页中枢调度,君临万邦,生死予夺,休得放肆。这样,传统文化就有了股份合作的意味,君主是最高董事长,拥有天下最大股份。儒生以知识入股,官吏以效忠入股,兵丁以体力入股,商贾以赋税入股,共同瓜分天下财物。同时,集权下的社会体制,是以家族亲信为骨干、以血缘为纽带的等级身份制,它不断在新旗号的装饰下强化并合法化。生产资料表面上为国家所有,实际上被大大小小的官僚所瓜分。这意味着官越大财产就越多,而最大限度地追求满足,趋权附势,唯马首是瞻,置社稷民瘼于度外,也就成了权力官场的共象。

  集权带来的反抗,诚然自古有之,以民为本的民主理念,也时有火花产生。如古书《礼运》中,早就主张天下为公,孟轲大师也曾呼吁“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孙中山先生,更是对民主思想作了全面的总结和指导,加之西学东渐的影响,这些都构成了对集权主义的打击。尽管如此,中国传统的民主观念,多属只是教君主聪明一点,学会如何利用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关键还是个“得”字。因而古代的民主观念有着田园牧歌式的童话色彩,可望而不可及之。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冲毁了传统儒学,人们相对有了较多的自由,但根深蒂固的集权主义,使得东方专制稳如磐石。

  这,便是毛泽东早年的社会历史背景。

  世间对权力最仇恨的人,可能要算毛泽东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第二个人,象他那样对所有的权威不屑一顾。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按常情而言,一般多秉温驯之情而执憨厚之态,很少有狂恣不羁的孩子。毛泽东则不然,他同父党的斗争故事,至今传为美谈,被人理解为反抗传统的序幕,其胆量和谋略让人惊诧。

  如果说,他的个性是遗传因子使然的话,那也只能算是隔代遗传,因为他的远祖们大多有叛逆的血缘。就他的父亲毛顺生而言,不过是一位精明能干,具有商业头脑的农人而已,他丝毫没有让儿子经天纬地的念头。当然,他对儿子的影响也是有的,那就是他的粗暴和严厉,在客观上塑造了毛泽东的逆向性格,体现了牛顿作用于反作用的物理定律。甚至,反作用常常大于作用。有时明明是毛泽东自己做错了,其父责令他磕头谢罪,他坚持不肯,其母亲用双手压住他的肩膀,他才因体小而被迫跪下一条腿,其反抗性可想而知。毛泽东的激进主义态度,连他母亲都为之反感,常常暗自为爱子叹息。概而言之,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完成了两个反叛。一是拒绝父亲为自己选择媳妇,二是拒绝父亲为他选择职业。他似乎从小就不喜欢他人对自己指手划脚,不喜欢别人的意志强加在自己身上,似乎在他之外,不可能存在任何权威。这一点,他以一生的实践作了证明,他之外怎能有第二个毛泽东?

  先祖的遗传因子,父亲的脾气固然是毛泽东性格的来源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当是受书籍的影响了。根据毛泽东的年谱可知,他在童年时代读过的书,不是一般农家子弟所能企及的,这虽然得力于他父辈殷厚的家业,使之有读书的环境和条件,也与他的性格分不开。少儿阅读,一般多喜爱有趣的、形象直观的书刊,以感性为主。毛泽东却明显倾向于理性之类的书刊。俗话说,少不读三国,老不读红楼。毛泽东偏偏对三国演义情有独钟,不仅反复翻阅,还能背诵某些段落。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演的是什么义啊,不外都是杰出人物智慧与权谋的演绎,是对人生成败的总结和概括,小小年纪的毛泽东,咋就对它乐此不疲呢?毛泽东属蛇,蛇性灵慧,且富于占有欲与进攻性,这是否也是原因之一?

  毛泽东小时除喜读三国演义外,小说西游记也是他的爱好,那位齐天大圣叱咤风云的气度与反抗天庭的精神,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潜移默化。与其说,孙行者是毛泽东的古代版本,还不如说,毛泽东是孙行者的后世传人。他后来斗争的哲学,妥协的权谋,志在必得的自信和唯我独尊的心态,在此时基本上已成雏形,后经诗化哲学的熏陶,终于在他17岁时所写《咏蛙》诗中得以定格。诗曰:“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此等口吻,是不是有点咄咄逼人?毛泽东自尊如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1925年所写《沁园春·长沙》的名句:“粪土当年万户侯”了。视天下王侯为粪土的人,岂不是万乘之主吗?不言而喻。

  作为孔孟的学子,传统诗化哲学的传人,毛泽东在吸收与扬弃上是有选择的。如前文所言,他在人生境界上,以“大气量人”为楷模,遵照他恩师的教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以磅礴浩然之气,推行所谓宇宙意志。而“实现理想我”的同时,必然是“破坏习惯人”,破坏了“习惯我”与“习惯人”,也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与民质的变化。其运作模式便是王船山,顾炎式的“经世致用”,便是自强不息的斗争,这应该是毛泽东“与人奋斗”的意志哲学根源。

  很明显,在毛泽东建功立业的年月里,他的“破坏”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全面反抗,用他的术语来说,叫作批判。虽然有些历史与现实的东西也曾受到毛泽东的肯定,也曾对它们顶礼膜拜,但那是出于他功利原则的需要,此一时彼一时而已,他在骨子里否定一切的。只要查查他所有的文稿和语录,人们就会发现,在毛泽东心中的确没有任何偶像。

  不用说,在毛泽东以往“激扬文字”的批判中,有不少地方是欠妥的,错误的、甚至是随心所欲的。但他对王者文化和集权政治的批判,无疑具有时代性与先锋性,为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贡献良多。蒋介石的狼狈,国民党政权的衰落,便是在毛泽东反独裁、反专制的呼吁中每况愈下的,以至蒋介石到晚年都承认,毛泽东的反抗确有其真理性。

  不妨欣赏两段毛泽东反集权的名言:

  “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为有个人,不认为有自己,不认为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除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是不行的。”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一个政府,必须有两个势力相当的政党对峙,相互监督,并需有其它政治团体和民众的言论自由,这才构成民主政治,否则就会走向专制独裁。

  还政于民,一切权力归工农,这一革命性的民主理念,让早年的毛泽东散发着迷人的光芒。从他主编《湘江评论》到主持农民運动讲习所,再到向蒋介石夺权,反专制集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篇章。

  问题是毛泽东果真痛恨集权吗?

  根据物理学原理,对一种力的抗击,势必先具有另外一 种力,推而论之,在消灭绝对权力的同时,也就诞生了另一种绝对权力。徜徉在扑朔迷离的毛泽东反权威史料中,不免让人感慨系之,喟然兴叹。

  毛泽东的好友萧瑜,撰有《我和毛泽东行乞记》一文,其中记载了他们1920年在社会调查活动中的经历。在他们讨论关于革命和社会制度的问题时,毛泽东坦言,领袖人物必须具有大权:“如果领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执行计划,就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拥有的权力多,事情就地较容易办”。那年他27岁,经过了传统文化熏陶和西学影响的毛泽东,人生境界应该已呈定型之态,结合他少儿时代的个性,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无疑代表了他人生的旨趣,这也是解读他成败得失的关键。

  打倒权威,是为了让自己当权威,这贯穿了毛泽东一生的实践,包括党内权威在内,几乎无一幸免遭到他的打压。在下列事中,毛泽东或许对或许不对,中共党史专家们已有评价,我们感受到的是他极其自我的个性。

  1927年8月,中共遭到了国民党左派的排挤,瞿秋白出任党的总书记,毛泽东任中央委员。在九江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武装斗争的建议被采纳,他奉命去长沙建立农村根据地,没收地主的财产。他即建议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中央委员会警告他这种过激行为是不对的,但他拒绝服从党的议案,在秋收暴动中掺入了自己的主张。他过分夸大了农民起义的真实潜力,他向瞿秋白保证,湖南至少可以发动10万农民参加暴动,瞿秋白向莫斯科报告又虚增为20万,结果参加者仅为5千人,起义很快失败。

  1928年5月,中共在井冈山召开茅坪会议,决定以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渐次向周边地区推广扩大。7月朱德将军奉命共产国际之命调遣军队前往湘南,至使军队损失了一半。毛泽东大为恼火。指责朱将军为“机会主义”。当1929年他同朱将军再次会合后,便一步步开始削弱朱德在军队的威信,拉拢朱德的高级部属站到自己一边,其中包括政治委员陈毅,和当时还只是营长的林彪。朱德在军队上的失误,给毛泽东创造了树立自己权威的机会,他在党组织中进行清洗,重新登记党员,为自己增设了保卫机构,并强调所有的官兵都要按1928年颁发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绝对要一切行动听毛泽东的指挥。

  1929年初,中共中央委会领导人李立三,根据党内议案命令毛泽东解散红军,去上海协助无产階級革命。毛泽东拒不接受,坚持留在井冈山,认为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向党的权威全面抗争。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以“个人主义”、“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小资产階級自由散漫性”等罪名,猛烈抨击他的同伴们。到1930年初,中共在古田召开会议,毛泽东重新恢复了政治部,撒掉了苏维埃模式,因为苏维埃模式下的民主制度不利于他的绝对领导。他强调党在军队中的作用,要求官兵在党的政治口号下工作,并制定了新的、详细的、严格的纪律条例,以此对党内又一次整肃清洗。毛泽东的集权行为,虽然得到了林彪等人的支持,却遭到了彭德怀将军的反对。当毛泽东的指挥员们倾向李立三路线,想去城市振兴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利用已有的大权,使用整编打乱指挥的方式,调换高级指挥员,将部队控制在井冈山。

  1931年1月,斯大林的信徒,28个布尔什维克从苏联留学归国,有着高学历、有良好综合素质且经过严格培训的留学生们,一回国就取得了党的领导权,在苏区建立以项英为首的新中央局,毛泽东仅是成员之一。他在江西的影响开始淡化,天外有天,大权旁落,令他无所是从。是年11月,新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开苏区党首次党代会,会议通过并遣责了毛泽东的江西政策,说他是狭隘的经验主义、独裁专断的机会主义。尔后几天,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虽然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保留了他在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但在共产国际主持下的大会议案中,只有少数几处采纳了毛泽东的观点。他的一言堂格局,显然已是明日黄花。1933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的政策被攻击为右倾路线,最令他愤怒而难堪的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由张闻天主持而不是他。此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没有被会议批准。毛泽东后来叹息,以1931年到1934期间,他在中央没有一点声音,他的作用一般局限在起草新婚姻法之类的事务上。尽管如此,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产国际都不想抛弃毛泽东,在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会上,毛泽东仍然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只是,这仅是一个名誉职务,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政府首脑张闻天手中。不久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攻进苏区,毛泽东再度遭到中央委员会的斥责,说他在土地和军事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被挤出所有党的会议,并于当年8月,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而遭到软禁,被关押在离瑞金60英里外小县城内。他身患症疾,影单形只,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来理睬他。毛泽东慨叹,井冈山的天下一去不复返了,如同失去自由的罗宾汉一样,往日那独来独往的风光,已成为朦胧的回忆。对于毛泽东来说,大丈夫何可一日无权,他当时低落的心情不难想象,即便是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的错吧,毛泽东的遭贬,实在也有自己的原因,这就是喜欢独揽大权。在这段日子里,他开始讨厌斯大林,竞然不重视我毛泽东;至于那些留学生们,毛泽东更是鄙视和嫉妒他们,这埋下了他日后整肃知识份子的伏笔。

  ……

  幸亏了长征,在改变了中共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毛泽东的命运。他有幸被允许参加了长征,并因提出了横穿贵州,渡过长江摆脱国民党围剿的方案,重新受到党内重视。与此同时,以谋略著称的毛泽东,利用了人们对28个布尔什维克的不满,依靠了林彪、聂荣臻和张闻天他们,在遵义会议上击败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高层人物,又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这使得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扶摇直上,乃至权力的巅峰,在他打倒权威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权威。在这个会议上,他得到了一个永久的称呼:“毛主席”,主,天下第一也,从这以后, 他开始主宰中国的命运,他17岁时写的《咏蛙》诗,终于以自己的意志获得验证。

  1937年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第一次赴延安访问毛泽东,她在自己的文集中写道:

  “最初令我强烈感受到的那种气质,后来证明一种心灵的孤独……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可以观望并等待多年,但最终他要为所欲为。”

  毛泽东的学友萧瑜,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评论毛泽东说,他有说服别人的力量,很少有人不被打动。他同意他的观点,你就是他的朋友,否则你就是他的敌人。萧瑜的话使人联想起张闻天的命运。当年在遵义会议上,把毛泽东扶上权力宝座的张闻天,后来仅因不同意毛泽东的大跃进,就被毛泽东清除出党。

  中外人士对毛泽东的评价,多有不实之词,但以上的评价却极为中肯。自毛泽东延安整风、自我拔高开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客观上让人觉得,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人,是一个顺我则存逆我则亡的人。

  比较有名的例子,是他对梁漱冥的态度。

  梁漱冥原本是国民党参议员,也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哲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他虽然对中共持不合作态度,但他致力于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制止内战,争取民族团结功绩卓尔。出于夺权建国的需要,毛泽东对他持欣赏态度,并让他出任新中国政协委员。

  1953年9月,在中央政府第27次会议上,以百姓疾苦为怀的梁漱冥,提出要改善农民的待遇,说工农之间的悬殊太大,指出农民仍生活在“九地之下”。仗义直言的他,一开口就遭到了周恩来的反驳和制止,梁漱冥便写了个纸条给毛泽东,要求把话说完。被允许后,梁漱冥沉痛地说:“我再次要求发言,是因为首先我考验一下我自己的勇气,其次我要考验一下共产党的雅量如何?”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梁漱冥的勇气和品格,不仅没得毛泽东的赞许,反而怒气冲冲,抢过话筒不让他说下去。并以讥讽的腔调挖苦梁漱冥道:“我猜想,梁先生自以为是非常美的,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但是对我来说,你很丑陋。台湾的报纸说你是个很有骨气的人,但要我说,你很丑,是反动透顶!”

  毛泽东的气急败坏,让与会人士大为惊愕,他没有大国之主的风度自不待言,竟然不明事理,不分好歹,打击善意帮助自己的人。封建君主唐太宗尚且能够纳谏从善,又何况是共产党的领袖呢?从这件事上,足以可见毛泽东是个喜欢挑战他人,却不允许别人挑战自己的人。至此,他在党内外已呈凌驾之势,而他那些关于自我批评、谦虚、闻过则喜、接受监督之类的皇皇论述,已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

  以领袖为中心的集权理念,改变了中共政权民主共和的性质,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所谓一元化领导,就是一言堂,老子说了算,一切行动听指挥。这种政治上的制度与纪律,在战争年代或许有其特殊作用,但也不能绝对化。至少毛泽东自己就做不到,从他过去年月对所有权威的挑战来看,他应该是最不遵守党纪、最不听党指挥的人。他为党组织制定的纪律,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他却从未服从过多数,更没有服从过上级,而是要多数人服从他,要上级服从他。

  1952年,在社會主義改造与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开始警告党内所有的领导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和电报等,均须事先经过他的圈阅认可,否则无效。

  1953年,刘少奇等多数中共精英主张以工业化带动农业机械化,毛泽东置之不理,坚持己见,认为农业合作化可以实现社會主義过渡。

  1955年,邓子恢等党政要员,对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意见,毛泽东不仅不引以为戒,反而批评他们,并将他们的观点上升到階級斗争范畴。

  1956年,鉴于毛泽东的自以为是,中共八大会议一致通过让他退下第一线,他自己也举了手表示同意。事后不久他就否认翻帐,拒不按八大精神办事。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纷纷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模式,他为维护一己之尊严,极力为自己辩护,并将出生入死几十年的战友一棍子打死。

  1962年,刘少奇代表中共全面清算了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他表面上承认了错,实则暗中开始对中共元老进行残酷迫害。

  1961年,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周恩来和许多专家都主张保持温和态度,毛泽东则坚持要对克里姆宁宫强硬,并因此同周恩来吵过好几次。他十分傲慢地拒绝了苏联的主动合作,苏联专家无奈全部离走,且带走了很多珍贵的方案资料,致使中国经济建设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

  ………

  毛泽东这种唯我独尊的个性,不知伤害了多少同志和朋友的感情,其专横拔扈之程度,让跟他一起打江山的伙伴们始料未及。尤为严重的后果是,由于他的独断专制,使其错误的思想和政策,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他自己的革命历程,绕了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真不知道,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究竟追求的是什么,用文革中毛泽东利用过的王力的话来说,毛泽东每向前走一步,都会有一批人倒下,这就很容易给别人造成一种错觉,即:他总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这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不少中共党史专家们,都对毛泽东的集权主义作过详细的考证与分析,指出毛泽东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资料显示,在毛泽东所有的文章与讲话中,他旁征博引的观点,22%来自儒家,12%来自道家或墨家,13%来自传统文学作品,24%来自斯大林,18%来自列宁,仅4%来自马克思。毛泽东自己也曾公开承认,自已甚至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并以古代暴君秦始皇自譬,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就混淆了无产階級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区别。在他眼中,也许皇帝即总统即主席,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所谓民主,用他的话来说只是治国手段,已不再是由老百姓来管理国家。既然天下大事只能以他的旨意为定准,既然谁都不能发表意见,那么,他从前倡导的百姓参政与议政原则,也就形同虚设了。至于什么政治协商与民主党派,只要看看梁漱冥先生委屈的老泪,只要听中共元老们深深的叹息,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何谓人民民主?何谓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一切拥护、不赞成和不参加社會主義事业的階級、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毛泽东在这里缩小了“人民”的概念,或者说他在以偏概全,把“人民”局限于拥护,赞成和参加者的行列。这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是不拥护、赞成和参加者,就是社会的敌人,就应该被专政。这显然不是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列宁主义理论中,人民不仅指拥护社會主義事业者,还包括不拥护与不参加者在内,他们同样是人,是国家的基本公民。按列宁的观点,为争取他们的力量,可以对们加以改造与引导,而不是将其视为仇敌进行专政。

  毛泽东对列宁主义牵强附会的理解,在“人民”的旗帜下,开始了他维护个人集权的系统工程。人民本是个法定的概念,在他手中却成了橡皮泥,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说你不是你就不是,其取舍标准,看你是否拥护毛泽东。

  沿着这种错误的理念发展,毛泽东滑向了更大的错误泥坑,终致在晚年大讲无产階級专政和階級斗争。端的是个专政高手,在他的不断整肃打压下,几乎是所有的文化精英、中共官员乃至人民群众,都曾在屈辱中陷入绝望之境。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階級专政,毛泽东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实难考究,但他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常识,却是不争的事实。所谓无产階級专政,其实质是无产階級民主,即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专政,亦即专什么政,应由无产階級说了算。在毛泽东执掌朝政的几十年中,无产阶不仅没有当家作主,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反而成了他谋求个人权位的利用工具。他利用群众斗群众,利用干部斗干部,利用文化人斗文化人,利用大家互相斗,这是专的哪门子政?

  毛泽东对传统王者文化的浓厚兴趣,比曾国藩,张之洞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精心点评的廿四史,他信手拈来的稗官野史,他脱口而出的子曰诗云,目的在于借鉴前人的兴亡得失,以古代王者驾驭臣下的谋略,来指导他的社會主義。他崇拜秦始皇,并以自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而自耀,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的使命,不惜借古代暴君的严酷来求证他的无产階級专政。他主张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认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甚至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这无疑是古代道家的循环论和佛教的生灭观。他崇尚法家,是想让别人遵守他的法则,自己却在外国友人面前自炫,说自己是打伞的和尚,无法无天。他没说错,正是因为他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才使得他运用从古代王者那儿学来的权术,对所有的权威人物先利用,后打击,在翦除了竞争对手的同时,圆了自己的独尊之梦。

  自从毛泽东执掌大权起,他工作的重心与焦点,便是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只要是有损于他的独尊和权力的事,他就为之不安,或者龙颜不悦。即便当时没有表达出来,但迟早要找个机会教训对方,这一点,可以从他很多的小事上看出来。

  早在他年青时去北京聆听胡适博士讲课的时候,胡博士对这位不修边幅的农民学生,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事隔三十年后,毛泽东终于借批红楼梦一书,向胡博士发难,出了心头的恶气。

  据贺子珍的回忆录记载,在延安窑洞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特权派头十分突出,容不得半点不如意。他对她经常大发威风,不是摔板凳就是砸椅子,某次只因嫌菜汤已凉,竟大声吼叫着,连碗带汤朝她泼去。

  说来也好笑,1965年7月,毛泽东接见李宗仁和程潜一行人。叙谈之间,他突然问程潜,你为什么叫程思远?程潜笑答,是因为对自己的前程想得远一点。毛泽东当即说,唐代的韩愈字退之,我看你就叫近之如何?之,共产党也,近之,你得靠近共产党哦。按毛泽东的独尊心态,他实际上是要对方靠近他,再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毛泽东。

  1959年,著名学者马寅初鉴于全国人口生育过多,影响国民经济,作《新人口论》一文,毛泽东不满,说人多力量大,并让光明日报带头向马老攻击,终至他饮恨九泉。

  1961年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鄧小平的人民公社《六十条》,本来是集体智慧和民主权力的产物,无可厚非。毛泽东却非常生气、质问是哪个皇帝决定的?

  1965年,毛泽东因健康问题接受医师治疗,看着自己身边戴口罩的医师,他竟然大为反感,说戴口罩会变成老爷卫生部,吓得医师们赶快摘下了口罩。究其原因,是医师不该在他面前戴口罩,是对主席的不尊重。

  文革后不久,各地游行群众高举毛泽东头象,接受当地负责人检阅,毛泽东也有意见,说,是你们检阅我,还是我检阅你们?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认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立即进行批判。胡乔木则根据刘少奇的观点反驳说,它是爱国主义影片,不能批。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再说什么,批判也没开展起来,但1965年12月,他在株州一次会议上说,我看《清宫秘史》是彻底的卖国主义。可见他一直耿耿于怀,不允许别人违背他的观点,并以此作为刘少奇的罪证之一,对刘少奇实施清算与打击。

  1967年,张春桥和姚文元夺取了上海的政权,按巴黎公社先例命名为上海公社。毛泽东知道后大为生气,令他们火速回京后,责成他们将上海公社改名为革命委员会,同时大声斥问他们,你们这样做,还要不要党的一元化领导?

  总之,毛泽东必须控制一切,过去战争的胜利就是来自大权独揽,他对此深信不疑。凡事都得以他的评判为标准,他说不好好也不好,他说好不好也好,中共领导阶层对此是深有感受的。

  人们常说,周恩来为共产党的事业忙碌一生,几乎是日理万机。其实,毛泽东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他是日断万机,唯恐别人有甚玄机。就算没啥玄机,八亿神州事无巨细,都得由他来断之。

  记得全国美术界曾因人体模特问题,产生过不同的意见,有的说,采用人体模特是艺术写真的需要,有的说,采用人体模特是资产階級病态心理作怪。最后只好请毛泽东作主,他同意后才得以实行。五十年代,毛泽东对民族手工艺产品情有独钟,便放宽对手工艺产品的限制,如景泰兰、烤鸭等。当时民众可是连温饱都没有保障,他却治标不治本。中国的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其表现形式、内涵和魅力,早为世界人类认可,实难取而代之。毛泽东则说,洋字比汉字好,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我们应该采用罗马字。实践证明,他的武断此路不通。在反右和文革的年月里,中共官员的所有文章,包括宪法、党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社论,他都要一一细心批改,总是将原文改得和自己的观点一致,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焉得不累?大大小小的干部和文化人,如果发现他们谁有什么错误,杀与不杀,关与不关,该如何定性,该怎样发落,该是何种生活待遇,也全由毛泽东一句话定乾坤。至于工人的薪水、军人的训练,学生的教材、百姓的生活、交通的设置、国际的交往等等,无处不有毛泽东的指示。用他曾经的学生林彪的话来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反神、造神复尊神,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是体现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妙组合?意志与权力的相生相克,派生出来的民族兴亡,想来可谓欢乐少而忧患多。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毛泽东能否说,我岂喜权哉,我不得已也?如果后人以此类观点去评价毛泽东,显然是不妥的。权力的欲望固然人皆有之,没权也实在难以行事,但怎可大权独揽?又怎可因独权而危及斯民?

  毛泽东高度的集权行为,使得中共的政治体系失去了权力制衡的监督机制,不仅没有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多党相互监督,连党内外的民主监督也是一纸空文。

  20世纪五十年代,随着红色之父苏共的解体,波兰十月革命爆发,匈牙利纳吉政府跨台,这些都意味着专制集权主义已无市场。在这种社会潮流下,毛泽东原本应该引以为鉴,走出苏共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误区,把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民权与民生落到实处;相反,他坐立不安,唯恐这种潮流会有损于他的大权。当中共知识份子因此呼吁大民主、主张新闻言论自由时,毛泽东却教训他们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错误的。他说他主张小民主。他的小民主即是整风,他要全力维护领袖之尊。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这样的话:

  “某些教条主义代表人…自以外是馬列主義,毫不知耻地要求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和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

  这篇文章写于四十年代,原是针对28个布尔什维克的,毛泽东也曾为之击掌。1962年重新印发此文后,毛泽东不高兴了,指责它是唯心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书。动则以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来打压同志,这已是毛泽东的家常便饭,当头棒喝,让你无招架之功。

  由人民选举政府领导人,这是现代政治学中最基本的的常识,也是毛泽东当年建功立业、夺取政权的理论武器,是他赢得群众拥护的主要原因之一。建国后他就不是这样做了,他是不相选举的,在他的潜意识中,他的权位是至高无尚的,是不可取代的。他手下的官员,则应由他来任命提拔,他想重用谁就重用谁。基于 这样一种心态,康生、陈伯达、王洪文、江青、林彪等不少民放败类,便是在他随心所欲的恩赐下平步青云。1966年2月,毛泽东对朝拜他的红卫兵说,我是不相信选举的,中国有二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二个就四千多,四个县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真难为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孩子们幼稚,倒以信以为真。如果是他当年闹选举,别人说这话的时候,他该会怎样气愤呢?个别机智的红卫兵当时问毛泽东,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不是说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吗?毛泽东却含糊其词地回答,是吗?我说了这样的话吗?记不起了。不愧为是从容不迫的大师,谈笑间,焦点灰飞烟灭。

  毛泽东的官场权力任命制,是维护他个人大权的保障制,象金字塔一样,由下自上,层层控制。在这样一种权力机制下,大官对小官,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的支配权,除非你对权力没有太高的奢望,否则你就只有唯马首是瞻了。既然对权力的渴求是人的本性,人的社会价值以权力的大小为取向,人的成功与财富必须附丽于权力,那么,因趋附权力带来的腐败,也就势在必然了。

  集权文化的始祖,孟轲有一句名言,道是:“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何谓“巨室?”大官人也,只要不得罪大官人,就是出了事也没有事,包你官场混得一帆风顺。古训如此,所以后世官场急巨室之所急,忧巨室之所忧,喜巨室之所喜,总之是一个“乖”字而已。什么社稷苍生?何物庶民福祉?这种体制下的阿官们,关心的只是权位和既得利益。与之俱来的,是真假、是非与善恶的颠倒,是道德的滑坡、罪恶的猖獗,是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是官场做秀、装饰门面的假大空文化盛行。

  平心而论,毛泽东并不愿意看到官本位带来的腐败,一方面,权力的腐败会影响他的政策和声誉,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设,一方面,权力的腐败会破坏社会的稳定。自从他严惩大贪官张子善和刘青山后,他就开始警惕高干的特权,从三反、五反到文革,他的文件和各种讲话,都曾要求他的官员保持清廉的作风。尽管如此,在他执政的几十年之中,全国各地揭露官员腐败的材料,时常飞到他的办公桌上,他把官员的腐败归结为忘本变质,指责他们丢弃党的延安传统。他不曾意识到,新的特权阶层,是他自己一手所造成,是权力格逐下的产物。此外,毛泽东对特权的反感,主要局限在物质生活方面,他看不惯官员大吃大喝,痛恨官员私贪财产。毛泽东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比较简朴,在他想来,我毛泽东贵为领袖尚且不图享受,你们咋能花天酒地?对于权力造成的其它腐败,毛泽东却似乎并不在意,甚至认为是階級斗争的需要。

  从毛泽东策划的一系列运动后果来看,官员的浮夸、欺上瞒下、阿谀奉承、互相出卖、互相迫害、唯利是图这些现象,不正是权力腐败所致吗?社会不仅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反而相互仇视与防范,文攻武斗,良知泯灭,把个中华大地搞得腥风血雨的,这难道不是权力腐败的恶果吗?文艺学家夏衍先生,曾作《整人歌》一首,歌曰:“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是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笑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夏先生的概括是不是很形象?红羊浩劫,谁也难逃,便作钓鱼人,也在风波里。毛泽东自延安整风开始直到文革动乱结束,因整人导致的权力腐败,一个 “整”字又怎生了得?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春秋素王孔夫子的名言。其境界虽已至自由之境,但仍然是规矩办事,有规律可循。毛泽东也是从心所欲,却没有任何规矩,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引以为自豪的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然他都无法无天,那么,他的国家和官员怎么会有法制可言呢?这是因果,也是逻辑。

  权力,成了毛泽东时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所谓路线斗争,所谓政治倾向,所谓大是大非,所谓组织原则,所谓思想觉悟,所谓階級感情,九九归原,便是看你是否热爱并忠于伟大领袖,你的一言一行,是否与毛泽东思想吻合。这样,毛泽东成了唯一的评判师和仲裁者,成了各派人物竞争的对象,谁都想从毛泽东身上找到自己的合法性,都说自己热爱毛泽东,都指责对方意识形态有问题。不论什么事,都拿毛泽东的话作令箭,保护自己,打击别人,扭曲自我,也扭曲他人,如古代君主被臣下争宠一样、毛泽东成了公共的政治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多少工农民众、文化精英和中共官员,被人用毛泽东语录整得家破人亡?又有多少中共官员利用毛泽东思想,在制造他人的痛苦中平步青云?有兴趣的历史学者,不妨作点调查资料,但估计已很难全部落实。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政治上的独立人格,没有基本的道德良知,都一齐向活着的神明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人人都有原罪感,都要向毛泽东表决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状态啊。而在国民经济衰败,文化艺术凋零的同时,毛泽东的文章和语录发行全球,万岁声响彻天地。据1969年的官方资料统计,在1966年至1968年之间,毛泽东选集共出版发行1.5亿部,包括汉、蒙、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各种文字,相当文革前15年的总和13倍。另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选读1.4亿多册,语录7.4亿多本,其它汇编资料20亿册,毛泽东诗词9600万册,各种肖相40亿件!至于新中国以来歌颂毛泽东的诗文,小说、戏剧、理论、音乐等,更是浩如烟海,令人望洋兴叹。

  王者文化、君权主义,在毛泽东意志哲学与诗化哲学的支配下,以貌似合法的形式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并无高等学历的革命者,竟然能够游仞有余地征服整个中华民族,垄断国民的生死存亡达半个世纪之久,不仅是个奇迹、也是耐人寻思的问题。这除了说明中国文化的不成熟性与国民心智的天真性外,实在也同封建政治的顽固性不无关系。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意味深长吧?

  毛泽东走了,神话也破灭了,但毛泽东集权主义带来的社会腐败却仍然存在。应该看到集权主义危害的严重性。它决不象有些研究者所说的,毛泽东的集权是居功自傲,是胜利冲昏了头脑,是个人主义至上那么简单,中国的腐败也绝非党八股秀才们所说,是贪图享受、蜕化变质所致。而是人性的弱点、文化的落后和政治体制的腐败所致。就象人一生不能两次涉入同一河流一样,优秀的民族和政治,也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殷鉴不远。

  《真相毛泽东》一书,欢迎出版界人士提供出版机会和帮助,谢谢.

  笑波,男性,中国长沙市人,人文科学工作者。现为湖南省某杂志社杂志社文化总监。

  作者电子邮件:chinese998(at)hotmail.com

  作者: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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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评论 »

  1. nowhere 说:,

    2008年01月27日 星期日 @ 06:27:03

    1

    “1945年6月,毛澤東作《论联合政府》报告,强调民主自由与统一,反对一黨專政,实现民主与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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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Jason 说:,

    2008年02月12日 星期二 @ 14:56:54

    2

    我们现在是活在毛泽东打的的天下,当然都说他好咯。就像明朝末年,我看也没几个百姓敢骂朱元璋!看看文革造成的破坏,直叫人寒心。打个不大恰当的比方:中国就像当年一个快破产的国营企业,毛厂长当年跟几人志同道合的人合伙,一起打拼成功地避免了被对手公司(日本)吞并的下场并建立了公司。让大批下岗员工有了口饭吃。没几年,毛厂长底下的下属表现优异,功劳盖过老大。换成谁谁不当心自己的位子?厂长就把以前几个有“犯过错”的哥们的老底全揭发出来,这样就引起厂里所有文化素质本来就不高的工人的强烈不满,最后被开除的开除,被抓的被抓。厂长去世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公司的管理、高层的决策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公司高层干部利用职权拉拢自己人欺压其他工人,以权谋私的都大有人在,情况每况愈下。生产进程遭到严重影响。还好,这么大公司还有点低,这么多蠢材里还有几个人才,通过邓部长大刀阔斧地改革,公司有了全面的发展。但公司还是遗留了过去某些弊病。公司赚了钱以后,一部分主管不思进取,捞回扣、乱扣员工工资、把公司的车私自用来接老婆上下班等等,虽然由于市场还对本厂生产的那些没多少技术含量的产品有所需求,公司也在扩大规模,但要跟隔壁几家高新技术公司(日,韩)还有大水沟对面的本区最大公司(美国)比,还差的很远。自身的种种内部问题都没解决,前程不是很光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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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lalla 说:,

    2008年03月14日 星期五 @ 12:45:39

    3

    你有多少资格来评论老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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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六月 14th, 2008 03:27:07 回复:

    如果你说的对,
    那我只好很抱歉的说,王八蛋你也没有资格评论楼主,

  4. 王仆众 说:,

    2008年07月24日 星期四 @ 03:28:39

    4

    一诗定乾坤,
    四字平天下,
    理解毛泽东,
    觉悟兴中华 。

    注:若知“一诗”、“四字”、“理解毛泽东”的内容等,请在网络上输入“王仆众”后点搜索即可。特别是在央视论坛中寻找一下。若认为有意义请将此信传给您的朋友等。谢谢!

    我的一些对新中国政治再认识的见解和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同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一件大喜事,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也一定会成为中国大多数人的共识,那将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王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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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Sureman 说:,

    2011年08月19日 星期五 @ 02:20:21

    5

    很好,正確地描述了毛思想的發展過程,毛的動機,以及其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既不是一棍子打死,也沒有盲目的崇拜,對評價毛的功過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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