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宪:北大改革怎样解开死结

  毕竟远离北大十千八百里,对她的改革关心却不上心,只是看看网上信息而已。但一路看下来,我却感到北大改革似乎已掉进可怕的怪圈中:人人都说支持改革,但人人却都主张先改别人的革;人人都知道北大有问题,但人人都认为问题出在别处。我想起20年前单位里一位老北大人的名言:中国的现实是一筐螃蟹,你咬着我,我咬着你,要改革,难矣哉!现在的北大就是这样的状态。改革,就要解放能干活的“螃蟹”,这就必须斩断哪些不会干活、或干不好活的“螃蟹”的爪!现在难就难在这里。因为这些不会干活、或干不好活的“螃蟹”,未必不兢兢业业天天干活,未必不热爱北大,他们可能是北大最忠诚的儿子。现在,一听到改革方案,挥洒热泪、“义愤填膺”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是副教授,是讲师。我也很理解同情这些人。

  当然,如果有绝对的评价尺度和方法,譬如像田径比赛这样的选拔,或乒乓球比赛这样的淘汰,麻烦也不大。问题是,中国的社科人文学术的现状,就是泡沫泛滥,既缺少刚性尺度,更缺少公认权威。所以,你制定的评价方案再详尽,也难服人,而且可能甚或必然滋生新的腐败。依据这样的尺度和程序,你砍掉谁,谁也不服;少数不服,无所谓,而一旦多数不服,就可能“麻大烦”了。毕竟是精英阶层,不是弱势的国企工人,说下岗就给打发回家了,哪怕你曾是劳模、是骨干!

  因此,作为旁观者,我认为北大目前评价尺度和方法确有问题。像评定正教授需要多少国外、国内权威的评价的办法,基本不可操作。特别是依仗国外权威评价北大教授,更是弊大于利,万不可实行,理由下述。国内同行权威评价,或校内权威评价,实践已证明,有人情面子法则在,也很难公平。那些老实的搞学问或认真搞批评的学者可能吃大亏。如果仅评个正高、副高,大家还可能接受,如果事关北大的“户籍”,必有一番血战;血战过后,必是北大元气大伤,莘莘学子便大受其害了。因为北大不是研究院,教学是一日不能停的。

  正因如此,北大那么多国情专家、改革专家,应把中国渐进式改革真谛学好用好,一步到位理想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要改革目标不动摇,不怕慢一拍,就怕瞎折腾。北大改革,一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对得住全国的文科状元和父老乡亲,二为了提高科研水平,对得住国家和民族的重托。可能还有很多目标,但这两条是关键。然而,就国内文科现状而言,我认为,第二项目标,仅靠学术人事体制改革,是没多大希望的。即便人员流动起来,又能如何呢?因为文科学术那个领域有真正的独创理论或学术,早该浮到水面上来了。现在没有,你北大敞开大门,依然没有。目前学界,基本上是唯洋人理论“马首”是瞻,大家以争当西方某大师的好学生为荣。所谓研究云云,多数是贩卖西方理论,吓唬国人。当然,也有少数人将中国本土文化套上西方范式,糊弄洋人的。如此这般,也摆平了——但却都没有学术理论创新。因此,要真正提高北大的文科科研水平,绝不是凭借制度改革便可立竿见影,它恐怕要靠新一代学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北大改革完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将目前所有教授副教授岗位,全部宣布为教学型系列,保住他们的职称。新的教学型教授、副教授设岗也要合理,呈金字塔型,上小下大。目前不合理的,通过自然淘汰或岗位竞争,逐渐使之合理。期间,对“老人”可采取一定保护措施。今后,对教学型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晋升标准,就是教学。让本系,让全校学生投票,年年统计。在同一专业中,教师们教学质量高下,“一流”的北大本科生绝对能够判断。特别是连续几届统计,其结果肯定公平。这样,就先把北大的教学搞上去了。哪些连在北大教学也不胜任的,自然就要淘汰出局了。该降职降职、该低聘低聘、该下岗下岗,该辞退辞退,没什么可说的。如果助教、讲师们的教课都很优秀,那就熬年功,老的不退,新的不上。但只要学生拥赞,即便终生不能晋升副教授,老讲师职位也应保留。教学型讲师就是工程师;规定工程师一定要年轻,道理上讲不通。当然,这样制度实行起来,许多年轻教师自然就流动出去当教授了。

  于此同时,按5:1比例虚设研究教学型教授、副教授序列岗位(讲师不设研究型岗位),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研究要靠少数精英,人海学术是不出大师的。这些岗位,要凭每人的学术实力竞争。这种实力,不需权威评委,完全由教学型同行“海评”。只要要求每位申请者将自己每年代表作贴到网上,接受全国和校内同行点评,几年下来,谁的研究真正原创,谁只是学术贩子,一目了然。具体办法设计和操作非常容易,我关于社科基金评审制度的设计方案,可以参考。这里需说明的是,有些学者对网络或敬而远之或不屑一顾,不愿意自己的成果上网。通过强制措施,改变这种态度,可大大促进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但有些学者却是害怕上网,因为他的东西集中一展示,大大的学术泡沫就要被刺破——十几年一贯制,年年重复那老一套,不是泡沫是什么!我的设计中,教学型的教授、副教授,可以不搞研究,但必须参与学术批评,专门批评研究型教授的研究成果。只要教学型教授,每人每年写两篇学术批评文章,这研究型的教授就谁也不敢蒙事了。现在这种人人想当研究型教授的局面就可终止了,因为那可不是好干的活!

  当然,我所理论的“研究”,是不含任何水份的研究。目前的编、译、述、评、“倡”,皆不算研究。编、译无需说。述,即概述传播已有的理论和学问,评,即评价批判已有的理由和学问,皆可作为对教学型教授的水平参考(只能参考,因为教学是硬尺度),但不属研究。我杜撰了个“倡”字,特指烙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方式,我们许多人习惯“站在高坡上”,年年倡导建立“马克思主义XX学”,或倡导对传统文化应如何继承,倡导对古文论应怎样转换等等。这种“倡导学”文章,你不能说它没价值,但却不能把这种倡导视同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XX学”的倡导几十年了,我们的学者仍在倡导,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却成家、成派地成长起来了。因此,我主张“研究”的外延宁严勿宽,不能把写篇文章就算研究;人人研究的结果,中国却缺少了真正的研究!只有提高“研究”的标准或研究型教授的准入门坎,才能发现和激励真正的研究型教授,独创自己的学术理论和体系。

  总之,我的想法,先打破现在的“研究型”评价机制的筐子,解放所有“螃蟹”,让大家都奔不同目标跑起来,这样,就不用为伯乐为裁判打破头了。大家跑习惯了,改革就没阻力了。然后,在研究型的框架内,让少数有研究能力、研究潜质的教授潜心钻研,慢工出细活,这样十几年下去,北大有希望了,中国文科学术也有希望了。

  作者是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附注:本文发表于2003年7月23日《中国青年报》,此次贴出前,略增加一些内容。原文结尾有一段话:“我这是晚上上网瞎操心,一有违观棋不语的古训,二属站着说话腰不疼的主,供大家一笑而已。”但这几天网上的气氛已有些紧张了,我想,这便不适宜笑谈了,便补充一些内容,正面阐述了我的观点,希望能对北大改革有所助力。

  作者:杨曾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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