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一篇胜过无数炮弹的文字

  张季鸾被誉为“报人中的报人”,他一辈子办报,对自己的报人角色充满自信,“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他曾对《大公报》后起之秀之一徐铸成这样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正是这份自信成全了《大公报》民间第一报的空前事业。

  由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举国舆论的重镇决非偶然。当时,国内、国际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人们都会看看《大公报》的新闻是怎么报道的,社评是怎么说的。蒋介石说自己每天看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是以“不党”、“不卖”等“四不”著称的《大公报》。可以说,张季鸾达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言论报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当1937年那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时,他的言论自然会更加引人注目。

  他们预计上海即将沦陷,1937年9月18日,张季鸾不顾病弱之躯,手创了《大公报》武汉版,这是他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期,他的一支笔发挥到了一生中能发挥的极限。由他执笔的《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社评,都曾激动过、振奋过当时的人心,影响极大、极远。“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这是徐铸成的评价。张季鸾文章最强的地方还不在于文字,而是他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往往三言两语就抓住了问题本质,看穿了复杂表象背后隐藏的奥秘,他的文章之所以能揪住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心,关键就在这里。

  1937年12月8日,当日寇兵临城下,首都南京千钧一发之际,国民党当局还通过德国人在和日本人“调解”,抱有一线和平的最后幻想。就在此刻,张季鸾写下了那篇传诵不衰、堪为新闻评论范例的《最低调的和战论》,他说:

  “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

  “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

  这篇评论简短而有力,无比的清醒,无比的清晰,对于那些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糊涂人、软弱人、打着小算盘的人,如同是一声棒喝,也是最好的清凉剂。考虑到《大公报》的影响力,考虑到包括蒋介石在内许多政要、将领和名流对张季鸾的敬意和信任国家一时免于陷入“土崩瓦解”之局,应该说与他关系不小。南京未能免于陷落的命运,几十万生灵涂炭,几十万冤魂至今没能得到安息,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拿起了他的笔。12月28日,《大公报》发表他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偏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

  好一句“为匹夫匹妇复仇”,一篇文字胜过无数炮弹,侵略者嫉恨这位曾穿长衫、被肺结核伤害着的留日学生,我们可以想见。也许70年后,我们已无法体会这些文字传达出来的时代信息,无法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那份血肉情怀,无法理解一个报人和一个时代的互动和所能达到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尊屹立在言论史上的嶙峋雕像。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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