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还有一点人味儿”——陈独秀被捕之后

  遥想“五四”当年,陈独秀“白帽西服”,亲自到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上散发传单,何等的风采!即使入狱也是风光无比,光焰万丈,举世注目。他亲自起草、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无疑是一次“直接行动”,是一个北大教授、前文科学长的“直接行动”,更是一个普通公民的“直接行动”。1920年4月21日,离轰轰烈烈的“五四”还不到一年,这位“五四运动总司令”在《时事新报》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一文,他将五四“特有的精神”概括为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这是他和无数青年身体力行所创造的五四“特有的精神”。在不断侏儒化的后人眼中,他们的这些举动也许就是飞蛾扑火、以卵击石,即便在学者专家笔下,五四精神也不再是什么直接行动与自我牺牲的精神。顺便提一句,《北京市民宣言》是由胡适“译成英文”的。重温历史就会发现,我们今天与“五四”巨人的距离首先不是时间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在陈独秀被捕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1919年的中国,那年头的世道人心、社会元气。一个社会是需要几分元气的,这元气首先就来自公道人心,也就是说要有一点“人味儿”,否则与禽兽的社会何异?1919年的中国,不只有学生运动,不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9年的中国还有一点“人味儿”。从6月11日到9月16日,98天的牢狱没有打倒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他实现了自己男子汉的承诺。这个社会也是爱护他的,没有让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失望。即使身在囹圄,他也不是孤立的。这是我们在1919年看到的亮色:

  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全国舆论一片哗然。14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15日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 黑暗势力猖獗》的述评:“当此风潮初定,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过之诚心,不应对于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同日,《时报》刊出《陈独秀被捕》时评。 17日,老牌的《申报》刊载《北京之文字狱》杂评,尖锐指出“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批评北京当局“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上海《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评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6月15日,北京学生致函警察总监,提出二点:“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同时通电上海各报各学校各界:“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潮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除设法援救外,并希国人注意。”很明显,这是在向当局施加压力。

  16日、20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9所高校40人, 民国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私立毓英中学等7所学校29人,分别联名致函警察总监,称陈独秀“此次行动果如报纸所载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惘”,要求“宽其既往”,“爱护士类” ,予以保释。目的无非是为陈独秀开脱。在署名的69人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有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如因病卧床的刘师培等。

  从6月17日起,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江苏省教育会、北大全国校友会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等团体,乃至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等纷纷发表函电,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中华工业协会在6月25日《时报》刊出致当局的电文:“陈君提倡新思想,著书立论,无非研究学理的关系,既不与共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亦适合共和国民思想自由之心理。兹值全国人民愤激甫息之时,当局岂可遽兴文字之狱,而以北京学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从此始。”

  6月22日,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谴责这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称陈独秀“英姿挺秀,学贯中西”,“向以讲学为务,生平不含政治党派臭味”,自己与陈“总角旧交,同出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敦促“立予释放”。

  陈独秀是安徽人,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就是皖系军阀,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是安徽人,安徽各界纷起营救。据6月16日、24的《申报》,由旅沪皖人组成的安徽协会几次致电北京安徽会馆,要求以同乡关系,“速起营救”、“竭力设法营救”。在为陈独秀获释而奔走的同乡中,既有他的好友,也有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余裴山致函安徽协会,称陈“为革新思想之先守,实吾皖最优秀之分子”。他在写给《时事新报》张东荪的信中说:“我和陈君并靡有一面之交,但不过我觉得他这样的爽直敢言,是很令人可敬的。”甚至还有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他们认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连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他们的政见也许不同,甚至相反,他们的学术观点或许大相径庭,但并未妨碍他们在那一刻站出来为这位同乡说一句公道话。

  6月29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28号)发表两则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重申了陈独秀的那句箴言: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爱情与痛苦》则说:“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7月14日, 远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为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大声疾呼,他说:“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舆论的呼声发挥了作用,这是1919年,五四浪潮汹涌澎湃,军阀政府还不敢太肆无忌惮,逆流而行。值得一提的还有吴炳湘其人,当年7月25日的《申报》报道:“尚幸警察总监吴炳湘,脑筋较为新颖,虽被军阀派多方威胁,及守旧派暗中纵恿,然其对于陈氏始终毫无苛待(当陈氏初被捕时,步军统领王怀庆即与吴争执权限,斯时陈最危险,盖一入彼之势力圈,即无生还之望,幸吴警监坚执不肯让步,故仍得留置警厅)。”

  在各方的压力下,9月16日,陈独秀在被迫具结“以后安心问学,……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之后恢复了自由。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同人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欢迎他的出狱。

  1919年6月11日,当陈独秀被捕之后,学界、新闻界,政治人物、故旧朋友的反应自在意料之中,最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恐怕是中华工业协会,尤其是反对白话文的老辈人物也站出来为他呼吁、奔走。对此,胡适6年后还念念不忘,1925年12月,他在“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事件”发生后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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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大肠茎 说:,

    2008年04月09日 星期三 @ 08: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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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先生,能不能把 文章的字号改大一点,看起来太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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