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按:2007年是胡适先生去世45周年,也是陈独秀先生去世55周年,12月17日是胡适生日,12月16日,民间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胡适、陈独秀纪念会”,表达对两位“五四”先贤的追思、敬意和反省。与会者包括丁东、王东成、邢小群、章立凡、王人博、秦晖、杜光、吴祚来、程巢父、邵建、张博树、傅国涌、余世存、李炜光,等等……纪念会开了一天,就胡、陈与新文化运动,胡、陈与国共两党、胡、陈与宪政民主、胡、陈与现代知识分子四个专题进行了讨论。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从中不难看出他那种属于书生本色的天真。1954年,他为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所写的序中说: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宣告失败,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外交的生手’。……事实上,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样的天真。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中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1895页)

  1945年的毛泽东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而是手握重兵的一党之魁、两强对峙中的一强,当然不会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胡适放在眼里,时移境异,随着毛泽东在共产党阵营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了,北大留给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记忆。在毛的心目中,当年给胡适写信、写明信片、乃至登门拜访时的那份尊敬和谦卑都已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五四”时代,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热烈崇拜者,虽然胡只比他大了两岁。直到1936年,毛还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毛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为此他曾当面向胡适求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说过,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 1951年5月16、17日,胡适连日读了萧三《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他把其中有关毛泽东年轻时办“自修大学”的经历抄在了那两天的日记中。17日,他读了胡华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把有关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等内容抄在了当天的日记中。他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页)

  周策纵在《胡适杂忆》中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了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而作的。

  胡适总是忘不了这一切,忘不了1945年给毛泽东的电报,他晚年还几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电报。1961年12月19日,胡适在台湾,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那天的《民族晚报》上有一篇玉垒生的文章《胡适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1945年8月4日给毛泽东的电文,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看了以后说,这个电报好象没有留稿,“电报,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节省电费,而且有些成语,或如韵目,的确可以省了许多字。”他指出几个排错的字,还在旁边注上了13个字:“从纽约发给毛泽东的无线电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3843—3844页)

  1949年以后,胡适虽身处海外,但几乎无时不在关注大陆的命运,文化的浩劫、知识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难等都让这位漂泊的游子牵肠挂肚,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传播文明常识、自由思想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陆批判他的材料,准备写一篇长文来个总答复。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朋友叶公超劝他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245—246页)最后,他也就没有写什么回应文章。相比之下,反胡风运动、1960年饿殍遍野的报道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在他生命的黄昏,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判断就是建立在这些历史事实之上的。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要对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当作一个靶子来打。

  1956年9月,胡适已66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便不能相容。”(同上,第七册,2546页)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俩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同上,2547页)

  他感叹,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能说许多非出自本身或虚伪的话,颂扬不值得颂扬的事,或不谴责他们内心不愿谴责的师友。总而言之,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就逼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讲政治性的谎言”。“当中共政权命令全国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学生,都不得不说出他们对我的批判或痛骂。他们充分知道我会了解他们并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同上,2600页)

  1961年,胡适71岁了,这年10月25日,他在给赵聪的复信中说:“‘人民文学’发表的《鲁迅传》戏本,我尚未看见,中共恶诋我和我的师友,我见惯了,看作当然应该有的‘戏文’,只觉得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未免有点好笑。前些时(1957)我还曾搜集这一类‘清算胡适的幽灵’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来,连这点兴趣也没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了’。”(《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712页)

  也是在1956年9月那一次,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审判。但自由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2547—2548页)

  1957年6月7日,中国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9月26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中共政权。”(同上,2598页)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他无比沉痛地指出:

  “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

  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2604)

  这是胡适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基本认识,他的这一看法至死都没有改变。所以,他一直惦念着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适68岁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日,他在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上发表演说,认为1957年春夏之交北大学生创办《接力棒》刊物,发起“新五四运动”,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断的标志。正值毛泽东退居二线,他说:“昨天,曾经当过北大旁听生的毛泽东的下台,‘新五四运动’是其原因之一。”(同上,2775页)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下台,而是继续牢牢地掌握着“和尚打伞”的权力,其无限的权力和异想天开的政策将继续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1960年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只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1961年1月21日,胡适看到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用红色的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划了好几处。他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同上,第十册,3460页)

  在胡适身边工作了三年的秘书胡颂平,第一次听他如此沉痛地说出“真气死人”这句话。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还是知道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并没有反抗的力量。饿死也就饿死了,历史将继续。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 568—569页)

  也是这一年,程靖宇寄给他一些书,其中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他在5月21日的复信中说:

  “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

  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题莲华寺院》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算不得好诗。

  大概此君颇得毛酋宠任,故招致妒忌,忌者借此书下攻击,意别有在,并非如你说的‘钱真是高明而有胆’也。“(《胡适书信集》下册, 1396页)

  在这些日记、书信中,69岁高龄的胡适透露了他对毛泽东一统山河,不仅主宰亿万生灵的命运,甚至要主宰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词在他眼里只是“肉麻”,而且连最基本的韵脚都不遵行了。钱钟书在大陆至今仍被捧为“学术泰斗”,其《宋诗选注》也被捧为“经典”,素来公允、客观的胡适感到其实“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但大陆文人攻击此书,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争风吃醋而已。

  不过,胡适也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适口述自传》)

  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痛绝,他感叹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1960年5月3日,“五四”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产党策动吗?”他指出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产党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3254页)5月4日,北大校友会举行“五四纪念会”,他发表了40分种的演说,他再次驳斥了这种编造历史的做法,“但我们算算历史,民国十年(1921)7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民国八年那里有中国共产党?这是讲历史的人最简单的考据。”即使共产党创始人、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民国八年二月就辞去北大职务离开了。学生的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罗家伦,当时都在场,可以证明。”否定了英国作家罗勃特《毛泽东传》中所谓“陈独秀在北大召集学生演说,学生们才出去有所行动”的说法。他也不讳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蒋梦麟先生家里,晚上还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从记者那里才知道北京的情形。”(同上,3256页)

  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同意这一说法,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必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而真知往往并不那么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都卑之无甚高论。自由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乌托邦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取而代之,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那些试图一夜之间在地上建天堂的梦想,那些一心渴望大同的不着边际的追求注定了将碰得头破血流。既然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我们依旧找不到方向感,那么21世纪,就让我们走近浅白、清楚的胡适吧,他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他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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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王璞轩 说:,

    2008年02月29日 星期五 @ 09:04:23

    1

    怀念这位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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