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宪法:官逼吏不反

  中国传统政治,历来就有官、吏之分。自元至明,官与吏的流品泾渭分明,迨到明成祖时,便有吏胥不能当御史的规定,也不准其考进士储才养望日后为官,官、吏显然分开两途:官为清流流于上,吏为浊流沉于下。除了前辈小吏焦仲卿,曾因婚姻问题赢得社会广泛同情,千年以来吏这个阶层,基本上都是政治地位卑微、社会形象污浊,是个令广大百姓乃至整个社会厌恶的过街鼠角色。

  吏所从事的是一般业务的管理,属事务型,后来有“干事”一称,不失为深刻和贴切。官、吏的职责的划分,本质在于“官”领导“吏”,“吏”驱使“民”,实现干事、抓落实。“官”以“吏”为客体,“吏”以“民”为客体。在官、吏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官。他们出台政策,制定任务,然后交由吏去执行。整个执行的结果,也完全可以预期,因为这中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组织措施”问题。“组织措施”定位到什么程度,自然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象水温设定在100度,结果必然是沸腾。尽管“结果”有时真伪莫辨,但总会是“是”,不会是“非”,不至于出现要驴而牵象。人们曾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且将之归于哲学上的唯心论。其实,根本没有那样的高度,只能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演绎问题:官有“多大产”需求在前,吏必有“多大胆”实践随后,是“多大产”派生出了“多大胆”,不至于“多大胆”派生出了“多大产”,中国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基层哲学门派。在这个“胆”与“产”的逻辑产生过程中,“吏”自然要望“产”生“胆”,甚至不惜以牺牲“民”的肚皮来充实“产”的厚度,哪怕民不聊生,与民之间剧烈冲撞。

  要想不出现这样的结果,唯一的着力点,自在官、吏关系无疑。“官逼民反”的说法由来已久,其实这一说法既不符合史实,更经不得推敲。即便是史上苛政猛于虎的时候,也是“官”苛于“吏”,“吏”苛于“民”。省去“吏”这一中间环节,直接得出“官”苛于“民”的结论,明显是一个不逻辑的逻辑换算,或是民对官、吏概念常识性的混淆,或是老百姓水平有限抬举了“吏”,有意无意间误“吏”作“官”。历史上的民变或是起义,多是事实,但很难找到“官”之直接残酷压迫和剥削的佐证。硬说是“官逼民反”,那是典型的官僚主义。“生辰纲”出问题的环节,根本就不在太师手上,那些直接掏份子作“生辰纲”的,绝少知道会有个“太师”,他们目光能及的最多只有钱粮小吏,有什么血债也会一古脑儿记到小吏的大名之下。换个角度,哪一回揭竿而起者祭刀、祭旗的第一棵人头,第一选择少了“恶吏”?“吏逼民反”,才是史实。

  皇权不下县的格局早已成为历史,国家政权已向县下延伸。这一延伸,很容易让人相信乡镇政权同样有官、有吏。其实不然,就这一级政权的职权范围而论,充其量就是吏的角色,无论行编、事编,无论“一把手”还是普通一兵。因为,他们的职责只是历尽事责,把万条线上倾泻下来的事务办完办毕。实践当中,他们政治进步的机缘也微乎其微,谈不上有“官”的升迁空间。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对上的关系近乎官、吏,对下则比较直接地表现为吏、民。

  官逼常有,吏反不常有——每一道公文,即便不是八百里加急,其所谓的严肃性,则自是逼迫无疑。郑板桥有首闪耀着实事求是光芒的咏竹诗:“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在这里,郑知县首先掩瞒了自己的官身,冒充小吏,面对民间疾苦,同样实事求是地选择了“关情”。以他的官身,若是朝廷粮饷在急,他的训斥只会是“悍吏”工作不力,不会由于“悍吏”工作过头。有刚性的事务要求,必然的结果是小吏们“千方百计”地“创造性工作”:明知不能收的钱必须去收,明知不能派的差必须去派,明知不能办的案必须去办。否则,在系列的“问责”及“一票否决”中,小吏自身必定遭到处理殆尽。

  很难找到做诗的小吏,就因为吏的职责不是作诗只在做事,且是为官不是为民做事,是在官逼民怨中做事。但是,任何吏对官对抗、反抗的预言,都只能是流产。因为吏的真实状态,是官倚在上,民伏于下,这就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官、吏、民三者的链条中,吏不过是个中间环节。官对吏的打压,最终是要变解、传递到更下一层次。官、吏之间也难言和谐,极端情形下,会有一批王朝末的小吏,以吏头落地的方式代表王朝向民谢罪,但那也是无数民之活生生的身体成为尸体,脸色变作菜色之后,且几百年才会现此一幕。就象变速箱用坏了的一部汽车,那一定有几只轮胎跑坏在前。就此期待一介小吏为民请命,为自身减压反官,断断不能。即便有宋江反在一部文学作品,也不在工作压力,全在生活所迫。

  官欲有为,吏必不得不为之。官、吏和谐鲜见,吏、民和谐绝无。什么时候居然和谐,那就叫清明政治。

  作者是安徽省作协会员,安庆市作协理事

  作者电子邮件:zawen2008(at)sina.com

  作者:章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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