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三丈:第三只眼看腐败

★ “第一贪”屡创新高

  几年前,四川涪陵市委书记赵甫安贪污受贿60多万元,被称作“涪陵硕鼠”,震惊全国。3年之后的1998年,海南省一个县级市东方市的市委书记戚火贵腐败案震惊全国,理由是,从这个书记家中抄出的财产竟达1400余万元。仅仅几个月后,这个数字又被与他同样级别的广西玉林市市委书记李乘龙刷新了,他的数字是1600万元。但他们和不久前披露的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比起来,又算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副市长在澳门的赌场里转眼间输掉4000万元,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恐怕赌王也要自叹不如了。有心人不难发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些贪污受贿的数额一个比一个大。与此同时,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被查处的官员只是应该被查处的官员的一部分。那些被查处的官员,往往不检讨自己罪孽深重,而是把自己“翻船”归咎于“关系没处理好”、“运气不好”。笔者曾到某一个县级市采访,那个市的前任市委书记刚刚出事。该市的市委常委、市委办公主任很“坦诚”地对笔者说:“现在的干部,你要认真查一查,哪个没点问题。”他丝毫没有把自己排斥在“现在的干部”之外的意思。这说明不少官员对腐败已经根本没有法律上犯罪感和道德上的负疚感了。

  腐败已成为社会的毒瘤,它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当然,腐败不是中国独有的社会问题,一位资深社会工作者指出,困扰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大问题不是人口、环境或经济问题,而是政府的腐败!

  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容易成为腐败的温床呢?

★ 当官:千年难变的梦想

  没有人能证明,想“当官”是出于信仰或为社会服务的目的。理性的社会学者更愿意把职业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当作人生的投资方式来考察。既然是投资,每一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考虑以最少的资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而人生的利润其实就是人的需要。社会学家认为,人的需要分成三个层次: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具体到一个投资者身上,大致可以有这些:优裕的物质生活、得到他人的认同与尊敬、自己的成就感。这些需要是按层次先后得到满足的。人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利润(需要)比较容易而且能合理合法地实现,反而是层次较低的第一种利润(需要)比较难实现。一个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官员(公务员)的合法收入是相当低的,他们的收入水平,在一些经济繁荣城市,不要说“优裕的物质生活”,连稍体面一点的生活都无法维持。

  然而,中国官员的实际生活水平没有那么糟,他们基本上是生活较富足而稳定的一群。将他们生活水平与一般教师相比效果最为明显,他们的合法收入大致是相当的,生活水平却相差悬殊。

  这说明,某些官员们除了工资外还有更多的收入。这得益于官员们所服务的政府的职能。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全方位介人使得它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一个权力批发部门和社会资源的整体分配者。官员们和他们的部门可以通过出售出租权力获得大量工资以外的收入。这是利润的重要来源。

  这就是腐败,权力出售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性。

  不难看出,官员们的利润尤其是暴利,其来源几乎都是非法的,他们实现暴利的前提是必须腐败。

  获取非法的利润意味着风险。如果将当官与经商相比,可以发现当官的风险不比经商小。从人生投资的角度看,经商即使投资失败,损失的只是人生资本的社会资源部分,更宝贵的人的体力、脑力是可以继续利用的,他也还有翻本的机会。而从政就不一样,每年被纪检、检察部门查处的官员是最典型的投资失败者,被撤职、判刑意味着他们几乎输掉了人生资本的全部,至少在仕途上一般不允许重复投资。

  这还不是风险的全部,有的风险来得更直接。近年,官场同僚间买凶杀人、泼硫酸毁容的事已非奇谈。江西省安义县有个县长,当县长时想当书记,就指使人开车撞书记,居然真的当上了书记,当了书记,他又怀疑副书记告他黑状,指使人去刺杀副书记,差点致人于死地。如果是从被车撞的书记和被刀刺的副书记的角度看,这当官的风险该有多大!驱使人冒险的是利润。马克思说,当利润达到300%时,资本家就会铤而走险。有那么多人在官场上铤而走险,这里的利润可想而知。

★ 优秀人士的冒险游戏

  前文容易给人一种逻辑和结论:官员腐败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太低了,根治腐败的出路是给他们加工资,这就是所谓“高薪养廉”。

  这确实是相当多的国家根治官员腐败的一种办法,也可以说是根治腐败的一个前提。但在中国,这不是当务之急,且不说财政拿不出巨额资金为官员们增加收入,更关键的是谁也无法担保,官员们拿了比现在的合法收入多一倍或更多一些收入就会廉洁起来。

  比较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就会发现,西方国家的官员一般是在解决物质生活问题(比如经营企业、开办律师事务所)之后进入政坛的,他们从政主要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欲望——他人的认同感、自己的成就感,而在物质生活和经济利益方面,他们一般没有利润期望值,也就不太可能从职务中去捞取经济利益。与此不同,中国的官员大都从基层做起的,这就决定这些投资者基本上是一穷二白入市的,他们把人生所有的利润——经济利益、认同感、成就感,全都寄托在仕途上。由此,通过职务方便获取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当然大得多。

  说现在中国的官员是整体素质最高的一个群体,恐怕很多人会反对。但反过来说,长期以来,大量的优秀青年都当官去了,可能很多人会赞同,不要忘记了,才智越优秀的人,很可能就是对人生的利润期望值最高、暴利欲望最强的人。而当官能得到的合法收入在经济方面绝对不能满足他们的暴利欲望,他们只能铤而走险——受贿,这就是腐败的开始。

★ 变化正在发生

  近年,多种所有制经济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它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大型的跨国公司、民营高科技企业成了优秀毕业生的一个重要去处。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说明它们正在改变社会的人力资源结构与流向。那些进入公司当了高级白领的年轻人,会逐步发现,除了当一名行政官员,还有更好的过上体面生活、实现人生抱负的办法。当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有了这种看法,而又有足够多的企业能容纳这个社会的优秀人才,腐败现象就会逐步式微。

  所以,笔者认为,根治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两点,一是调整政府的职能,逐步淡化政治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让出售权力的官员找不至市场;二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拓宽人才就业与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改变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人力资源流向与结构。

原载《南风窗》1999年第11期

  作者:方三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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