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GDP是“泡沫黑手”

  地方政府对GDP 的简单追逐,带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房地产泡沫、环境破坏以及忽视劳工安全等系列问题。中国应用NDP代替GDP来衡量地方政绩,以唤起地方的成本意识。

  最近的一些环境灾难表明,中国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对GDP的盲目追求,导致人们忽略了增长质量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转变它对经济产出的核算方式,使所有成本都得到体现,从而刺激地方政府注重成本。

  中国在衡量经济产出的时候,应该加入三个方面的成本。首先应该从GDP中减掉石油、土地等方面的投入成本。其次应该从GDP中减去因工带来的人员死伤成本。再次中国国家环保局应该把环境成本分摊到各省,以便各省在计算GDP的时候扣除分摊到的这部分环境成本。在抽掉这三部分成本之后,剩下的就是国内生产净值(NDP:Net Domestic Prudoct).我认为,用NDP来衡量地方政绩,可以提高中国效益。

  如果去除自然资源成本和土地成本,那么中国的经济产出值可能要降低6-7%.另外还有6-7%可以作为环境成本和因工死伤成本从经济产出值中扣除。此外,有些经济活动带来的呆账也应该扣除。上一轮商业周期中,呆账总额高达40%.要估计本轮周期中的呆账还为时尚早。

  哈尔滨水污染事件的教训

  吉林化工厂爆炸事件使大量苯流入位于中国东北的松花江。哈尔滨被迫停水四天。未来几天污水还可能进入俄罗斯一些沿海省份。这次事故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工业化过程不可避免会带来环境恶化。但是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恶化加以限制。所谓“发展中国家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的流行说法,并不适用于中国。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500美元,但是在全世界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8个。“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会给中国带来大规模的健康危机。

  最近几年,环境相关的成本渐渐凸显。中国70-80%的江河和湖泊遭到污染。尽管城市居民可以饮用净化水,但占总人口约60%的农村地区人口却只能依靠这些未经净化的水源。当前的经济繁荣并没有给农村人口带来多少收入的增长,相反他们却承受了不成比例的污染后果。这不利于社会稳定。

  现在,环境治理应该也可能要成为首要任务了。总的治理成本难以预测。当务之急是净化水资源和改善空气质量。我推测,总的治理成本会在20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量看起来很大,但是比较一下今年1万亿美元的固定投资额,这个数额应该是支付得起的。

  中国1万亿美元的固定投资里边,相当一部分是一种浪费。空置的楼房和利用率过低的公路到处可见。若将这些固定投资中的有些部分用于环境治理,收效会大得多。

  用NDP激励地方政府

  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分散,主要由各地政府主导。对各地政府的激励方式,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目前中央政府在衡量地方政府业绩时,唯一可以量化的考核指标就是GDP.这导致地方政府单线追求固定投资,并漠视环境成本、劳工条件,以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我们认为,如果不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方式,中国经济将很难取得良好发展。必须要用可以量化的目标来激励地方政府。中国如此之大,中央政府如果采用一些模糊目标,很难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管理。GDP这个考核指标,可以平行计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

  对GDP指标加以改进,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更有效的考核指标。比如说,资源消耗是很容易计算的。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把自然资源和土地的价值从GDP中扣除。这些资源都是有市场价格的。

  中国应该将因工带来的人员死伤标准化,以便核算成本。各个省份都应该公布这方面的成本,并将它们从GDP中扣除。

  环境成本很难估算。但还是有可能召集环保总局的国际专家,把环境成本分摊到每个城市,这样每个城市在计算GDP时,可以把分摊到的环境成本从GDP中扣除。

  GDP扣除了自然资源、土地、劳工死伤以及环境成本之后,实际上就是一国经济的净附加值。可以把这个净值称作国内生产净值。中央政府应该用NDP取代GDP,来对各地政府进行考核。

  由于NDP是一个净附加值的概念,它可以减少低效行为。举例来说,中国煤炭储量有限,因此对中国而言,更为有效的做法是,保留本国煤炭存量以备后用,同时从国外进口煤炭。但是在以GDP作为考核指标的情况下,政府挖煤越多,对它越有好处。若是以NDP来考核,就可以减少这种反向刺激。

  另一个例子是乱卖土地的问题。为了给固定投资集资,各地政府加紧卖土地圈钱。我认为采用NDP指标也可以使这种行为得到控制。

  环保和低能耗技术面临商机

  投资的低回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的极度恶化、过多的劳工死伤……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数量驱动型发展政策必须尽快改变。如果真的转变过来,那么有些投资机会将减少,而其他一些投资机会则会增加。

  首先,环保能力在中国将会成为很大的商业优势。一些擅长净化水源和空气的企业,在未来几年中可能拥有更多商机。一些注重环保的产品,比如更高效的机动车引擎,可能会有更大发展空间。

  其次,一些污染性产业需要付出更高的环境成本。化工厂今后将受到更严格的环保标准限制,它们的投资和运作成本将大幅上升。钢铁等重工业也将不得不支付更多与环境相关的费用。一个可能的后果是重工业的合并,而迄今为止,地方政府一直抵制对重工业的合并。

  举例来说,炼焦煤的价格可能会提高。炼焦煤在中国这么廉价,就是因为它对环境的破坏没有被计入价格。炼焦煤价格的提高,可能会给钢铁生产商带来边际利润压力。

  此外,中国可能会鼓励提高能源效率。“十一五”规划有一个很重要的量化指标,就是要使每单元GDP的能耗降低20%.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技术可能会占据很大的优势。这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的一个主要投资机会。

  总之,中国的发展政策必须要由数量驱动型转变为质量驱动型。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依靠低成本发展的那些污染性产业将受到影响。我相信,那些环保技术以及有效利用能源的技术将得到大力发展。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作者:谢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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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zhangxuhong 说:,

    2008年04月11日 星期五 @ 03:30:18

    1

    中评社香港4月11日电/进入2008年,中国正在经受一场基于既有经济秩序而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干扰:某种意义上被外资和买办挟持的中国股市,在使投资者享受了一段时间的“财富幻觉”之后迅即“高台跳水”,市场一片哀鸿;而被美元绑架的人民币持续被动升值,已经使得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不断打折;另一方面,美国放任美元贬值又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一个月之内就蒸发了300多亿美元;毫无国际投资经验的中投公司在美国市场“不幸落水”。 证券时报日前刊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副教授章玉贵文章表示,残酷的现实表明,在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产业控制权的争夺的今天,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能掌握重要产业的经济主导权,即使制造能力再强也无法摆脱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边缘化地位。而透过对中国在实体产业和金融产业的竞争现状分析,我们不禁不为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风险所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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