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达:理性看待奥运会期间的“抗议文化”

  西方文化的特色习俗之一,乃是所谓“抗议文化”,即某些人对某些事情,譬如经济全球化、美国入侵伊拉克、大选结果的不公、科索沃独立等等,要公开表示不满意,或者有意见。

  通常,这些抗议者多采取自发群众集会、马路游行、喊口号、挥标语、举牌子等手段。如果以上这些行为都还能在非暴力骚乱,不妨碍正常社会生活的合法条件下进行,大多数西方国家,现在还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一般对其采取不干涉立场,即使有大批警察到场,也主要是为了维持秩序和防止任何过激或出轨现象的发生。

  目前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是,有人,恐怕主要是西方人,看来准备把这种“抗议文化”带到将于8月份举行的北京奥运会上来。

  当然, 这种“抗议文化”不应该像刚发生的西藏式暴乱,因为那样的暴乱犯罪明显违法。

  预言此种西方式“抗议文化”可能成为北京奥运会过程中的杂音或麻烦,绝非空穴来风或耸人听闻。譬如前两天北京街头就出现了几个抱着枕头对最近西藏事件有不同看法需要表示的西方青年;而在刚刚结束的希腊举行的北京奥运会火炬火种采集仪式上,中国官员正在致词,后面就有抗议者大胆“闹场”。

  于是,中国方面的准备,应该不是此种“抗议文化”是否会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发生,而是发生时应该如何处置的问题。

  “抗议文化”的有效管理

  笔者以为,应该从哲学和行为两个角度来智慧看待和有效管理此种“抗议文化”。首先,没有一个政府政党能让所治理的国家中和面对的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满意。有不满意或有意见的人或人群存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关键是要基本合乎历史潮流和大多数人满意,就可以了。

  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举办奥运会,在总体上遂民心民意,得世界支持,对于某些不同甚至反对的声音,从根本上讲又何惧之有呢?

  而对于某些激烈偏执的意见,只要这样的抗议还在和平合法的范畴之内,最多是条情绪发泄的有效渠道,(而不至于被“憋”出毛病或发生“顶牛”),其他还能怎么样呢?鄧小平早就睿智地指出:“怕就怕鸦雀无声”。抗议者在火种采集仪式上闹了闹场,但他们能真正阻止奥运的火种燃烧成熊熊火炬吗?很明显,不能。

  于是从行为管理角度出发,中国将面临三种选择:首先是大家“入乡随俗”,对任何抗议举动严格坚决封堵。这种选择有三个隐患:首先,此种严防严打是否扫了奥运会的总体兴致?再者,这种彻底封堵是否会激发异化过度反弹,反使极端主义有机可乘?最后,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时代潮流?

  第二种选择, 是放手不管,悉听尊便,在奥运会期间如有抗议者,只要是和平方式的,中国行政当局都睁只眼闭只眼。不用多说,这个选择应该不可行,也不合理,有些近乎“无政府主义”。

  第三种选择,也是值得推荐的“抓住主动权”的选择,就是划出指定场合,既不必要象天安門广场、及西单王府井那样招摇影响公共生活和交通,也不能在胡同角落里完全没有公共透明度,以某一两个公园场地最为合适,开辟一个合法和平自由表达区,即允许抗议,也允许反抗议。两相效果可以最后抵消。

  这样既为合法行为提供了表现渠道,是现代社会可以接受的范畴,也等于是为其他过激或随时随地举行的“抗议行为”规定红线,如需采取非常措施时就更加“出手有名”。

  如果此个选择运作有效,奥运会后也应该坚持下去, 完全是对中国现代化有利无害的事情。

  总之,能否将不可避免的杂音麻烦和从传统角度看上去“丢面子”的事,智慧大度地转换成一道正常包容、不失活力的奥运“风景线”,时代正在考验中国的发展信心和决策魄力。

  作者: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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