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到城市,去抓三农

  此前,愚人曾有一文提出,“现在,农民工,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而当工人,他们居住在农村;当农民,他们又工作在城市,自己的生活无法优化,国家的土地又无法整合,这个问题将来会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乃至小康进程,中央迟早一天要提出来解决。”

  今天,从南京沿省道公路西行至昆明,沿途荒芜土地不计其数。回想昔日,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为了种地,不惜冒坐牢危险,立契为盟,何也?时代变也。昔日小岗农民争要土地是为了吃饭、脱贫, 现在众多农民抛弃土地是为了造房、变富。累死累活一亩地,一年到头五、六百,谁愿意;脏活累活出去打,一年回来五、六千,谁不愿意。可是,这个不起眼的个人选择,却将直接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今年1.5至2亿吨,明年就不会变成1.5至1亿吨吗。

  我算了一个账,2007年全年进口大豆3082万吨,食用油838万吨(折合进口大豆4190万吨),两项相加为7272万吨,以亩产125公斤计,需耕地5.8176亿亩,减去粮食出口730万吨(进出相抵后)折合2281万亩及大豆、食用油、果品、蔬菜等出口折合的约2000万亩 ,以现有人民生活标准和农业科技水平,我国尚欠5.4亿亩耕地,折合两季与混种,至少还欠3亿亩。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惊人数字。1.5亿吨,能代表粮食自给了吗。

  正因如此,中央才下那么大的力气来保护耕地。可是,能保18亿亩耕地,却保不住18亿亩种地。农业和工业一样,规模越小,成本越高。谁愿意买台大农机来种自己承包的那一亩三分地。据说,国家的“保耕”标准将要提高到50元,行吗,也许对有千亩大户奏效,对只有5亩小田的家庭来说却无力,250元只是10天的打工工资。粮食问题在农业,农业问题在农村,农村问题在农民,农民问题在种地,种地根本在收入,而收入根本在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三化”之首,首在规模。“保耕”补贴,权益而已。

  中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民众多,要全面实现小康非常不易。现在册农民约10个亿,人均不到2亩。2亩地,不举极端例子的话,种什么可以富裕?要富裕,大比例离开土地,离开农业,到其他产业去,制造出更多的人类需要,参与到世界交换中去,各取所需,才能富裕。同时,腾出土地,连遍整合,解决农业现代化不可迂回的症结,这是终极手段。倘若,农民继续依靠农业,农民继续分散土地,农民继续聚居农村。农民不可能富裕,国家不可能粮食充足。

  从人类群居开始,到近一百年的历史来看,一个人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参与社会交流生活所必需的各项配置:水、电、信,道路、车辆,生产、生活工具等,只有在群居适度集中的情况下,才可能配置相对齐全,也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其效用。无论新农村如何建设,也不可能将城市的所有设施建设到农村去,即使将来有那份财力资源,这样的消耗人类财富,也不科学。要切实优化农民生活,实现全面小康,多数农民离开农村,是必由之路,剩余的也叫农业工人。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78年,那场大讨论之后,中国变革,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变革推动了时代,时代在推动着变革。邓公伟大,指明了变革的方向:过河奔小康;邓公伟大,指明了变革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河有宽窄,水有湍平。长江最窄处几米,最宽处几公里。从哪里过河,这就是战略。也许有人反感这个词:中国不缺战略家。可不谈战略谈什么。中国有太多的问题,一环扣几环,放、化单投,这边杀死癌细胞,那边又激发出肾衰竭,有句老话,按下葫芦翘起瓢,不在局内之人,岂知中国问题之复杂。跳出“走路”看“道路”,会更清晰许多。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才能则近道矣。我们不缺改革精神,缺的是改革战略,大战略。过去,时有,时无,时虚,时实的那种,不是战略,至少不是大战略。大战略,至少十五年不变。

  当然,可以不必,也可以没有什么战略。中国问题不要管,让它自由去发展,正所谓无为而治矣。但历史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七十年来,从我的祖父辈起,有的奔县城,有的去省城,有的到北京。现在,许多远亲近戚、乡村邻里,还都在计划打算县城买房,省城工作。这不是一个家族变迁,而是整个中国80%的城市人的演绎写照。我是农民的孙子,我了解农民的想法,只要具备条件,有几个农村人不想变成城市人?君不见,考学进城的农民娃,回农村去的又有几个?农民不象国家,有那么多方针政策。也许“进城”就是他们一辈子的战略。国家与农民协同一致的“战略”唯此一也,意义之大,何事能过此耳。

  现在部分农民已经离开农业、离开土地,而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但是,城市似乎没有做好准备让他们留下,农村似乎也没有做好准备让他们离开。生活在城市周边、底层,成了城市问题,回归到农村中心,占地修屋、抛荒承包,成了农村问题。无为怎能而治。中国80%的城市人往前推三代都是农村人,这是历史的潮流。将来80%的农村人还要变成城市人,是现代化的要求,小康的要求。政策不宜提前,又岂能滞后。因势利导,完成一次历史大战略,是决策者的历史贡献。

  对于城市化,城镇化,此前的二十年来,不断被提出,不断被冲淡,城市化城市怕大,乡村化城镇怕小。一个城市大到什么程度合理。北京、上海,能最大程度发挥城市功能吗?当然,这些是城市专家的问题。但是,因工作、生活要浪费大量的时间于在城市中流动。而政府为了节省人的时间,要消耗大量的人类资源,用于建设节约时间的设施。这些看似必要,确实无谓的消耗和浪费,至少是城市过大的一种缺陷。直辖市、省会城市的人口容量终会有限,这个矛盾终究要显现,与其待到非为不可,还不如未雨绸缪。反之,一个城市小成了一个城镇,科学吗,无须再论证。中国难,难在农村、农业、农民,其实归根结底难在城市、产业、市民。

  也许抛荒,还没有抛到缺饭吃,也许城市,还没有大到不能再容人,也许人的流动彷徨,还没有达到难以忍耐。但这些问题在向可预见的方向发展。顺势而为,制定前瞻战略,此为政思也。本文提出“产业定向聚集结合农村土地整合利用的大县城发展战略”,内含三个要素,一是产业建设,二是大县城建设,即地州所在地城市的扩大化建设,三是农村土地整合。产业建设为大县城建设做准备,大县城建设为农村土地整合、转移农民做准备。

  农村,现在有许多房子,一、二百平方,住着的仅是两个老农夫妇和几个孙子,为什么呢,壮年人没有事干呀。一个城市也一样,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生命力与生产力。产业化战略是城市化战略的保障,是城市化战略的战略,农民变成市民与务农变成务工,缺一不可。将来,总不能还把农民变成的市民,过年前,一火车皮、一火车皮拉回来,过完年,又一火车皮、一火车皮的拉出去吧。

  产业定向是因地致宜,扬长避短,着眼新型产业,特色产业的科学抉择,适合旅游的做旅游,适合矿产的做矿产,这是产业定向。东部五省,没有一个发达的县市,不是以专一或专二的产业发家致富的。做好产业定向,是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现。

  产业聚集就是将相同或相关联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销售规模优势,配套互补优势,技术交流优势,让供原料的人方便,让购产品的人省力。如贵州,旅游产品许多县都有,这么多年下来,面具还是“木面具”,蜡染还是“布蜡染”。在这上面,省里,也想弄出个“多彩贵州”来,可只刮起了风,却没有下出来雨,原因很多,不必罗嗦。没有聚集就等于没有定向,没有聚集成规模就等于没有聚集。

  大县城建设,就是城郊变城市,农民变市民,务农变务工。就是在地、州所在地城市,或具备条件的县城,修路建房,配医配教,有娱有乐,大范围扩大城市功能。让“流动人口”,这个无奈与茫然的时代烙印逐步淡去,将来流动的不再是“人口”,而是游客和货物。当然,纸上谈兵,何其容易,就城市“低保”如何衔接农村土地转包费,就农民进城购房是否实行农房、市房两个轨制,就土地,抛中有种,种中又抛,如何调整连片,等等这些,就将延伸无数困难,不过,终会有办法的。

  农村土地整合利用。一是整合,二是再利用。前者追求的是民愿、民安,后者诉求的是国力、国安。要解决农民愿意,农民安心,靠一个公司,靠一个组合,靠一个机构,终究困难,只有靠国家参与,以成立的农村土地转包中心或其他组织,以补偿来接包抛荒耕地,然后进行土地调整与土地整合,最后联片发包。同时衔接好城市社保中心与土地转包中心,形成身份互换,支付互转。专家会有更多的办法。必须提出的是,农村土地整合利用与大县城建设、产业建设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不可割裂。枝分根结,都在指向农民。

  所有之事,动态运行,但终有趋势,不可一蹴而就,但需循序渐进,复杂难测,但不是没有方向,困难虽多,但决不因噎废食。因于动态,因于复杂,因于困难,才更需制定战略。粮食安全在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之首在土地整合,土地整合的关键在农民转移,农民转移的出路在城市,城市生命力的基础在于产业,产业的生命力在于产业聚集和产业定向的好坏。在目前历史时期下,产业定向聚集结合土地整合的大县城发展战略,不妨作为制定相关政策围绕的方向。这方向,也促进以城市分流来化解城市汇集。

  战略要提出,使百姓、官员都知道未来要做什么,干什么。不至于许多乡长、村长埋头苦抓乡村工业。我想,将来的中国,极有可能,也应该是:乡镇管土地种出来的(农、林产品),县城管机器造出来的,省城管办公室想出来的(软件、教育…)。北京、上海,则是政治文化,金融科技的世界中心了。

  作者电子邮件:pyongp(at)126.com

  作者: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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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yww 说:,

    2008年06月05日 星期四 @ 02:05:40

    1

    现在的城乡统筹一体化建设(我在成都)不就是做这个的吗?
    要谈就要在十年前谈民工问题,或者现在谈十年后民工的发展和社区分类等问题。
    谈已经已经在做的老问题是不是有点过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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