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失败者的胜利

           ——读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差不多可以说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了。逝于1942年的茨威格虽然接着又写了回忆录式的《昨天的世界》,写了一篇约4 万字的《象棋的故事》,还有那封平静得令人窒息的遗书,但带着明晰的观念与创作的热望,不仅从自己的记忆与情感中搜寻,还需四处奔波、查找史料、辨析杂乱无章的原始素材,再以此为据进行艰苦的劳作,这确实差不多是最后一次了。

  《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对中国读者说来是陌生的。如果有100 万读中文译本的青年和不再是青年的人知道《陌生女人的来信》、知道《看不见的收藏》、知道《人类星光璀灿时》,他们之中可能找不出10个人能说出卡斯特利奥和他的生平与著作。当然这里边会有上万人多多少少知道加尔文,看过那幅有名的两个胖子一个瘦子的宗教改革者油画,但他的性情、他的嗜好呢? 他热情还是冷漠? 宽厚还是刻薄? 爱不爱醇酒妇人? 迷不迷森林与海,还有孩子和狗? 也许学者们认为这一切与历史进程毫不相干,恰如心跳与排泄,这档子每个人与生俱来又相携逝去的那回子事,没人会感兴趣——除了他的老婆。当然如果这人是领袖或者活佛,则又当别论。在史学家眼中,后人所关心的,只是业绩! 业绩!

  但虚构小说家们不是这样。他们只重心灵,特别是心灵中的隐秘。他们写王公贵族、奸夫姘妇,写穷乡僻壤的农夫和他们的鸡鸭……显赫家族引不起他们的敬畏,他们东挪西借地随意编派,根本不在乎这个或者那个朝代。

  同样是在描写人类! 读者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分界,甚至在我们背着手坐在课桌后边的时候,老师与教科书就为我们规定好了: 文与史。但茨威格显然成心与这一分类作对。他在他无懈可击的历史叙述中,剖出了那真名实姓、进行着确曾发生过的行为和主人公最不为人所知的本性。这种剖析是惊心动魄的,甚于我们看到一头猛狮分泌为猎物所诱出的涎水。

  如果不读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加尔文在我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幻像: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

  如果不读茨威格,我怎么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階級,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

  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可怜的塞维特斯( 通译为塞尔维特) 是死定了。加尔文甚至在以残酷迫害异端著称的苏黎世等四个宗教团体都拒绝对这有学问的医生处以极刑的情况下,甚至当这“衣衫褴褛、胡须紊乱、面容肮脏瘦削”的神学家、生物学家愿意以“人对人、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方式与这位权倾一时的论争敌手和解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加尔文丝毫的怜悯。他要求这囚人的,是精神与信念上的屈服。这对常人说来真是一点也不难,不幸塞维斯特选择以精神自由为终极目标,于是这要求就显得过分了一点。

  他拒绝了,坚决拒绝,明知前景是“即将被文火烤成一摊胶状物”——他宁愿受半小时极大的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将彻底野蛮主义这一耻辱的标签永远贴在加尔文身上。“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如果说,加尔文以为他的在肉体上消灭异端足以从精神上巩固他个人独裁的话,他对于人类对人道与自由的向往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勇气就太低估了。塞维斯特的惨死,使另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当时正静静地做着学问的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中抬起头来”。平静、谦和,然而却是坚忍不拔地投入对思想专制的斗争。在观点上,他与塞维斯特并非同志,他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塞的《基督教的复兴》说;但他站出来了,不顾自己“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个“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的穷学者。他代表“受辱的人权”,向不可冒犯的权势宣战。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当他在世的时候,“在加尔文势力所及,营业印刷商没有人胆敢出版卡斯特利奥的书”;而随后,“对他著作的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年和几百年”。

  其实卡斯特利奥完全可以三缄其口,如果这样,他会安稳地度过一生,并向世界贡献上优秀的法语及拉丁语《圣经》;而历史依旧向前行进,200 年和350 年后照样会有伏尔泰抗议卡拉斯案、左拉抗议德雷福;中国的闻一多也照样会拍案而起,藐视独裁者的子弹……但他选择了长达十年的几乎见不到任何希望的抗争。没有任何有权势的人或者公众的爱戴作依靠,押在胜负的天平上的,只有他自己的生命。

  今天,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卡斯特利奥用生命争取的命题实在平凡又平凡,就象蒸汽能驱动轮机,电脑能进行运算一样天经地义:

  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然而,为这一命题而牺牲的人,恐怕不会少于世界大战吧?

  《异端的权利》完成于1936年,正是希特勒当上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意气飞扬地在鲜花与欢呼声中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时候。正是在此时,不具一枪一卒的作家茨威格宣称:

  我们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 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原载北京《世界文学》1987年

  作者: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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