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中国经济亟待迈过五道坎

  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延续着过去两年来的趋势,在近期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将更多的政策资源和财力转向那些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稳定的边际领域。农村地区的收入在过去两年里得到了特殊的关照,并将继续得到这种关照。

  煤炭行业的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也将会被加入“受到特殊关照”的名单里。总体上来看,政府部门的政策一直在努力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毕竟,东部的富裕省份占全国总人口的20%,但是占据了中国出口总量的80%.

  在宏观经济层面,最近的政策表明是维持紧缩的倾向,但是并没有暗示有类似去年控制投资需求那样的重大政策变化。当然,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能够读到,政府部门希望紧缩措施更多的依赖市场机制而不是是行政手段。同时,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的政府部门对金融改革的“特殊关照”成为了市场力量扮演重大角色的关键因素。

  维持紧缩性偏好

  目前,固定资产投资经过两年的迅猛增长之后,再次表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这种快速增长已经给通货膨胀率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对稳定性的强调表明中国政府部门将不会采取新的重大措施来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压力很可能成为冷却经济过快增长最重要的手段,因为中央政府已经警告地方政府不要用浪费投资的方式追求GDP的粗放性增长。如果地方政府部门听从这种建议,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增长将会减缓,目前充沛的流动性也将减少,资金的乘数效应也将随着需求的冷却而降低。

  然而,今年的贷款增长目标为2.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3020亿美元),这和2003年的2.7万亿元人民币和2004年的2.2万亿元人民币没有什么区别,而过去两年的经济增长非常地过热。当然,基数是不同的;在2003年,贷款增长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0%,2004年这一比例为31%,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再增长15%的话,2005年将也是31%.相对于2003年,为了维持投资的增长,公司部门的收入不得不增长相当于GDP的10%.去年,这一巨额利润来自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今年,进口原材料价格的急剧增长将压榨这些行业的利润。因此,2005年,借款的需求比大幅增加。对于今年的这种形势来说, 2.5亿贷款增长目标相对于企业的贷款需求来说是相当地紧张。有几个地方政府不得不削减它们200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对于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削减幅度达到了三分之一。然而,现在就说它们将会认真贯彻它们所承诺的一切还为时过早。

  因为自从1998年以来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结束,对于紧缩需求总量来说,这种调整是杯水车薪(相当于GDP的0.3%)。考虑到去年财政收入增长了21.4%,政府部门能够充分抑制需求的方式就是更多的控制支出的增长。这种方式反映在现实中就是更多的财政收入被划拨到省一级政府部门管理。中央政府各个部门能够任意支配的支出将会相当地少。

  利率还将上升

  因为中国政府部门压制中间行业提高价格,这导致了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并没有完全反映由原材料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然而,这使得今年中国降低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得更加困难。现在,很多中间产业还可以用去年年初签定的低价原材料合同勉强维持。伴随着这些合同的结束和今年新合同价格的猛增,相关政府部门将不得不允许中间产业提高价格。中国预计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为4%,我们的预测为3.5%.

  尽管通货膨胀率已经比较低了,但是,现行的利率更低一些。然而,在固定汇率政策和热钱的快速流动性的威胁下,中国提高利率变得更加困难。尽管两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并进行了一次提高存贷款的行动,银行间债券7天回购利率仍然维持在1.8%的水平,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很明显,在固定汇率的机制下,中国不可能能够自主控制它的货币供给,更达不到在常态下能达到的目标;美联储决定了中国的货币政策。但是,投机在夸大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甚为敏感的热钱对中国的汇率政策和房地产政策更加敏感。政府部门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不明确态度鼓励了热钱流入中国。如果中国想减少热钱的流入,它应该排除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或大规模打压房地产投机的可能性。

  我认为,不论在任何一种环境下,中国都不会大幅升值人民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预期是建立在错误的逻辑基础之上的,这种预期认为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该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然而,在中国劳动力极端过剩的现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收益中的大部分是跨国公司和西方经济体的消费者获得了。中国政府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含混导致了大量投机者的存在,这种投机将大量的流动性输入到了中国的货币体系当中。

  中国经济泡沫的另外一个支撑点是房地产行业。外国人错误地假设,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将会和会上涨到其他富裕经济体的房地产价格一样高的水平。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国的规模。国际价格将更可能会朝着中国的价格水平下降,而不会出现其他情况。为了阻止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中国应该对房地产投机行为征收更高的资本利得税,同时,根据拥有时间的长短来降低税率,直至降到零,时间可以超过八年,这将鼓励住房需求者购买房屋而且同时还能排除投机性购房。如果中国的政府部门宣布了这样的政策,这将立即将热钱驱赶出房地产行业,同时,中国经济的货币供给将会大幅减少。

  还有比利率政策更好的方式,现在,打击投机更加有效的措施是控制宏观经济的货币供应量。然而,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直比较大,同时,美联储还在持续提高利率,中国也不得不提高利率。我们认为,今年,政府部门将把存款利率平均提高71个基点。

  减轻农村负担

  过去的两年里,中国的政府部门正在努力改善农村的收入状况。最重要的政策是通过释放本应给予农业的政策来提高谷物的价格。农业税被不断降低,而且将在明年取消。然而,农村农民的困境几乎没得到什么改变。在1997-2002年期间,农村的人均现金收入年增长率为4.1%,2003年的年增长率跃升到了 8%,但是在2004年的实际增长率却接近于零。农村的人均现金收入比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还要少。

  最近的政策显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工业资助农业的时代。绝大多数补助金很可能将通过鼓励农村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支付。建设道路、学校和医疗诊所很可能会成为提供补助金最现实的方式。政府部门也将努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产业来提高农村的收入。

  所有这些措施都能够改善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数量庞大的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农村地区劳动力大量过剩和乡镇企业的竞争力不断下降成为了恶化农村财富状况的主要因素。在1996年,乡镇企业部门雇佣了1.35亿农村劳动力;而在1987年的这一数字为7000万。自从1996年以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几乎没怎么增长,2003年的数字为1.36亿。很多被吹捧为成功典型的大型乡镇企业正在为资金的困乏而努力奋斗。

  乡镇企业的成功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故事。中国经济首先从农村开始改革。中国通过再次引入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模式而开始农业改革。伴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进入以轻工业品制造为主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拥有者通常是农村地区的政府机构。它们的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城市地区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在绝大多数轻工业品制造行业,乡镇企业几乎完全接管了这些行业,比如纺织行业。伴随着国有企业在轻工业品制造行业的消失,乡镇企业也没有了免费的午餐,并且,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彼此之间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导致了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但并不会创造就业,因为这种投资一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同时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地区的工作机制已经达到了它的自然极限。

  专注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大可能会解决农村的收入问题。这只能会导致更多的人需要土地。进一步讲,伴随着农业收入的增长,农业生产的生产率很可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只有可能变得更加严重。

  解决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过剩有两个主要渠道:(1)移民;(2)农村的服务性消费行业。中国的城市地区每年能够创造大约800-1000万个工作机会。因为近2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几乎停滞,城市的工作机会增长将会从农村地区吸纳很多的农村人口移居城市。然而,城市创造的工作机会仅仅能够赶得上劳动力的增长量。因此,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将不会得到切实地改善,留存的劳动力数量保守地估计也有1.5亿。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现代化可能会促使农村的消费导向型需求的增长。很多城镇已经因此而发展起来了。然而,即使这种推动力是很重要的,但它很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中国农业资源少得可怜,以至于不能支撑如此庞大的农业人口。最终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是城市化。

  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状况,中国不应该出现现在这么高的房地产价格是很至关重要的,因为高房价增加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难度。所以,最好的政策是创造能够对市场各方做出反应的具有弹性的土地市场,这样才能确保房地产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需要解决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对于不平等的争论确实超出了传统认为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自从1998-1999年期间的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中国的财富分配就已经逐渐变得更加集中。本质上,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并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不平等是如何造成的。社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认为其中大多数的私人财富是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获得的,我认为,这可能是真实的。反对这种现象的社会情感正在不断积累。

  中国庞大的过剩劳动力使得简单地通过努力工作和独创性获得财富变得越来越极端地困难。社会总是会有一些人比你更加勤奋地工作,或者比你更加的聪明。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企业家成功经常是非常短暂的。因此,获得特权成为了获得财富的主要渠道。

  稀缺资源包括土地、获得垄断权的特别许可证和廉价的银行贷款。如果有人得到了使用这些稀缺资源的权力,他或者她就可能积累财富。然而,为什么政府部门的官员将这些“好处”赋予特定的哪个人呢?因此,腐败扮演了私人财富积累的核心角色。

  在很多案例中,财富积累正在发生,仅仅通过在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表面上合法的交易,就将国有资产转移到了私人的名下。在一些案例中,一些私人企业其实就是某些政府官员的“造钱机器”,名义上的所有者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而已。

  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将财富与腐败连接起来的感觉十分普遍。这是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最大威胁。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这种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不会显露出来。然而,中国经济将如同其他经济体一样,会有低迷的时期。中国一定要尽可能地缓解社会的不满情绪。否则,一次周期性地经济衰退很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很大的威胁。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将政府部门掌控的资产尽最大地可能还给公众。当政府部门不再控制大量社会财富的时候,中国很多最好和最聪明的公众将集中精力促进工商业的真正发展,而不是通过接近政府部门的捷径来积累财富。同时,当公众手中拥有了更多财富的时候,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向更加倾向于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事。

  工作安全、污染和食品安全

  最近的政策显示中国的政府部门将工作安全(主要是煤炭开采行业)、污染和食品安全作为了制定政策的头等大事。煤炭开采业大量的人员伤亡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政府部门甚至允诺要出钱来改善煤炭开采的工作环境。现在,中国70%的煤炭产量来自小型和不安全的煤矿。经常的情况下,一些和政府部门有关系的人得到了开采煤炭的许可,然后,他们雇佣不顾一切想赚钱活命的农民在危险的工作条件下去开采煤炭。当煤矿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掩盖和封锁消息。去年,中国有关方面报道的煤炭行业死亡人数为6000人。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采煤工人死于矿难。如果每个失去生命的采煤工人都能得到如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体一样的补偿,中国的煤炭行业很可能是创造负价值的行业。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有八个在中国大陆。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环境保护的投资。中国的公众并没有对温室气体有什么抱怨,中国公众抱怨的是漂浮在空气中的扬尘和硫磺引起的酸雨。根据我的估计,中国需要投资大约2000亿美元(或者说是占中国GDP的11%)来解决煤炭燃烧的“清洁”问题。

  现在,人们抱怨的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引用水被污染了。这也是一个缺乏投资的问题。很多竞争力很弱的企业为了生存下去,将大量的污染物质直接倾倒在河里。简而言之,污染中的绝大部分问题来自于为了生存而缺乏相关投资的工商企业。政府部门能够通过有效地政策行为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因为地方政府部门经常和这些污染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问题的解决进程很可能被放慢了。

  食品安全问题通常也是因为工商企业为了生存而削减成本。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些企业受到了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来销售一些质量低劣甚至有时候是有毒的商品。能引起公众关注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会推动中央政府部门来解决。再者,在地方政府部门卷入了这样的交易,处理的进程很可能就比较缓慢。

  以上这些问题证明了中国经济体系的脆弱:有些企业拥有者和部分政府部门实际上是被同样的人控制着。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政府部门被定义为一个不偏不倚的调解员和规则、法律的强制执行者,目的是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然而,当一个政府部门也是一笔买卖的时候,它很可能就会以挖墙脚的方式来实现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整个社会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不对这种行政与经济混合的现状加以改革的话,通过交易来挖墙脚的做法总是会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威胁。

  作者:谢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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