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洪乾:是什么败坏了收容的名声

  7 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暂住证俱全的湖南少妇苏萍,在广州火车站被巡警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送进一家收容性质的精神病医院,投进关有数十名男人的屋子,遭众多暴徒轮奸。后来苏萍的丈夫来了,要将其带走,但需交2000元才能放人,经过讨价还价,并私下塞给有关人员200 元“红包”,放人的费用才降为500 元。

  6 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由湖南怀化开往深圳西的604 次列车上,一名年仅27岁的湖南籍女青年,因为没买车票,没带身份证,被列车乘警用绳索与另外两名男青年捆绑在一起长达5 个多小时。由于不堪忍受,女青年从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跳窗而出,当即死亡。原来,乘警与收容所有过约定,一旦发现类似无票、无身份证人员,就交给收容所,乘警每交来一人可以获得200 元的“工作经费”。

  在这些由“收容”引起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恶性大案中,我们都看到了钱———利益驱动。

  其实,国家对收容遣送工作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特别是对收容遣送对象有严格的限制性规定。根据《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收容遣送的对象主要是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和无正当生活来源的流浪乞讨人员。因此收容遣送除了其社会管理职能外,还具有福利和救济性质。所谓福利,譬如对被遗弃的儿童、残疾人等,经收容遣送,可以到福利院等地方,由社会福利慈善机构供养;对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国家可以适当安排工作。所谓救济,譬如整个收容遣送过程的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对生活困难的,国家发给救济款。因为被遣送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所以国家确定了遣送和安置相结合的政策,以体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和关怀。

  对于收容遣送的经费,国家也有专门规定,应当由各级政府财政负担。如果财政困难,还可以发动社会各界捐款,对于企业捐款的还可以冲抵税款。另外国家还有特殊政策,譬如发行彩票集资等。在收容遣送经费问题上,国家给了充分保证的政策,因此有关部门应当努力做好这项工作,让老百姓真正体验到政府是在做善事,做好事。

  然而,由于利益驱动,一些地方在收容遣送工作中,随意扩大收容遣送的对象,结果是不该收容的收容,不该遣送的遣送,对真正需要收容遣送的人员反而视而不见,因为收容遣送这些人员无论对单位还是个人都没有利益可图,白忙活,当然没人干。在收容遣送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被收容遣送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从而使收容遣送变得可怕起来,使原本带有福利和救济性质的收容遣送工作,成了部门、单位和个人“创收”的工具,甚至成了一些人违法犯罪的避风港。

  通过收容遣送来获得利益,不仅歪曲了国家政策,而且还违反了国家法律。在收容遣送中比较常用的“强行拖上警车”、“用绳索捆绑”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国家没有规定在收容遣送中可以采取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个别地方自行制定的在收容遣送中可以采取强制措施的地方法规、规章,违反了《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因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地方法规、规章没有这个权力。而不限制人身自由,一方面收容遣送的对象来源难以保证,没有对象问谁要钱?另一方面,没有了强制措施,谁会主动把钱送上门来?因此采取强制措施是收容遣送获取经济利益的必要手段。因此,像列车乘警敢捆绑女青年,巡警竟什么也不说就可以把少妇送进精神病院,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一种有着善意初衷的制度安排,由于利益驱动的扭曲,就这样被搞坏了名声!

原载[中国青年报]

  作者:韦洪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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