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敬:从正治到政制——关于“思想感情”的不可能性

  “正治”是我最近在与网友聊天时发现的一个词,取“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之义。中国的儒家是人格主义的,内圣而外王,于是这就极容易忽略另外一种单独的情形,即“政制”(我以为“政治”这个词是极易被误解的,故不用)作为权力之制约与制衡的本质,以及那种体现为科学之怀疑的精神在公共言论领域中的事实。同样我也不知道“思想感情”这个词的具体来源,只记得是在小学里就遇到的一个词,在课本与作文里经常用到,以表达“反映了作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大约那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极复杂的情感罢。

  在悲惨的灾难与迫切的救治面前谈论思想与普世价值的文章极易给人一种印象,即以为我们都在承担着悲痛,都正为现状而付出努力,你为何竟会如此的麻木不仁?我对此的回答是:我不是麻木了,也不是曾经没有麻木过,而是我在无限的麻木之后已然清醒。灾难的现实向来赋予人以两种任务,一是以情感来承担灾难,二是以思想来辨明原因,这二者同样重要,它们可以并且应该并行不悖。

  政制的公共领域表明,思想与言论自由是第一的价值。在那里,真实的个体道德自律的价值并不足以成为规范他人的标准,也并不是每个人尽力做好自己的事就已足够(虽然民主的外在表现通常是个体普遍能幸福地生存)。而是同时存在个人之于自我思想上的责任(即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将大众的理性在对事实及其理念的判断中推向前进,以达到个人思想上、以及行动上的自由,而这种推动,实际上正是以保护个体自由与权利不受侵害为一贯原则的(这并不像任何针对灾害的救助声明中所说的“要奋不顾身”)。在那里,民主的普世价值轻易地就达到了儒家的“和谐”标准,就像清朝的官员游历海外之后所不得不发出的感叹那样。

  爱国主义的热情总是可贵的,正如灾难中任何救治与奉献的情形都可感可叹,但现实中并非只有情感的唯一的路。思想与感情相互尊重各自的价值,而并非要以个体的局部有效性侵占存在的全部领域,反之对于思想亦然。近代西方在理智上遇到了怀疑上帝的困境,就像科学主义也曾遇到破坏作为背景的传统时的困境,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们抛弃理智、抛弃理性地反思的理由,而是应像海德格尔在他深刻的苦痛之后仍能说:追问乃是思的虔诚。

  中国向来不缺乏真诚的“感情”,但不必让情感为理智付出代价,这就是启蒙的意义。

  作者:敖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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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条评论 »

  1. 張鍾韞 说:,

    2008年06月06日 星期五 @ 17:06:30

    1

    這句名言”當所有政治皆是地方政治和選舉政治”出現時.就指出草根(莽)性就很重要.
    換句話說政治人物要以感性和關係至上的方式論政.(在台灣,國民兩黨和名嘴皆同意)
    所以”不必让情感为理智付出代价,这就是启蒙的意义。”
    所以作者對人民期望會不會過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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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 在 六月 12th, 2008 12:13:11 回复:

    期望惟求诸自身才最终是真正有效的,为真正的人先在于为真正的世界..

  2. DW 说:,

    2008年06月07日 星期六 @ 00:04:16

    2

    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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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土包子 说:,

    2008年06月08日 星期日 @ 04:59:18

    3

    非也。

    儒家所謂外王即是制度建設之義。

    詳情請閱《公羊學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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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 在 六月 12th, 2008 12:46:25 回复:

    在真正的人的意义上,思想与感情是可以统一的,真正的情感能够内在地保证对于思想的虔诚,这正是人之独立的意义,要达到这一点,仅仅深入体会诗经里的“思无邪”就够了,在那里,完美的世界性可以成为内在的/人格主义的信仰,我也可以想象蒋庆在深圳一直深沉在这种信仰中..但假如充分考虑历史、文化与现实的境况,我们却又不得不说,社会 主义/社会性没有作为一种独立而健全的因素存在过,或理智或启蒙尚未能顺利地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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