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悬崖边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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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崖边上的中国其实并不是独立的, 它直接延续了1987年何博传的的主要内核, 遗憾的是这本书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了, 因为这本书和另外一部电视剧是和一段我们根本无法提及的历史相联系的,10 年了, 这本书一直处在一种事实上的被禁状态, 虽然我们现在看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危言乱邦的书, 但是, 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印刷量将永远静止在13000 这个状态.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 有这样的文字: 中有曰:”邦有道, 危言危行; 邦无道, 危行言孙”.的作者陈寿:”明者防祸于未萌, 智者图患于将来. 知得知失, 可与为人; 知存知忘, 足别吉凶”.中刘禹锡云:”呜呼! 祸福之胚胎也, 其动甚微, 倚之矛盾也, 其理甚明. 困而后儆, 斯弗及已.”

  从何博传的这本书问世以来,12 年过去了, 他的书中的很多预言正在逐步地得到缓解, 但还有不少方面也在进一步恶化. 我不知道何先生现在在从事什么工作, 但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何博传应该没有勇气去写这本书的世纪末版本了,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 也是我们这个崇尚理性和思考的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一个民族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来说话, 即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证明我们掌握着宇宙中的真理, 我们也不能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仅仅倾听一种声音, 感触一种色彩, 参次多态乃幸福之源, 不管对于人类还是对于整个生物界来说都是一样. 背叛了这一点, 实际上也就是对整个人类的背叛.

  (2)

  实际上我们的最大挑战仍然是经济上的,我们的人均GNP 收入的低下成了最大的制约因素。如果说人是一种社会动物的话,那么它必须首先是一种经济动物,这和资本主义以及社會主義的性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可是建国之后,我们要么是用马克思主义代替经济理论,要么干脆就完全抛弃经济理论,试图从实践上而不是从理论上建设一个新的东方乌托邦。有些人甚至提出了取消货币的建议,这种幼稚的想法在前苏联没有实现过,在中国也断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它根本不可能在任何现存的社会形态下实现,因为社会分工比階級对立是更重要的决定经济行为的力量。

  我们对经济行为和规律的忽视使得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的悲剧和创造力只不过是照搬前苏联的一套而已,不管是机器还是制度。也许毛泽东曾经试图在经济领域发挥自己的浪漫气质,但经济学毕竟不是作诗,三年人为的自然灾难不仅毁灭了4500万无辜平民的生命,也最终毁灭了毛泽东对经济所抱有的憧憬。

  195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我们的80% ,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GNP 仅仅为日本的1/6 。这种差距是十分可怕的,我们一直强调的优越性并没有为我们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我们一直引用的增长率数据并不能改变我们在这50年中不断下滑的轨迹。当然这种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但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的国家是在使用那些根本不懂得或者无视经济规律的人来管理国计民生,我们的经济学已经被蒙上了太多意识形态的灰尘。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间,我们真正用于发展经济的有多少时间?可能仅仅只有10年的时间,这种时间上的浪费已经让今天的中国吃尽了苦头。

  经济学有很多自身的规律性,虽然经济学本身也有很多的流派和解决方案,而且几乎没有一种方案是普适的或者完备的,但这不应该构成我们鄙视经济学的理由。如果我们动辄就搬出主义论,特色论或者国情论,我们对经济学的背叛最终将成为我们对自己的背叛。中国就那么特殊?哪来这么多特色?如果说认为不具备可比性的话,那大概我们在经济学领域找不出任何东西是具备绝对的可比性的。

  在中国经济学遭受的困境最本质的不是学术上的,而是意识形态上的。因为如果我们尊重经济学,实际上也就是把决定经济行为的权力部分地或者全部地从官僚集团手中剥夺过来,那些手握大权并且可以通过国家垄断来谋取高额利润的个人和集团肯定是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的,即使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他们的集团垄断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承认市场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把经济权力一步步从政治权力中剥离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是痛苦的,而且会经常面临着反复。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高官把经济决策权当成赐予市场的恩赏,他们不知道这些权力本来就应该属于市场本身的,只是以前被他们粗暴地剥夺了而已,他们不可能赋予别人那些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权力。

  不过,走出这种阴影对我们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比如电信垄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市场才能够真正地不被捆绑着跳舞,在所有的舞蹈形式中,自由的舞蹈才是最美的,也是最接近舞蹈的实质的。

  (3)

  我本来就说过,对于经济学,我了解到的仅仅是我的一无所知而已。

  可是,谈论中国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我们又根本无法回避经济这个巨大的课题。

  此刻,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战战兢兢这个词的准确含义。 当我们不得不在经济领域向被我们斥为腐朽和没落的资本主义的一套学习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任何别的黑色幽默比这更具有象征意义。 就象政治上的狂热和淡漠一样,中国经济也充斥着这种幼稚的色彩。我们现在重新回过头来看一看1980年前后提出的” 翻两番” 和” 小康目标” 是怎么回事,人均800 美圆的目标定在2000年,但是,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实现这一点,在1998年,我们的人均仅有660 美圆。 是什么导致了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看出一些端倪。政治的动荡使得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89年那场政治风波很快地得以平息,但接踵而来的经济衰退和国际环境的恶化使得中国的经济一直到1991年下半年才最终走出低谷。

  我们的人口并没有象我们预料的那样控制在12。5 亿这个数字,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4亿,并以相当大的绝对数字增加。人口的暴涨极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绩。

  1991年和1998年,中国先后出现两次大规模的洪水灾害,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其直接损失可能超过2800亿元,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而且,频繁爆发的自然灾害也打乱了整个经济的统筹。

  而且,在基础建设和重大投资项目中,我们交出了过分昂贵的学费,从广州的汽车和石化的200 亿元的损失,到河南的制药厂,到各种倒塌的桥梁和段裂的公路,据国际上分析,中国每年的投资因为政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超过投资总额的10% ,也就是说,我们每年的学费将近800 亿元的样子。有些分析比这个还要高。

  虽然中国工业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但农业却一直增长迟缓,并且出现了一些反复。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期,由于国有企业遭遇到各种困难,使得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已经低于我们早期预计的增长速度。

  粗放型和外延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想实现新的飞跃就必须跨越这个阶段,依靠高速度和低效益的发展模式是无法拯救中国经济的,我们面临着新的痛苦的羽化。

  教育系统也出现了很大的失误,并没有实现国民的充分教育,影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科技储备的短缺对于腾飞的中国无疑是一场噩梦。

  环境破坏不仅危及到大面积的人们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安全,而且也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据国家统计局估计,仅仅因为环境公害每年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就超过了1000亿元。北方的沙尘暴、黄河断流、淮河污染、淡水湖泊全面告急、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的污染程度高居世界前列,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使得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也难以完全弥补。

  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延续着高消耗的道路,我们生产单位价值的产品的能耗一直似乎日本的十几倍,甚至是印度的3 倍,巨大的能源消耗不仅加剧了我国能源的枯竭,也进一步加剧了环境公害,制约了经济效益的复苏。

  20年中,我们的大城市也面临着人口急剧膨胀而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容量明显超过了其承受能力,这也使得城市不得不付出交通、就业、教育、保障等沉重代价。而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专家一直提倡的农业人口小城镇化进展却相对迟缓,远远不能满足中国非农业化进程的需要。

  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在我国大部分城市,这个系数已经低于0.5,但由于近期就业形势严峻和失业人口上升, 这一系数又略有上升. 而在中国中西部的农村地区, 尤其是在贫困山区, 恩格尔系数仍然高于0.7,这说明中国进入一个消费社会的过程仍然是个漫长的.

  (4)

  为什么要在经济中首先提到农业问题,我想自己在把袁隆平定义为《世纪段想:人物》的第一位的时候,已经大概地提到了我的观点。

  虽然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但是现在农业所面临的艰难、危机、机遇与挑战仍然是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人都必须关心的严峻课题,这是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生存和繁衍的需要。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曾经说过:在中国有两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农业问题,一个是人口问题。一旦解决不好,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任何一个国际救援组织也无能为力。如果处理得好,无疑就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一大贡献。

  我无意评价克莱因的这句话是不是包含更深的内容,但是有一点是我们赞同的,那就是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农业始终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基础性产业。

  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人口依照现在的增长惯性最起码会达到16亿才有可能逐步下降,还有些不是特别乐观的专家估计中国的人口峰值可能要超过18亿然后才又可能缓慢回落。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以及食品质量不断改善的需要,我们必须保证农业产量得以稳定并逐步增长。

  然而现实并不是特别乐观,从1978年到现在,农业的快速增长只保持了前八个年头,进入90年代以后整个粮食作物的产量基本上也是保持了稳定而已,已经丧失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早期的迅猛增长势头,这也意味着小农业的增长潜力必须从生产关系的变革转向生产工具,主要是科技投入上去。

  虽然我国粮食在近两年保持了丰产,这对于稳定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我们的粮食的库存略有增加,因此也许有人会很乐观的说农业问题,起码是粮食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有专家预计,随着整个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整个气候反常开始加剧,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小麦的主要产区呈现干旱化或者说荒漠化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恶化,将会造成北方粮食作物大面积减产,有可能引发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灾难性后果。对此,国家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如果万一粮食问题出现危机,兼之现在城市的国乞困境,一旦造成社会动荡,其后果将绝对是难以控制的。

  另外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就是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从前几年蘑菇样开发区,到现在的各级地方政府公然和国家有关土地法规做对抗,把上千亩的良田挪作他用,仅焦点访谈揭露的就已经有好几起了,实际情况可能要严重的多。我春节回我们老家,发现大批良田上面将近2 米的土壤被剥离用来烧砖瓦,远远望过去,就象在青青的地毯上留下一块块巨大的黄色伤疤,这是大地母亲的伤口啊!我问老乡:” 你卖地乡政府不管吗?” 他们的回答是:

  ” 当然管,怎么会不管呢?他们要向你收卖地税。国家不让卖?

  没钱花银行又不给贷款不卖地卖什么?再说了,连乡政府还卖地呢,何况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我在《小说月报》上看到一篇小说,写的就是一个年轻人和那些非法卖地者之间的抗争,中间浓郁的土地色彩,实在是让人难以释怀。也许大家还记得北海这个城市,当时泡沫经济时代完成的一些别墅中间有一些已经沉沦为当地农民的猪圈,这不是什么闹剧,这是我们这个缺乏耕地的国家实实在在的悲剧!

  美国专家提到,影响农业最大的三个因素是:品种改良,栽培技术以及水的管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这些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品种改良在我国的资金投入和我国农业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就连袁隆平这个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也饱尝了无米的尴尬和辛酸。如果大家到一些乡镇最基本的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站去,不管是大别山山区还是华北平原,不管从四川盆地还是两湖的鱼米之乡,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的处境都是十分艰难的,人员被缩编,理由是乡镇财政难以支付,推广项目无法展开,就是有限的一些农业贷款也多被挪作他用。因为基层难以推广,也使得不少优良品种被锁在农业科研院所的档案库里,难以起到应有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至于栽培技术,我并不是专家,但不少日本的园艺专家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粮食作物的栽种密度都不是特别科学,尤其是水果,不管是从品质还是从产量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广大农民只知道加大使用农药的用量来达到防治病虫害的目的,反而促进了害虫的抗药性的过早出现,也为农产品的销售带来安全上的隐患。当一些专家了解到在西红柿上市前3 天,竟然还施用对人体有毒的农药的时候,他们对此非常忧虑。在目前农村广泛使用的农药中间,象菊酯类的药物大部分来自日本,而象多菌灵之类的却来自美国,中国的农药?听听老百姓怎么说的:” 国产的?哪玩意不管用,就是把虫子放到瓶子里面泡都整不死” 。

  联系到我国的农业院校的招生质量,我们对中国农业的前途不容盲目乐观。

  说到水资源的利用,黄河断流已经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6 ,但我们每亩耕地的农业耗水量却是以色列的25倍!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采用的滴灌技术,为所在国家带来了巨大社会和经济效益,而在国内却因为某些领导们认为成本太高迟迟得不到推广,以至于一些专家痛心疾首地说:” 我们浪费的水资源别说推广滴灌了,就是造10座三峡大坝都足够了。” 农业和工业的巨大用水量,已经使得我们不堪重负。1995年我去西安,亲自体验过在6 层楼无法使用水的痛苦,连陕西省省委书记陈安东也痛心地说:” 没有水,要想再造一个新陕西太困难了” 。一边是对水资源的迫切盼望,一边是对水资源熟视无睹的浪费,这构成了一个我们面对的最现实的困境。

  (5)

  考虑农业问题,将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沉重的话题, 这些话题不仅影响着我们过分乐观的情绪, 也影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 建国之后, 中国需要实现工业化, 这需要大量的资金, 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资金来源是资本的原始积累, 包括海外扩张和掠夺. 我们既没有地方去吸引外资, 又不可能去进行海外扩张, 因此我们的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对农村和农产品采取一种掠夺式的政策, 包括通过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加快资金的积累, 限制农民自由支配农产品的权利以保持比较低的价格水准, 在农村普遍实行一种相当较种的赋税政策. 这些政策在建国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为我国的基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 在今天, 如果我们还不能彻底走出这种将农民置于弱势的传统的话, 农业和广大农村地区的稳定将受到很大威胁。

  引人注目的是, 这几年虽然农产品的产量不断增加, 但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并未得到显著的提到, 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这是因为国家为了稳定城市供应, 从政策上限制粮食的自由买卖, 使得粮食价格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 造成” 丰产不丰收” 的处境. 而农用物资的价格暴涨, 象化肥和农药塑料薄膜的价格在近几年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就连电力这样的基础需求农业承受的价格也要高于城市的工业用电,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负担。在焦点访谈中间曾经播出过东北的几个村庄,每度电竟然要将近2 元,这远远超过了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使得当地村民不得不重新点起煤油灯。每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整个村子就象伏曦时代那样宁静和黑暗,我们无法面对这种因为无法承受文明的压力而造成的悲剧场景,通过记者的镜头我们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还有就是苛捐杂税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危害农业和农村稳定的毒瘤,政府也对此十分关注,但是到现在为止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在大别山山区,我们发现有些人家的赋税达到年纯收入的1/5 到1/3 ,远远超过了国家明确规定的5%的指标。在河南农村,不少地方整年都没有放过电影仍然要交纳电影建设费。在四川,所谓小康村的农民竟然贫困到卖血的程度,而当地官员的解释却是:” 他们卖血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卖血有益身体健康。” 而他们之所以宣布实现了小康,无非一是体现领导们的政绩,更重要的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按比例增加农民的税费。在山东,不管有没有农林特产都必须交纳农林特产税,而且,在计算人均纯收入中采用反复累计的办法来使得领导们所要求的增长率,以便提高税收。

  过重的税费负担加重了农民和基层组织之间的对立,尤其是在征税季节,地方政府普遍要出动警力才能维持住秩序。而基层干部所采用的粗暴的工作方式,也极大地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农民的权利是很难和有武装做后盾的政府机关做对抗的,因此不少不堪重负的农民遭到野蛮的殴打,有些甚至以扰乱公务的名义被监禁。 在山东,因为征税而导致的人命事件屡次出现,但有关当事人却没有承担任何民事和刑事的责任,相反还有不少因为征税成效显著而升官的。

  过重的税费负担也削弱了农民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其整个影响将是深远的。在一些农村地区,地方宗族势力和地方政府以及恶霸势力经常会勾结在一起,造成一个个划地为王的土霸王,我们只要关注一下这些报道,有许多恶霸势力往往都是自上而下才被铲除的,地方政府屈膝于恶霸势力面前不敢得罪土皇帝的例子并不罕见。地方政府是怎样从一个保护平民的政府蜕化成纵容恶势力的软弱机构的,恐怕不能是仅仅的几句话就可以涵盖的。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真正树立起良好的法制和民主观念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如果政府本身的行为都不能让人信服的话,这种道路的艰难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不管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还是在〈南方周末〉,或者象〈安徽日报〉这种新闻机构,在收到的来信中间,反映农村问题的都超过了1/3 ,考虑到农村的文化程度相对偏低,可能实际情况只可能比我上面提到的更骇人听闻。敬一丹、方鸿进、江艺平、卢跃刚都曾经在自己的节目和文章中间说过:

  中国的农民已经承载了中国太久远太沉重的命运,如果我们的农民兄弟还不能从容微笑,那么我们中国人可以放心地笑的时代就永远不会到来。

  让中国的农民能够真诚的微笑吧,因为我们都承载着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们的命运中也蕴涵着我们自身的命运。

  (6)

  寒假回家和几个同学在一起聚会,他们唱了一段不成调子的歌,不过因为歌词改得很有意思,因此我一直到现在记忆都很深刻:起来,咱们国企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每一个不愿下岗的奴隶,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冒着自杀的危险,前进,前进,进,进。

  几乎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国企的困境已经成了困扰中国工业的一个致命性的难题,从1995年国企全面下滑到效益的谷地到今天,虽然采取了股份制等各种措施加以刺激和保护,但时至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国企有明显的反弹迹象。

  到去年年底,失业和半失业的总人数已经接近3000万,这个数字就意味着每10个城镇居民中就有一个遭受失业和半失业的威胁,这些人丧失了工作机会和报酬对整个社会结构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对于个人来说也许就更残酷一些。

  我在西安见到一个工人,他现在年龄大概已经有将近50岁了,以前在一个建筑材料厂工作,去年年初厂子倒闭了,起初让他看一下厂子,后来连厂领导都带头把一些固定设备卖掉把钱塞到自己腰包里,他就知道,这个喧嚣了他大半生的厂子终于完了,他妈的一点烟都不冒了。他不知道自己除了自己的本行之外还能干什么,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并没有指出这一行完蛋了是不是还一样爱。他有个女人,是从北边靠近原上的农村来的,也没有什么收入。孩子?甭提了,在一家机械厂工作,基本上也算半停工状态,有活就来上班没活就躲在窝里打牌,一个月180 元的工资,这么大的小伙子,吃羊肉泡馍都不敢放开了去。没办法,这不政府呢给找了个清洁工干?啥叫清洁工,不就是扫大街的呗。我也挺安心的,一大家子人,总要有点活路是吧。再说政府也挺不容易的,哎,等等看吧。每天早上我都看见他在那里很认真地清扫属于他的路段,刚开始还不敢跟他打招呼害怕他有些抹不开,后来才发现,他的乐观实际上是一种天性,那是一个真正值得我尊重的下岗工人。

  前一段时间跟新安晚报社的何记者一起去巢湖路一带去采访,他告诉我说这个孩子是单亲家庭,父亲以前是工厂里面的积极分子,属于什么都会一点不管唱歌还是打球,以前这在厂子里面绝对是很开朗乐观的年轻人。1995年初,厂子最终烟消云散,他先后做过蔬菜和小商品买卖,但越挣扎却发现自己越痛苦,他在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还是依然抛下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和一个干临时工的妻子,还有一个刚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那是1996年春天,合肥花开的季节,我们静静地看完他写的几封遗书,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谴责这个做父亲的人不够坚强,可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痛苦是我们这些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很难体会的。他们家仍然住在单位分的破旧的单身宿舍里面,只要两张床一张书桌,除了电灯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电器。我不知道自己能够帮助他们做些什么,我只能让同行的何记者帮我照顾这个孩子,如果将来孩子学习费用有什么困难的话,我将尽力帮助。!

  举这两个例子,我只是想说明国企的困境是怎样震撼着无数的家庭的,当经济问题恶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转变成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了。我和一些经济方面的人士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包括翻阅了不少的文献,我不得不同意他们给出的一个很残酷的结论:没有任何一种西方成熟的经济措施可以彻底根治中国庞大的国企恐龙,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等待我们去发现,而是等待我们去创造。

  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我仍然能够体验出来这句话的沉重。

  ( 编者的话)

  本文由网人海子,花了许多心血写成。当我第一眼看见这篇文章,感觉就象是有个鼓槌在敲打我的心。遗憾的是,由于议题的敏感性,此文无法在科大bbs 上留存。而令人震惊的在他发表第六系列的当天,就传来了北约悍然轰炸中国使馆的消息。这个事件,正是对这篇尚未完工的文章最好的注解。

  富国强兵的美梦,我们做了一茬又一茬。从十九世纪末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然而光有梦想就够了么?回想中国一百多年来走过的路,有多少不该拐的弯?有多少外来的力量想左右她前进的方向?到如今,许多梦尤未实现,而中国又将面临着一个内忧外患的关口。历史不容我们有第二次决择。代表现在的我们,将是中国振兴的希望!我真心希望大家在看完这篇系列后都能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中国的道路,和身为中国人的责任。如果大家都能从中有所启迪,进而团结起来,求同存异,为明天的中国而努力,则中国幸矣!

原载[新浪网]

  作者: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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