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济齐:两个凡是

  一九七二年,应该是入秋了,我母亲为了生我弟,带着已经出生的孩子,包括我,一起回了趟老家、四川绵阳。那时我不到十岁。火车进入四川境内,有人背着核桃上了火车,我母亲买了很多,我忘了是一分钱还是二分钱一个。到了绵阳一进家门却因为这核桃我母亲就被我外婆数落了一顿,因为我外婆家有核桃树。

  那时我外婆家住在靠近公路的边上,房子后面是农田。离我外婆家不远处有一间简陋房子,住着一个独臂的人,好像是一个人住。外婆家另一边的不远处,有一口水井。这个独臂人靠给别家人挑水来赚取生活费,每挑一次水大概能有二、三分钱的收入,我经常从这个独臂人家门外经过,也经常看到这个独臂人挑水的身影。

  一天,公路上忽然喊杀声震天,隐约记得应该是两个帮派在公路上游行相遇后打起来了,或者是有计划的武斗,我外婆家附近有许多军工企业,这应该跟电影里黑社会打群驾差不多。我外婆背着我拉着我母亲赶紧往房后的田地里钻,记不得是玉米地还是其它什么,可以藏人。大概是打散了,许多人也往田地里钻,石块也就跟着飞了进来,也落在了我们四周。有个人钻到我们跟前,手里提着东西,裤腿挽起来,腿上流着血。这个人看是我们,大概是说,这里很危险,要我们往更深的田地里钻。我外婆就又带着我和我母亲跑向了更深处。第二次去绵阳,是在1999年底,在外婆坟前磕了几个头。在绵阳度过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元旦。

  小时候,大人们的打架斗殴恐怕是我最深的记忆。我父亲单位是有色系统搞地质勘探的。半年出野外,另外半年大概是闲着没事,打架斗殴的事情好像就天天发生,用文革的话说应该是批斗的事太多。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在我模糊的记忆里,我父亲单位好像还没有谁不被批斗过,包括家属在内。有人在低头认罪,还有人被吊起来暴打。我父母家楼下有一家人,两家小孩玩得挺好,这家小孩的父亲,就是被吊起来,我们小孩一起给这家父亲送过饭,吃饭的时候把人放下来,大概是吃完饭再把人吊起来吧。……

  应该是一九九四或九五年的事了,终于有一位新上任的厂长开始欣赏我了。有一天车间书记问我,厂长怎么在厂党委会上说起了你,还要我们帮助你。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人,这大概是车间书记纳闷的原因所在吧。在我工作的十几年里,我可能是给许多厂长都提出过“合理化”建议。当这位厂长知道我即不是什么党员也没有文凭,他告诉我,你应该入党和取得一个文凭。我听了厂长的话,买来了自考书籍,他给我寄的贺年片上写着“蛰待”。然而当我面对书中的政治和经济学问题时,我便不再学了。九七年离开了原单位。我连“共青团”都没有入过,上中学时,老师为此找过我多次,问我是不是对哪个老师有意见。我大概只是对自己有意见吧。

  ……

  网上流传着“平准基金”。目前的中国股市,却不可使用“平准基金”对股市进行干预。至少有一点,现在的股民恐怕都不会怀疑,中国的股市还是个政策市,也就是说政府还能左右股市。除非有迹象表明股市开始左右政府了。现在提出想动用“平准基金”,无非是想让政府来承接大小非。虽然中国证监会2008年7月21日宣布,截至6月底,由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限售股份已经解禁18%,其中累计减持250.07亿股,占解禁股份的29.67%.可中国股市更大的挑战还是在后头。

  现在不论是治市还是救市;投资还是投机;(热钱) 流进还是流出。中国股市似乎都是受到了太多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包括政府在内,更多地似乎总是关注外部因素。而实际上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最根本原因,恰恰是在股市自身。恐怕可以从股市自身的游戏规则调整中来“影响”和“稳定”股市。比如网上讨论的“T+0”。至少试行一段时间,将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的股市应该是“吵”起来的而不是“炒”起来的,这恐怕是中国股市最大的特色,也最有意思。如果说美国的利益集团更多地是直接通过控制“政府”来左右政府的经济、政治走势来获取更多地利益;那么中国的也包括国外的利益集团则一定是通过“舆论”来左右中国的经济、政治走势来获取更多地利益。包括一些党和政府的喉舌也跟着在兴风作浪、祸国殃民。新华社的诸如“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以及人民日报2008年7月14日前后的一系列东西,使得原本坐着过山车的中国股市又做起了俯卧撑。今天的中国股市如果还相信这样的舆论来“稳定”股市,就有点太抬爱自己了,股市恐怕会顶你个肺。

  中国的股市被“舆论”“吵”得误入了歧途。头痛医了脚。

  ……

  “京报网”曾经刊登了阮青的一篇“‘摸着石头过河’并不否认改革需要理论指导”:“首先,‘摸着石头过河’为我们确立了明确的前进目标,即‘过河’,具体来说,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義”。

  如果讲“过河”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義。不知道中国的“社會主義”者,为什么希望把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设在河里。“过河”的目的恐怕也许是为了要到达——彼岸。如果只是想在河里待上一段时间,大多数情况下会被认为是在泡澡;如果一直想待在河里,基本上可以肯定那不是过河而叫寻短见。

  中国之所以要过河,可能是在原来的“社會主義”基础上,不太好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義”,也因此鄧小平带领着中国,朝着另一个“社會主義”方向开始了迁徙。一条河阻挡在了面前。中国为什么不走陆路而非要过河,这恐怕是任何一个带领着中国只要是朝着“社會主義”方向走的领导人都必须要面临和遇到的河。这是一条非常奇特的河。河里流淌着的是“理论”,时而清澈、时而混浊;时而平静、时而汹涌。这条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淹不死人的,但却能淹没“社會主義”。

  为什么不坐船过河,坐着船就摸不着石头了,还容易搁浅,还找不到船公。为什么不从桥上过,第一:架不出桥的另一头;第二:在中国,“实践”不太好凌驾于“理论”之上。

  没有桥不坐船就只能淌着水过河了。“摸着石头过河”如果仅仅是为了避免走错方向,那就希望能站起身来抬起头来,回头看看,彼岸也许离您不远。如果看不清或看不到彼岸,最简单的方法是按着与水流垂直的方向淌过去就行了。如果不知河水深浅,找根拐棍或让个子高的如姚明那样的人走在前面。如果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多半情况下在摸索石头的时候,也许还容易把“河水”搅浑。古代的中国人辨别方向可能看的是天,今天的中国人辨别方向可能通常看的是地,再看不着就只能摸了。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中国少有“关注天空”的人的原因吧。郑和应该很庆幸没有生活在今天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否则他可能会被逼着摸着海底七下西洋了。也因此应该庆幸今天的中国“社會主義”者过的也不是海。如果水流没有方向或者是死水,可能过的不是河。如果需要用罗盘来确定您过河的方向,大多数情况下可能过的是银河。

  大多数的中国“社會主義”者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上岸,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披着的“社會主義”,已被河水冲刷的就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了,上岸会使他们暴露无遗。他们好像也有点被河水泡囊了。

  中国恐怕要到达彼岸、恐怕也必须上岸。中国也必须有能把中国带上岸的国家领导人。

  中国应该有个能把中国带上岸的国家领导人,然而这个人现在好像是陷在岸边的泥潭里了。因为他还要照顾到河里的“社會主義(者)”。200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让人感受到了前后那段时间“社會主義”纷争的激烈。或许又回到了2007年的“6·25”前后。

  ……

  当初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会推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改革开放三十年,目前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同样也在遵循这样的“两个凡是”:“凡是鄧小平理论,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中国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虽然没有哪位国家领导人在这样说,但却似乎在这样做。如果说当初国家领导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是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为之,那么今天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遵循这样的“两个凡是”又是为了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鄧小平。

  顺着邓老人家讲话的思路,如果说毛泽东有百分之七十说的是好的,那么恐怕就有百分之三十做的不那么好;如果说鄧小平有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的,那么恐怕就有百分之四十说的不那么好。贫穷不是社會主義。那么扩大的贫富差别恐怕也更不是社會主義。改革开放三十年,没有消灭旧的三大差别,却反而是扩大了旧的三大差别,而且还又产生了新的几大差别。还包括“理论”、思想上的巨大差别。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會主義”因为没有能缩小或消灭三大差别而存在着经济上、政治上的失误;那么就应该承认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却是因为扩大和增加了差别而在经济上、政治上存在着更大的失误。这恐怕也是邓老人家即是在说自己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却又常常陷入“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样建设社會主義”的郁闷之中。邓老人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很容易做到,遗憾的是他把难题留给了继任者,如何达到“共同富裕”?

  营造和扩大包括贫富差别在内的各种差别,这恐怕是任何统治者、历朝历代都能做到而且是无需推行就很容易做到的事,唯独“社會主義”不应该做到。缩小和减少差别,恐怕是最基本的进入社會主義的前提和条件。这至少是在“一个”社會主義国家所必须达到的。也因此控制住差别、不要增加和扩大差别,继而尽可能地缩小和减少差别,最终“消灭”差别。这是社會主義唯一要做的事情,也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出路,如果中国还称自己是“社會主義”的话。

  “中国特色社會主義”如果不能缩小和减少差别,或许就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都不如。“社会”是指处于特定区域和时期、享有——“共同”——文化并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行为规范相互联系而结成的有机总体。或者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在中国,由于扩大了的差别存在,也就产生了由具有“不同”的具有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不同的人群存在。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在一个国家里,出现这样的不同的人群,通常就被化分成階級。“中国特色社會主義”国家则通常说成是群体或阶层。

  如果能指出或者是敢于指出鄧小平“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降低一点,能指出或者是敢于指出鄧小平“百分之十四不那么好”,您就有资格说您解放思想了。中国的解放思想就是这样开始的。

  ……

  某网站网友对党员缴纳“特殊党费”救灾的反应。这是截止2008年6月13日11时50分时的摘录。网友“为了救深山里的山民,共产党员捐了那么多的钱,共产党是好样的。共产党万岁!”(支持10、反对51)。网友“一年少用点公款吃喝和贪污浪费,那费用比这不知大了多少”。(支持233、反对2)。网友“党员处处显示模范带头作用,为是我是党组织的一分子而自豪”。(支持16、反对102)。网友“支持!还记得当初我们宣的誓言吗?!这种时刻党员就得体现出来!希望国家用好这笔钱!祖国万岁!中国加油!”(支持18、反对56)。

  科学如果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科学恐怕就会如政治一样市侩;政治如果是用来为科学服务,政治恐怕也会变得科学。“科学发展观”如果仅仅是用来为政治或执政党服务——就如同救灾如果也用来为执政党服务一样,救灾也会变味。有时候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救灾而是在救自己。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政府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项奥运安保任务也正在扎实有效地推进之中,奥运安保部队已部署到位。北京奥运会期间,解放军将在奥运安保工作协调小组的统一协调和部署下,严格遵守奥林匹克公约、国际惯例和中国法律,按照‘就近用兵’的原则,动用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部分兵力参加奥运安保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全条例》,地震给予的启示 ……

  人民日报8月4日上的东西“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明白了在那些丧家的乏走狗那里,什么是类人所具有的智慧。一个谬论只要是有像人民日报这样的愚论工具所宣传,不断地重复说,重复写,他们同样也是会接受条件反射的,也是会把谬论当成“真理”狂吠的。更为卑鄙和阴险的是,经过阉割、篡改和歪曲得来的东西,不仅仅是只想忽悠自己,还更想蒙蔽和欺骗“不明真相”的人民大众。为什么要打着马克思主义、社會主義、鄧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这样的旗号,这跟打着大腕名人、专家教授、医科院所旗号在媒体上兜售假冒伪劣药品行骗的有什么不同。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毛泽东能说到“实事求是”;鄧小平能说到“解放思想”;江澤民能说到“与时俱进”。说到容易,做到则试比登天。也因此“共产党”就有一个天大的尴尬和痛苦,就是自它成为统治階級的那一天开始,它的每一次进步,都是要从蜕变、否定、甚至是批判自己或前辈开始的。包括对自己“理论”、思想的否定和批判。

  “既然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已经达到,我们也就情愿把手稿交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三卷说明”IX页)。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恐怕也还需要这样的勇气和胸怀。

  作者:刘济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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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评论 »

  1. 之爱好 说:,

    2008年08月23日 星期六 @ 13:32:30

    1

    已经不可救药了,大家不要有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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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heart1950 说:,

    2008年08月28日 星期四 @ 04:42:29

    2

    不治本,焉能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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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heart1950 说:,

    2008年08月28日 星期四 @ 04:45:16

    3

    为什么总是在喊要解放思想?因为思想从来就没有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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