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渝生:“脑劳”置换“体劳”统治社会的脉络钩沉

  在氏族社会,没有家庭,没有私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也是集体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开发,金属工具的发明,分工的形成,生产生活资料的积累,产生了階級。在秦朝前二千年来三皇五帝等历史中,从原始公有制过渡到家庭私有制的建立,从奴隶社会到自由民为基本公民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进步,生活资料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积极性提高,促使生产力的解放。

  这一历史阶段,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氏族社会人们的生存能力必定有一个从体力劳动、体力技能占统治到脑力劳动、文化知识占统治的过渡阶段。这一历史分界线定在什么时候呢?比方说,为治水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是氏族长老民主评选的,但他的儿子启是以家庭的血统承袭领导权的。这可否定为这一过渡阶段的分界线标志呢?前者是在自然环境生存力的竞争中筛选出来的,而后者应该是在生活生产资料分配权的竞争中获胜的。

  这一历史过程,促使社会发展的最大体制建设,是社会权力对婚姻法的制订。氏族社会时的男女青年性爱和后来的婚姻法权下的家庭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二个概念。因为性爱和社会物质生产、分配关系无必然联系,只和物种的生存基因相关。但因势利导,以婚姻法制约下组成的家庭为经济单元,并因此为社会无偿肩负生育、抚养下一代的职责,为社会承担繁衍责任、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脑力劳动战胜体力劳动、谋划社会私有制生活新秩序最杰出的范例。

  春秋战国时期,当“说客”成风,上流社会养“食客”为盛事,当时的封建割据者十分重视脑力劳动的大开发。,懂得分工进入专业化的社会,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的开发优势。体力劳动、技能是以“硬实力、真功夫”为资本;脑力劳动是以“软实力、谋略、知识技能”等为研发对象。从体劳到脑劳的置换统治权,改变传统思想的统治,其过渡期应该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在曹升《流血的仕途》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宋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水之上。楚人正渡河,目夷曰:”彼众我寡,趁正渡之时击之。‘宋襄公不听。楚人渡河毕,尚未列队,目夷又曰:“可击。’宋襄公曰:”待其已陈。‘楚师列队完毕,宋襄公这才发令进攻。结果宋军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子鱼责备得是。人当哭宋襄公之迂腐冥顽,也当敬其宁吃败仗,而大节未敢夺。及宋襄公毙,一个时代随之永恒逝去。在这个时代之前,我不知道该加以怎样的定语。

  到战国末年,天下尤趋谋诈也。于是有孙子吴起、有苏秦张仪。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名十二岁的儿童,本该是以尿床为己任的花样年华,却出落得不择手段,急功近利。儿童尚且如此,况大人乎。观乎甘罗,已知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也。曾几何时,礼乐早已荡然无存,笑贫不笑娼变成心理常态,捉鼠方为猫成为人生圭臬,君子小人不足为辩,权势金钱九鼎一言。“

  “司马迁评价甘罗道:亦为战国之策士,然非笃行之君子。可谓深中其害。在更为古老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曾是无限高大,让人神往!政治存一种温情,战争带一种浪漫。宁费此身,而义礼不可灭。等到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百家学说纷起,各为鼓吹。天下之乱,始于人心之乱。礼义廉耻,日渐沦丧,利欲功名,甚嚣尘上,为国君者,帝道不可期,王道不能待,唯亟亟于目前,尔虞我诈,争致霸道。最后一个梦想以德服人的不合时宜者,或许就是宋襄公吧。”

  那个从体力劳动统治到脑力劳动占统治的过渡时代,对“礼”、对“德”的评价也各有不同标准。孔老夫子的“克己复礼”,复的、怀旧的,该是体力劳动占统治时代的以“硬功夫”见强,不使诈的那个“礼”吧。

  但历史发展下来以体力、技能见强的人,在生产关系上逐步沉淀在社会底层。这类人在那社会过渡时代要出人头地,也只能演变走“武士、侠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专业武功之路;或以武力割据,走抡班夺权的道路。也易走向“残暴”的极端。割据之争,氏族邦派之争的民生生存矛盾逐步让农民起义这样的階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所代替,

  脑力劳动占领统治权,是以文字的发明、分工的完善使少数人掌握着公共资源,民主管理的不断弱化,知识的垄断以多数劳动者终身从事体力劳动为代价的。发明、创造、创新是劳动者对客观世界探索的成果,管理层利用这一成果,必定安装上为他利益服务的框框,笼罩上巫的、神的、神秘的迷信的垄断的光环。新生事物生长在“社会”这一畸形的容器里,经历成为后来 “家天下”社会这一历史历程,必定打上了当时社会发展阶段这一畸形容器的烙印。脑力劳动者分化成二大流派,一派是对科研学术、技艺的钻研,向客观求索,与社会的实践阶层不乏共同语言;一派是以权力阶层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亦步亦趋,进入忠实的管理层。

  从“食客”、“谋士”到“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扬”的走科举之路,如朱元璋所说道“天下文人都入我彀中尔”的那样,走入“管理层”,终于“纱帽底下无寒士”,一般是后者。不成官也可混个吏当当。总的来说,知识分子多数是从社会下层出来的,受管理层的不断分化利用中,但不乏不忘劳动者本色的: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终成退居田园享受大自然清新“空气”的回归者。

  主宰社会历史的权力层中,其主观愿望从重视“机遇”到创造“机遇”,走向用阴谋诡计来“创造”历史,或者说英雄造时世吧,为“人心不古”的唯心主义者打开了用权谋统治等级社会的市场。

  总的说耒,前者重视对“物”、技艺上的探讨,往往对人际关系处理死板,世故人情不善应付;后者重视对“人”、人情人际的研究,如何利用人、驾驭人,处世园滑,阳逢阴违,说一套做一套;或使阴谋诡计,当靣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劳动创造财富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改造、索取。脑力劳动所以占统治是对人力资源的调控,是对劳动者的、对大自然改造者的索取,而不重在于求取技艺业务上的专精。

  “据查,从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止科举的1300年间,有案可稽、有名有姓的状元共计552人(也有649人,674人之说),但真正留名青史的,区区数人而已。有人称知名者仅2人,武状元为唐代的郭子仪,文状元为明代的文天祥。

  杰出的历史人物基本不是状元,连进士也不多,大多不是考试高分的优胜者,中外皆然。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均属少年愚钝,大器晚成。毛泽东、鲁迅、胡适、郭沫若等的成才之路坎坷,也非早慧的优等生。“(《有多少状元能够成才》,《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24期杨东平文章)足见成材在参加社会实践方靣决定性的作用,一味钻在文字堆里是不能成为济世人才的。不管是中国四大发明等等的发明创造,四大古典名著等等的文学经典,有成就的都是因为跳出了管理层统治思想的约束框架。

  民生利益是存在整个人类生存的历史范畴,像爱情生活、妇幼保健、老年赡养等等;国家利益只存在于階級社会的历史范畴,像社会政治制度、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等。

  当然,我们不能走向机械唯物论。人的社会信仰有后天因素,也有世代血统形成的基因、血缘等遗传的影响。贵族身世的项羽能尊重战争事实的结果而不作无谓的挣扎、败后终不去江东,如李清照诗:“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而流氓无产者的刘邦却能极尽权谋诡计之能事,从崇尚、利用人才到成帝业后把功臣良将处以兔死狗烹、卸磨杀驴的下场。对楚汉之争来说,后人对项羽更具有同情、敬仰之心不无道理。他不纠缠着历史社会。

  即使在当今社会,同样在社会历史观上要坚持“唯物论”,承认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 ,重视客观规律、历史经验教训对主观世界的启示与改造。如果只承认上司意志决定论,而不接受“社会实践的再检验”,一个官员天天处在掌握着公共资源,时刻可让其交易变“现”的、被腐蚀的环境里,沒有为社會主義制度设计的新体制制约,只强调主观、党性的自觉,是不可能抗腐防腐的,否则就要滑入希特勒的“优良人种论”的谬论中去了。

  作者简介: 马渝生,男,1943年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祖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进入21世纪当过二届村主任,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

  电子邮箱:mayusheng43(at)163.com

  个人博客:http://mayusheng43.blog.163.com

  作者:马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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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

  1. 单一 说:,

    2008年09月07日 星期日 @ 23:01:01

    1

    不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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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D 说:,

    2008年09月08日 星期一 @ 00:26:33

    2

    有话直说,别卖弄,别只以为自己是文化人!一丁点儿的小道理,何必弄的玄玄乎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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