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人:震耳欲聋的沉默

  中国号称是政治宣传的能手,可是几十年下来,其手段依然不出“大讲特讲”、“大树特树”这一套“突出宣传”旧传统,在日益商业化的中国国内,这种纯靠音量的方法,其实际效果颇成问题。至于拿来对外,更是毫不管用。北京近年来在国际宣传战中常常陷于被动无力,良有以也。

  相比之下,同样“政治挂帅”的西方尤其是美国传媒,其手段便高明许多,特别是与“大讲特讲”手段恰好相反的“不予报导”策略,正如西方谚语所形容,不仅体现了“言语是银, 沉默是金” 的哲理,常常更可以达到The selence isdeafening”的程度,其宣传效果比“大讲特讲”更加震耳欲聋。

  1998年十月, 夏威夷大学的富勒教授(Gary Fuller)公开指控美国中央情报局,因为他在对中国新疆民族问题的看法与中情局的既定观点相左,而被革除了一项中情局资助的研究计划的主要调查员的职位。富勒教授是亚洲少数民族地理专家,尤其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著称。这样的专门人士,被中情局勒令从有关研究计划中革除,显然是件不寻常的事情。富勒教授一开始就指出:他之所以被研究计划开除,是因为不赞同中情局上层制定的“中国可能分裂” 的“公司路线”(company line)。此事反映了美国的“学术自由”程度和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挂帅”真相,而富勒教授可以说是个“只专不白”的典型,被中情局拿来开刀,岂徒然哉?

  此事更大的意义,是揭示苏联瓦解之后美国咄咄逼人的中亚政策的要旨。俄国现任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普遍被认为是一直奉行亲西方政策的叶尔钦总统的“忠臣”。可是连谢尔盖耶夫在车臣问题恶化之后,也不得不公开指出:“在外部唆使下,保持北高加索地区的军事冲突不断,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这不仅说明俄国为什么在高加索和中亚麻烦不断,也是对上述中情局“公司路线”的极好注解。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富勒教授公开指控中情局一年多以来,除了英国路透社近日一份姗姗来迟的报导,平素对新疆“分离主义分子”极感兴趣的美国主流传媒,却对富勒案一直保持震耳欲聋的沉默。

  《华盛顿邮报》无疑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大报,就政治影响而言,特别是在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各种传媒无一可出《华盛顿邮报》之右。几年前,第十四世達賴喇麻的启蒙恩师暨长期密友、奥地利人哈勒尔的铁杆纳粹党人身份东窗事发,美国媒介的政治泰斗《华盛顿邮报》却长期固守鸵鸟战略,坚决不予报导。一直要到好几个月之后,才在诸如影视娱乐之类的栏目中草草一句带过。如此沉默,实在是震耳欲聋。

  基于同样的“政治挂帅”原则,不难理解美国主流传媒为什么在诸如達賴喇麻长年接受中央情报局津贴、達賴喇麻亲兄直接参预谋杀不丹国王凶案、下令在东京地下铁道施放致命毒气的日本“魔教”领袖与達賴喇麻的密切关系等等有损“英雄形像”的事件上要保持震耳欲聋的沉默,倒是欧洲传媒对报导此类“尴尬新闻”比较缺乏政治顾忌。

  1999年春季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前,美国传媒对塞尔维亚族有一个“妖魔化”过程,其中“震耳欲聋的沉默”便是塞尔维亚族的声音。例如《洛杉矶时报》有关文章报导数以千计,无一出自塞尔维亚族作者。曾在有“南方哈佛”之称的南方名牌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的著名塞尔维亚族学者向《纽约时报》投稿投函数十通,全部石沉大海。

  北约狂轰滥炸南斯拉夫之际,在“民族清洗”之外,西方传媒对南国的指控加码到一片“种族灭绝”之声,传闻的“被杀者”以万计。停战至今,北约在科索沃全境四处发掘搜寻,据说也只发现一两千具“尸体”,还不知究竟是新鬼还是旧魂。在北约接管以后,据联合国有关统计,科索沃境内惨遭凶杀的无辜塞族已有数百之多。按科索沃现有两族比例,这绝对甚于所谓塞族“种族灭绝”之罪。更有甚者,科索沃解放军的“种族专政”铁拳,不仅横扫吉卜赛族(就凭在欧洲其他地区包括北约最新成员国捷克遭尽歧视迫害的吉卜赛族与塞族的关系,就令人对美国传媒所谓塞族“种族灭绝”指控大起疑窦),竟然还殃及同样信奉回教的斯拉夫族。与轰炸南国时的宣传相比,美国传媒至少在“种族灭绝”一事上出现了震耳欲聋的沉默。

  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欧洲一些传媒对北约“误炸”中国大使馆一事进行详尽的调查,找到大量证据显示这是美国方面蓄意预谋的举动,而向来喜欢作“查证报导”来和政府唱反调的美国主要传媒却一反常规,坚守美国官方的“误炸”解释,两相对比,非常有趣。

  美国传媒这一噤若寒蝉的沉默,讲穿了又是“政治挂帅”。就事论事,目前西方炒得轰轰烈烈的南国政府的“战争罪行”,无非是另一起国际上成王败寇的政治“公罪”而已(参见美国政府七、八十年代在南美以及俄国目前在车臣所为)。但是蓄意轰炸非交战国的大使馆,却是违反国际公法、货真价实的战争罪行,可以诉诸海牙国际法院。美国主要传媒非常清楚,如果象某些欧洲报刊那样“深揭猛批”,“误炸”中国大使馆的事实真相一旦水落石出,在“战争罪行”一事上,美国将从原告变成被告,西方在南斯拉夫宣传战中的“道德优势”,将会荡然无存。

  顺便讲一下,中国方面急于接受美国关于此事的“解决方案”,再一次表明北京在国际宣传战中实在只有低段水准。如果是为了缓和中美关系,这种被动的守势恐怕也非智举,长远的效果更令人怀疑。

  如上所述,就是以所谓“战争罪行”或“人道罪行”而言,美国政府七、八十年代在南美大力支持援助的许多军政府所作所为,绝对不在九十年代的巴尔干半岛之下。例如美国全面支持、训练、装备的危地马拉右翼军队于1982年3月13日发动的黑河(Rio Negro) 大屠殺,在残忍和“人道罪行”上便超过南斯拉夫内战以来的所有惨案血案。真要追究到底,当时的美国政府难逃其责。因此不难理解,为何黑河大屠殺的许多令人无法卒读的野蛮血腥细节,只有几家欧洲报刊曾予详细报导(英国《卫报》为其一),而美国主要传媒却对此保持震耳欲聋的沉默。

  最新的例子,是被炒得天花乱坠的“李文和泄密案”。笔者曾经指出:这是一起出于政治和种族偏见的莫须有案件,从各种角度,都象是19与20世纪之交法国德雷菲斯冤案的翻版。

  德雷菲斯案的背景是法国的强烈反犹传统,加上普法战争后普遍的恐德仇德心理。李案的背景同样是美国长久的排华排亚传统,和近年来的“恐华”心理。美国从上到下,都知道李文和案缺乏“罪证”,甚至是“毫无罪证”。但是由于已经咬定李有“出卖机密”的嫌疑,又是“中国威胁美国”的重要例证,下不了台,所以最近才用“技术性”手段陷李于法,“证据”是李将秘密材料转到不保密的电脑上。可是连美国司法部前内部安全主管马丁都指出,这种罪名从来没有用于联邦刑事案件,真可谓“欲加其罪,何患无词?”

  可是德案和李案有一主要区别:法国社会上层当时有不少良心正义人士,象法国大文豪左拉发表著名公开信《J'accuse(我控诉)》,为德雷菲斯辩诬,而法国当时的重要报纸《黎明报》予以刊登。对比美国今天,除了华裔人士以及对李案有不同看法而被“惩处”的人员,美国白人社会上层至今尚无“精英”出面疾呼,而政治挂帅的美国主流媒介也并无为李文和主持公道之举。联系到德雷菲斯案后欧洲的反犹主义历史,以及美国政界如小布什公开以中国(而不是“北京”或“中共”)为“对手”的言谈,美国媒介和主流社会对李文和被陷于法的沉默,不仅震耳欲聋,也令人不寒而栗。

  作者: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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