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乌鸦:正在被消灭的中产阶级

  奇迹的阴影

  坐在摩天轮上,在高空中看这个世界,别有一番天地。这个城市已成为钢筋丛林,一条条公路四通八达,川流不息的车流如一条条巨蛇。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刻我被震撼了,这三十年以来,我们的的确确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的物质成就,称其为一个中国奇迹,并不为过。这物质成就给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带来了一定的进步,毕竟我们的基础设施不只是(虽然主要是)为富人而建,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然而,这种自豪感也只持续了一瞬,因为这奇迹背后的阴影立即笼罩了我的心灵。这拔地而起的高楼给谁带来了天文数字的财富?稍微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观察者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是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共同催生的产物。一方面,政府基本不提供相关公共品供应,穷人没有廉租房可住,中下等收入者没有经济适用房可买,大家不得不挤入商品房市场,这造成了某些房地产商所说的“房子价格高,是因为需求大”;另一方面,政府控制土地的供给,造成房子供给的有限,于是看起来很符合市场规律的“供大于求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价格”产生,说它只是看起来如此,因为实质上这种现象只是权力精巧干预市场的结果,是典型的官僚经济。这种体制制造的巨量财富大部分流入房地产商、政府和部分腐败官员之手,只有微乎其微的部分成了农民工的血汗钱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微薄利润。近期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救房价(不是救房市)政策就是这种连体婴儿利益结合体最佳的注解。

  消灭中产

  这些房子最大的消费群体是哪些人呢?正是中国这些年来产生的真正精华:中产階級。既然这个经济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他就不得不容纳一些人依靠自己的才智在这个世界上打拼来获得一席之地,权力的垄断虽然可以精妙的攫取经济利益,但市场化过程中必然出现新的分利者,于是中国的中产階級在普罗大众和少数权贵之间的夹缝中艰难然而倔强地成长。很多人对这个群体寄予厚望,认为这个群体的壮大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真正基石,也有些批评者认为这些人同样是分利者,面目暧昧,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绪很浓烈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虽然本身人数并不多,然而他们的审美情趣却占据了市场化媒体的主要言论场地,俨然一副市民社会繁荣的假象。

  然而,我却没有那么乐观。抛开关于中产階級的地位和功能不说,我认为这个群体不仅处境艰难,甚至面临被消灭的危险。

  中国是一个贫富差异明显且贫富分化急剧加大的国度,中产階級群体不可能不萎缩。贫富分化意味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个社会不断呈现两极化的趋势,用小脑想一想也该明白当这个社会两端的群体不断扩大的时候,这个中间階級怎么可能不萎缩呢?

  中产階級是新三座大山的主要承担者。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大山压在中国所有普通人的头上,特别是中产階級的头上。这并不是说其他的群体就不承受此压力,而是说,中产階級为此付出了更大的精力和努力,因为他们有着更强的创富能力,也有着更高的生活期望。然而,近十年来,这三块领域不断成为一座座大山压在他们的头上,敢问有多少同学被套牢?敢问有多少盆友成了房奴?敢问有多少童鞋成了更惨烈的租奴?这些现象从根本上正是由于近十年来这个政—商合体婴儿攫取利益的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这个过程在房地产市场领域变现得最为明显。本文的第二段已经分析了这个过程。

  股市低迷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我必须向郎咸平先生表示感谢,因为正是他的精彩演讲让我更加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股市玩了个过山车,从6000点到2000点的惊险之旅,有那么多的财富蒸发了,那么我就要弱弱的问一句:那些财富都到哪里去了?蒸发的是谁的钱?我个人认为这些财富大量从中产階級手中流入了权贵阶层和部分外国投资者手中,因为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股市并不是一个健全的市场(正如这整个经济体一样),只有那些掌握内幕信息的人才有最大的可能套得利润,规避风险(我不是经济学出身,在这献丑了,没有专业术语可用,见谅),而底层民众参与股市毕竟有限,资金也毕竟有限,股市中被圈走的钱大多应该是中产们的(我没有相关精确数据,望有人能够补充)。而按照郎咸平先生的分析,其实中国目前的低迷只是中国自己造成的,世界危机蔓延到中国后,会“很糟糕”,具体糟糕到什么程度,我们拭目以待。经济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中产阶层,这一点不知道还会有谁否定。

  政府无意救援中产階級。这个政府对于中产階級的警惕是深在骨子里的,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产階級是这个体制稳定的最大敌人,最近获得欧洲人权奖的胡+被一位blogger称为中产階級中的斗争者(“这就是新兴城市中产階級的普通一员,受过高等教育,住在新建小区里,每天的生活却都是战斗,为生活,为自由,为尊严,为人道主义。”——老K),我个人觉得甚为地道。中产階級拥有的智识、经济基础和眼界决定了他们不受当权者欢迎。从中共目前的政策来看,当政者力图抓住两头,一方面保护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一方面给最底层民众释出善意,许以小利,拉拢为要。

  中产階級危机的微观表现

  我们还可以从几个社会的微观现象来侧面观察到中国的中产階級面临危机。

  1. 公务员热。从一个侧面公务员热折射了社会创富的难度,这正是体现了中产阶

  级在社会中的艰难处境,与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我不把公务员归类为中产階級,因为他们投身于体制和权力而不是通过市场行为来获得财富,这种追求公务员的权力饭碗的行为这说明中产階級这个饭碗不好端了,甚至端不下去了。

  2. 房市萧条。房地产市场的萧条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各种不同利益者和各派学者自然有各自的说法,我也无意更无力对他们林林总总的说法进行汇总。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房地产业的萧条体现了中产階級购买能力和欲望的下降。

  3. 弥漫于网路上的消极情绪。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对于政府的批评远多于其他的媒介,这里自然有互联网更为自由这个根本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中国网路的言论主导权主要掌握在中产们手中(当然有很多人会对此持不同意见)。中国互联网上弥漫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于自己不断受打压而产生的怨气。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乡野村民画一个小时敲一篇3000字的网文来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见解,也很难想象有一个权贵去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有五毛党为他们劳作。因此互联网言论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中产階級利益的代言。我曾把中国大致分为这么三种人:看电视的中国人、上网的中国人、读内参的中国人,我自认为这三个称谓很形象地区分了三个阶层的信息渠道。

  中产階級与政治稳定

  由以上的分析来看,中国的中产階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那么中产階級的危机和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有什么关系呢?

  历史上的经验表明,革命的领导者大都是智识阶层。这些智识阶层要么是出于自发的原因要么是被逼无奈,用一套意识形态或者组织理论联系并发动起底层民众,进而用暴力摧毁整个政治体制(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如果执政者真的能够通过利益链接稳定住底层民众的话,垂垂挣扎的中产階級掀不起风浪,然而如果底层民众和不断被逼的中产階級(中的一部分人)结合起来。那么革命或者反叛的洪流真的有可能势不可挡。虽然说智识阶层目前的主流仍是渐进变革,但并不排除在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一部分人走向激进变革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一些人对于杨+的推崇中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几个变动因素

  我认为一下几变动因素影响未来的形势发展。

  政府的态度。如果政府不改变抓两头、挤中间的策略,那么他们等于把自己推入了一个巨大的赌局。

  中产和底层的联系。如果中产和底层无法建立起有效的链接,那么他们的智识力量根本无法得到发挥,只能沦为互联网上的空谈。

  经济危机的程度。由以上的分析来看个,某种程度上,经济危机就是中国中产的危机,中产的危机进而也是整个社会的危机。经济危机的程度不仅决定着知识阶层走向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也决定着底层民众走向暴力化的可能性。进而决定了两者联结的可能性。

  笔者是一个暴力的反对者,是一个渐进改良的支持者,然而我们却不得不关注这个社会内部真实的变动。也许我的文章中有很多观点经不住推敲,然而这种中产衰退的现象以及它的影响必须得到深思,个人受水平限制,只能说到这里,还希望抛砖引玉,能够引来更多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作者电子邮件:newrightchina(at)gmail.com

  作者:白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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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条评论 »

  1. 军人 说:,

    2008年10月26日 星期日 @ 15:31:29

    1

    政府在赌,赌经济发展能保持稳定增长,赌经济不至陷于崩溃,赌社会不会发生剧烈的动荡,赌CP不会倒台!
    人民也在赌,他们在赌政府能够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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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ghxx 在 十月 27th, 2008 02:46:03 回复:

    那么多要赌的东西,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政府沦为某个阶层利益的保护者,因此低层的人民没什么好赌的,因为财富不会流向低层。

    牛皮 在 十月 27th, 2008 15:25:17 回复:

    精采.有些人总能赌胜,因为在政策出台前,已经知道了.
    我看见一个开发区,一会儿都大兴建房,一会儿都建一半搁着.

  2. 下辈子不当中国人 说:,

    2008年10月26日 星期日 @ 17:23:35

    2

    汗,这个中产的范围太宽了吧……普遍似乎认为月收入上万吧,泡网吧的失业者多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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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饿 在 十月 27th, 2008 04:23:49 回复:

    按照目前的消费水平,以一个三口之家为例,家庭年纯收入至少需要达到¥15万以上,方可称为中产

    小饿 在 十月 27th, 2008 04:25:07 回复:

    像北京上海广东等城市恐怕得需要20万以上

  3. llllllddddd 说:,

    2008年10月27日 星期一 @ 10:14:49

    3

    重庆“落马”厅级干部一览表

    重庆一年8名厅级干部落马 窝案暴露地产”潜规则”

      去年以来,重庆陆续有8名厅级干部因收受巨额贿赂、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而“落马”,有的已被判刑,有的陆续站上法庭被告席。这一系列“窝案”暴露出房地产业的“行业性腐败”特征:房地产开发的诸多环节存在着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在权力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一些干部不是执政为民,而是为“老板”执政。

      开发商的金钱+美色“组合拳”

      去年以来,重庆市在房地产开发领域掀起“廉政风暴”,截至目前,已有渝中区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重庆侨联主席罗静虹(王政之妻)、九龙坡区区长黄云、重庆规划局局长蒋勇、重庆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重庆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王斌等8名厅级干部“落马”。他们在土地出让、调整规划、减免费用等房地产开发相关领域肆意出卖手中的权力,为开发商谋取了巨额利益。

      这8名干部要么是主政重庆城区的党政要员,要么是国土、规划、房管等实权部门领导。为了“摆平”这些对房地产开发至关重要的官员,开发商投其所好,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官员爱钱就送钱,好色就送美女,如果既不贪财又不好色,就满足其爱好。

      开发商常常是借逢年过节或干部出国考察、因公出差等时机送钱,为丑恶的权钱交易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为了赢得官员的“好感”,有的开发商不惜乘飞机“追”着官员送钱。据重庆检察机关指控,2006年春节,重庆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王斌携家人前往深圳游玩,重庆某地产商得知后,专门从上海飞往深圳,并赶在王斌所乘班机落地前等候在机场出口,与王斌会面后直接送上5000美元。2006年下半年,同样是这位开发商,在得知王斌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的消息后,立即前往其下榻的酒店奉上10万元人民币。

      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喜欢打高尔夫球,经常到各地的顶级高尔夫球场打球。2006年重庆一开发商投其所好,不仅送上18万元,还送给其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名誉会员卡一张,任其免费消费。开发商如此“懂事”,官员自然投桃报李。开发商的高尔夫球场项目要增加居住用地、增加商业设施用地等诸多事项,在梁晓琦的关照下,一路“绿灯”。

      这8名厅级干部大多是中青年干部,有的是重庆市的“高素质人才”,有的是城市规划领域的专家型干部。今年46岁的重庆规划局局长蒋勇长期在规划建设领域工作,曾留学英国威尔士大学,在重庆被公认为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型干部”。九龙坡区区长黄云42岁就开始担任重庆主城区的政府一把手,作为主政一方的正厅级官员,曾留学国外,并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学位。

      重庆市一些干部说,这批厅级干部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黄金时期,却倒在开发商的“糖衣炮弹”下,既让人警醒,又令人惋惜。

    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

      在这一系列“窝案”中,权钱交易贯穿于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征地拆迁、土地出让、缴纳土地出让金、调整用地性质、规划审批、项目选址、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都充斥着官商勾结。一名办案人员说,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同时,开发商行贿的普遍性也让人吃惊,重庆市一些知名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卷入其中,不少是“重庆房地产50强企业”,“送钱、送物、送女人”几乎成了房地产的“行规”。

      记者采访了解到,权钱交易在“土地出让”和“调整规划”两个大项上最为突出,官员利用职权为开发商牟取了惊人的暴利。

      搞房地产先要拿地,土地出让是房地产开发的第一个环节,拿地的价格直接关系到房地产开发的成本。重庆市国土局副局长王斌采取的正是“以地生财”之策:利用手中掌握土地征用、土地出让、耕地保护及土地规划等审批管理权力,在土地环节进行权钱交易。他的主要手段是帮助开发商获取土地使用权、减免土地出让金、办理征地审批手续、办理房屋产权等等。2005年,一开发商看上重庆沙坪坝区一块土地,为了低价拿地,经过王斌的运作,违规降低了该块土地的出让金标准,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政府少收入1.7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为此,王斌收到开发商10万元人民币和3万美元的“感谢费”。

      除土地主管部门的领导外,地方政府的负责人也对土地有较大的调控权。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区长黄云的受贿记录中,也有“以地生财”的“大手笔”。2004年至2006年,黄云利用担任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之便,为某开发商在规划调整、征地拆迁、土地补偿等方面提供帮助,并因此收到开发商3万美元的“酬劳”。

      除土地外,调整规划也是“权力寻租”的重点,特别是调整楼盘容积率成为重灾区。容积率是指建筑区划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容积率越高,可供其销售的面积就越多,获利也越大,但是购房者的居住环境就越差。以一块占地1万平方米的土地来计算,假使容积率是3,意味着可建3万平方米,如果把容积率提高到3.5,则可建3.5万平方米。如果以每平方米6000元的价格出售,可以多得3000万元。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告诉记者,容积率在开发商眼中简直就是“点石成金”的“魔术棒”,哪怕是能提高0.5个百分点,每个开发商都会不惜血本地“公关”。

      在渝中区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等三人的“窝案”中,他们正是利用为开发商调高容积率牟取暴利。2003年7月,一名开发商找到王政,希望提高楼盘容积率。王政于是给“好兄弟”--时任重庆市规划局用地处处长的陈明打招呼。随后,他又在开发商递交的申请提高容积率的报告上签署“请给予大力支持”的意见。虽然按照相关规定,该公司开发的项目容积率不能超过5。但最终规划部门还是将该公司项目的容积率调整到不大于7。通过增大容积率,开发商的利润一下就增加了1000多万元。开发商为“感谢”王政,送他100余万元。

      作为重庆市规划局局长和副局长的蒋勇与梁晓琦更是精于此道,在他们所收受的贿赂中,大多与调整容积率有关。从2003年到2007年4月,梁晓琦接受重庆一地产商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该地产商开发的楼盘容积率上调至3.95。为此,梁晓琦分8次“进账”225万元人民币、6万美元。

    遏止“行业性腐败”需打破权力封闭运行

      一些办案人员、有关专家和法律工作者指出,从重庆8名厅级干部“落马”以及近年来全国暴露的典型案件来看,规划、国土、房管等与房地产业息息相关的政府部门行政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尤其是公共权力的运行不够公开、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整个房地产行业中的权力寻租、官商勾结十分突出的重要原因。

      在查处8名厅级干部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多次到相关职能部门走访调查,发现其各种规章制度相当完善,程序设计也很严格。这些干部为开发商牟取利益的过程,从表面上看都是“依法办事”,操作流程也完全合法,如调整规划,均由开发企业向基层的规划部门提出,基层再向市局规划部门呈报,市局通过会议形式,集体研究决定。“但是,在事前,开发商和官员早就私下达成了交易,缺乏监督的权力运行即使程序再完善,也是走形式而已。”这名办案人员如是说。

      曾担任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的重庆市政协常委邱道持说,没有外部的监督,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再完善也不起作用。他说,被指控受贿170多万元的重庆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王斌,在局里被公认为“最讲制度”的领导,而且为人“低调”,一般不参与任何应酬。掌握土地征用、土地出让、耕地保护及土地规划等审批管理权力的王斌,最重视制度建设,在其分管领域制定了很多制度。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当开会研究土地出让问题时,他都要求同步录音,表现得非常“坚持原则”。因此,当听说王斌“落马”时,邱道持感到十分意外。他说,这说明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所谓的制度建设往往是为了自己能“钻空子”。

      房地产业内人士指出,一方面是政府部门权力过于集中,自由裁量权大;另一方面权力的运行不够公开、透明,缺乏社会监督,这就为房地产开发领域的权力寻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权钱交易最为突出的“调整规划”为例,调整规划目前大多在规划系统“内部循环”,有的项目常常由主管负责人说了算,或者依据一纸政府会议纪要,甚至打招呼、批条子、特事特办,这种“关门规划”缺乏公示、听证等制度,公众对规划调整没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一批厅级干部的“落马”促使重庆市政府10月上旬连出监管“重拳”:分别对土地出让、城市建设配套费的征收管理、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作出限制性规定;在土地出让方面,重庆决定改变过去主要由国土房管局一家单位内部集体会审的做法,实行多部门集体研究决策,由监察部门对整个供地行为进行监督;在对控制性详规的调整方面,冻结了将非居住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限制对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用地的调减;同时规定,除因公共利益需要,并经市政府同意,禁止将公共绿地调整为其他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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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yghxx 说:,

    2008年10月27日 星期一 @ 14:38:53

    4

    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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