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林:殊死较量

  导演、编剧和原小说作者张平,都没想到故事片《生死抉择》会在全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8 月中旬以后,随便打开报纸或上一个网站,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题目:

  反腐力作《生死抉择》热映不衰

  影片《生死抉择》在各地激起共鸣

  《生死抉择》在沪票房已超过1200万元,创近年上海电影票房新纪录

  《生死抉择》在成都、重庆、郑州、苏州、无锡的票房收入均超过一般中影引进大片。

  《生死抉择》全国票房突破2500万

  宁夏党政领导及亲属观看电影《生死抉择》

  《生死抉择》广东首映,领导干部要携配偶观看

  《生死抉择》来自张平的小说《抉择》,为什么如此轰动,张平只说了一句:很简单,写了把百姓放在心坎上,不和腐败分子同流合污的好干部。

  搞腐败人的胆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两年前的一天,山西作家张平和大导演谢铁骊接到一个恐怖电话,要叫他们吃枪子。这是第二十几个这样的电话了。谢只得动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叫太原警察荷枪实弹保护电影《天网》拍摄现场。

  张平采写《天网》时,曾多次问主人公、敢于反腐的县委书记刘郁瑞,这么写他的那些同事和属下他们会不会找麻烦?刘郁瑞说:他们敢!量他们还没那么大胆子!要是他们敢,就把他们老底子一个一个兜出来,哪一个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绰绰有余。刘似乎看穿了他的同事下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威胁恐吓从没断过,而且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刚一被免,他们就立刻组织了241 名县市级干部把张平告到了丰台法院。

  这大出张平意料:“他们真敢干,真敢说,胆子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在法庭上有一个副检察长居然振振有词质问:”我儿子只强奸两三次,你怎么就说八九次?而且不是在我的办公室而是我老婆的办公室。这纯粹是对我一家人的诬蔑。‘“

  张平沉不住气了,他告我那个晚上一分钟也没睡。他觉得特别孤独,群众这时在哪儿?没有一个说句安慰话。法院的人也私下说你肯定要输,再怎么也不能侮辱人格……

  “我的情绪是怎么找回来的,是群众,是新闻记者。所有报纸一边倒支持我。

  “晚上,我一个人在北京一个小饭馆吃饭,一个女老板看了我半天,问我是不是被告的作家张平。我说是。她一会儿端了两盘菜,说你这个作家我认定了。以后你就在我这儿吃饭,一分钱不要。

  “临汾地区有5 个老农民来到北京看我,他们的黑衣服上满是汗渍,一见我就问,咱的官司输了赢了?他们拉我到一个饭馆,要了好几碗过油肉,他们认为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过油肉。一个老农从衣服深处掏出一个小包,里面包着全村人捐的2 元、5 元……共500 块钱。”

  全国各地声援张平的信,1500人以上签名的有4 封,500 多人签名的有12封。

  官司正打时,《天网》电影开拍,谢铁骊说他不管什么官司不官司,这是他作为一个导演的权利。拍摄现场附近的农民自发当演员,说张平写得太好了,写的就是他们村,他们村的支书就这么坏……

  回想写作初衷,张平对记者说,在全国许多地方,无职无权的老百姓太苦了,因而想为他们说说话。而最终促使他下决心写《天网》的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因为200 元钱被打成反革命。从50年代到90年代上访了1500多次,被收容了几十次。一次次“拦轿”告状,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收容。当官的特别反感他,说这个人特别坏。张平却像发现了一个宝藏,跟他谈了两天两夜,谈的过程中老人不停地吃止痛片。3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听他这样倾诉过,因而他对张平充满了感激。有一次他跑了整整一夜,困了就睡在路边麦垛里,就是为了给张平送几个粽子。

  过了几年,张平重访故地,打听老人,得知已经去世两年了。“我特别难受,哭了好长时间。这老先生把30多年40多本日记给我,那么信任我,而我瞻前顾后,没有写出来。”

  回想这一切,张平当被告的惶惑很快平静下来。心想输了也没什么。

  千奇百怪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法

  《法撼汾西》和《天网》是写农民的。张平原以为天底下只有农民苦,而工人因为剪刀差,应该比农民强多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穷,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比农民还苦。

  写完《天网》后,他采访到这样一个惨烈的故事:山西某山区一个转业军人被推选为护林员。这是个能发财的岗位,以前的护林员与恶霸沆瀣一气,盗伐国家林木。而转业军人恪守职责,严禁乱砍乱伐,断了当地恶霸的财路。当地的“四虎”纠集一帮地痞把他暴打一顿,下手很狠,他肠子都流出来了,没人管他,没人送他去医院,干部也都不见踪影。转业军人在老山前线负过伤,是爬着回来的,这次他又爬向深山,把老式步枪取出来,又爬回村里,把那四虎射杀三个。他后来也因伤重而死。

  “我把这件事情写成小说,叫《凶犯》,导演于本正看了非常冲动,想拍成电影,建议我把背景改到工厂,‘工人小偷小摸,郊区的农民哄抢工厂,与工人发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和导演采访了山西几十个工厂,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什么管理、市场、资金、经营策略、农民骚扰等,都不是根本,最大的事是腐败。

  “一个个工厂迅速完蛋,全都与少数领导者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有关。而工人们很可怜,越是被糟蹋的不成样的工厂的工人,越是自觉保护工厂的财产。这跟我们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自发站在厂门口,检查路人偷没偷东西,他们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工厂再破,也是他们的活路和依靠。他们也知道腐败在发生,但他们没办法。

  “工人们看到导演作家来了热情得不得了。说你们怎么现在才下来?谁知我们的苦?

  “我没想到工人这么苦,原来的三线工厂×××厂,工人大批下岗没人管,工程师在外面捡菜叶,有些工人自杀,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视,以期能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亲人家属;在《抉择》原型的一个大纺织厂里,工人们包括一位老红军都没法拿到应得的,工人们有病只能捱着。一个工人得了肝癌,筹到去医院看病的巨额数字的医药费对他来说是上天揽月,他只能躺在小平房里吃止痛片。疼的时候趴在床上,用手抠墙,一块墙砖就这样被抠去了三分之二。”

  这个细节,使张平和导演都木立在那,张下决心写“工业题材”,也就是《抉择》。

  40多天的采访,张平认为他发现了工人们穷困潦倒的根源。你看那千奇百怪的掠夺手法:一个工厂需要沙子,设有许多过秤点,过秤员与运货的都串通好了,这里过完秤,沙子不卸,再开到那里去过秤,周而复始,一车沙子能卖出18车沙子的钱。国家资金就像沙子倒进筛子,一下就流完了。发现了也查不下去,靠山后面有靠山,当事人顶多赔点钱了事。

  有的是惊心动魄,外部盗匪与内部管事的勾结一起,胆大妄为,把保安打死,枪抢走,大肆盗窃国家财产。

  “我采访工厂时根本不与厂领导打招呼,厂里要是知道了,招待得特别厉害,酒海肉山,你根本没法接触到实情。工人们自发地保护我,跟秘密工作一样,他们用暗号联系,今天让我去这家,明天去那家,组织得很好。他们就想让上面,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是谁让这个国企乃至成千上万个国企垮掉了。”

  可怕的升官之路

  腐败分子会把改革葬送,会把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葬送。张平对记者说,一些工人农民对改革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对改革有怨言,因而他不能保持沉默,要告诉人们正在发生什么,他不希望工人对改革丧失热情。

  “在那个作为原型的大纺织厂里,那位老红军能拿到400 元钱就很高兴,他一家人就靠这点钱过活。但他还让我劝工人不要闹,要相信党和国家。另一方面,靠着工厂发了财的所谓党的干部对国家没有一点责任感:”没办法,我跟你说,一点办法也没有。惟一的办法就是私有化。‘他们占了那么多的财产,急需’合法化‘。这些干部对党一点不信任。“

  这个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头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气数将尽。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20世纪末的中国土老板欺压起工人来,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英国资产階級剥削工人还要厉害。

  大厂破产了,10个亿的资金不知下落,最后不了了之。

  张平内心很沉重,虽然他的样子很绵善,但他是一看见有人受苦,国家被骗就义愤填膺的那种人。原来他对农村很熟悉,父亲是建筑学教授,被打成右派后,带全家回到山西农村老家,那时他5 岁。但当他了解了工厂和工人后,内心的震荡更大。他说,在这片西部古老土地上,人们谋富求福,自古华山一条路:当官。有些地方,一个厂长为了当官,能把工厂卖光送完,升了局长或县官后,管十几个厂子,能在更大范围里贪、送。当他做了更大的官,这十几个厂子也就奄奄一息了。

  这是一条多么可怕的路。

  民工掉进野蛮的“狼窝”

  这些地方的出路在哪里?张平走了北方数省,看了一个又一个工厂。

  “你看山西××县暖气片厂的产品行销全国,紧挨着的国家大暖气片厂垮了,而这个私人厂子却欣欣向荣。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民工们都是骗去的,一进厂就失去自由。不准写信、打电话、外出。说是一个月300 块钱,从来不给,工人们要工资,厂主就让保镖打,打死过一个,伤过许多。工人从来没有节假日,一天劳作14个小时。80多人挤在一个大教室里,夜里翻身要集体翻,上厕所回来就再也找不到空地了。

  “事情传出来了,记者们去采访差点被扣挨打。我一听气愤得不得了,坚决要去那里采访,人们苦劝不行,于是,县领导派人保护,叮嘱别带照相机,别记录,别与工人聊。说你要是跟工人说话了,那个工人可能就被整死。

  “厂主和打手们虎视眈眈,看哪个工人敢跟我们说话。我感到脊背发寒。回来后,与记者们周密策划,终于把这件事曝了出来,在山西引起很大反响,读者纷纷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这个工厂被关停,凶手被抓,民工被解救出来回到故乡。”

  张平走在山西的腹地,看到许多外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说许多事跟工业文明根本连不上,完全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大暴露。他目睹的晋南大械斗给他的震动很大。晋南那块地方私窑很多,窑主们经常你争我夺。两年前那里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民工械斗,两方窑

  主挑动2000多四川民工和2000多安徽民工互相打斗,刀光斧影,死伤严重。公安干警去了1500多人,抓了七八个民工。但窑主们上上下下走动,有关方面暗箱操作,个别真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张平平常说话很温和,但他确实愤怒了,在省政协会上发言道:工人階級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了一个世纪,现在有些人又被拽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野蛮时代。这不

  是什么工匠意识或是工人权益保护不当的问题,纯粹是狼窝。我们的政府应该保护善和人性,清除这样的恶势力。

  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人们说,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张平对记者说,他经常早上一起来,就看到门外有人坐着。这还是文联门房给他挡了,要不然人更多。

  一位作者是这样描述张平:“我们正在聊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远处徘徊。一会儿走了过来,看看我们这群人,问谁是张平。张平回答后,那个农民扑通就跪下了,说他是清水县的,找了很长时间……”

  张平心很软,爱激动,这就使他总被受苦受难的人包围。

  一个转业军人,膝盖骨在自卫反击战中被打断。一个农民的女儿主动嫁给他,根据政策户口变成了城里的,在城里找了工作。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要跟转业军人离婚。丈夫不干,女的就让公安局的一些人把丈夫抓起来,吊到梁上打,并且强判离婚。原来这女的情夫是公安局的。

  转业军人找到张平,结结巴巴(折磨刺激使他成了结巴)哭诉。张平找市政府、公安局、残协……最后案子翻过来了,有关方面赔了转业军人6 万块钱。这可怜的人去年送了一面锦旗给张平,上面写道,“扶持正义,铲除邪恶”。

  临汾地区有一个老妇被女婿赶了出来,因为女儿不是亲生的,她就挨打受气,住在一个狗棚里。老太太打官司竟被判输(用张平的话,现在法院真敢判)。她找领导、“拦轿”……没用,人家推搡她:滚滚滚……她没办法了,不知道找谁。乡亲们指点她,去找作家张平。

  她找到了张平,脸黑黑脏脏的,是泪水和尘埃在太阳底下晒出的那种印痕。张平说,真上访假上访一看就知道,就看有没有这种痕迹。

  他让她住在家,让妻子给她做饭。他把她的事给跑成了。

  长治一个职工被通知下岗,当晚就携着女儿带着礼物去厂长家说好话。厂长却诬陷职工擅闯民宅,行凶闹事。让公安局把他抓了起来,判了3 年刑。一家人没了依

  靠,生活艰难。找到张平后,经奔走,职工被平反,但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职工出狱后,一家人抱头痛哭,说我们不要赔偿了,我们只要在一起……

  1998年山西×城,一个农民企业家建了一个炼焦厂,辛辛苦苦干到一定规模,一个地头蛇拿了张白条找来,称厂长欠他200 万元钱,让法院查封,炼出的一万多吨焦炭全部拉走,二百多工人失业。

  这等于恶霸和法院沆瀣一气,把这个工厂活抢了。

  农民企业家哭着找到张平,看着工人们流离失所的惨状,他自知无力回天,但也不能不管。找到×

  城地委书记诉说(他对记者自嘲:说来可笑,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空怀满腔热血,只能每每去求官),这个案子终于翻了过来,但恶霸们逍遥法外,农民损失的焦炭和财物只能自认倒霉。

  “在这片大地上,人们为什么常眼含热泪?”他有时候想麻痹自己,眼不见为净。写些风雅的、现代派的东西了事,但他的家人、朋友、同学、各种关系大多来自底层,他们随便的拷问就使他的想法垮掉。一位民办教师、他的小学同学对他说,你们这些写东西的,去看看在煤窑、铁矿里的像狗一样的打工崽;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车间作坊里每天连续工作十好几个小时、从来也没有过星期天的农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着一辈子没住过一天医院的你们常说的“父老乡亲”……即使不住下来,就是坐一次老百姓才坐得起、塞在车厢里连腰也弯不下来的硬座火车也行,挤一次我们乡下人屡屡被劫被抢的长途客车也行。只需一次就够了。

  在这片土地上,善恶总在搏斗,那么激烈,张平总是不期然被牵扯进去。

  1997年,一群义愤填膺的人找到他,说一位市委干部的小女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轧断腿,司机不停车,拖挂着小女孩狂奔。许多人看见了呼喊,小女孩也撕心裂肺地哭叫:疼死了,疼死了!这个司机伸头看了看,倒了三次车,把小女孩活活轧死。

  路上行人很多,人证很多,但那个凶残的司机跟公安局有关系,被判过失杀人,只赔一万块钱一年刑。

  那女孩子妈的头发一夜全白,这是张平亲眼目睹一个人的头发那么快地变白。民怨沸腾,一位女记者牵头,山西的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群众联名,呼吁严惩凶手,延安出来的老作家马烽、西戎也在上面签了名。

  有关部门憷了,加判了两年,多赔了两万块钱。这与那司机应受的惩罚相去甚远。但老百姓、作家、记者还能有什么办法?

  “案子判了后,那个女记者非拉我去喝酒,她一反常态地要了一瓶高梁白,咕咚咚把一整瓶酒倒进了两个杯子里,说咱俩一人一半。她举杯就喝,一杯酒还没喝完,就醉了。她痛哭流涕地痛骂:他们那么蔑视法律、民意,那么看不起公正,指鹿为马,说黑为白!没有一点怜悯心……

  “我把这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女记者架回家。这时才感受到一个中国记者对恶的痛恨。”

  他们是恶潮中的中流砥柱

  10年采访不堪回首,那里面有许多正义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希望也总是在前方召引着人们,就像张平在《生死抉择》首映后说的:

  “我总在作品中留一个‘光明的尾巴’,于是有些人指责我献媚。实际大谬不然。‘光明的尾巴’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我们生活中固有的。你到基层走走,会发现许多党的干部在埋头苦干,他们是腐败恶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的兰花,是我们党内的健康力量。我们不能希望太多,只希望党内健康力量能起到作用。”

  张平声音低了下来,颇有感情地结束了他不多见的激情表述。

  他的反腐创作就是受这种党内好干部的启发而开始的,10年来他一直琢磨怎样褒扬和保护这种健康力量。

  他最近采访了一个刚直不阿,但境地较危的省纪检干部。这人见过那么多的不平事,简直就是一部党内的反腐史。他对张平说:

  “1994年在××,我介入一个4000万元的死案,当事人突然自杀。我了解到,他死前,有人跟他说,你必须死,你死了你家人我养活……当事人就在规定的地点和时间跳楼,但没摔死,骨折,断骨刺进肝里。他本来完全能活下来,可是一个检察院干部和一个公安局干部把他抬出厂门用了30分钟,送医院又用了20分钟(那个小城很少堵车,驾车绕市区一圈也用不了20分钟)抢救又用了40分钟。结果生生看着他死了。个别领导让给他定个畏罪自杀,结案了事。4000万元的国家财产就这样无影无踪了。你去查谁?似乎毫无办法。但我不依不饶,坚决要把这件事查到底……”

  纪检干部对张平说,这种事他可以讲三天三夜。

  他说他也受贿,看着张平的惊奇,他说他吸人家的烟,吃人家悄悄送到家的东西,在那个环境中他没办法。但是给他送钱他坚决不要,这是一个分水岭。有人最多一次给他送去10万元。他就给行贿者算账:“我现在是副厅级干部,我住的房子150 多平方米,值个30万。从现在到死,还能拿20多年的工资,也有40多万,国家给我配了一辆车,十几万,司机的工资……我拿这200 多万元换你10万元值不值?”在夜色深沉的这个城市角落,他似乎在对张平交代后事:“我做了40多年的检察工作,光这几年亲手送进监狱的就有2000多人,但现在他们全出来了,有些人官比我还大。他们现在通过白道黑道整我。我现在把什么都跟你说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我是豁出去了,非跟那些贪官干到底!”

  事情不至于如此惨烈绝望,张平已经把有关情况向上反映。

  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

  张平确实几乎用一种悲壮的情怀跟那些党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交往。

  “××市委副书记,我观察他五六年了,真是焦裕禄式好干部!”

  这位副书记山西师大哲学系毕业,先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后到××市任职。终于有了一块地方施展自己的改革抱负,他计划几年内把××市建成文明、发达的小城市。他分管城建,清廉刚正,把许多人的这条发财路子彻底堵死,因而不断得罪地方势力,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他知道很危险,不让老婆孩子来这里。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说“就是要看看真正的馬列主義能不能在这里实行。”

  他刚来时,市长60,书记57,于是他认为他的全面改革试验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换了三届也没把他扶正。

  盘根错节的官们想尽办法整他。有一次铺路,上面下令10月1 日必须通车,但有个别部门卡他,不供应他物资。他东奔西跑,好不容易弄来一车石料,半夜又让一个市委副书记弄到自己家盖房子了。他急得骂那个看石料的工人,你用地上的水照照你那个样子。

  结果省报发文,说有的干部让工人喝地上的脏水……《工人日报》的同仁看了这篇文章后恨得要死,一定要给这个侮辱工人的干部曝曝光。他们的记者来到××市,向工人一打听,满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们给他们讲了书记的种种事迹,把记者感动得哭了起来。

  为什么这时候攻击他,因为省里正在考察他,准备提为下一届的市委书记。

  地方势力串通起来,结果他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这个消息传出后,整个××市沸腾起来,上万人上街表示对他的爱戴……几位江湖气很浓的企业家,给他送来一麻袋钱,说别人都在跑官买官,咱也去送。他们也希望这个城市有大发展,政祥民和,各种经营活动能够正常进行。曾经有人想“要他一条腿”,结果让这些“地方好汉”保护下来。

  一位记者要把看到的一切写内参向上反映。他躲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写。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上一次为了反映这个市的老市委副秘书长自杀,市委书记的情妇被提拔为市委秘书长,市长的情妇被提为市府秘书长等问题,他躲在一个工人家里写内参,市里一班人得到消息后到处找他。他因去看望一个老板熟人,被市领导们打探到,一班人都来到老板的饭店。在密室里,市委书记扑通给记者跪下……记者心软了。与此同时,一辆装满东西的三菱吉普下乡来到记者老家,第二天老父也被从乡下接到市里劝儿子;第三天地委书记一行人到省城请他的领导吃饭……内参只好停发。

  这次这位记者学聪明了,把稿子连夜写出来,马上用传真机直接发出。第三天就登出来了。

  这份内参写道:这个市委副书记干了6 年,与工人打成一片,泥一把汗一把,至今住在办公室里,在大食堂吃饭……为什么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落选了?

  中央领导作了批示,副书记得以继续工作。

  上级把他平调到临汾市任副书记。消息传出,××市的百姓不干了,成千上万的人把市委大院包围起来不让他走。这些工人、退休职工、街道居民自发在市委门口守了两天两夜。

  “××市人民如丧考妣,纷纷到省里请愿。”张平说:“我去采访时,看到14个环卫工人挤在省城的一个小客栈里,在地上躺了一大排……工人们觉得一个好书记走了,就跟塌了天一样。”但他必须走,组织部门规定上任有最后期限,如果不报到就做自动放弃处理。他的秘书跑到外面求百姓,书记肚子疼得受不了,要送医院抢救。工人们心软了,放开一条路。这时工人们看到他们的书记真的要走,就全跪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大家哭道:我们不能选你,我们也留不住你,我们说话没人听……

  他是个硬汉子,这时也哭得不能行。

  车子直接开到临汾,老百姓得到消息后,自发迎接,标语上写道:“临汾人民有福气,××来了个好书记。”

  “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能靠什么?我们这些文人坐在皮沙发上聊着天时,有什么权利指责百姓们的清官梦?!”张平眼睛红红地说。

  他即将把这几个好干部的经历写成书,相信又将轰动全国。

原载[中国青年报] xi08710421 推荐

  作者: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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