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承业:个人与社会

  人总是生存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的一生总是受其制约,这是勿容讳言的,然而人却并不是物,他总是会有自己大小不等的主观能动性,人做事说话固有社会环境的原因,然而也却应有个人的责任。

  回顾历史的恩恩怨怨,近半个世纪的动荡,长达十年的动乱,无端地批斗折磨,大量的冤假错案,这固然首先是制度的原因,却也是有难逃的罪魁祸首,不少人却也是为保饭碗而不得不昧心,难道就一点也没有个人的责任吗?更何况有不少人是主动利用运动除却障碍而达到了个人目的,至少是得到了不少好处吧!

  在历次的运动中大多是在上级的动员之下来一个层层揭发,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甚至捏造陷害不正是表现积极、火线入党、升官晋爵的大好时机吗?在广泛的株连政策之下,家属亲友等十族之列也都是划清界限、反目立功的正道,定案之后,更是层层加码,唯恐不左,专政的花样番新,更多的至少也是昧心沉默以自保,在这亘古未有的绞肉机疯狂地运转起来之时,人人都 ‘杀’(或’怕’)红了眼,一切人间的正义与良心早被“階級”“运动”所淹没,在其最高的指挥之下,直接与间接的奴才、帮凶、刽子手们的大合唱,音容尚在,无辜者的血迹未干,难道如今就一句:“运动中的事”、“奉命而为”、“向前看吧”…便将应有的从道德和良知而论的个人责任推却吗?近读鄢烈山先生杂文《学习韩琪好榜样》说:我国传统名剧《秦香莲》中的那个本受雇于陈世美去追杀秦氏母子的家将韩琪,当他得知真像以后,也动了恻隐之心,战胜了利害计较,放走了秦氏母子,很是感动。就连古人也有“不受乱命”一说,荀子也说过:“从道不从君”。我们为什么就不重视分折个人责任与道德呢?我们至今常常可以看到报导警保行凶,公仆粗暴行政等等现象,当官的及其雇用者即使错了,亦属于工作上的事,也因动机是好的,责任由组织负而不深究个人责任,这就是一种“运动遗风”:在“个人只是政治的工具,一切由运动负责,一切由组织负责”的定论中造成了 “运动后遗症”:道德长期缺位而导致良心死亡、人性泯灭。所以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信仰缺失、诚信危机,呼唤人间道德归来之时,人们就应当回顾一番,看看道德与良知是怎样被狗吃了的,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使悲剧不再,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深切反思人的责任。按一般世俗观念,曾经无端致害过诸多如我等不值钱的平民的人,事后不作什么忏悔便也罢了,可是,像当年用皮鞭抽打过一代大文学家老舍先生的十五六岁的为数不少的女红卫兵们,至今也是五十多岁的早为教子之人母了吧,可是也没见有一个出来公开忏悔的。一代宗师的季羡林老先生,用血和泪写成的《牛棚杂忆》完稿后,专门期待“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等了十二年期望落了空,该书才出版,九八年出版后,至今又六年了,老先生的期望仍然未能实现。世纪文豪巴金大师心灵书就的《回忆录》出版也已十余年了,可是他期望的文革博物馆也还毫无踪影。一个不知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时至今日,反右已过去近半个世纪,文革也结束快三十年了,对当年的是非谈论仍有若干禁区,历来的由办案者自我纠正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都是在“保护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口号下,不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实则为不许动摇其体制,保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既得利益者的代代相传!所以要千方百计捂住这段历史的,不许深究,婉如当年的阿Q要护住头上的小辫、当今的日本右冀势力不许追究侵略一样的可恨与可悲!

  在这里还得要回顾我们的几千载传统文化与近百年的党化教育,导致长期的“个人缺位”,从来只有蚁民、草民、百姓,近代的所谓人民,也往往是作为一个集合词来用,美其名曰提倡集体主义,在狠批个人主义的烈火中,竟连“个人”二字也犯忌了,个人仅仅轮为集体的工具、驯服的工具,工具就已不是人了,也就不需讲什么道德良心,连人都不是就队更谈不到独立意义的公民个人,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权,也不负独立的责任,纳税人一说也只是近年才刚刚出现,还远远没有得到社会认可更没有深入人心。

  作者:贺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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