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佶:对人大的领导应该体现为占据多数席位

  摘要:只有在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党才能实现对人大的领导。地方党组织在允许和鼓励党外民间人士竞选人大代表时,不应该安于做一个宽容的接受挑战者,还应该积极组织优秀党员为民维权,获得人民支持,赢得人大竞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适合执政党。对于执政党来说应该是“笔杆子里面出政权”——执政地位来自选民填写选票的那支笔。

  2008年6月,深圳市委和市政府发布五号文件“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義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其中第二点意见是“大力发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体意见的第一条是“充分发挥人大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这表现出深圳官方在推动民主建设方面的决心和务实精神。

  对于如何发挥人大的作用,“意见”的第一条具体内容是“进一步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将立法工作纳入市委重要议事日程。”这引出了一个值得细细琢磨的话题:党和人大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胡錦濤总书记在首都纪念全国人大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胡总书记这段话实际上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中共党员在人大和常委会中占据着多数席位。

  中共党员占据了人大和常委会中的多数席位,就控制了人大和常委会,那么人大和常委会当然会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但如果中共党员不能占据人大或常委会的多数席位,失去了对人大或常委会的控制,那么人大或常委会就不可能“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

  所以党应该认识到:党对人大的领导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需要党通过努力,占据了人大的多数席位之后,才谈得上党对人大的领导。

  正如胡书记说的那样:“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如果中共党员在人大或常委会中不再占据多数席位,那么人大或常委会就不再会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党在局部地区的执政权就失去了。

  因此,要保证党的执政权,保证党对人大的领导,党就必须占据人大和常委会中的多数席位;而要占据多数席位,就必须赢得各级人大代表的竞选。要赢得竞选,就必须在平时就派出好的党员,深入民众,帮助民众维权,在选举时才能获得选民的支持。概括起来说就是:只有保持多数席位,才能保证党对人大的领导;只有保持党的先进性,才有可能保证党的执政地位。

  所以,深圳党委在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的民主道路时,除了支持人大行使各种权力、支持完善人大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组织麾下优秀的党员深入民众,为民众服务,去参加人大代表竞选,并赢得竞选。

  (我认为中共党内有很多优秀党员,只是他们往往不占据领导岗位,难以体现出其优秀来;或他们的优秀很容易被其他贪官的恶行所淹没。一粒老鼠屎可以坏了一锅汤,更何况现在的汤里有大把大把的老鼠屎。)

  深圳市党委不应该安于做一个宽容的接受挑战者,除了大度地允许和鼓励党外民间人士来竞选人大代表,自己也应该积极地组织党员去竞选。

  当然,党员参选应该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是靠选民真正的支持而当选的。如果靠舞弊当选,还不如不当选的好。党一直赞扬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党想占据多数席位,那就不要鼓励党外民间人士来竞选了。”这是错误的。党通过竞选获得多数席位,和没有竞争轻松获得多数席位是不同的。前者可以促使党搞好自己的工作,而后者不存在对党组织的刺激和促进作用,最终将导致党失去活力。目前中国党外民间不存在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只有分散的、极少数的业余活动家,但可以发挥鲇鱼作用,用很小的力量使党的巨大力量活跃起来。

  在和平年代,党的执政权只能通过立法机构获得,只能通过在立法机构中占据多数席位,控制立法权、控制对政府的监督权、控制对行政官员的任免权来体现。虽然人大目前还仅仅是在最基层实行直接选举,但党应该对竞选人大代表这件事情高度重视,要掌握民主政治的新玩法,要培养适应民主政治的党内人才。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规律,只适用于人民或代表其利益的革命党人,他们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却没有非暴力途径摆脱压迫,只能通过暴力斗争获得解放。

  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枪杆子里是出不了政权的,枪杆子只能用来平息非法的暴力行为,但对合法的反对行为使用枪杆子,只会加快民心和政权的失去。

  对于执政者来说,应该是“笔杆子里出政权”。这里的“笔杆子”就是选民填写选票时使用的那支笔。

  深发[2008]5号文件中关于建设人大民主的其它几点具体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二,健全和完善人大工作机制,合理调整人大相关工作机构,科学整合人员编制,进一步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加强立法力量,加快立法进程,提高立法质量。充分发挥人大在计划、预算方面的审查监督作用,完善监督方式,增强监督实效。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健全和完善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适当增加常委会会议次数。改革重要议案审议、表决方式和机制。

  三,争取增加市人大代表数量。

  四,探索人大部分常委专职制度。

  五,支持人大对“一府两院”在财政预算、重大项目、重大决策等问题进行询问、质询。

  六,完善区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制度,增强人大代表的民意基础,扩大人大会议市民旁听人员的范围和数量。积极探索人大代表与市民沟通的方式。

  发表竞选纲领和演说肯定是未来“人大代表与市民沟通的方式”之一。对于早晚要到来的人大代表竞选,应该未雨绸缪,设计良好的制度,避免出现金钱政治,避免出现政治狂热。建议深圳市委和政府组织力量进行预研究,避免再次“摸着石头过河”。衣服湿了可以晒干,但人被旋涡急流冲走了,损失是不可逆转的。摸着石头过河只能是无奈之举,而不能作为万全之策。

  实际上,一些会造成严重问题的事情,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制度措施就能够预先避免。

  例如,在竞选中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阔老群体的代言人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大把砸钱,高密度高强度地宣传自己的政纲,淹没竞选对手的声音,用金钱影响选民思想,影响选举结果,使自己当选。

  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只需要在竞选制度中设计一条:任何候选人必须预先向选举委员会申报自己计划投入的竞选经费,并把这些钱交给委员会统一管理;任何政治募捐都只能直接交给委员会。然后由委员会统一购买报纸版面或电视时段,平均地分配给候选人使用。这样,就能够避免钱多一方压制钱少一方的声音,从而保证选举不受到金钱的干扰。(详见笔者“消除金钱政治的妙法:统一平均使用政治献金”一文)

  人们常说:“中国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没有西方民主的文化背景,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历史轨迹,政治现状也和西方国家有天壤之别。从西方空降一个民主制度下来,肯定会水土不服,必然会发生“南橘北枳”的现象,在西方国家不会造成大麻烦的事情,也许会在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不成熟的中国,造成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不必采用的方法,在中国也许是至关重要的,能够决定民主政治的成败。

  中国贫富差距严重,如果富人借助金钱的力量赢得民主选举,把富人的意愿变成立法机构的意志、变成政府的政策,那么穷人就要遭殃了。这样的民主肯定是失败的民主。

  设计政治制度时,必须尽量堵上一切可以堵上的漏洞,而不能寄希望于靠其它因素来补救这些漏洞造成的损失。有人在批评“统一平均使用政治献金”一文时,认为靠金钱上台的人当选后会露出马脚,在下次选举时就会失败,或可以对他进行弹劾,因此金钱政治并不可怕。

  但实际情况是,他在任上的数年,可能造成社会巨大的损失,例如贱卖集体财产,那么即使他被弹劾,集体的损失也已经无法挽回了,或者必须花费额外的巨大精力去挽回。

  形象地说就是:船身有漏洞,我们就应该去补上,而不能说:“没关系,不必补,反正我们有抽水机,可以把漏进来的水抽掉。”

  实行民主,不仅需要民主制度,需要政治人才,更需要适合民主政治的观念和文化。在和读者讨论“统一平均使用政治献金”一文时,我发现,很多人实在是太“可爱”了,他们否定这种制度探索,同时却把避免金钱政治恶果的希望寄托在候选人能够自觉地不滥用手里的大量金钱,或富人当选后能够自觉地代表穷人利益,或者寄希望于其它偶然因素来抵消金钱的影响,例如钱少的候选人也许恰好口才很好,可以抵消钱多的对手在媒介上的连篇累牍。

  还有人借口无法做到候选人之间绝对的公平(例如都同样年轻英俊)来否定“统一平均使用政治献金”这一设计。实际上,我们不能因为制度不能堵上所有的漏洞,就不去堵任何漏洞。正确的做法是:能够堵上的漏洞都要尽量堵上。

  仍然用船来做比喻:虽然船身上有些角落里的小洞无法补上,只能依靠抽水机,但其它能够补上的漏洞,还是要立即补上的。

  正确的政治文化应该是:严苛地对待制度的设计和运作,但宽容地对待政治对手合法取得的胜利,即使他钻了法律的空子。

  如果我们仍然在设计制度时很“善良”、很宽容,不去防备人性中的“恶”,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政治对手靠钻法律的空子而赢得选举,于是拒不承认他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的胜利,在之后的议会政治中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只要是你支持的,我都一律反对”,或者暴力对抗,“二次革命”,“重上井冈山”,这些都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中国将永远不可能进化出民主制度来。

  2009年1月2日

  作者: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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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yghxx 说:,

    2009年08月30日 星期日 @ 13:26:22

    1

    几年前有道是:将中国所有的处级以上的干部拉出来枪毙了肯定有冤枉的,而一个间隔一个枪毙了肯定有漏网的!
    现在新的说法是:将中国所有的处级以上的干部拉出来枪毙了都不会有冤案了!

    这样的社会现实如何相信那些官老爷们所当的“人大代表”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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