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中国应向不人道的工棚制度“宣战”

  中国的三农问题久拖不决,造就了许许多多的“三农问题专家”,社会上关注儿童、关注教育的专家学者也很多,但是,其中关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似乎并不多,而“被留守”的这些人,从总量上已然是一个过亿人的庞大群体!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及其26人组成的课题组,通过两年时间的研究估算,留守儿童总数约2300万人,留守老人总数约1800万人,留守妇女总数约4700万人(网上称其为“体制性寡妇”)。我认为这个数字是被严重低估。根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的公开说法,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这么多的农民工,不会只有那么少的留守人员。去年2月27日,全国妇联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说:“目前,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约1.3亿人。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推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17周岁以下)约5800万人,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这是根据1.3亿农民工的估算数字,如果根据2.26亿农民工来估算,数字还要庞大得多。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亦然。

  人生之大悲痛者,莫过于老无所养幼无所托青春无所伴(其中76%的留守老人,全年获得子女供养少于500元,比国家规定的原本低得可怜的最低贫困线标准――人均每年652元还低)。对于农民工及其家人来说,可以说人世间所有的苦难全都由他们来承担了!这是他们自甘自愿的选择吗?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使他们变成或“被变成”没有情感的、年复一年终日劳碌只为了一月千把元工资的“纯经济动物”?!

  我们已经知道了造成那么多留守儿童的主要原因,就是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不能自由迁徙的万恶的户籍制度,导致大量流动儿童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与高考升学权利。但那么多的“体制性寡妇”和留守老人呢,仅仅是为了照顾家和孩子,而甘愿过一种长期缺乏亲情爱情的生活,只把自己当成挣活口的牲口和苦力?

  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过谁分析过其中的原因。我试图把它主要归结为不人道的工棚制度。我们曾经沾沾自喜于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城市化却没有产生贫民窟,殊不知,我们2.26亿农民工中的绝大部分,住的是比贫民窟恶劣十分的工棚和临时集体宿舍!那些临时性的工棚和集体宿舍长年蛰伏在城市未建成的高楼大厦的阴影里,拥挤不堪、混乱不堪、肮脏不堪,大多数长年没有阳光也不透风,冬冷夏热。工地的噪声、粉尘就是他们常年最亲密的伙伴!

  比恶劣的物质条件更恶劣的,是这样的居住条件把农民工家庭生活的最后一点温馨、最后一份权利剥夺殆尽!“50岁以前没有性生活,50岁以后没有社会保障”(秦晖语)就是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写照。更有一些不良企业,明令禁止员工外宿,只能住集体宿舍!

  即使是历史上的贫民窟,也好过今天哪怕是整洁的工棚和集体宿舍!因为人不仅是经济的动物,而且是有血有肉的感情的动物;不仅是企业的赚钱机器,而且还是一个个“社会人”。贫民窟里有温暖的亲情爱情,有不同人群聚居的社会与群体生活,有老中青三代同堂的乐趣。那样的生活,即使艰苦也是健全的。而工棚和集体宿舍的生活,即使锦衣玉食,也是精神残缺的。

  是到了彻底向不人道的工棚制度“宣战”的时候了,至少是告别!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允许贫民窟的存在,让进城农民工拖家带口地自由聚居;要么政府承担起为农民工提供适宜家庭生活的廉租房的责任!而不论是贫民窟还是农民工廉租房,在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都应该建学校、医院、文体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并且通公交,还应该鼓励和允许在廉租房和工地之间开通公司班车。1950年的时候搞了一个调查,上海棚户区的居民占上海人口的四分之一强。现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仍然有大量的棚户区。允许贫民窟的存在,一点不丢人。丢人的是几亿农民工及其背后的家人,在工棚制度下过着没有正常家庭、没有亲情爱情的“非人”生活。

  把农民工及其家庭从“水深火热”的工棚中拯救出来!他们是人,不是机器!

  作者:童大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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