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林:俄罗斯“休克疗法”再分析

  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后,原苏联的成员国几乎全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中尤以俄罗斯最为严重。在总结原因时,有分析者认为,经济衰退是“休克疗法”所致,“休克疗法”则是苏共下台、社會主義制度被推翻的产物,而苏共下台、社會主義制度被推翻则是政治民主化改革的结果,所以,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还是要算在以民主化为方向的政治改革的账上。因而便有了这样的推论:如果不搞民主化改革,就不会有苏共下台和社會主義制度被推翻,当然也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休克疗法”,没有“休克疗法”,自然就不会有经济衰退。所以,政治改革确实是危险的。在一些人笔下,政治民主化改革成了“断头台”,“休克疗法”则是“焚尸炉”,共产党和社會主義被推上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断头台”斩首之后,再扔进“休克疗法”这样的“焚尸炉”中焚烧,这之后便彻底消失了踪迹,社会从此便陷入地狱。

  是这样的吗?我认为,这个问题仍需要讨论。由于“休克疗法”被看作是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其余的只不过是“休克疗法”的原因),所以,我们的讨论将围绕“休克疗法”进行。

  一、“休克疗法”失败了吗?

  “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是对一整套激进的反经济危机措施和毕其功于一役的经济转型方式的称谓。它的主要内容是: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大力压缩消费,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以期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由于这样的措施会使社会经济会受到极大的震荡,甚至处于“休克状态”,故有了医学上的“休克疗法”的比喻。简单说来,“休克疗法”其实就是一整套经济方面的激进策略,它后来被确定为三大基本内容: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休克疗法”的具体政策有所调整,其形态有所改变,但基本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否则就不能将其称为“休克疗法”了。

  “休克疗法”的形成、提出并实施是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美的玻利维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经济负增长12%,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向该国提出:放弃扩张性经济政策,紧缩货币和财政,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玻利维亚政府走投无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采纳了萨克斯的建议。结果是:短期内造成经济剧烈震荡,仿佛病人进入休克状态,但随着市场供求恢复平衡,经济运行也回归正常。两年后,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降至15%,GDP增长21%,外汇储量增加了20多倍。萨克斯的反危机措施大获成功,“休克疗法”也名扬世界。

  这是南美的情况,也是“休克疗法”的第一次试验。

  这之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东欧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这些国家开始实施从原有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西方国际金融组织的举荐下,以俄罗斯、波兰为代表的大多数东欧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都使用了“休克疗法”这种激烈的经济工具。

  就俄罗斯来看,这一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俄罗斯联邦独立。新国家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其中也包括原苏联没有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一大堆生产难以为继、濒于破产的国有企业;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等等。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认为,苏联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结果断送了苏联的前程。俄罗斯要避免重蹈覆辙,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此时,35岁的盖达尔被叶利钦任命为政府总理。盖达尔几乎是完全套用了“休克疗法”方式,制定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的第一步棋是放开物价。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物价放开的头三个月,似乎立竿见影,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习惯了凭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可没过多久,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想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恶性循环。

  对此,俄政府似乎早有准备,走出了“休克疗法”的第二步棋,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了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用,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可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与预想的完全两样。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失败了。

  “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盖达尔认为,在只有计划与市场这两个工具、而计划这一工具已被证明无效的情况下,俄罗斯唯一能走的只有市场化这一条道路。而市场化改革之所以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原因在于俄当时的企业基本是国有企业。竞争机制对国有企业不起作用,市场与国有企业不相容,使用市场工具的前提是实行全面的私有化。所以,要彻底解决问题,就要彻底实行私有化。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俄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私有化证券大大贬值,被一小部分有钱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入囊中。最终结果是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随即宣告结束。

  在实行休克疗法的当年,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下降到只有美国的1/10.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燃料、电力和冶金工业成了民族经济的关键部门,其比重在GDP中约为15%,在工业总产品结构中为50%,在出口中为70%多。实际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如果说原料和能源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还算接近世界平均指标的话,其它部门则远远低于美国同类指标20%-24%.70%多的生产设备服务期超过十年,高于经济发达国家一倍。这种局面是国内投资特别是实际经济部门的投资大幅度减少的直接后果。外国投资不愿进入俄罗斯,吸收的外资总额累积只有115亿美元。俄罗斯科技开发支出全面减少,投资不足,对创新重视不够,使得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和质量竞争力的产品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民用科技产品市场上受到外国竞争对手的排挤,俄罗斯产品还占不到1%的份额。 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

  这是俄罗斯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休克疗法”的第二次试验。

  从以上介绍我们也可以看到,迄今为止,“休克疗法”有过两次付诸实践,一次在南美,一次在俄罗斯等国。“南美休克疗法”取得了成功,而“俄罗斯休克疗法”则普遍认为是以失败告终。

  那么,俄罗斯进行的“休克疗法”真的失败了吗?

  就事论事地看,“休克疗法”效果似乎并不好,但是,对这样一项关系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改革,当然不能孤立地看,短期地看。就像一次外科手术,仅看局部和现状,简直是一团糟:划开了皮肤,切开了肉,那么多金属器械在颅腔内、胸腔内、腹腔内倒腾,甚至还拿掉了器官;流了那麽多血,人也昏迷不醒,这之后还有那么一段时间人就像在地狱中煎熬……!总之是惨不忍睹。但是病根去除了,又过了一些时候,人站起来了,复原了,又像健康人一样活着了!那么,从宏观上看,从全局上看,从历史的长过程看,这次手术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

  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也有过几年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不能因此就说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推翻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也不应该,因为今天的中国样子呢?对“休克疗法”的态度也应如此,有目共睹,今天的俄罗斯是个什么样子呢?

  其实“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直到现在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指出(金雁、秦晖等),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俄国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严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实施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半途而废,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结果其经济困境比俄罗斯还严重。总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疗法”、实施的力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这是否可以说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相关性并不明显。

  反过来看,没有争议的事实是,俄罗斯进行的“休克疗法”,从根本上打破了经济发展的集权主义模式,使国家最终挣脱了对发展方面“列宁主义道路”的路径依赖,从而完全彻底地走上了集英、法两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优点之大成的“美国路线”,这就为国家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由于把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到了一个全新的、更合理的制度平台上,在最初的阵痛过后,俄罗斯的经济-社会便进入了一个强劲发展的快速通道。

  如今的俄罗斯经济,总体上看,尽管还有种种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还很严重),但经过了1993年到1998年五年的低迷后,从1999年开始复苏,很快进入了健康、正常、快速的发展状态。

  推行过“休克疗法”的俄罗斯今天是一种什么景象呢?从国际地位看,俄罗斯基本恢复了经济、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也不可小视。当今世界,真正在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还是俄罗斯。比起自称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时时事事在看发达国家其中主要是美国的脸色、“宁赠外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中国来,腰板就硬朗多了。再看国内,2006年俄罗斯人均GDP达到4000美圆以上,医疗几乎免费,中小学上学免费还免费提供午餐,60岁以上无论工人农民都享受养老保险衣食无忧,实行个人12%、企业25%单一无累进税制,政府机构大量精简,国家财政1/4用于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救济。2007年年初,俄罗斯财政部长宣布,计划用3年时间,把俄罗斯全民人均收入在2006年基础上增加50%.到2007年,俄罗斯国民经济已经连续第8个年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就,相对于低迷的欧洲,俄罗斯经济成了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名副其实的一个亮点。

  如今,自信和尊严重新回到俄罗斯人中间,俄罗斯人在最近10多年里第一次重新感觉到“终于松了一口气”。根据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的询问结果,70%以上的接受询问者认为近年国家形势好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明天会更好”取代了过去多年来一直压在人们心头的恐惧感和担忧感。

  事实表明,“休克疗法”其实可以看作原苏联国家、其中主要是俄罗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的全面社会改革的延续,是原苏联国家走上现代化的正常发展道路的“路线图”中的一段必然历程。由于戈尔巴乔夫进行的变革是如此彻底,完全具有了革命的分量,再用“改革”这一称谓已经不合适了。为了使人们记住戈尔巴乔夫为完成这一革命所作出的贡献,我们应该把这次革命称为“戈尔巴乔夫革命”。正是由于有了“戈尔巴乔夫革命”这台大戏的开场,有了“叶利钦大棒”的挥舞,有了“休克疗法”这剂猛药的攻击,苏联的旧制度才得以彻底崩溃并且完全消失了影响,从此,原苏联国家、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已经不再相互敌视,人类想得更多的也已经不是怎样去把与自己敌对的另一些人消灭掉,人类已经能够把地球的宝贵资源越来越少地投入到为人类自相残杀所作的那些准备中,而在以往的时代人类最多仅仅只是在思想上有了这样的认识,却并不敢把这样的认识付诸行动。可以说,随着这样的时代的来临,人类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史!

  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

  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还是需要分析。那么,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分析起来,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之外,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

  1.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

  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经互会”是一个跨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体。在这个跨国合作体中,经济上也实行了高度的计划化,“经互会”各国对某一产品的需要往往是在“大家庭”的说词下由某国的一家或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的。这样的国际分工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发挥了跨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它却要求各国保持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服从核心国家的指挥调度,并时刻紧密维持着“经互会”国家分工合作体系的完整性。20世纪8、90年代,这一体系突然就瓦解了。自苏联转变成独联体后,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外贸,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后,东欧国家为了获得硬通货纷纷选择西欧国家为主要贸易夥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或削弱了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联系。这种情况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许多企业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销售对象,而同时却要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用外汇来购买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专用设备,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以前的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苏文:《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2月号(总第57期)。)万幸的是,由于建立起了新的更加灵活更加自由的经济机制,俄罗斯很开就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2.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苏联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在苏联与美国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进而从阿富汗撤军、实现中苏和解、解散“华约”以后,苏军(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这样,大批国营军工企业不得不由军品转产民品,其结构调整不仅非常缓慢,而且相当艰难。这样,俄罗斯还未享到和平带来的“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这其中,境况最为不堪的自然是曾经风光一时的“国有”大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的工人(階級)。

  3.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

  在前苏联时期“分利集团”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型(如军工、能源集团、银行、铁路系统),有的是地区型,还有的是由中央机关干部与地方领导人组成的庞大的贪污网络(例如通过操纵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而大获其利的利益集团)。于是,在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着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就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的社會主義企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这些饮鸩止渴的措施使得经济更加困难。本来,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但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1页。)

  4.贸易条件的恶化。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俄罗斯)每年减少几十亿至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重大影响。事实也是如此,当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时,俄罗斯就立即出现了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并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大幅度经济增长。

  5.根深蒂固的旧体制的影响及其造成的几近崩溃的国民经济的影响。

  始建于30年代的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度过了40年代的辉煌之后,到了50年代便弊端尽显。与其它社會主義国家相比,苏联自身建立的这一体制更加完备,改革难度更大,维系时间更长,长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革,一直维持到80年代末,严重阻碍了苏联的发展。到了1991年苏联剧变前夕,苏联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于崩溃,以至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要求西方紧急援助。

  此外,俄罗斯的经济衰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集权体制和计划经济的消极作用。

  在集权体制下,原苏联长期大搞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因而过度重视重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赫鲁晓夫下台后勃格烈日捏夫长达18年的僵化执政期间,苏联社会矛盾重重、腐败严重、农业及轻工业极度落后。戈尔巴乔夫掌权后,调整经济政策、解除政治高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也就是说,俄罗斯的困难时期,根本上是在集权体制下产生的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危机迟早会爆发,“休克疗法”的推行,只不过加速了爆发的进程。

  计划经济不仅遏制了苏联国家发展的生机,也闭塞了苏联国民的视听。“休克疗法”的基本理念是建立在计划经济整体上已经失败这一认识上的,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它把自己的目标确立为市场调节。市场是“休克疗法”的核心,为了建立真正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彻底实行私有化。市场是绝对排斥“国有”或“公有”企业的,因为竞争机制对“国有”或“公有”企业不起作用,所以市场与“国有”或“公有”企业是不相容的,使用市场工具的前提是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并没有错。并且俄罗斯在实行私有化的过程中采取给所有公民平均发放股权证的办法,这也是很公平的。那么,“休克疗法”为什么在俄罗斯推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呢?原因是俄罗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当时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对什么是市场、什么是股权证券基本没有感性认识,更不清楚政府分给他们手中的没有货币价值的股权证券所包含的意义。于是出现了纷纷抛售股权证券的情况。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股权证券在一部分人手中集中。(实事求是地讲,这部分人中有的人可能对股权证券的意义略知一、二,多数人则肯定是一窍不通,他们或许只是“下意识”地感觉到这个东西拿在手中没有坏处。大家可以联想中国当初发行企业原始股票的情况:又是宣传,又是鼓动,领导带头,职工分摊,总的是想大家都来买,结果买的人还是不多,买的人还是觉悟高的,大多抱有为“支援特区建设”、“支持改革”“作点牺牲”的想法。现在呢?试想一下,如果在今天的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三、比较中苏改革:中国成功了,苏联失败了吗?

  比较中国和苏联的改革是很难免的,比较中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也是很自然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以经济领域的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政治改革服从经济改革,为经济改革服务,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放缓政治改革的步伐,使得经济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增长,经济-社会有了较快的发展;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热衷于西方式政治民主化改革,导致了经济持续衰退,政治改革也人仰马翻,最终落得个国家解体,制度崩溃、执政党下台并解散的下场。所以,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而苏联的改革则遭到了惨败。

  这样的比较值得商榷。

  首先是因为观察期过短,仅仅用一个国家的短期经济现象去推估其长期趋势,缺乏可靠的依据。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问题也越来越多。“中国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长,但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分,县级高达八成,如果再扣除环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计算,大幅缩水的GDP还要再缩减七成八,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利润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这种资源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费是先进国家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和美国的二点五倍。其他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镇有着严重的政绩工程等更是不胜枚举。”(郎咸平:《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并且由于是按GDP计算,收入中差不多有一半被外国人拿走了,所以,中国这样的增长于国于民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幸,还需要讨论,今后趋势如何,尚难判断。而苏联以后的俄国的经济情况却开始好转,并且近年来增长势头惊人。所以,如果要比较,结果尚难预料。并且,如果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延续如今的势头,出现了长期较好的发展,那么,苏共的下台,苏联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溃以及苏联的解体就是历史的进步,对原苏联范围内各国人民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就不仅没有失败,而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目前的情况看,这样的认定已经很难被推翻。

  其次,这种比较忽略了中俄两国经济增长背景的不可比性。中国与苏联社会在改革前有诸多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自改革的路径选择。很多做法并不是人的主观因素可以决定的。

  比如,改革前的苏联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而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份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在中国,小的“单位”社会是主流社会,而大的非“单位”社会则是非主流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也是政权的社会基础,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会拼死命地捍卫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外围体制改革,或者干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例如,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其风险与代价只能由自己承担。但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取消“单位人”与非“单位”人的区别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在中国,我们看到,当改革滞留于非“单位”社会即非主流社会中时,“改革”可以大行其道,而改革一旦进入“单位”社会即主流社会中,就徘徊不前,甚至遭到万人唾骂,成了万恶之源。在这里,改革有一招,等着对付它的至少有十招,改革成了缩头乌龟。今天的中国,强势阶层越来越强势,弱势阶层越来越弱势,权势集团挟大器以凌国民,连腐败都不再亲历亲为而由国家代劳了(“大财政”就是一种集体腐败,而且使腐败合法化。在“大财政”下,贪官的欲望国家都能满足,所以一般的贪官也就没有必要再“亲自”去贪污了。你要什么国家就给你什么!)难怪这样的“改革”招来越来越多的非议。

  而改革前的苏联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外围,经济改革一启动就不得不触动“单位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就要依赖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所以,在苏联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间。而且,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苏联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住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还在想方设法地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中国人的自满自傲自恋和对俄国人的嘲笑是多么愚蠢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逐渐失去了支撑政权的社会中坚——“单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严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正逐渐浮出水面。摆脱眼下危机的途径有两条,或者通过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转向威权统治,更多地依赖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契约”,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用“甜头”堵住“舌头”。

  第三,自从1999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引人瞩目。毋庸置疑,在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中,民主化、市场化功不可没,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及正常运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好的公共服务,优化了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供给。各种征候都表明,目前俄罗斯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改革时期,走出了底谷,步入了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持续、正常发展道路。

  再看中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经济增长(暂且抛开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不说)也令世界瞠目,但由于政治改革一直畏首畏尾,以至于整个国家政治至今仍在“金正日胡同”中徘徊。政治发展的滞后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拖累已经越来越显现出来。

  第四,就现实情况比较。2006年,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俄罗斯的报告中说,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而在关于中国的报告中则指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的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先看俄罗斯。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为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

  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才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都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在乐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莫斯科今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规定的基本生活费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

  今日的俄罗斯,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如今的俄罗斯,有富人,也有超级富豪,但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穷人。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进入发达国家队列,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俄人均GDP可以达到29400美元。

  再看经济之外的其他方面,2007年10月11日,普金访问德国,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近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系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可以说,制度转型以来,俄罗斯正在将戈尔巴乔夫当年绘制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社会蓝图变为现实。

  再看中國。

  世界银行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当时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所以这之后的研究尚未完成。不过,许多事实都表明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份报告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哗然,是它得出的结论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中“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人们过去已经知道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极端的贫富差距,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全球还是第一次记录到。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所谓“水涨船高”,即经济增长,全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根基,也是政府对其体制合理性和执政合法性论证的基本论据。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俄罗斯的增长差不多同时起步于1999年,并且就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的增长速度更快。但是,同样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上却完全不同,有如天壤之别。

  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则在不断下降,多数人的收入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财富在一小部分人手中迅速集中,很大一部份人没有享受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七年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接近二倍,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而社会保障却几乎完全消失了。人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有些喘不气过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苏联东欧共产党被推翻,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体现社會主義优越性的四大福利制度都没有取消,甚至有的像俄罗斯那样还在完善,然而在几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老百姓却在先富后富的等待中,连当初所谓贫穷时代的福利都等待没了,更别说等待富裕本身了!

  所以,中、俄改革两相比较,谁的结果更好一些呢?谁更成功一些呢?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中、俄改革两种结果,原因是什么呢?

  四、“俄罗斯现象”的政治原因。

  有学者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一度出现的政治混乱、经济衰退以及社会方面的种种问题统称为“俄罗斯现象”,并认为这是由于苏联的改革失败造成的。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俄罗斯现象”确实发生了,但这与改革没有关系,相反,正是由于社会变革建立起的全新的制度,为彻底消除“俄罗斯现象”提供了制度保证。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俄罗斯现象”的出现呢?回答是:是实行了多年的極權政治。

  根据前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苏联的政治可以说是典型的極權政治。

  極權政治是指这样一种政治状况: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国家的一切资源都被最高统治者所掌握,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严密控制;全体社会成员不但被剥夺一切最基本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甚至死亡,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这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有学者认为,極權主义是亚细亚专制主义借助现代化统治手段达到的最高形式。

  苏联时期实行的是思想控制、舆论一律、压制言论自由、持异议即是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了政权用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并持续地强化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在这一僵化的体制下,整个社会完全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种麻木状态。

  这样的極權政治导致了一系列恶果。

  ①極權政治的结果之一——政府无能。

  政府无能被认为是所谓“俄罗斯现象”的最突出表现。

  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机器能力的不是其专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即政府组织是否足够强。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并不等于有效的政府组织;而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虽然在压制民众方面相当“软”,但却可能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职责和功能。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这时的政府是典型的无能政府。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同样也是个相当“软”因而也是相当弱的政府。当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实现了权威主义式的相对稳定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俄罗斯学者认为:那些金融工业寡头选择的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够。(丁学良,“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鹭江出版社,《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2000年第2期。)

  这一时期的苏联,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而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又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由于未形成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或运动,苏联解体之前的整个时期和解体之后最初的一个时期,执政者同属相同的权贵集团,在这样的时期,国内政治表现出明显的寡头政治的特点,而政府则是受利益集团支配的无能的政府。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政府无能完全是传统制度的产物,与改革毫无关系。

  这种情况到普京时期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不过,如果不是叶利钦时期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实现了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普京时期的“政治光明”是无法出现的。

  ②極權政治的结果之二——“分封化”与“犯罪化”。

  “俄罗斯现象”还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

  “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这个转手过程并非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营化。例如,俄罗斯政府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来接管庞大的国有企业,但这些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什么资产,于是政府特许这些人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让他们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象征性地对政府付极少的一点钱,用“空手道”就接管了国有企业的资产。

  “分封化”的另一表现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些人则把用俄国自然资源换来的外汇存在国外占为己有。像这种通过出口转移出去的国有资产,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在250亿美元左右,从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经有近2,000亿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期俄国吸引来的外国投资总额还不及这个大出血数字的十分之一!

  对俄国经济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致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银行界、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

  分析原因,罪魁还是極權体制。首先,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大多是苏联时期掌握资源和国有资产的部门的官员,苏联解体的初期,他们利用原有计划体制崩溃、新的市场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的间歇,摇身一变就将“国有”资产化为私有,成为大企业主和财团寡头。这样的结果更加说明苏联长期实行的所谓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虚伪,因为如果这些财富真的属于全民,能如此轻易地就为极少数人攫为己有吗?其次,“分封化”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一切只有在政府完全掌控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政府完全掌控资源则是标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極權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

  再说说俄国社会的“犯罪化”。社会的“犯罪化”前提有二,其一,法制的极度衰弱;其二,国民普遍的“野蛮化”。这两者都是極權制的结果,在極權制下,有人治没有法治,制度一旦崩溃,法律几乎是空白,当然犯罪盛行;有资料表明,尽管苏联时期对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共产主义”教育,但苏联解体时,其国民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比沙皇时期还低。所以,国民的“流氓化”和“恶棍化”自然会导致社会普遍的“犯罪化”。

  再看中國,中国虽然没有出现“俄罗斯现象”,但中国的腐败和“犯罪化”并不比俄国逊色。目前中国的腐败真有“不尽长江滚滚流”之势。有的学者把中国现在的腐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税收流失型腐败,二是地下经济型腐败,三是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型腐败,四是寻租型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至16.8%.(胡鞍钢:《腐败损失有多大:每年1万亿》,《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未过,既得利益者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吴敬琏:《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如果因为决策无能与政治僵化而使权贵“分利集团”坐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半途而废,“俄罗斯现象”很快就会在中国全幕重演,而由于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要克服“俄罗斯现象”,消除“俄罗斯现象”发生的原因,会比俄罗斯困难得多。再看“犯罪化”。有学者做过统计,1979年到2003年,中国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此外,国民道德败坏、诚信尽失,坑蒙拐骗泛滥,制假贩假盛行,更有甚者,官黑勾结、警匪勾结的事也多有发生。所以,尽管我们不用“俄罗斯现象”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中国的情况也并不比当初的俄罗斯好多少。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今天的俄罗斯情况已经大为好转,而中国却还没有看到好转的迹象!

  五、到底应该怎样评价“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由于主张私有制,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提倡“绝对的”经济自由,因而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最大的消极后果莫过于造成了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一个时期经济的极度混乱。正因为如此,批评“休克疗法”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就是其中之一。

  斯蒂格利茨1998年年初在联合国大学发表荣誉性年度演讲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意见与建议,他的意见与建议基本是反“休克疗法”的,其主要内容有:①私有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对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来说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促使市场更加有效率和活力的一种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必须与监管的竞争政策相结合。在这里,“关键不在于是否私有化或自由化,而在于必须建立一个监管的框架,使金融系统有效地运行,促进宏观经济稳定”。②如果不建立一个有竞争的市场,就不可能得到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好处。“私人垄断而无竞争对手,效率同样不高,也不会有创新。”③“政策应当成为市场的补充,采取行动使市场运行得更好,纠正市场的失效。”④政府有必要应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实现“更广泛的目标”,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只不过是成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的目标。所谓“更广泛的目标”,也就是“将发展和改造社会作为其核心目标”,包括提高生活水平,实现“持续发展”、“均衡发展”、“民主发展”,使所有社会集团都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些意见和建议中有几个关键词:监管、政策、政府、平等,其矛头,直指“休克疗法”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取消监管和去政府化。

  斯蒂格利茨对“休克疗法”不满意,还因为“休克疗法”过于注重了对产权的私有化改造,而忽略了公平竞争,在他看来,提倡公平竞争比改革所有制更重要。斯蒂格利茨具有一定代表性。

  应该承认,斯蒂格利茨确实准确地抓住了“休克疗法”的不足,他提出的意见也很有建设性。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第一,“休克疗法”只不过是应付危机的临时措施,是一种应急方案,从来也没有人把它作为一种长久政策来坚持;第二,“休克疗法”也有成功的实例;第三,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度转轨、新旧社会交替的过程中都难免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所不同的只是混乱持续的时间和混乱的程度。一般说来,旧的社会形态越落后、越顽固,转型就越困难,交替过程更长,混乱持续的时间更久,乱的程度更深。

  这样来认识“休克疗法”,似乎更合适一些。

  六、对“华盛顿共识”到底应该怎么看?

  斯蒂格利茨是在批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时候,顺带提出对“休克疗法”的批评的,应该说,“休克疗法”的思想基础确实是“华盛顿共识”,所以,要了解“休克疗法”,有一个东西绕不开,那就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一种以自由贸易、财经纪律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华盛顿共识”最初是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提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解决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主题是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问题。拉美国家的有关官员、美国财政部官员、企业界人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代表以及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出席了会议。约翰·威廉姆森在会议结束时说,经过讨论,会议参加者已经对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准备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成为指导“七国集团”和国际金融机构把握世界经济的信条。由于上述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这次会议又在华盛顿召开,因此人们把在会上达成的这一共识称作“华盛顿共识”。威廉姆森对“华盛顿共识”的定义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即财政戒律、谨慎的公共开支方向和供给方面的税收改革。华盛顿会议后,威廉姆森把会议上交流的论文汇编成册,于当年以《拉美调整的成效》的书名正式出版发行。在论文集中,威廉姆森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拉美国家在经济改革中应该采纳的“处方”。

  简单说来,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和经济学精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拉美国家共同制定的、旨在克服一些拉美国家80年代危机的一整套政策建议,它提出包括创造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做出经济结构调整、出售国有企业、削减社会福利等项措施。

  这份“华盛顿共识”内容庞杂,其中主要内容有: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为“自由市场和币值稳定”。

  约翰?威廉姆森本人后来又对“华盛顿共识”的具体内容作了进一步说明:“我的清单中的十点改革建议如下:

  1.财政纪律

  区域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大量的赤字,因此引发国际收支危机和高通胀,损害的主要是穷人的利益,因为富人可以在国外保存财富。

  2.重新安排公共支出优先序列

  这一政策建议以利于长期发展、利于解决贫困的方式转移公共支出,从没有价值的补贴转向基本的健康和教育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建议并不要求所有实现财政纪律的负担压在削减支出上;相反,我关于公共部门的合理规模的政策意向是严格中立的,连我这样一个热心的共识追寻者也没有想像到,争论会以当时正被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论题而结束。

  3.税收改革

  目标是建立税基大、边际税率较低的税收系统。

  4.利率自由化

  回顾以往,我希望我曾用金融自由化这一更广义的说法,我本该强调关于金融自由化速度有不同观点,尤其是,我应当认识到与金融自由化配套的谨慎监管的重要性。

  5.竞争性的汇率

  我担心自己当时沉浸于一厢情愿的想像中,声称有确保汇率竞争性的共识,这种共识暗含着折衷的汇率制度安排;事实上,华盛顿已经开始倾向非此即彼的角解,这种学说认为一个国家或者是完全固定汇率,要不就只能是完全浮动汇率。

  6.贸易自由化

  我承认关于贸易自由化的速度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贸易自由化是发展的方向。

  7.引进外资的自由化

  我特别强调我的建议没有包括全面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因为我相信华盛顿共识中没有也不需要有资本账户自由化条款。

  8.私有化

  众所周知,这个源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被广泛接受。之后我们已经认识到私有化的方式是关键:私有化可能是一个特权精英阶层以部分价值计价的资产转移的极其腐败进程;但是如果私有化方式妥当的话会带来效益(特别是改进的服务覆盖面),私有化后的企业或者面向竞争性市场或者接受恰当监管。

  9.放松规制

  这一点主要集中在进入和退出壁垒的削减,而不是要废除为安全或环境原因而设置的规制或非竞争性行业的价格管制。

  10.产权

  这一点主要是关于为非正式组织提供以可接受的成本获取产权的能力。

  (——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简史》,见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6-67页。)

  “华盛顿共识”一经提出,就引来了一系列争议与批评。

  斯蒂格利茨把“华盛顿共识”称作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它实质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它的内容在实践中被进一步浓缩为‘三化’:一是私有化,即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的一系列措施;二是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稳定化,即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赵晓:《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浙江日报》2004年6月18日。)

  对“华盛顿共识”到底应该怎么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见仁见智,无可厚非。

  我在这里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华盛顿共识”不过是为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提出的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它必须严格地受时空的限制。提出这些政策的初衷是要解决地处拉美的一些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国家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无法挣脱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这是不争的事实,“华盛顿共识”中的具体政策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比以往这些国家采用的那些政策和措施都有效,这是不争的事实:“华盛顿共识”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又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并且这些新问题如果不是由于“华盛顿共识”,就将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面貌表现出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对“华盛顿共识”进行评价应该首先要问:它曾经解决过问题没有?其次要问:它是否能为解决发展进程中必然会不断出现的问题创造一些条件?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第二,“华盛顿共识”是在总结拉美国家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拉美国家在过去的发展中那些成功的政策,二是针对拉美国家的具体问题以及过去一个时期制定的那些失败或者无效的政策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政策修改建议。因此,说“华盛顿共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想通过一些类似于“华盛顿共识”这样的“计划”、“共识”,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拉入自己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使拉美各国的经济在自由主义的迷人幌子下,一步步地陷入依附美国而不能自拔的困境,论据是不充分的。

  第三,“华盛顿共识”的针对性极强,时过境迁,它必然失效,如果机械地把它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识”来套用,必然会如东施效颦一样,闹出笑话,甚至陷入悲惨境地。所以,不能因为一些国家对“华盛顿共识”教条式的搬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乃至造成恶劣后果,就说“华盛顿共识”里里外外完全错了。

  第四,任何经济学说都有其“合理的内核”,同样,任何经济学说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局限。新自由主义也好,“华盛顿共识”也好,曾经都是一个时期解决发展问题方面有效的理念与工具,不能因为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的今天它们的效用已经不明显,就认为它们从来没有正确过,对其简单地否定。就世界历史看,经济理论有“你方唱罢我登场”、“风水轮流转”的情况,自由主义在政府干预经济过度的情况下强调市场,凯恩斯主义在市场相对失效时强调政府,各有各的针对性,各有各的道理。所以,对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因为一些局限就将其彻底否定,倒脏水连同小孩一块倒掉;二是不能像曾经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的学说那样,将其绝对化、宗教化,把它看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万世通灵的无敌法宝。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扬弃,是批判地借鉴。

  2008年9月

  作者:韩西林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经济随想 » 俄罗斯“休克疗法”再分析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