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特殊时代下的中国维权

  中国大陆的维权运动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在更早的时期主要是由英勇而无私的个人进行“划时代”的争取权利的单独行动。有实力这样去做并卓有成效的人,到后来感召了更多人的精神,从而零零散散、星星点点地蔓延开来,程度有深有浅,效果有成有败。ngo的加入,逐渐引来了更深层次的话题,例如专业的培训、内部的协作、市场经济背景之下不得已的经营。由于民众反抗运动的增加,从个案到事件的陆续爆发,又引发了知识分子参政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以解决弱势群体生存空间、民生问题和其它应得利益为目的的运动开始萌芽,甚至逐渐延伸到在中国农村基层和城市市区的一系列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但至今为止,这个阶段仍然是非常原始的阶段,一件实际上并不严重的利益纠纷,到最后往往发展到牺牲自由和性命的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前社会的特权阶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形成的超强控制力量所铸,所以维权非常之艰难和复杂,牺牲的牺牲,打击的打击,维权者的边缘化状况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至少,我们目前缺乏这样这些有形而系统的东西:第一,设施。我们需要一个方便的地理位置,食宿、交通、通讯服务极好,而且这样一个地方总是经受着太多的训练,从而形成本身深厚的经验,并能吸取国际上专家的知识。其维权传统需要在这样一个地方得到高度的巩固,并吸收东西方的技巧和精华。第二,专业知识。我们需要汇集众多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以支持维权的成功,比如会计师、建筑师、银行家、工程师、保险专家、律师、法学家以及数以千计的其他专家。那些吃透本地规则与人脉的人,还需要在国际专业知识宝库中汲取更博大精深的知识。人才的严重缺乏,其核心是专业知识的严重短缺。第三,行动力。有过ngo训练的人是很清楚这一点的,同样一件事,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去获取最大的效益,这不唯独是经济学的范畴,更是维权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行动中,如何能够保护民众,同时又能尽可能平等地与强势者对话,争取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行动的技能问题。

  当然,我们严重缺钱。事实上,我们这些人需要比一般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奠定自己的生存基础,将人民币或美元当作粮食仓库一样,留作它用。否则,不但自身的问题解决不好,维权之事更是难以为继。在面对无权、无财、无力、无声的弱势群体时,往往除了天然的道义、正义的呼喊、专业的调查和条分缕细的分析之外,就什么也不剩了。我们不是律师,他们即使输了官司照样收钱;我们不是法学家,他们只需要对案例进行法律上的评析;我们不是教师,他们只需要告诉人们这件事有什么道理,谁是谁非;甚至,我们更不是作家和记者,不是仅仅带着充沛的感情来记录和评价一件事情。我们是全程伴随的与民众共同奋斗的人,不是反对党,不是共产党,乃是为民请命而且请命得如此“自始至终”的特殊人。我知道什么样的人叫维权者,因为我亲眼目睹之,并且自己也干了四年,我深刻地了解我们缺什么,也深刻地了解我们这样的所有人缺什么。

  在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自上而下充满了匪夷所思、层层爆发的矛盾和危机。一般民众没有我们敏感和接近这些矛盾,因为我们受过一定的锻炼。比如说,从现象中抽离出理论,而理论再如何深奥,当你深刻地了解它们时,最终还是会还原为简单的现象。这就是从“现象”到“现象”的敏感,能够大致看到事情的走向。如果有人接触过“行为主义”,就更清楚这一点,我们应当何其干净利落呢?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必须抛弃感觉、知觉、意象、愿望、意念,以及主观地被界定的思维和情绪。这是特殊的锻炼,另一点是最核心价值的建立。世界上所有文明的终点都会汇源为最简单的几个字——越深刻的道理和理论,其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那么几个字。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面临的许多阻力重重的矛盾,去认识民众的权利要如何争取,就不会象盲人那样找不到方向。历史上的中国,是个残忍的中国,兵慌马乱,尸横遍野,流民无数,那是因为战争,因为权力之争、利益之争。一个“太平天国”起义,就让中国人口从4.3亿猛降到2.3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史”,事实上历代的中国并没有多少时间是让百姓有过几许安生日子的。所以,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文明”。

  从历史看现在的问题,再从中国看穿到世界上去,我们自感无地自容。在一个公民社会没有形成之前,很多危险的信号已经爆发。腐败,我们不去说它了;教育、医疗、市场经济等等,我们不去说它了。就说整个民族的地下能源,我们以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几亿年的东西消耗掉。同样的道理,国民的精神也同地下能源一样,发生了一个可怕的过程,什么过程?内耗。我这样讲,很有点生死存亡、大难临头的感觉,对不对?事实上,事态比我们想象得还要严重,但是我们无知觉,一脸冷漠麻木,感觉不到什么危险,体会不到什么恐惧。这很容易解释。人们就象青蛙,一缸滚烫的水放在那里,青蛙跳进去,马上就会跳出来,它反应得很快;但是把一缸冷水放在那里,青蛙跳进去觉得很舒服,我们对缸进行加热,青蛙一直不为所动,它不觉得越来越热有什么危险。这说明我们对于突然的、固定的灾难反应很敏捷,但对渐进的、变化的灾难则没有警觉感。维权者不管是行动先行,还是意识先行,对待这一点,都需要一个最基本的训练:忧患。

  我们再来看方式方法。从历史与世界这两大横纵范畴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人格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以及民众的力量。但是,这一切的背后不是“突然的形成”,而是有其深厚的功底和对周边“土壤结构”的了如指掌、运用自如。太多的策略需要去领略,太多的技能需要去培养。在那种不堪重负的情形之下,依然能够勇往直前而且坦然自若的境界,是以日日夜夜的穷思、行动,以及超乎平凡人的胸襟与胆魄来练就而成的结果。当那突然的灾难,或者是权势的委派,或者是民众的武攻,或者是内部的争斗,或者是其它让你想都想不到的危险扑面而来之时,就是那么短暂的0.01秒,我们可以具体到这样来逼问你自己:“你的心脏好不好?”你能够承受如此突如其来的重压吗?你有学不完的招数,学不完的技巧,学不完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在很多超难度的场合,有的东西可以教但没法学,有的东西可以学但没法教,全是自己的悟性和长期锻炼才能积累起来的水准。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到某一天突然丧失自身的追求,这是为什么?文革中那些硬骨头被“多数人的暴政”所碾碎,又是为什么?还有一点,如果有一天你能够了解“当代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你会猛然明白“坐穿牢底”的道德居然不能被用到市场经济体制之中,相反,我们必须是那样的温和与仁慈。这与一个民族遭到外族侵略时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但是在内部建设时却必须借助于自利、他利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一样,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认识。毛泽东够狂、够猛,他可以把江山打下来,但在发展经济方面,简直是白痴,为什么?对于不懂的东西指手画脚,而且又是政治体制上的高度控制驾驭,他的梦破灭了,从一个狂人变成了妄人。我知道有的维权者非一般的深刻,而且坚强到近似日本武士道的程度,这样的人我就举一个——杨茂东。他是一个可能在今天这样一个阵营里居然可以说是“另类”的维权者,不容易被理解,因为他豁得出去,做得彻底,而且行动比理论更多、更深。但是这样的人太少;反之,软骨头太多。不读史,便不知当今乃是猴年马月啊,大家可以看看辛亥革命那批人,可以看看近代中国史上比日本武士道还要猛烈的中国勇士,再回去读两千多年的《孟子》,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革新,是从形式到本质的改革。在一个“文明革命”的时代,其主要方向就是以文明的力量战胜野蛮,以民主的力量战胜专制,以法治的力量战胜人治。某一天,当“战胜”也大可不必用以形容时,一切静悄悄,和风细风,润物无声,一切就都不那么惨烈了。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民众运动是必要的,否则宪法就是一张白纸。而具体问题,则可以用更专业与和平的办法来达到一定程度的成功。比如说:第一,协商。协商是解决矛盾使用的最普通的方式,通过协商几乎所有的矛盾都能得到解决。如果协商不成,便需要寻求一个或几个中立的第三方的协助,以便使矛盾得到解决。第二,调解。和解与调解均为指定第三方协助双方解决其不同矛盾。和解员和调解员并无权利强行解决矛盾,他们的作用是打破僵局,鼓励当时双方达成和解。调解已被证明在解决棘手的矛盾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办法,也是协商失败,仲裁或诉讼程序尚未开始之前一定要考虑采用的办法。第三,仲裁。在签署带有仲裁条款的合同时,当事人便已同意将他们之间的矛盾交给一个或几个私人来审理,而不是交给法院去审理。仲裁裁决书是终局的,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并在极例外的情况下方可提出反对。第四,诉讼。这一点就不详解了,大家都清楚。

  这些都是维权者可能涉及到的最基本的维权方法。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境外有一些这样的机构,比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成立于1985年,位于香港中环路交易广场第二座38楼),他们所做出的维权结果,能够获得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家法院的强制执行。这一点是中国大陆与香港差距极大的方面。大陆这边有一些雏形,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它把公信力做起来了,层次也很高,比一些非常好的ngo(比如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中心)的意义还要深远。但我认为,维权的趋势必定更为深远。终有一天,维权者将被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民主运动者,这里面已经推向了政治。也就是说,权力型的维权者的产生和壮大乃是必然的事情。我们去看台湾的反对党历史,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非常容易解释:维权是主要就争取民权而自发形成的行动,凝聚力的深厚推动了民意的走向,推动了思想的普及与扩张,因此从政治上的“意识流动”来看,已经动摇了当局超稳定的基础,必然走向一个足够具备势力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政治平台,而且是有实力去公平竞争的平台,这样的瞬间我们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能看到。

  作者: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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