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被铐获赔有感

  报载一位宁波旅客乘北方航空公司经济舱从广州飞往杭州,因尿急用头等舱厕所,与乘务员发生争执,乘务员将他用手铐铐住。事后该旅客将北航告上法庭,胜诉后获赔款2万元,并得到北航在《法制日报》上的公开道歉。

  一个公民,并未对他人形成任何威胁,却被手铐铐住,限制了人身自由,这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件严重的侵权行为。古时候手铐还没有发明,但有更厉害的刑具。拿刑具限制百姓的人身自由是最司空见惯的惩罚。古往今来受到这种罚惩的无数人中,据我估计,只有极少数人是因为对他人形成威胁而确有必要的。其他的人受了这种无妄之灾,没有地方去申诉,只有忍气吞声。远的不说,就拿“文革”来说,无数的人随便被关了,随便被放了,个别的被整得死去活来,最后轻描淡写地用“平反”两字交待过去。手铐是权威者施于无权者身上的枷锁,即使是错了,无权者也只能“正确对待”。反而言之,你不“正确对待”又有什么办法?弄得不好还要惹来更大的麻烦。

  现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了正确判决。这标志我国人权观念的重大进步。我们常说政治改革,这个判决比之许多不切实际的关于政改的建议有用得多。因为这件事例可能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人身自由。我们应该从中看到我国的政治改革在不知不觉中前进,应该对我国的政治改革树立信心。

  这个案例之所以能正确判决,有两点原因值得我们来分析。

  首先,原告方是一位乘飞机的乘客。如果是乘火车的,乘公共汽车的,或更一般的百姓,他的基本人权也能同样地受到保护吗?我国社会从古以来就是一个以不同等级的特权建构起来的。处于顶端的是君皇或称天子,中间有各种名堂的官员,他们的级别用不同程度的特权来体现。有了这么多大小不同的特权分子,处于底层的普通百姓便没了人权保障。现今皇帝和按品级划分的官员体制已经被取消,但特权结构并未瓦解。由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他们的人权受保护的程度也不同。政府高级官员的人权受到最周到的保护。有时过了头,成了特权。县太爷出门有警车开道,叫普通百姓为他让路,便是例子;其次是外国公民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再其次是社会名流,富商大款,包括坐飞机的乘客。一位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冒很大的风险。这种不成文的等级观存在于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要清除这个对民主法治的最大障碍,恐怕要几十年的时光。

  其次,被告方北方航空公司是一家企业,并非代表政权的权威机构,它不具有任何法定的特权。所以法院对地位大体平等的原告和被告做出公平判决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一方是代表有法定特权的机构,如公安局、检察院或法院本身,结果就可能不同。被铐而获赔,在我国每天都有上千起的铐人事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许多铐人事件中绝大多数是政权机关的行为,其中是不是也有像这位宁波旅客被错铐的呢?如果百姓认为自己受了冤屈,他有没有地方申诉?能不能得到公平处置?这些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

  因上厕所而闹到动用手铐,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服务员和顾客的僵硬态度。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半政府的服务行业中发生着,在银行、邮局、电信部门、医院、学校中发生着。大多数情况是服务一方不懂得体谅顾客的实际困难和需要,呆板地照章办事(在此例中是经济舱旅客不得用头等舱厕所),有时甚至自己立出一些规定,刁难顾客。而顾客一方有时也是态度僵硬,只会“据理力争”,而不善于协商变通。双方的僵硬最后导致吵架相骂,在本例中则动用了手铐。态度僵硬,缺乏宽容不仅存在于商业服务中,也存在于马路上的纠纷,邻里间的怄气,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银行职员在服务时态度僵硬,当他去邮局办事受到同样僵硬的对待时,未见得就能从中吸取教训,变得通情达理。商量妥协,灵活变通不但在商业中是必要的,它也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如果我们有较多的这种精神,1989年的那场风波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作者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

  作者: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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