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守道:蛇吞象,并不荒诞的游戏

  ——甲申再读之五

  明朝曾经是非常强大的。明朝时期的中国,拥有超过一亿的人口,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十数万精心选拔的官吏。此外,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科学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其综合国力无与伦比,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一切归皇帝所有,综合国力也就由皇帝掌握和支配。掌握和支配着如此强大国力的明朝皇帝,有太多的理由相信,自己的江山是固若金汤的,是永远不会变色改姓的。他尽可以极尽奢华、荒淫无度、草菅人命、为所欲为。是啊,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对一个超级大国构成威胁?有什么力量能与如此强大的国力抗衡?与明朝政权叫板,无异于自己找死。事实上,从1368年到1643年明朝存续的275年间,确实没有任何人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然而,到了1644年(农历甲申年),有人便想到要打垮它、消灭它。最先有这个想法的,是李自成。短短几个月以后,李自成心想事成,果然把大明王朝这个庞然大物一脚踢进了坟墓,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蛇吞象的活剧。

  李自成不是什么神人,他没有什么非凡的力量、非凡的智慧,也没有什么非凡的法宝、非凡的手段。李自成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没有文化,更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如果说他与一般的农民有什么区别的话,这个区别也许就是,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一般的农民只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而他走了一条与命运抗争的道路。

  李自成的经历极具戏剧性。

  崇祯元年,陕西发生大饥荒。延安地区的“不沾泥”、杨六郎等贫民聚众为盗,李自成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们为了活命,不再服从官府的管束,不再把朝廷的律令放在眼里。他们揭竿而起,占山为王,杀人越货,劫掠官仓。明朝政府毫不手软地派军队镇压。由于力量过于悬殊,不久,“不沾泥”、杨六郎被杀,李自成躲到深山里,逃过一劫。

  崇祯二年十月,李自成加入高迎祥的农民起义军。继续做着那不要本钱的买卖。

  崇祯七年,总督洪承畴进剿高迎祥的农民起义军。高迎祥被俘,其残部退至商雒山中,李自成被推为首领。当年六月,李自成被总督陈奇瑜包围于汉中车箱峡。李自成无路可逃,自缚诈降。陈奇瑜以为他真心归顺,劝他改过自新,将其释放。李自成因此死里逃生。脱险之后,李自成纠集余部,重整旗鼓。十月中旬,李自成在高陵、富平间遭到总兵左光先的沉重打击,败退陕西。

  崇祯八年,总督洪承畴指挥几路部队对李自成进行围剿。李自成连遭重创,濒临崩溃。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明朝驻宁夏的官军发生叛乱,洪承畴被紧急调往宁夏平叛。李自成得以化险为夷,突出潼关,进入河南。

  崇祯九年正月,左良玉、陈永福合围李自成于朱仙镇,李自成转移到登封、密县。三月,李自成在罗家山打败官军。四月,攻陷米脂、绥德,重返延安。

  崇祯十年正月,李自成攻陷宝鸡、泾阳、三原。十月,攻陷宁羌,随后分三路进入四川,攻陷广元、昭化、剑州、梓潼、黎雅。接着,攻陷青川、彰明、盘亭,包围绵州,逼近成都。四川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纷纷归附。李自成的部队达几十万人。

  崇祯十一年二月,洪承畴设伏于梓潼,以川兵引诱李自成。李自成率军追击川兵,中计,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不得已率残部千余人投奔湖北的张献忠。张献忠怕养虎为患,想趁机把他杀掉。李自成发觉后,一个人骑着一匹骡子逃走。逃离虎口后,在淅川的农民军首领马守义(外号老回回)那里养了半年多病。病好以后,马守义给了他几百人马,让他自谋生路。

  崇祯十二年九月,李自成在函谷受到官军的沉重打击,部下大部分投降。李自成陷于绝境。几次自杀,均被其养子李双喜救下。后经武关逃到郧阳深山之中,不久转到河南。其时,河南发生大饥荒,灾民流离失所。李自成以夺取官府和富户的粮食与财物赈济灾民,灾民纷纷加入李自成的队伍。“一斗谷”等多股农民军也相继集体加入他的部队,李自成的人马很快就达到几十万之多。十二月,李自成连破四十八寨,攻陷宜阳。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阳。二月,攻陷归德。九月,李自成与罗汝才联手,攻陷叶县。十月,李自成与张献忠、“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等农民军实行大联合,总兵力超过一百万。十一月,攻陷南阳。十二月,连陷洧州、许州、长葛、鄢陵、禹州。接着,再次包围开封。内乡、镇平、唐县、新野各县不战而降。

  崇祯十五年三月,李自成攻陷陈州、睢州、大康、归德、宁陵、考城。五月,攻陷开封、亳州。十月,复陷南阳。闰十一月,攻陷汝宁、襄阳,夷陵、宜城、荆门,荆州。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攻陷孝感、黄陂、景陵、德安、黄州。二月,攻陷麻城、郏县。三月,攻陷常德、岳州。三、四月间,他相继把盟友“革里眼”、“左金王”、罗汝才、袁时中等农民起义军首领杀掉,将其部队吞并。接着,攻陷保康、禹州。十月,攻陷阌乡、潼关、华阴、渭南、华州、商州、西安。十一月,攻陷延安、榆林。宁夏、凤翔、兰州、庄浪、凉州相继投降。十二月,攻陷平阳,甘州。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正月初三,李自成挥师东征,扬言三月十日拿下北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李自成就占领了山西全省。二月,河北各州县纷纷投降,李自成大军直指北京。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占领昌平。十六日晚,李自成包围北京。三月十七日开始攻城。十八日,李自成派投降太监杜勋进城劝崇祯禅位,被崇祯拒绝。当日晚间,守卫广宁门、德胜门、阜成门、宣武门、正阳门、朝阳门的官军先后投降,李自成的部队进入北京。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在部将的簇拥下经德胜门进入北京内城。沿途市民夹道欢迎。当天凌晨,崇祯在逼死皇后、亲手杀死多名妃嫔后上吊自杀。第二天,李自成端坐在金銮殿上,舒心爽气地接受一千三百多名前明朝官员的朝贺。大明王朝就此寿终正寝。

  李自成的经历表明,崇祯十二年十月以前,李自成只是一个“流寇”。他没有什么政治意图。他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获取钱、粮等物质利益。每攻破一个城池,他便劫掠一空,然后弃之而去。他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也没有想过要建立根据地。他只满足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十多年期间,明朝官军大多是主动进击,李自成则大多是被动躲避。偶有交战,李自成常常是胜少败多。明廷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崇祯十二年十月,形势开始逆转。李自成处于攻势,明廷处于守势。崇祯十六年以后,双方强弱易位,李自成的军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明军则一触即溃、土崩瓦解。而正是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使李自成萌发了打垮明朝的念头。

  最先对皇权发起挑战的,为什么不是怀有野心的政治集团,而是一贯对自己奉若神明的子民?立国久远、强大如斯的大明王朝,为什么没有亡于藩王的叛乱,没有亡于外族的入侵,而是亡在无知无识、一盘散沙的农民手上?“奉天承运”的皇帝,为什么会被以效忠皇上为天职的子民逼上死路?传承千年的忠君爱国理念,为什么挽救不了大明王朝的覆灭?

  综观当时的社会状况,不难找到答案。

  从甲申年正月初三李自成西安起兵,到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在李自成对明朝政权正式发起攻击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打过真正的大仗,没有出现过值得一提的战例,也没有涌现出一个堪称军事家的人物。李自成之所以节节胜利,势不可挡,是因为明朝的官军或者消极抵抗,或者不作抵抗,或者干脆助李反明。在明朝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反对明朝政权的人,越来越多,为明朝政权卖命的人,越来越少。明王朝与李自成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是大多数臣民对明王朝的态度发生转变的过程。许多人对明王朝的态度,从起初的效忠、服从,逐步转变为应付、观望、反感、厌恶以至于痛恨。崇祯末年,对明王朝的态度发生此种变化的人,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级别越来越高。先后加入到这个人群中的,是老百姓、士兵、低级官吏、中层官员,最后,许多高级官员和内廷亲信,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之中。

  在记述甲申之变的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召对群臣,马世奇对曰:”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

  “癸未(1643)、甲申(1644)间,都人望贼如望岁。”

  “贼至忻州,官民迎降……攻代州、五台,官吏迎降。”

  “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应。”

  “贼陷怀庆,抵固关,分趋真定、保定。上至是始闻山西全陷。”

  “贼犯保定,中军郭中杰缒城降贼,兵溃。”

  “真定兵叛降贼。近京三百里,寂然无言者。”

  “李自成长驱向宣府,监视太监杜勋绯袍八驺郊迎三十里,宣府军民俱迎降于贼。”

  “癸卯(十五日),寇自柳沟抵居庸关。柳沟天堑,百人可守,竟不设备。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抚臣何谦伪死私遁。时京师以西诸郡县,望风瓦解,将吏或降或遁。”

  “甲辰(十六日),贼陷昌平州,诸军皆降。贼焚十二陵享殿,传儆至京师。”

  “乙巳(十七日),贼大至,方报‘过卢沟桥’,俄攻平则、彰义等门。城外三大营皆溃降,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皆为贼有。贼反炮攻城,轰声震地。”

  “内城陷,一阉奔告,上曰:”大营兵安在?李国桢何往?‘答曰:“大营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应。”

  “(十九日)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辰刻德胜、平则(阜成)、顺承(宣武)、齐化(朝阳)、正阳五門,一時俱开。午刻,李自成氈笠缥衣,乘乌骓馬,由德胜门入,遂进紫禁城。”

  “司礼视印太监王德化以内员三百人先迎德胜门,自成同伪都督刘宗敏等数十骑入大内,太监杜之秩等率党为前导。”

  “史可法曰: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上述引文见《明史纪事本末》、《明季北略》)。

  可见,明王朝与李自成之间的搏斗,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的对决,也不是策略战术的较量,而是民心向背的比拼。民心的得失,决定了政权的存亡。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反抗皇权的农民起义。所有的农民起义,无一不是农民因为极度贫困,生存面临威胁而逼上梁山的。明末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在生命价值与礼教价值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农民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礼教之上。为了生存,反抗暴政,另辟生路,成了贫困农民的唯一选择。对生存权的追求,是权利意识的觉醒。

  水是柔弱的。数量有限的水可以被人一口吞下,可以被一块抹布擦干,可以很容易烧煮成蒸汽,无声无息地化为无形。然而,当它汇合成了江河湖海,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时,它可以承载巨轮,也能让巨轮灭顶。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倡导、推行、教育,封建的正统观得到了全面的普及和提高。人们普遍认为,皇帝永远圣明,臣民永远该死。皇帝的旨意,都是真理,都是天意。哪怕是荒唐的、无耻的、罪恶的旨意,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历史档案和有关史料中,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的这三类圣旨,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为了皇帝的利益,臣民必须无条件地付出自己的一切,以至于生命。为皇帝而粉身碎骨是光荣的,欺君罔上则是大逆不道。老百姓只有为皇帝服务的义务,不存在自身的权利。久而久之,这种观念也就成了传统观念,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老百姓的奴才意识深入骨髓,成为思想中的遗传基因,权利意识也就没有存身之地。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延续两千余年,与这种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是分不开的。

  皇帝、国家、人民,本来是几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但专制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故意混淆视听,把这几个概念混为一谈。制造出皇帝就是国家的象征、皇帝就是人民的代表、皇帝的权力受人民拥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皇帝的权力不允许受到质疑和挑战;忠君就是爱国。皇帝垮台了,国家就灭亡了;皇帝遭遇了羞辱,就是人民的耻辱。在这个“理论”的影响下。对于明朝的灭亡,尽管大多数老百姓拍手称快,但还是有一些人痛心疾首。一些人以不做亡国奴为口号,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帜,试图恢复朱明王朝的统治。由于朱明王朝的极端腐朽和不得人心,这面旗帜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号召力,复明的企图很快就化作了泡影。

  其实,被李自成打垮的仅仅是朱明王朝,而不是中国。明朝灭亡了,中国并没有灭亡,中国依然存在。只是它不再由朱家人统治而已。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王朝灭亡了,一个又一个皇帝被杀了,但中国没有亡,一直存在着,并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中国,是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是千百万人民,是与我血肉相连、荣辱与共的同胞。中国,永远是可爱的,永远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爱。皇帝是什么?是把人民群众当作奴隶的奴隶主而已。忠君与爱国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忠君并不等于爱国。无数的事实证明,崇祯是一个极端残忍、极端阴险的暴君。对于这样的君王,忠君就是助纣为虐,忠君就是为虎作伥,忠君就是无知,忠君就是自残,忠君就是犯罪。

  甲申年上演的活剧,并没有因崇祯上吊而结束。李自成传承的是成王败寇的理念,并不比崇祯高明多少。他像崇祯一样,蔑视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民心的得失,终于被北京的市民所唾弃。不久,李自成被吴三桂联合多尔衮赶出北京,重蹈了崇祯的覆辙,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处的结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几天以后,满清取代大顺,建立了清朝。

  政治本该是神圣的,严肃的。游戏可以是滑稽的,荒诞的。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当政治与游戏结合在一起时,神圣的就不再神圣,严肃的就不再严肃,滑稽的就不再滑稽,荒诞的就不再荒诞了。

  蛇吞象,是一场并不荒诞的政治游戏。

  200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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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汤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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