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中国大陆游客的教养

  若干年前,我和一个朋友去新疆吐鲁番旅游,被当地的奇山异石吸引,离开现成的游览小径,跑进了荒山野岭。前面是一座小山,乱石磊磊,看不出任何人迹兽痕,我们决定爬上去。举目四望,我们相信自己所到之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爬到山顶却惊奇地发现,有人已经来过了,他们用碎石码出了自己的名字。那些名字已经长进了山里,少说也有十年以上。

  面对这种“到此一游”的题字,我们丝毫没有感到不适,而是非常兴奋,如法炮制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之后,才会有人再来,通过这些信息穿越时空和我们相遇,或许永远都不会有。

  今天,如果我去台湾旅游,在野柳地质公园的一处岩壁上,赫然发现“中国常州赵根大”几个大字,我也会和台湾记者一样感到不舒服,甚至和大陆网民一样觉得丢脸。可恶而又可怜的六旬老者赵根大,这些天来成为蜚声两岸的名人,被骂得无地自容。大陆游客的种种陋习再次成为话题,也再次和以往一样,将要在简单粗暴的辱骂声中落幕。其实,这也是中国舆论的一种陋习。

  我想要弄明白的是,自己在吐鲁番留下的“到此一游”和赵根大在台湾留下的“到此一游”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前者可以接受而后者遭人反感?或者说,为什么赵根大会弄混这二者的区别,把旅游当作探险,把游人如织的台北公园当作荒无人烟的吐鲁番火焰山?

  “习惯”是一种习惯性的解释,大家认为中国人就喜欢聚众喧哗,喜欢乱扔垃圾,喜欢签名题字,喜欢摄影留念,喜欢疯狂购物。问题是,这些习惯是怎样养成的呢?又一种习惯性的解释是,这是民族文化的特性。聚众喧哗是集体主义传统,签名题字是题壁赋诗的传统。既然是文化,那外国人最好忍着点。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前不久就说过:“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他认为,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

  当时武副部长是针对大陆人和西方人的习惯差异说这番话的,现在他必须要给出一个解释:台湾媒体为什么要对赵根大的“到此一游”大惊小怪?难道两岸的文化不是同根同源吗,为什么也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尽管各种文化之间的确存在差异性,但是在这些旅游习惯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历史传承的逻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留下了壁画,可见在墙壁上记事和抒情并不是中国大陆人的专利。从一些影视作品里就可以看到,欧洲中世纪的酒馆里并不安静。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舞厅,也来自西方社会。如今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礼数,和日本人差距很大,但是唐朝的时候如何呢?清朝呢?民国呢?显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不是传统而是当下,给了人们什么样的教养。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很多人家里的墙壁上都挂有一个像框,像框里最珍贵是照片是家人或亲友在天安門广场的留影。那时我想象每个外地人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天安門广场去照一张照片,自己也打算有机会就这么干。现在的年轻人不再这样了,他们的私人相册里最珍贵的照片,是在埃及金字塔前、纽约自由女神像下或者巴黎塞纳河边的留影。并不是因为北京变得不重要了,而是去北京变得容易了。

  回望三十年前,内地人到上海出差,上海人到香港出差,就跟现在大陆人去巴黎旅游一样,大包小包疯狂地购物。物资紧缺、贸易贫乏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去一趟上海不容易,你得有个出公差的机会才行。你的家人朋友、左邻右舍,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你得为他们捎带一些东西。

  我自己去过十多个国家旅游,刚开始很不喜欢购物,也对国人的购物癖持嘲笑的态度。但是,接触多了之后,我有了更多的理解,自己也开始买一些东西了。一些中老年游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前半生里去趟上海都是奢望,如今更是充分地意识到,自己一生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到巴黎。紧紧地抓住唯一的机会,让自己此生无憾,也让没有机会的亲朋如同身临其境,这就是他们疯狂购物的原因。

  我看见一些旅游社为中国大陆游客安排的行程非常紧张,每到一个景点几乎只有照相留念的时间,但是游客们也很满意,因为他们并没有多余的心情来享受人文和风景,而是急于证明自己来过了。没有经历过被剥夺出行自由的外国人,以及在网络上辱骂赵根大的中国年轻人,是不能理解这种心态的。

  我也知道很多美国人一生都没有去过巴黎,但是他们在心理上是自由的,觉得自己真是那么疯狂地热爱巴黎的话,总是可以去的。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也怀着同样的心理,并不需要他们帮助满足幻想。

  有些中国大陆游客到了国外,言行举止比在国内还要放肆,这是因为他们内心还没有摆脱被禁锢的阴影,或者觉得自己比别的国人更有能力获得自由,忍不住兴奋过度了。

  作者: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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