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川震校舍倒塌报道被禁始末

  一年前的「五.一二」大地震,集罕见天灾与社会矛盾於一体,新闻报道亦呈现极其複杂的局面,难以或褒或贬简单评说。救援之初的资讯传播,曾让世界看到「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马珍语),而中国传媒因报道「校舍倒塌」遭遇的压制,给世人的印象则截然相反。

  从燃烧到熄灭

  校舍倒塌现象,在地震发生当天就被关注。直接原因是,「汶川」被标定为震中,第一时间赶赴震中的救援队伍和新闻记者,因道路毁断而均被阻滞在必经之地都江堰市。而在灾情并非最严重的都江堰,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不是民房损毁,而是学校倒塌和师生伤亡。《南方都市报》五月十三日凌晨赶制的号外,在最突出位置刊登了从广州飞赴现场的记者传回的图文《都江堰大批学生被埋》。新华社也在零点三十九分发出了《地震造成四川广元青川县一中学四百余学生伤亡》的电讯。

  有关校舍倒塌的报道,大量集中在震后的三周内。这期间,宣传部门并非没有禁令(中宣部在五月十五日即下令「在报道汶川抗震救灾中不提抢救学校的事例」)。但是,正如中宣部不许各地传媒派记者去灾区的禁令很快变成一纸空文,救灾初期的其他「紧箍咒」也有气无力。截至五月十八日,都江堰市、北川县、汶川县、什邡市、青川县、绵竹市、平武县大批学校的校舍倒塌状况被媒体曝光。这些学校多属「脆性倒塌」,地震时在瞬间夷为平地,和周围没有大量倒塌的建筑物形成鲜明对照。

  和《南方都市报》等市场化媒体并无二致,党的新闻喉舌如人民网、新华网、四川电视台等,最初也都高度重视校舍倒塌问题。人民网五月十六日邀教育部、建设部、地震局官员学者就此与网友在线交流,官员表示「学校倒塌若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将从严查处绝不姑息」。

  有关校舍倒塌的第一波报道潮,在全国哀悼日(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期间出现。《南方都市报》连续三日刊出《学殇》系列报道,将更多惨烈的真相公诸於众。因校舍倒塌失去子女的绵竹市富新二小学生家长集体上访请愿,市委书记下跪劝阻。这一新闻引发了校舍倒塌报道的第二波报道潮,也引起当局对校舍倒塌报道加紧控制。但力度更大的第三波报道潮随之到来。《南方周末》在五月二十九日发表《建设部专家认定都江堰市聚源中学是问题建筑—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倒塌悲剧调查》、《东汽中学:惨剧或可避免》、《绵竹富新二小:垮塌校舍是怎样建成的》,《瞭望》新闻周刊六月三日发表《震区垮塌校舍调查:旁边陈旧民宅为何屹立不倒》。六月九日,《财经》杂志刊载《校舍忧思录》,这时,中宣部和各地宣传部已全面禁止校舍倒塌报道,这是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也是最有份量的一篇报道。

  真相探究屡禁不绝

  使用「慧科新闻搜索」, 检索川震后一年中国大陆媒体中全文中含有「地震 and 校舍倒塌」字样的文章,可以看到校舍倒塌报道有明显的涨落曲线:

  地震发生一个月后,传媒上的地震校舍倒塌报道几乎销声匿迹。六月二十五日,四川媒体刊登《地震是毁房罪魁 倖存者需理性看待未来》一文,各省媒体则被强令撤回记者。追踪校舍问题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主要媒体均受到严厉批评,日后更遭整肃。

  对校舍问题,当局曾有三次重要表态。一次在救灾初期,一次在地震半年后,一次在二零零九年春「两会」。对查明真相、追究责任,调子一次比一次低。

  传媒最初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对抗禁令。新华社记者朱玉采写了《一个灾区农村中学校长的避险意识》,讚扬安县一位校长多年来坚持加固危楼,以致地震时校舍未损。报道在五月廿三日发出即遭中宣部批评。《南方都市报》在屡遭批评后,在五月底已无法再做校舍报道,但仍利用六一儿童节的机会,表达对死难学生的怀念。零九年二月六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绵竹中行大楼「五.一二」垮塌真相调查》,所揭露的问题与校舍问题极为相似。该文遭中宣部严厉批评,被责令收回已发出的报纸。

  对校舍倒塌的调查禁而不绝。尽管废墟很快被清理,证据大量流失,但死亡学生家长和震区民众仍用相机、摄像机甚至手机保留下若干现场资料。有多位中外电视制作人冒着危险在震区拍摄有关纪录片,尽管多人被拘,但至少有三部纪录片完成问世。四川作家谭作人数十次进入灾区调查,他公佈的对六十四所学校的不完全调查,确认有 5,781名师生遇难及失踪,多数死於豆腐渣工程(二零零九年三月廿八日,谭竟被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北京艺术家艾未未也在网上发起公民调查,尽管他有关公民调查的博客文章,每出现即遭删除,截至四月廿七日,已获 4,481 名死难师生的详细资料。

  新闻控制的政治逻辑

  川震救灾初期的新闻开放,有目共睹。包括对校舍倒塌报道,最初控制也较 松,党的媒体新华社、人民网等均投入其中。当局最初也作出了一定追查校舍问题的姿态。由松到紧,到禁,原因有三。其一,校舍倒塌报道牵连到越来越多负有责任的官员。许多曾在地方任职的官员已升任高职(如地震期间负责管理媒体的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任都江堰市委书记;而中央高层,亦有四川前任领导),报道对他们的「政治生命」明显不利,盘根错节的官场势力,开始官官相护,抗衡中央查处校舍问题的决心;其二,校舍倒塌引发民间维权行动;其三,校舍报道触碰到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四川省教育厅干部林强,因校舍倒塌问题辞去火炬手,提出「真相比荣誉更重要」,《南方周末》对他的专访在网络广泛流传。

  笔者曾在上期《传媒透视》撰文,提出「Control 2.0」(传媒控制升级版)问题。中国大陆对传媒的控制一如既往,但「控制」本身发生了诸多变化。除了方式和手段,控制的选择标准—什么要控制?什么不控制?什么从严控制?什么可以放松?—也在变。过去的控制,重意识形态,党的宣传部门常以馬列主義、毛泽东思想正统卫道士的身份整肃媒体。后極權主义(亦称「市场列宁主义」)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趋淡,中央权威趋弱,地方和利益集团的势力上升。当今的控制,最重要的出发点是现实政治利益。各级官员和利益集团常假手宣传部门封杀媒体,而他们攻击媒体的最严重罪名,是「损害国家利益」和「破坏社会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在四川地震的报道中,灾情报道比唐山地震时期及时、透明了许多,而校舍倒塌报道却遭封禁。校舍倒塌报道扯开了官场腐败黑幕的一角。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作者:钱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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