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承业:右派是怎样逼成的

  收到《往事微痕》24期(2009年6月5日),从目录中就看到一个标题:“共产党把我从‘左派’改造成‘右派’”(浙江叶光庭)!这不正是我多年有感的一句话吗?该期还收有我的小诗《赠耄耋友人》,我还想写一文“右派是怎样形成的?”。

  先说什么叫右派?就是被认为是反党反社會主義的人,这由谁来认定呢?经什么程式呢?……,就不了了之吧!可是怎样才算是反党反社會主義呢?这里有两个问题要弄清楚:一个是什么才是党`才是社會主義?一个是什么样才叫“反”?如果党言行不一致时,什么代表党呢?是言呢还是行?是组织呢还是个人?是这个人呢还是哪个人?至于社會主義,究竟又是什么代表真正的社會主義呢?什么样才叫“反”呢?提了不一致的意见就叫反吗?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口说这样,行又那样,这林林总总,说法与做法就更多了,这么多之中,要反了什么才算反呢?……这完全是一本糊涂账,反正由有权者说了算吧。

  五七年之前,一致拥护党与社會主義,基本上没有人反对的,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过反对一词,正因为拥护它,热爱它,才听党的话,帮党整风,提意见也是爱之愈深,信认有加,望之愈切,言非外人;党却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实为大施阴谋),强将上百万拥护之人硬打成反党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据官方公布错划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面对这错划的百万右派份子,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艰苦岁月里子,是怎样度日的呢?除了经受巨大的肉体折磨外,还要受更为广泛与深层次的精神煎熬,他们长期处于不人不鬼的尴尬境地:按他们的信仰与对党和社會主義的赤诚,他们义无返雇地接受了党给他们的一切处理,几个有名的大右派被处分后,曾允许他们出国,他们也有条件这样做的,但他们却坚定地选择了留下来!可是做人的操守使他们不能口是心非,他们要心悦诚服地接受,就必须认自己是反党反社會主義的,而这又绝不是事实,他们从没有也不愿反党反社會主義啊;他们就只有不计个人一切,选择“悔过”“改恶从善”之路,可却是无过可悔,无恶可改呀!特别是难以面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学生与子孙后代们,如果是未婚青年更无法面人生的爱情!这是何等残酷的人间悲剧啊!这是怎样的人生啊!

  他们别无他路,只有选择痛骂自己的深刻检讨与认罪,至今还可读到不少右派当年痛苦流涕地检讨书,是真情呢是被迫呢?或各占几分?……?此外就是拼命折磨自己的劳作,无怨无悔地忍辱负重,那样的大面积的沉重的饥饿与折磨,却并没有明显的反抗行为,这是举世罕见的赤诚!…………,他们日日夜夜只盼望党能给摘帽,这却是没有时间表的,当初处理时宣布的几年几年,那是不作数的,可盼来的摘帽后仍是不断地甚至更多的无穷的不讲理的折难。党仍是用不可告人的‘阴谋’来处置右派:从称为人民内部到划为四类份子公开宣布为敌人,从名义上不作司法处理,到实际上无期限地劳教,花样耍尽后,被迫平反时,仍别出心计,来个不痛不痒地‘改正’,可又至死不认错,不赔礼道歉……;面对这一切灾虐,痴心不改的儿女们啊,却还坚信“是母亲错打了儿女”,相信慈母总有一天会悔悟的!谁曾想到这是一位只要自己面子的,从不会悔悟的恶娘(我是从不赞同把组织比为母亲的,母亲是养育了儿女,是纳税人养活了党呀);面对这一巨大而全面的从不认错的无端加害,并百般折磨`凌辱`戏弄的草菅人权(成语有‘草菅人命’一语,这里改用为‘草菅人权’,事实上剥夺人权比录取人命更为凶残,史载: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现代版的「人彘」,就是打入另册,让其承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煎熬!活着受罪),却也是被称为党与社會主義给的,应当拥护呢还是反对?至少是在心里认同上,当然是后者了,若进一步认真起来,还要讨个说法,还要提什么索赔,这不就是反对了党与社會主義给的东西吗?这不就是反党反社會主義了吗?这正是右派了啊!所以说;是共产党把人从‘左派’改造成‘右派’。平心而论,这词语上的“党和社會主義”得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正面宣示与理解的“党和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是实际上背道而弛干的“党和社會主義”,为方便计,我们暂且把前者叫A,后者叫B,问题就是:坚持了A,就反对了B,若坚持了B,又反对了A;例如,A制定了宪法与法律,而B又不让执行它们,现在你若要求执行宪法与法律,那就是反了B,那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那就破坏了压到一切的稳定,

  我说这些话是出自亲身感受的:1949年冬我初中毕业时刚13岁,在阆中家乡热情地迎接了解放,1950年考入了党办的高中,51年便入了团,一直任校学生会主席,毕业后1953年考入西南师大数学系,到1957年毕业一直是团支书,从中学到大学,经党的培养教育。一直是品学兼优,毕业前反右运动中,混入党内的不良分子苟仪表等,把持了大权,陷害好人,把他们看不顺眼的十人打为右派,这被害者中就有我,后处理为分配工作考查两年,便分到重庆四十二中任教,每月发生活费26元5角,我坚决服从处分,决心努力听话,苦干,可从此不管如何也是处分任意加码升级,两年考查期满,我写了数次申请也不理会,我又交了入党申请书也不理,后无端又从教学岗位上换作职员工作,只说是为了有利于改造,后又下放到时农场劳动,只说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历经了最重的劳作与非人的饥饿折磨,到1962年底,经考查后,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可一直仍在农场劳动,不理不问,我更无任何新的过错,到1963年8月,重庆四十二中学党支部突然通知我:要我即退职回原籍阆中,我再三口头并书面询问,申诉问这是为什么?有何依据?一致回答说,这不是处分,只是压缩大城市人口,我再三表示并不自愿,他们便欺骗我说,已与阆中方面联系好了,回阆中安排工作,我回阆中后才知,他们并没有同阆中联系过,阆中方面也无法安置工作,他们这样把我骗回去后,就不管了,从此连每月生活费也不给了,我心中敬爱的党也会公然骗人呀!这让我惊呆了!这就是公开不讲政策,不讲党公布过的决定(‘摘帽后不再视为右派分子’),就是不守原处理决定,无端加升为“开除公职,自谋生计”处置,但又只做不说地黑操作,这是无法无天不讲信用的暗中处置,是见不得天的!我当时多次向重庆市有关部门申诉反映,他们最初是转来转去地推,后又威胁说我无理取闹,我据理据实反驳后,就不理我了。此后我又不断向各上级直到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文革清队时为此对我隔离审查了半年多,查证了八十多封信(原来绝大多数信都被当地扣押了!)结论是‘无反动言论’,对所反映的事却无回答。改右后重庆四十二中副校长曾专程来阆中登门请我回校,我当时答应回去,只有一个顺理成章的要求就是必须讲清楚当年是如何离校的,他们自然无法面对这一问题,我也一直没有回去。后来我把如实写有此事经过的回忆录也寄了一本给四十二中,叶校长收后复信只说深表歉意!此后多年来(从1963年8月到现在的四十多年里)我为此书面通向各级反映数百次,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任何回答啊!这还是光明的慈母吗?

  从1963年10月27岁起,我就开始过自谋生计的活着的日子,从学徒工做起当上了一名真正的泥瓦工,从阆中`苍溪`广元城乡奔走出卖劳力,得遇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苦命女恋爱结婚安家生子,从大龄青年到艰幸中年,历经了十年浩劫什么活都干过,甚至为干活而从高楼跌落致残,命在旦夕,贫贱夫妻百事衰啊!到1978年12月开始的改正,经历了一言难尽的十五个春秋,此时已是四十二岁拖家带口的中年人了。

  此后的年月,更是付出千百倍的努力:一方面,历经长达八年的申诉,艰苦曲折,到一直惊动了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史良,我爱人被害的假案1985年才得以平反;另一方面,日夜苦读,恢复业务,整天忙碌,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从中师`高师到重返西南师大作国内访问学者,从教学到学术论著,又在曲折中奋斗了二十年,1997年退休后,只留下衰老残躯与处处伤痕,更有那无尽的回忆与万千思索,于是写惯了数学的笔又写下了回忆`诗歌与更多的杂感……,却又是‘吟罢低眉无写处’,奈何?(写于己丑端午)

  作者:贺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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