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宋教仁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

  宋教仁是20世纪政治史上一颗最耀眼的流星,作为同盟会的要角,中部同盟总会的核心人物,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1911年秋天到1913年3月他被暗杀,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如流星一般划过了中国的夜空。

  一、

  武昌起义发生前,居正曾到上海请宋教仁等前去主持,最终没有成行,导致革命后从床底下拉出黎元洪当领袖。对此宋教仁是后悔莫及,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就是为了保障民国的大权不落在旧官僚、旧军阀的手里,他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但他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不仅和孙中山有分歧,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民国成立之前他真正显露出政治才干,主要还是在南京的斡旋活动。1911年12月攻克南京前夕,江浙联军内部就矛盾重重。宋教仁奔赴镇江去见林述庆、柏文蔚,就是调和联军。南京城下后,在林述庆、徐绍桢、程德全等之间,都督问题不能解决,他又一次到南京调停,奔走于林、徐之间。林愤然说:“革命党本非争官而来,必欲争,则请稍五分钟,余即可解决矣。”宋教仁说:“毋出此,请君让之。”林答应立即出兵渡江,准备北伐。这就是所谓“金陵夺印”。

  但不久(12月17日),南京的江浙联军军官聚众闹事,迫使各省代表会将原来选举的结果(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倒置,重选黎元洪为元帅。南京革命派中拥护黄兴的人,要逮捕闹事军官、惩办改选代表。南京,又处于革命军内部火并的前夜。也是亏得能干的宋教仁从中斡旋,才避免了发生武力冲突,使南京的政局得以维持。

  宋教仁所在的湖南同乡的龙公馆,一时成了南京的一个枢纽机关。内部有意见,从这里交换。外来的消息,也从这里探听。

  章太炎那时就发表宣言说“总理莫宜于宋教仁”,孙中山长于议论,是元老之才。建置内阁只有宋教仁最适合当宰辅,他“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1920年他为宋教仁的日记作序还说他有宰相之望)。他的评论固然不乏灼见,舆论却认为宋教仁想自己当总理,所以才主张内阁制。结果孙中山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也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反对。这一时期宋教仁是受到内外打击的。

  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那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宋教仁竟然未能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大典。他和前来约他一起参与大典的居正等人,刚要出门就被女子北伐队长林宗雪带的一群女兵挡住,林按剑说:“我们来此不要怕,只是要求女子参政权,必须宋先生答应。”宋说:“大总统今天就职,你们不去排班护卫,已经失礼,向我要求,更是无理取闹。”好不容易说得他们一哄而散,就职典礼也结束了。

  宋教仁只是担任了短期的法制院长,随后就作为迎袁专使之一进京,袁指使曹锟的部下发动兵变,他虽然看出这是阴谋,却对由黄兴领兵北上表示异议,他说统兵北上,不是儿戏,如果出兵,必然引起战争。话没说完,马君武就大声指斥他为袁世凯做说客,出卖南京。照着他脸上就是一拳,宋左眼受伤流血,在医院住了几天才愈。孙中山当场喝止马君武赔礼。经黄兴、胡汉民等劝阻、解释,马君武承认了错误。

  孙中山让位以后,宋教仁在袁世凯的第一届内阁里出任农林总长,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袁世凯称他“天资才调,超越齐辈”,在唐绍仪内阁里他是最有政治才华的人,还替内阁起草了大政方针的草案,来不及讨论,这个脆弱的混合内阁就垮了。他与蔡元培等同盟会阁员当面向袁世凯辞职,袁用极为诚恳、严肃的口吻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蔡元培回敬他:“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从此,宋教仁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有了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对政党内阁的信念。在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以后,有些革命党人腐化蜕变了(如刘揆一),有些悲观绝望,如邹永成写了一首绝命诗以后就投黄浦江自尽了,诗中有“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这样的句子。孙中山看到当时的情况,已经退出政治,主张把政权完全让给袁世凯,专心去做社会工作,准备修铁路二十万里。宋教仁却执着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早就赞成张謇向孙中山提出的解散同盟会的建议,他主张把革命党变为政党,有过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另外组党的打算。

  他在辞去农林总长后对袁世凯拉一些同盟会员入阁就极为不满,称之为“逼奸政策”,还派魏辰组去见袁世凯,表示反对。所以即便叫他当总理,他也不做。他已经明确他的政治目标首先是要造党,然后通过议会选举,掌握多数席位,进而组成政党内阁,这样才有国民党的出现。

  三、

  孙中山与宋教仁都强调要建设民国,但孙中山所说的建设是社会、经济建设,宋教仁所说的是政治建设,这一点他们是不同的。1912年7月21日,在有800多人参加的同盟会夏季大会上,宋教仁以202票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开始负起实际上领导同盟会本部工作的重任。他认为政局不定,必须建立大政党,实行政党内阁,才足以稳定政局,推行政策,就一心致力于造党。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他着手和统一共和党等政党联合,组织国民党。

  宋教仁之所以能让孙中山都曲从,是因为当时他在党内的群众支持。在党内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那些代表本党出席议会的议员们,在众多的议员中,必须有其中的有力人物和宋教仁密切合作,才能成功,这个人就是张耀曾,他是同盟会议院党团总干事兼评议部长。国民党成立,他是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主任,是这次组党的关键人物。

  但这次改组同盟会内部的争论很大,1912年8月25日同时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改组成立大会,其中上海的会就以当场争吵一哄而散。北京的会在湖广会馆的大剧场召开,能容纳一千多人的会场都非常拥挤。据曾经目睹其事的梁漱溟回忆,当宣读党章要通过时,因为规定不收女党员,所以女同志唐群英、沈佩真等起来质问、辱骂,甚至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也有多人鼓噪。虽然有不少维持大局的人尽力劝阻,形势还是岌岌可及。幸得刚刚抵达北京的孙中山临场讲话,才使秩序得到控制(孙8月24日到京,梁漱溟说黄兴也在场,而且是“先到先讲”显然是记错了,黄9月5日才到北京),孙讲话将完,左右(张继等人)就请他继续讲,不要他停,拖了数小时。等把选票收齐,已经天黑。整整一天没有休息、吃饭。尤其是盛夏季节,孙中山还穿着大礼服,满面流汗。但国民党总算组成了。这是当时的第一大党,为此后国会选举奠定了基础,也为宋教仁的死埋下了种子。

  国民党是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组成的,宋教仁是这次组党的原动力,没有他敏捷的政治手腕就不可能有这种政党的大化合。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纲领中放弃了同盟会的“男女平权”的主张,把“力谋国际平等”变成了“维持国际和平”,党纲中和共和党不同的是“发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政策”这两项,和同盟会时代相比要温和得多。这是为了争取选民、赢得大选所作出的选择,也是为了造成宪政国家第一大党所做的改组。所以曾遭到激烈的反对。

  民初的中国(1912年前后)政党林立,起码有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在政治上有影响的无非是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这几个,其他的都不过昙花一现。宋教仁就是想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所以国民党成立时有“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的宣言,进步党也有“故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的说法。两党制的格局似乎也已经初步形成。但问题的要害是他们都忽略了袁世凯这一因素,袁和他所代表的专制力量是不愿意让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的。所以在袁世凯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前提下,谈论什么多党制、两党制太奢侈了。宋教仁悲剧的根源在这里,中国20世纪以来的悲剧的根子也总是在这里。袁世凯死了,还有段世凯、蒋世凯……等等,只要他们拿着枪,握着权,谈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统统都成了痴人说梦。

  然而,并不因此就能把先辈们的理想一概否定了。在20世纪末我们再次回顾历史的时候,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当年所追求的宪政目标的价值,他们的热情、他们的鲜血是不能亵渎的。

  国民党成立后,马上作出详细计划:1、派人到各省成立支部;2、组织选举;3、取得国会、省、县议会的压倒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及早组织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政党责任内阁,预定宋教仁为内阁总理。

  四、

  1912年冬天和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这次议会选举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对选举资格作了具体的限制,规定有民国国籍具备下列四项条件的人才能参加选举:1、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校以上毕业;4、相当于小学校以上毕业。这几项条件主要是从财产状况、教育程度方面作了限制,西方国家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也都有过各种各样的选举权限制(英国从大宪章到实现普选经历了240年;美国开国初期颁布的宪法,也只有拥有一定财产和纳税能力的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实现普选是在178年后),所以尽管只有10%的人参加了投票,民国初的这次选举还是中国第一次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也是唯一一次由选民自己投票选出国会两院的议员。

  由于国民党挟辛亥革命的余威,又合并了其他政党,加上国民党成立后立即制定了详细计划,以取得竞选胜利为首要目标,在本部专门设有选举科,积极筹备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大获全胜。

  在众议院的596席中,国民党占了360多席,除去跨党的不计,还有269席;参议院274个议席,即使不算跨党的,国民党也得了123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所得的议席大大超过了其他三党的总和,可以说已取得压倒多数。比如在宋教仁的家乡湖南,从国会、省、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90%以上的比例当选,宋教仁1913年初在湖南参加竞选(约法规定,组阁的应该是国会议员),湖南省议会选他为参议员,众望所归,一声喊就把他选出来了。他拼命造党,与袁世凯、与其他政党在宪政轨道上竞争的第一步可以说实现了,但也就只能到此为止。国民党的胜利敲响了宋教仁死亡的丧钟。宋教仁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要“竞上最高峰”、“我欲挽强弓”。要根据约法组织政党内阁,把国家引上民主政治的正轨。

  五、

  胜利在望的时刻,宋教仁在湖南和当地的国民党人商讨过组阁计划,邀请谭组安担任内政部长,仍兼湖南都督。想利用他和袁世凯的世谊(他父亲和袁的叔祖父袁甲三是拜把兄弟),在未来的府、院之间起协调作用。他曾把这些组阁的计划电告北京的国民党总部。袁世凯的密探也得到了这一消息。

  此后,他沿江东下,从长沙到武汉,再到安徽、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一路上发表演讲,阐述政党内阁的主张,猛烈抨击现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失败,他的言论风采,轰动一时,也使整个近代史仿佛有了些生气。

  他在上海时,各地的议员云集,准备北上参加正式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由取得国会压倒多数的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开启中国民主政治的航船,这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了。他的理想——“进而在朝,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即将成为现实。他不知道自己成了袁心目中的“梁山匪魁”,更没想到他的生命已接近终点,中国短暂的宪政尝试即将寿终正寝。1913年3月20日,上海闸北火车站一声枪响,中国伟大的宪政民主实践者宋教仁倒在血泊之中,两天以后他32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和宋教仁有交情的革命学问家章太炎说他有宰相之望,“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这是书生之见,宋教仁的死和“度量”没有任何关系,既然他要走宪政民主这条路,已经掌握政权的袁世凯不容许这样的事实发生,那么他就只有被杀戮。消灭政敌的肉体生命是人类政治史上常见的丑恶现象,从来就是人类的耻辱。如果说“度量”,那是袁世凯没有度量,而不是宋教仁。

  在中国这块还没有经历过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的古老土地上,人民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共和、人权为何物。连陈其美、陈炯明这样的革命党人掌了权以后,也只知道用暴力来铲除异己,镇压不同的声音。什么宪法、什么人权、什么宽容离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太遥远了。 在宋教仁遭暗杀之前,陈其美就用相同的方式结束了革命家陶成章的生命,执行暗杀的人后来成了民国的大总统,没有比这些血的事实更加惨痛的一幕幕了。我们为什么只谴责袁世凯不守规则、践踏人权?陈其美呢?陈炯明呢?——他早在民国元年就在广州对新闻记者大开杀戒了,比张作霖、张宗昌们要早得多。

  所以,旧军阀、旧官僚如袁世凯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权思想,革命党人如陈其美、陈炯明们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权的信念,这才是中国的现实,是20世纪那些血写的历史告诉我的事实。孙中山、黄兴一让总统、一辞留守,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宋教仁追求宪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这些都是百年沧桑里的异数。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刘揆一、是胡瑛、是唐继尧、是蒋介石……他们才是中国的常数。

  重温历史就是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一再重演,一个不会总结教训的民族注定要被历史的潮流仍到北冰洋去。走近宋教仁,我们从殷红的血迹中并没有看见什么微茫的希望,我们看见的只是袁世凯美丽而残酷的微笑,看见孙中山冲冠的怒发,听见黄兴痛苦的号啕,……俱往矣,一切轰轰烈烈、大喜大悲都已被万紫千红的世纪末的春天所淹没。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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