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化:向“说不”说不

  我们“填鸭式”教育的最大恶果之一便是令中国人丧失了最基本的创造力,不仅与诺贝尔奖无缘,就连好一点的书名都要抄人家的。八十年代那会儿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立马就有一位柏杨先生临摹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八九年鬼子石原慎太郎出了一部《日本可以说不》,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一帮中国小青年也跟风来一部《中国可以说不》。可人家那是大作家在指点江山,而咱们却是一帮井底蛙在无知地聒噪。

  这事着实贻笑大方,让中国人大大丢了一回脸。然而,《中国可以说不》一出版就成了国内的畅销书,“爱国”青年门人手一册,宛如当年的“红宝书”。一时间,向西方“说不”成了中国新生代的时髦;而神经质的西方传媒也一窝蜂地惊呼— 该书的畅销意味着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所以中国人“一亡于元胡,在亡于满清,而不以为耻,反谓他人父谓他人君,承命惟谨,争事之恐不及……”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的主要原因— 中国缺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民族精神。至于《中国可以说不》的基本观点个根本就不是什么新东西;这一思潮早在百年前的“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中就已基本形成;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愚民们的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说不》跟另外一本畅销书《第三只眼看中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本书几乎一致地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所有的变动都是大逆不道(除非成功了),而咱们老百姓唯一能做的就是听天由命。

  这类阿Q 式的奴性思想在不少国人的骨子里根深蒂固,但够胆以此为骄傲写成书的,也只有这帮半桶水又不安分的现实主义者了。就是这帮人,他们一方面安于现状,一方面又不甘寂寞;他们既善于避开锋芒,又擅长安全出击。社会变革不会令他们迷惑,眼泪鲜血不会令他们感动,卑躬屈膝不会令他们羞辱。历史与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只关心眼睛看着的,手头上用着的,嘴巴里嚼着的东西,并与这一切有机的融为一体。

  你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义和团围攻西方大使馆的战场上,出现在清军屠殺革命党的围观人群中;出现在三呼万岁的天安門城楼下,出现在反革命分子的宣判大会上;一会儿他们声泪俱下地忆苦思甜,一会儿他们又义愤填膺地批林批孔;在四五运动中他们坚决支持镇压示威群众,而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又表态得比谁都要快。啊— 就是他们!多么幸福的一帮人!因为他们有着城墙一样厚的脸皮和钢铁一般的坚强的神经,因为他们永远是正确的。

  于是一切都清楚了,这帮人既不关心国家的前途,也不关心人民的命运,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可怜的既得利益和仅有的那么点的虚荣心。而他们既不代表中国工人,也不代表中国农民,更不代表中国军人,他们只代表一帮新兴的具有中国社會主義特色的小资产階級。他们一边喝着蓝带,抽着万宝路,穿着阿迪达斯,一边却在哪儿喋喋不休令人恶心的唠叨着“宁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陈词滥调。他们一面大骂西方人欺人太甚,一面却又拒绝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措施。

  这就是我们的“说不者”— “文革后遗症”的重病号跟恶俗的“市侩”所生的混血儿。他们既没有吃透自己的传统文化,也不了解西方世界;他们是新一代的现实主义者,胸中交织着传统无产階級和新兴中产階級最丑陋的方方面面—恶毒,浅薄,自以为是以及憎富厌贫。然而他们又总是能及其准确的领会上面的精神,所以他们总是能躲在安全掩体的后面向着敌人的影子狂吠(此举击帮他们排遣了生活的苦闷,又替他们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差事— 真实一举两得)。不过,谁也不必为此担惊受怕;不定那天,当有人觉得这帮人淘得实在太出格时,自会给他们狠狠的一记栗暴(这是有先例的)。

  甭理他们!

  作者: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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