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可:中国往何处去?

  问题又一次提出

  中国吉林通钢集团成千上万的工人罢工,抗议国有企业私有化,抗议吉林省国资委串通资本家强行廉价出卖国有企业,出卖工人利益。据中国互联网消息,09年7月24日,群情激愤的通钢工人包围了通钢集团办公楼,入主通钢集团的资本家委派的总经理陈某人对罢工工人态度恶劣蛮横,遭到群殴,不治而毙命。

  吉林国资委处心积虑强行廉价出卖国有企业给资本家,置成千上万的工人于生存困境而不顾;资本家胁迫罢工工人就范,恫吓裁减通钢原国企工人一个不剩,扫地出门。当代中国,资产階級与工人階級公然对峙,壁垒分明;资产階級与工人階級利益对峙,殊死相争。公退私进,资逼民反。一个階級剥削和压迫日益加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的社会无法走向社会和谐,只能走向社会动荡。

  继徐州重工出卖给美国资本家的事件之后,继武汉锅炉厂出卖给法国资本家的事件之后,继无数的国有企业被强行肢解、三钱不值两钱地出卖给各类资本家之后,继中国各地数不清的政府官员携手资本家“先富”之后,继由此而激发的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之后,通钢事件无疑是一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社会事件。它将三十年来一直被中国民众追问不已但被官方下令封口“不争论”的问题,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又一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并迫使人们思考:鄧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究竟姓“资”还是姓“社”?鄧小平等操控中国社会所走的道路究竟姓“资”还是姓“社”?当代中国社会究竟姓“资”还是姓“社”?以瞒天过海“假换包”的方式用资本主义取代社會主義究竟能否为中国带来民富国强、长治久安?

  姓“资”还是姓“社”?

  姓“资”还是姓“社”?在中国,不同的階級对此有不同的回答。以鄧小平为首的一方誉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一方斥之为“资改”、“资本主义复辟”,民谚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

  姓“资”还是姓“社”?涉及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予以评判的原则与标准,因而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对这一当代中国问题的阐释、证明和驳难不在书斋,而在中国现实社会本身,因而又是一个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

  姓“资”还是姓“社”?这一问题可以简约地译为白话: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为占中国人口95%以上的人民大众还是为0.4%的极少数“富豪”、“精英”? 人民大众受益的社会发展道路是社會主義道路,其方向是社會主義方向;极少数人受益的社会发展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其方向是资本主义方向。

  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要素在于最大限度地榨取与剥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人剥削人、人吃人、弱肉强食的社会发展趋势必然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階級分化。比如通钢,一方是年薪三百万的资本家总经理、年均利润三十亿的资本家董事长,即靠掠夺公有财富、剥夺劳动者剩余价值而致富的资产階級;一方是月薪三百元朝不保夕、贫困无着的工人群体,即受剥夺的除了出卖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階級。邓推行的改革,三十年下来,使占中国人口“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1〕,使亿万劳动者重新沦为中外资本奴役下的雇佣工。在官资联姻肆无忌惮地肢解、出卖和吞并社會主義集体经济、国有经济之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在中外资产階級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社会持续沿着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方向发展。

  如果允许实话实说, 那么,邓所推行的改革,是瓦解和革除社會主義公有制经济、培植和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改革;邓操控中国社会三十年来所走的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一如毛泽东所洞见的“资产階級就在共产党内”,利用攫取的国家权力扩张、维护并代表中外资产階級利益的“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曰“资改派”是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階級;中国社会已经从社會主義社会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在经济制度、在为维护经济制度而设立的政治制度、在附着于经济、政治制度之上的意识形态等等方面,分辨不出当代中国具有任何社會主義社会的特征。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土地国有”的旗号,是资改派继续借社會主義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而剩下的唯一一块遮羞布。在这块遮羞布下,共产党内的资产階級携手党外的资产階級损公肥私、恣意吞食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利用土地批租、土地开发榨取民众的最后一滴血汗。这同二十世纪初俄国沙皇政府借实行自上而下的“土地改革”再度搜刮剥夺俄国农民有异曲同工之妙。同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加拿大相比较,议会立法授权政府为社会公共事业,例如公共道路建设,无条件地征用私人土地。如此这般对照难免使得中国资产階級恣意吞噬公有财富的“中国特色”更见丑陋,现出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面相。当然,也应顺便指出,加拿大同样存在某些国有企业、国有事业,但“加拿大特色”丝毫没有改变加拿大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这就是说,同其他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加拿大社会是奠基在资产階級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在资产階級对劳动階級的剩余价值的无情压榨和剥夺之上的;少数人的巨量财富及其穷奢极侈的生活源自多数人的相对贫困。这自然也映照出当代中国社会的身影。“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不过是涂抹在资本主义丑陋面孔上的一层保护色,一层伪装,原本不过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邓所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实践证明,同社會主義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早已对此有了切身体验和明确无误的认知。姓“资”还是姓“社”?在邓推行“资改”三十年后,在中国,在西方,很少有人对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还存有任何怀疑。然而,在中国,“姓‘资’还是姓‘社’”,三十年来始终成为一个蓄意悬置的问题,一个蓄意欺人欺世而存疑的问题,一个被禁止讨论和不容置辩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階級一直在指鹿为马,欺世盗名,蓄意模糊和混淆资本主义与社會主義的本质区别,打着社會主義旗号干资本主义勾当。老百姓讽刺说:“打左灯,向右转”,“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泽东曾经告诫中共的某些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并未能阻止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曰资改派在各种阴谋诡计的遮掩下推行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路线。走资派或资改派显然缺乏胆量 “光明正大”地挑战马克思主义,而将资本主义乔装成“白猫、黑猫”,乔装成“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进行推销。他们也缺乏胆量“光明正大”地推行资本主义,而是一面张罗同资本主义“接轨”,一面“忽悠”国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照西方资本主义的葫芦画中国资本主义的瓢,摸什么“石头”?“摸论”经过哲学装扮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笼,三十年来成为中国的资改派以及大大小小的资产階級“精英”们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會主義、贩卖各种资产階級思想学说的托辞。“猫论”、“摸论”因而也就成为“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背叛马克思主义学说、背叛中国社會主義事业的自我供述。

  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将一、两代中国人牺牲奉献所奠定的社會主義公有经济化为中外资本家私有,将现在与未来的中国百姓出卖给资本去奴役,势必激起广泛的社会反对与抗争。“姓‘资’还是姓‘社’”,是涉及到当代每一个中国人重大切身利益、需要“理论”清楚的大是大非问题。“不争论”,是资产階級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韜略。“不争论”的温和面纱同“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冷酷手段配合使用,以邓为首的资改派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了资产階級专政。中国的资产階級“精英”们,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变节者到非“古” 颂“今”、大红大紫的翻身右派,从标榜师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者”到吮“狼奶”健身而充满“新思维”的“一夜美国人”,纷纷麇集在“不争论”、不许争论的大旗下,把持了中国的思想舆论阵地。他们疯狂地攻击和否定社會主義,无耻地丑化被资改派所“终结”的社會主義时代,恶毒地诋毁工人階級与人民群众的“国有情节”,声嘶力竭地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传经布道。

  背叛社會主義,背叛马克思主义,欺骗愚弄民众,出卖劳动人民利益,是共产主义变节者的政治特征,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会实践”的政治特征,是中国资改派所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的政治特征。吉林国资委背着广大通钢工人串通资本家将国有企业廉价出卖私有化,体现的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改革的政治特征。以邓为首的资改派颠覆社會主義、推行资本主义曾经是以非毛批毛开场的。因此,从政治思想上展开对邓的揭露与批判,清除其影响,也就势必成为批判与遏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重建社會主義社会的逻辑起点。

  当中国的资改派强行全面废除人民公社、分田到户、蓄意瓦解和革除了农业集体经济之后,瓦解与革除工业国有经济从而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便成了资改“攻坚战”。资产階級的这一努力,第一次在通钢受到了无产階級的当头棒喝。通钢事件,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工人階級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力量。在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階級彻底根除社會主義公有经济、彻底瓜分干净国民财富之前,“通钢”是中外资产階級同中国无产階級反复争夺的“上甘岭”。然而,在中国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的环境中,“通钢工人”的自发性的抗争极有可能失败。在“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已经改变了执政党的基本路线、三十年强制推行的“资改”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之后,社會主義公有制企业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外资产階級是不会听任社會主義公有制企业发展壮大或自生自灭的,围歼、分食只是早晚之事,正象他们在通钢事件中进进出出所干的那样。分散的自发性的抗争并不足以制衡全面推行的资本主义化。

  纵使如此,纵使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階級在未来十年彻底战胜了中国的工人階級与人民大众,根据占中国人口0.4%的人攫取了70%的国民财富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根据年薪三百万的资本家总经理、年均利润三十亿的资本家董事长对垒成千上万个月薪三百贫困无着的工人群体这一階級斗争现实,接踵而来的问题便是:中国的劳苦大众能否把自身的前途、命运以及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指望寄托在中外资产階級身上?资本主义能否救中国?

  资本主义主义能否救中国?

  走社會主義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走集体合作、共同富裕、发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路线还是坚持走单干、让一小撮“精英”们先富起来、“先资本主义后社會主義”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贯穿了中共建国后党内斗争的全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国”而坚持前者,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一派人倾心于后者。斗争持续展开,一路走向文革。毛泽东试图通过文革统一全党认识,从思想上解决刘邓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种努力在毛泽东去世后由于邓重新上台推行资本主义而告终。

  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意背叛社會主義,叛离社會主義道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显然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走资派或资改派及其追随者梦想将中国的社會主義社会“转型”克隆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将中国修理成“中美国”。姑且不论美国或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否值得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效法,即便按照中国资改派顶礼膜拜的美国模式改造中国,“美”梦也难以成真。

  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或美国化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就中国国内情况说,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始终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已是众所周知。

  中国的资改派宣传“发展是硬道理”,但不许民众“争论”:应该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还是往社會主義方向发展?究竟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还是社會主義解放生产力?发展靠谁?发展的成果归谁?

  中国的资改派宣传“发展是硬道理”,下岗失业、血汗工厂、黑煤窑等等,如同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羊吃人”,是“代价”,属于资改“阵痛”;他们期待同西方“接轨”,想象“中国的中产階級发展壮大了,象西方社会那样中间大两头小,改革就成功了”。

  这些信息所传达的潜台词是,造反革命、社会动荡是活不下去的事。只要经济发展了,多数人日子能过、得过且过、不思革命,也就不再“仇视”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階級剥削寄生、敛财亿万;资产階級也就无须畏惧少数穷光蛋活不下去铤而走险、革命造反。资本主义天下于是太平。照此设想,十三亿中国人如果其中六成有幸成为中产,中国的中产階級则将近八亿人,分别是美国人口总数的2.6倍或西欧人口总数的4倍,是超过欧美人口总和的2.5倍。自文艺复兴以来,欧美等国的资产階級依靠对内剥削本国人民,对外殖民扩张、侵略掠夺不发达国家人民,逐步确立了资产階級在西方国家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进入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借助“开发”、“援助”与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进行自然资源掠夺、劳动力资源掠夺、金融掠夺等,使得巨量财富从海外流入本国,多少转移与缓和了本国的階級矛盾和社会矛盾,支撑了欧美五亿白种人的“小康生活”。但这应否是、能否是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颇值得商榷。舍此,中国将需要多久以及凭借什么样的资源支撑、技术支撑、社会制度支撑才能够造就出远远超过欧美人口总数的中产階級?在“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的社会条件下,八亿中产階級如何出世? “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的资本主义改革,其“持续性发展”的社会前景是什么?现实是,大多数人未及跻身于中产便坠入通钢工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下岗失业,成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后备军。

  保持充足的劳动后备军自然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要素。庞大的人口,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将鼓励资本家把榨取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底线无止境地推向极端。通钢的资本家总经理敢于恫吓通钢罢工工人“全部下岗”,如其所言,他手上有的是等着上岗的后备工人。为减少工伤事故和提高劳动效率,国有通钢采用了先进的磁盘吊技术处理高温钢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本家入主通钢后马上撤除磁盘吊,让工人退回到手工操作,因为降薪后的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推向极端便是推向革命。结果将是,象通钢事件所预示的那样,“剥夺剥夺者”。

  要防止革命者再次蜕变成为“剥夺者”,防止改朝换代、轮流坐庄,避免使革命象已有的階級社会史所演示的那样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只有再次进行“无产階級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国人只有再次接过毛泽东的旗帜。中国资产階級知识份子的“告别革命”的说教,犹如奔腾的河流上浮泛的泡沫,一经浪击,顷刻消散。

  庞大的人口、有限的资源、改善生存状态的无限期望,似乎构成人类的生存困境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挑战。然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障碍存在于人类社会自身。就国际因素说,自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年来,中国人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挑战主要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围剿和攻击。

  据报道,在中国,汽车年销售量已超过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人每年耗费了26%的世界能源。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四倍多,是欧美人口总数的两倍半。比照西方的现代化,需要有多少农田改建成公路、需要有多少个沙特和伊拉克供油才能让中国人的车轮转动,同时又免于环境污染、免于帝国主义强加于人的石油战争?没有人有资格指责中国人为改善自身生存状况所进行的努力,尽管已经有西方人有模有样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气候变化表示“关注”和“忧虑”。但是假如中国境内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这类需求,只能转向境外寻求供给。中石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计划被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拦截。中国商家在非洲的经贸活动近年来一直受到英、德、美等老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攻击,借口无奇不有,诸如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人权问题。美、英为掠夺石油发动侵略战争,屠殺了上百万伊拉克平民〔2〕,整个西方资产階級及其政客、媒体或“良心导师”们熟视无睹,心情怡然,保持静默;但西方资产階級的绅士淑女们,例如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先生,却热心指责中国商家同苏丹做生意而没有兼顾该国某地的内乱〔3〕。当然,他们真正关注的是苏丹出产石油。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偿援助非洲,西方攻击中国是“输出革命”;邓时期的中国同西方“接轨”尝试“自由贸易”,西方攻击中国搞“新殖民主义”。实质是,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依旧把前殖民地的非洲大陆视为古老帝国的猎物,视为其势力范围与利益疆域,不许自由“接轨”。如同赵老太爷不许阿Q革命一样,西方列强不许资改派驱策下的中国“入伙”,只许成为“跟班”或附庸、有待调教的“跟班”或附庸。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先生2005年以教师爷的口吻为中国资改派所作的“启蒙”讲演〔4〕,着实让巴望晋升为“利益攸关者”的中国资改派们兴奋不已,不经意间忽略了晋升为“利益攸关者”的前景实在是映照了帝国主义附庸的现实地位。中国资改派正不断体味俄国资改派叶利钦一伙当年投靠西方所遭受的境遇。

  “输出革命”,危及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利益:“同世界接轨”参与资本主义竞争,危及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输出革命”也罢,“接轨”寻找资源与市场也罢,中国人一旦跨出国门便同早已盘距在世界各地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迎头相撞。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力量格局,同十九世纪而非二十世纪相比,没有本质不同。既然帝国主义无处不在,帝国主义的“利益”无处不在,帝国主义的敌意、攻击、防范、遏制、围堵、封锁无处不在,冲突是无可避免的。

  面对帝国主义的遏制与围剿,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或者妥协退让,投降依附;或者针锋相对,战而胜之,独立而自主。与狼共舞,属于强者的选择。合作,源于平等的权利。近两百年来,面对帝国主义的遏制与围剿,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维护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上,不同的统治階級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主导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导致了不同的结局。清末,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满清政府走过了抵抗、失败、投降、出卖的路,导致了满清王朝的覆灭。民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階級的国民党政府走过了不抵抗与消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投靠与依附美英帝国主义的路,导致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階級与人民大众走过了抗击帝国主义、独立自主发展的路,击败了帝国主义的进攻,打破了封锁围剿,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昂首跨入了世界舞台。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階級的资改派选择了“韬光养晦”、“不搞对抗”、“消气外交”、“希望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希望美国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等一系列“接轨”之路。与此同时,中国经受了“消气外交”之后帝国主义所回报的  “炸馆”、“撞机”;伴随着“希望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希望保护中国资产安全”的不断申诉,经受了自由落体式的美元贬值。三十年来,中国劳苦大众的血汗化为天文数字般的外汇储备,追随着美元任其缩水;数千亿元投向美国的“两房”基金、“黑石”基金,打了水漂;数万亿元的国民财富,一纸“白条”借给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用来造福于象通钢工人一样穷困无着的中国民众。三十年来,不管是资改派“开放”引进的西方“先进生产力”还是“改革”所“解放”的本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推动中国的科技进步。在资改派“市场换技术”的洋奴买办化的投降主义路线指导下,中国成为西方的“血汗工厂”、低端产品加工厂、垃圾处理厂,至今连一辆象样的国产汽车都造不出来。这同三十年前毛泽东时代的科技进步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刚刚二十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独立自主研制的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邓所设计的“改革开放”标示了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两条途径:对内,改集体经济、国有经济为私有,消解社會主義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也改变了上层建筑的社會主義性质;对外,开放引进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国国内新生的资本主义输血,十数年坚持申请进入“世贸”,就是为把中国新生的资本主义胚胎安放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去所作的不懈努力,实现资本主义的国内外对接,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完成对西方大资产階級财团以及帝国主义大佬的依附。

  满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代表了中国少数剥削階級的利益。一个维护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政府是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府是无力抗击帝国主义的。无力抗击帝国主义的政府必然奉行对列强妥协、投降、依附的政策,必然不能维护国家利益。不能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政权必然垮台。

  三十年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对内,造就了一小撮疯狂掠夺劳动人民财富的资产階級,造就了无产階級的贫困化,造就了社会分化、階級对立,预示了社会动荡;对外,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階級投靠、追随、依附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没有能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对内不能代表和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对外不能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任何政治派别或政治力量,必然不能将中国引向民富国强、长治久安。对内不能利民、对外不能利国的发展道路,必然不能将中国导向民富国强、长治久安。

  敢问路在何方?

  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选择受到各階級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的影响,受制于社会各階級力量的斗争、消长和制衡。据此,可以看到或者可以预见:

  一、自上而下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

  二、自下而上爆发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社会的重建;

  三、自上而下实施的社會主義改革以及社會主義社会的重建。

  应该指出,在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选择的问题上,随着西方资产階級及其代理人日益渗透、介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帝国主义因素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较之它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更加张狂、更加显著。〔6〕

  自上而下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十年来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社会分化和階級分化,出现了以“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资改派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階級、城乡中小资产階級和以工人階級为代表的包括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阶层在内的无产階級。自然,在中国资改派以及依附于资改派的知识“精英”背弃马克思主义的階級论之后,他们采用西方资产階級的蓄意模糊階級分野、階級意识的表述,以“社会利益多元化群体”来指称当代中国社会构成。

  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階級由于攫取了各级国家权力,也由此占据和支配了各类资源以及包括土地、国企在内的主要生产资料和资产,并利用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领域的统治地位强力推行资本主义,目前已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新秩序,为包括其自身利益在内的中外大资产階級的利益服务,一如国有企业私有化所展示的那样。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階級在中国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得到了国际垄断资产階級的援助,两者互为依托。中国的资本主义由此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则渗透扩张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階級已经革掉社會主義农业集体经济、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中小企业之后,国有大型企业将是中外大资产階級争食的“最后的晚餐”,与此同时他们也遭遇了中国产业工人階級的自发性的大规模抵抗,如同通钢事件所表现的那样。在国有大型企业集中的东北地区,由政府例如由吉林省方坐镇、吉林国资委强行全力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架式表明,中国资改派决意要把资本主义进行到底。这一判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佐证。据报道,吉林省政府在通钢事件后8月7日借新闻发布会通告:省委、省政府工作组将加强引导,坚持国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仍将继续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假如在革除大型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通钢事件”,它或许迫使资改派思考进行某些改良以缓和階級对抗,但局部的分散的自发性的社会抗争只能延缓而不足以阻止或终止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階級所主导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进程。它将一直延续到中国资改派彻底“终结”毛泽东时代确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完成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面对接或全面依附,从而确保中外资产階級不会再次遭受被清算被剥夺的命运。当中国资改派有能力抛弃“有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伪装,敢于“光明正大”地亮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旗号,那应当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战胜社會主義的标志。

  自下而上爆发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社会的重建

  中国资改派三十年来推行的资改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化为指向、以肢解和瓦解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为前提的。它将工农大众从社會主義条件下的国家主人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奴工,将劳动置于资本雇佣关系的社会格局中,将劳动階級置于被资产階級压榨盘剥的社会关系的格局中。相互冲突、相互对立的階級利益导致诸多階級矛盾:无产階級同官僚买办资产階級之间的矛盾、同国际垄断资产階級之间的矛盾、同城乡中小资产階級之间的矛盾;城乡中小资产階級同官僚买办资产階級之间的矛盾、同国际垄断资产階級之间的矛盾;国际垄断资产階級同官僚买办资产階級之间的矛盾。

  无产階級同资产階級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无产階級同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階級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通钢事件中,通钢工人階級同建龙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斗争,最终表现为通钢工人階級同以吉林省方出场的中国资改派即中国官僚资产階級的矛盾和斗争;在武汉锅炉厂事件中,中国工人階級同法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矛盾和斗争,最终表现为同牺牲中国工人階級利益、维护外国资产階級利益的中国资改派即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階級的矛盾和斗争。

  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階級得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同时又受到国际垄断资产階級的压迫。国际垄断资产階級利用经济手段比如铁矿石资源垄断,利用政治手段比如策划和利用藏獨、疆獨、台獨制造事端,利用军事手段比如“炸馆”、“撞机”等等,给中国资改派多方施压以迫使其出让更多的国家权益。国际垄断资产階級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压榨必然激起中国无产階級人民大众的抗争。中国无产階級同西方跨国垄断资产階級的矛盾和斗争,最终又都将转化为同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階級的矛盾和斗争,因为西方跨国垄断资产階級利用中国的“走资当权派”抗衡中国无产階級,总是把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階級推到前台,一如武汉锅炉厂事件。反对外国资产階級的斗争也就必然转化为反对本国官僚买办资产階級的斗争。因此,中国无产階級同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階級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而展开的斗争必然归结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及社会制度的选择和较量。

  多年来中国各地不断被曝光的血汗工厂、黑砖窑、黑煤窑的情况表明,中外资产階級对中国劳动階級的剥削和压榨是极其冷血而残酷的。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剥削和压榨的问题,相反,是问题的根源。各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反映了“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同劳动階級之间日益紧张的階級关系。走资派或曰资改派绝然不能解决无产階級同资产階級之间的階級矛盾问题;不能解决“前店后厂”式官僚买办资产階級滋生的问题,即大大小小官员利用国家权力经营资本主义致富,象程维高、陈良宇等无数案例所揭示的那样;不能解决监守自盗、官商一家、官匪一家、鱼肉百姓的社会腐败问题。因为,这些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化所导致的问题,而资改派恰是问题的始作俑者,是问题的核心部件。通钢事件的社会意义在于明确地昭告天下:资改派倒行逆施所推行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是不得民心的;资改派是站在工人階級的对立面的;工人階級已经挺身而起依靠自己来捍卫自身的階級利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社會主義革命距离中国资改派还有多远呢?

  通钢事件后,吉林省方软硬兼施,一面安抚通钢工人,一面声言追查事件责任人。通钢事件,武汉锅炉厂事件,一次次“群体性”事件,官方都需要依靠警察维持统治秩序。毛泽东早已预见到:中国如果出现右派政变,他们是不得安宁的。美国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先生2005年的演说也曾提示中国资改派:依靠警察不能平息“工潮”或“犯罪”〔5〕,虽然他作为外交事务帮办却忘记提醒小布什:精确制导炸弹可以用于制造“民主”,但无法阻挡伊拉克老百姓“掷鞋”。中国资改派无视无产階級革命家的警告,又忽略了帝国主义策士的建言,面对通钢事件,不思改弦更张,反而以退为进,何以善后?

  剥削、反剥削、镇压、反抗,已经导致了历史上一次次的社会革命。革命,自然是“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多数人活不下去才发生的事。但是,假如多数人只是为了苟活,治国和执政不会比猪场饲养员的工作更困难。假如除了出卖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階級象通钢工人那样既要活下去,更充满“国有情节”,向往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那么,可以确信,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尽头,将是中国无产階級自下而上地再次“剥夺剥夺者”、重建社會主義社会的开始。

  自上而下实施的社會主義改革以及社會主義社会的重建

  在中国,最终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稳固资产階級的社会统治地位与无产階級发动革命、重建社會主義社会之间,是否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即自上而下地实施社會主義改革、重建社會主義社会?

  毛泽东曾经评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有党,党内有派。事实上,中共建党以来,党内基于建党、建国、建政而展开的事关方向、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从未停息。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订,一方面受制于国内外情势,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其核心领导层对现实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作出的选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发展中国走过了三十年,以邓为代表的一派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中国也走过了三十年。前后三十年,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成败得失,相互参照,可以为审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向提供有意义的思想材料。

  对毛泽东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社会以及对鄧小平时期“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当评价,不系于精英学者及其“学说”,而在于民众、民心。前三十年,在百废待兴的社会废墟上,面对严峻险恶的国内外形势,全国上下,勠力同心,勒紧裤带,以较大部分的国力、精力建设和发展工业和基础设施,民生比较艰苦。三十年全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积累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物质建设成果和精神财富。此后,资改启动,首先着重发展民生用品,民生得到改善。资改派将有所改善的民生归功于资改而不是劳动者的打拼,民众并不认账。随着资本主义化的黑色帷幕不断展开,民众日益真切地体会到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是不断反噬劳动者的过程。“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表明民众对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取向有了认识并给予唾弃和否定。

  在中共党内,尤其在广大党员群众中间,邓推行的资本主义路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对。一些曾经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也开始公开质疑和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推行的资本主义路线。但不管是坚持社會主義的党内反对派还是民众的反对都未能阻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迈向资本主义的步伐。问题自然出在领导权上。社會主義派的毛领导中共,曾经让走资派“靠边站”,而走资派的邓上台,则尽可能地清洗了各领域的社會主義派。清洗了社會主義派的共产党,名存而实亡。列宁领导下的俄共同戈尔巴乔夫掌控下的苏共名同而实异。共产党内的社會主義派如果不能高举社會主義旗帜公开地坚决地同走资派展开斗争,则将无法争取和鼓舞民众;如果不能宣传和组织民众则将无法争取领导权,战胜走资派。如果不能将走资派清除出党并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路线,自上而下实施社會主義改革与重建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将是渺茫的。自上而下实施社會主義改革的可能性消失,终将为自下而上爆发的无产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积蓄能量。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当年推行资本主义改革,苏共党内高层无人持守馬列主義原则和社會主義方向站出来同戈氏一伙进行坚决的斗争,最终见证了苏共与苏联的覆灭。戈、叶等人推动的资改以历史的快镜头展开、收场,而邓推行的资改正在以历史的慢镜头展开。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在续写戈、叶传奇的中国篇章。他们已经葬送了中国的社會主義社会,也将最终葬送这个政党。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鄧小平一样,在西方受到了资产階級从政客到媒体的热捧,但戈、叶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已经遭到了俄国民众的唾弃。中国资改派的历史命运会是如何呢?

  丧钟为谁而鸣?

  自十九世纪下半期至二十世纪上半期,人们看到,世界范围内,反资、反帝、反殖运动风起云涌,社會主義运动蓬勃发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社會主義国家和社會主義国家阵营。

  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人们又看到,世界上第一个社會主義国家苏联解体,东欧社會主義阵营溃散,中国转向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挫败。美国资产階級学者断言:历史已经终结,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社会的终极模式。

  不过二十年,人们又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了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的后院,许多拉美国家不再继续追随美国“样板”而是纷纷左倾化,转向社會主義;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同西方的资产階級“精英”一起又重温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典论述。

  看来,历史远未终结。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自有階級社会以来,已有的社会形态无非两种类型:经济私有制社会与经济公有制社会。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社会几乎都是沿着经济私有制的道路发展,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治与乱、和平与战争、繁荣与毁灭,交替嬗变,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然而,对公平公正、富足安乐的大同世界的期盼,对建设一个消除了階級剥削和压迫、自由和谐、共同发展的无階級社会的展望,也贯穿了人类思想发展史。

  在东方,大约五千年前,中国人在远古就已经有了对尧舜社会的憧憬,产生了有关“尧舜社会”的理想和追求;千古以下,孔子继续描绘“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千载以下,陶渊明接着展示“桃花源”般的社会美景;又过千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着手建设一种崭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会,数十年百折不挠,力图把中国人千古追求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变为现实。

  在西方,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柏拉图通过“理想国”表达了古希腊哲人的社会理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将“乌托邦”式社会理想传递给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英国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十九世纪,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将空想社會主義改造为科学社會主義,传送给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将社會主義理想付诸实践,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会。

  经济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会的建立,第一次将数千年来人类关于无階級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理想转变成人类的社会实践,第一次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展示了新的希望。然而,将近一个世纪的社會主義实践表明,人们建设经济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会的努力有可能遭受挫败。来自本社会内部力图恢复私有制的社会力量的阻力,革命者蜕变为“剥夺者”、蜕变为资产階級的现实可能性,社會主義实践中的种种失误,都成为颠覆公有制社会的内在因素。资本主义世界对社會主義公有制国家的敌意、武装干涉、经济封锁、意识形态渗透等,则成为颠覆社會主義国家公有制社会的外部因素,一如他们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新中国、对古巴曾经做过或正在做的那样。

  世界范围内,社會主義运动正在经历它自身的挫败,但挫败之中是否孕育着新生?资本主义也正在经历它自身的危机,但危机也许并不意味着即刻死亡。如果人类不会停留在以无限贪欲和无限占有为动力的竞争上、不会停留在以剥削和掠夺为基础的少数人、少数国家的富足上,历史,就不会终结。如果0.4%的极少数人攫取了70%的国民财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就不仅仅是满足一种道德诉求,更是为了满足一个更为广大的階級的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求。如此,以无限贪欲、无限剥夺、无限占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许并不代表人类当代社会的“先进文化”。

  证诸历史,人类,即使在茫茫远古,也没有只是“摸着石头过河”,恰恰相反,人类始终是在对个人自由发展、人类自由发展以及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理想的追求中前行的,是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前行的,是在追求比现实更为崇高的理想中发展的。

  “石在,火永远不灭。”

  中国,何去何从?

  2009,08,15,

  新中国成立之后六十年,于加拿大

  〔1〕雷新:《刘慕仁、郑楚光常委与蔡继明委员共话财富“集中度”》,人民政协网,2009,6,19

  http://www.rmzxb.com.cn/zxtz/t20090619_258716.htm

  〔2〕Peter Phillips, U.S. Perpetuates Mass Killings In Iraq in Featured Articles and Editorials, Project Censored,

  http://www.projectcensored.org/articles/story/us-perpetuates-mass-killings-in-iraq/

  last accessed 09/08/10

  〔3〕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1.pdf

  last accessed 09/08/10

  〔4〕Ibid.

  〔5〕Ibid.

  〔6〕请参照註释〔3〕佐利克的演讲。

  作者:赵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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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hfdjhg 说:,

    2009年09月13日 星期日 @ 11:56:56

    1

    都出国了,还这么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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