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俊:中国“道”、“德”思想的历史演变

  中国“道”、“德”思想的内蕴是什么?它起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有何重大的意义呢?对此种种问题,笔者不揣冒昧,回答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

  在中国先秦,即到老子时期,中国历史上就有了“道”和“德”的概念和思想。它们分别具有独立的意义。

  首先,看“道”。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在西周早期,就已经有了“道”字。但对“道”的认识,仅仅指的是“路”。如在《易经》中,就有“复自道,何其咎”、“履道坦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说。而这些都为“道路”之义。

  到了西周中期,这时,在“路”的基础上而对“道”赋予了正确的“政令”、“法规”等意思,并由此反映为“为王之道”。故“道”的概念就是指的“王道”。这正如《尚书·洪范》中说:“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到了西周中晚期,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在他看来,“王”就是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由此,就有了“为王之道”。这也肯定了“王道”的存在。

  因此,西周中晚期,“道”从“路”引伸为“为王之路”、“为王之道”的结果,就反映为“王道”。故这个时期,“道”的含义,就是“王道”的特指。

  其次,看“德”。

  西周时期,为了使“王道”做到“无偏无党”、“无党无偏”、“无反无侧”而有了“德”。

  特别是,周邑的古公亶父,在贞人的协助下做《德》篇,从而赋予了“德”的具体内容。

  概括起来,《德》的原则精神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和“自律”、“民得”。并以之规范人们的言行。其中,周人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见,其“德”是和“天”联系在一起的。这样,西周“信天命”和“遵礼制”就成了“德”的政治思想核心。但与此同时,又讲“自律”,即统治者要自觉做到所得适当,不能“多得”,更不能“全得”,又讲“慎罚”、“民得”,以之,来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可见,周人的“德”,就是“为王之道”的具体内容,也就是“王道”的具体内容。如此,就能使得“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

  在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出,周人是将“道”和“德”分开来了的,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含义。

  对此,老子同样持此看法。

  虽然如此,但是,在老子看来,“道”就是“德”,“德”也就是“道”。它们只不过就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两个方面而已。对此,正如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又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正是如此,老子明确的提出了“道”、“德”一统的思想。即,比如,“德”如果是水,那么,“道”,即“王道”就是盛水的容器。水有多高,容器就有会有多深。并且,又明确的提出了“德”高则“道”高,“德”低则“道”低,反之亦然的思想。

  故老子认为的修“道”就是在修“德”,反之,修“德”就是在修“道”的这个思想,突破了周人将“德”仅限于思想和行为规范的“约束”的局限,而扭转了“德”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被动性”的缺陷,从而使得“德”与“道”一样,同样表现出了“人的主动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老子提出了“以德治道”的思想。

  因此,在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出,在“道”、“德”关系上, 老子的思想与周人的思想存在着联系,也存在着区别。

  二、

  老子的“道”、“德”思想不仅与周人的“道”、“德”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特别在对“道”的认识上极大发展了周人的思想,从而使得以“道”为标志的中国政治学、哲学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并且发展到了顶峰。

  概括起来说,周人的“道”、“德”思想,特别是“王道”,认为是来源,或者说是受制于“皇天”的。从中表现出了“天命”和“宿命”的思想。然而,老子却不是这样认为。在老子看来,“王道” 是受制于“天地之道”的,而“天地之道”又是受制于“自然之道”的。

  对此,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中,老子明明白白的揭示出了三种“道”的存在。具体说:

  一是“王道”。其中的“人”、“王”,就是指的“王道”。也就是周人所认为的“王道”。

  二是“天地之道”。其中的“地”、“天”,即如老子所说的“地法天,天法道”,在老子看来,“地”和“天”虽为两“大”,但它们都是万物和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基础,不可分割。故“天地之道”就是从天和地的范围而概括出的万物,也包括人的赖以的“生存之道”。

  那么,老子的“天地之道”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揭示的“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

  对此,老子在《道德经》中开宗明义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这句话的“道可道”中,前一个“道”指的是“规律”,而后一个“道”指的是“论证”,或者是“说明”。后面的“名可名”也如此。故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能够通过“物{或”悟“}理”的方法而可以说明、证明的规律,它就不是一般性的规律,而是特殊性的规律。这样,联系上下文和《道德经》思想中心,就可以清楚的看出,老子开门见山的就揭示出了两大规律,这就是:“刚强胜柔弱”的普遍规律,和“柔弱胜刚强”的特殊规律。

  老子重视“刚强胜柔弱”,但更重视“柔弱胜刚强”,特别重视“柔弱胜刚强”的“条件”。并且老子研究这些“条件”。对此,老子创造性的提出了“阴阳”、“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和“正奇”、“攻守”、“进退”等等一系列的哲学范畴。正是这些条件的形成和运用,就使“可感”、“可知”,和“可为”成为了可能。这就为“柔弱”战胜“刚强”奠定了基础。

  老子的“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既能用之认识“自然万物”,又能用之认识“社会历史”。

  三是“自然之道”。其中的“自然”,就是老子所指的“阴阳之道”,及其“阴阳变化之道”。在老子看来,这“阴阳之道”乃是世界之本源,即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阴”和“阳”的交合而形成、交合而变化。对此,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些,就是老子对“阴阳之道”的明确表述。可见,在这里,老子的“自然之道”与中国先秦“阴阳”哲学观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而且,特别是,老子对先秦的阴阳哲学在辩证法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事物的本源是否能够用“阴”“阳”来解释?对此问题,目前的科学正在给予证明。但是,就“阴阳辩证法”的理性精神来看,早就被历史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这三种“道”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老子认为,“王道”受制于“天地之道”,即“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而“天地之道”又受制于“自然之道”,即“阴阳及其变化之道”。这才是“道法自然”的真正含义。其结果,无疑的,老子“道”的思想已经突破了“天命”和“宿命”的桎梏,而且,创建出了以“阴阳”及其“辩证法”为核心的,既有本体论,又有认识论与方法论有机结合的哲学。

  正是以此出发,老子在批判周人的王道的基础上,揭示出了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思想和主张。

  比如,在“自律”方面,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忘我”、“无私”和“爱民”、“民心”的思想。

  对此,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又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可见,老子的“爱民”和“民心”的思想是对周人“自律”思想的根本突破。

  比如,在“民得”方面,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契约”和“平等”的思想。

  对此,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讲“以契彰德”、“以德服人”,从而体现出“公平”和“平等”。

  可见,老子的“契约”和“平等”的思想是对周人“民得”思想的根本突破。

  正是基于“民心”和“契约”这两大根本思想,和基于老子的“以德治道”的思想,老子为人们勾画出来了一幅“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兰图。

  这就是:

  从“忘我”、“无私”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不能专有和个人依赖国家机器,即在治国之中,不能用“政权”和“权力”来搞“以力服人”,而必须做到将手中的权力用于为百姓谋福利。只有百姓得到了幸福,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从“爱民”、“民心”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关心百姓疾苦,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做到顺应民心,身先士卒,忠于职守,勤奋踏实的带领百姓去谋利益。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百姓推选出来的人;从“契约”、“平等”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按照“契约”管理的原则去行政,做到“以德报人”。不能言出法随,不能政出多门。而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取信于民,实现“德善”、“德信”;从“正义”观念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支持和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无畏”观念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发扬不怕死的精神,艰苦奋斗,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其实,老子的上述政治主张的提出,深层次的看,就正是老子基于“刚强”与“柔弱”对立统一之“天地之道”而正确揭示了“武、戈不息”的“社会本质”的结果。并由此提出了“以武制武”、“止戈为武”的社会发展途径。为此,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克服“有为”而做到“无为”,这样一来,才能使统治者与百姓的立场一致,才能做到顺应民心、顺应百姓的意志,实现社会安定,以共同发展生产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从中,也就使统治者实现“无为而有为”。

  显然,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古之“圣人”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之“无为而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而正是如此,表现出了老子所追寻的“王道”,即“德治”政治,它同样表现为一种“政体”。而这,无疑的,表现出了对周人的“王道”思想和主张的批判和发展。

  三、

  在老子之后,春秋时期,孔子根本上无视、篡改,和修正了西周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其结果,仅仅是从“伦理”的意义上来认识“道”、“德”,从而为“伦理道德”的出现而奠基。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显而易见,孔子的“道”、“德”思想是与西周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完全不同的。因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周人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就是指的“王道”、“德治”,即一个国家的“政体”和“政治”。在这个“政体”和“政治”中,就包含了“政”、“刑”、“德”、“礼”等等。显然,孔子这里并非在说这个“政体”和“政治”本身,而是在讲这个“政体”和“政治”要怎样才能给“民”带来“教化”的影响。从而孔子偷换概念,将周人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引向了“思想”、“伦理”的范畴,进而使得“道德”概念出现。

  其实,孔子偷换概念的结果,旨在宣扬他的“仁政”。

  那么,孔子的“仁政”思想是什么呢?

  这主要就是讲“仁”、“爱”。即讲“克已复礼”、“仁者爱人”;讲“忠”、“孝”、“节”、“悌”、“信”;讲“宗宗”、“亲亲”;讲“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是,历史的看,孔子的“仁政”只不过在“伦理”思想上表现为对西周“王道”的补充,并且可以为“王道”所利用,而在“政治”上则实际表现为一种“空想”。因为,脱离了“王道”的“仁政”,它无视了社会“为王而治”的现实,这使得统治者不会满意,同时,“伦理”、“教化”并非就等同于“政治”,这就必然使得其对现实政治的无有作为。

  除此之外,在对“道”、“德”的认识上,孔子思想还有哪些弊端呢?

  主要的,就是不懂,或者说无视、抹杀了老子的“道”、“德”思想。特别是,无视、抹杀了老子对“道”的认识。其表现在,在“哲学本体观”上,孔子沿袭了西周人的“天命”观,而无视老子的“阴阳及其变化”观;在“哲学认识论、方法论”上,孔子无视了老子所揭示的“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的思想,特别是“柔弱胜刚强”的“条件”的思想,由此,孔子无视社会的“武、戈不息”的社会本质,而抽象的认识人。其结果,则将“仁”、“爱”以及“仁政”引向了空想之歧途。

  正是如此,孔子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的倒退。

  四、

  战国时期,庄子的“道”、“德”思想又有重大的变化,并且在空想之歧途上走得更远。

  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不难看出,庄子这里所说的“道”,似乎既不是的“王道”,也不是如老子所说的“阴阳及其变化之道”。

  那么,庄子的“道”、“德”思想究竟是什么?

  庄子又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可见,庄子敬畏“自然”,同时又看重“自我”。而在“自然”和“自我”之间,庄子则讲“顺应自然”。因此,在庄子看来,“自然”才具有至高无尚的主宰地位。而这,就正是庄子所说的“道”。

  显然,庄子的“道”是曲解了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的结果。表现为“纯自然”、“任逍遥”。这种曲解时至今根深蒂固。

  不独于此。整体看来,庄子的“道”、“德”思想是十分复杂的,并开始了向玄化的方向变化。

  庄子“道”、“德”思想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

  一是主要将周人的“民得”思想具体化为“我”。

  二是在曲解了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基础上但又大量吸收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

  三是接收了周人以及孔子的“天命”观。庄子认为,只要“顺应自然”,则“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认为做事顺应自然,对一切生死、荣辱、寿夭等等都会看成是无所谓的事了。

  四是接收了孔子的从“仁、爱”空想之中所反映出来的视人为“抽象的人”的思想。

  因此,庄子的“道”、“德”思想不是在讲“王道”、“德治”,以至“仁政”,不是在讲“政体”、“政治”,和“治世”,而其思想“神龙见首不见尾”,故只能以“玄”来概括之。从而使得中国的“道”、“德”思想开始了向玄化的方向变化。

  由此可见,至今被人们所谓的“老庄”之说,是十分错误的。

  因为,进一步看,庄子在对现实,及在对人生处世上的消极、避让的“明哲保身”的态度,和“出世”思想,这就完全证明了他根本就不懂老子的“天地之道”,即“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特别是其中的“柔弱胜刚强”及其“条件”。而与老子的“入世”的、“革命”的思想相悖。

  如上所述,无视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及其“条件”的思想,就是无视了活生生“人”,无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历史主动性。可见,庄子思想同样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的倒退。因此,老子和庄子,并非就是道学“一家人”。

  五、

  在庄子之后,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孔孟之道”成了正统思想,中国“道”、“德”思想继续沦落了下去,并且,走向了庸俗化。

  其沦落和庸俗化的表现在于:

  一是代之“道”、“德”思想而起的“道德”观普遍出现。这种“道德”观不讲“政体”、不讲“治世”,而完全陷入了“伦理”的范围。

  二是视“道”为“专于一技之长”。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即证明如此。于是,出现了诸如“医道”、“师道”,甚至于“茶道”、“棋道”等等,而且泛滥成灾。

  其沦落和庸俗化的恶果在于:

  一是使得对中国的“王道”,及其“政体”、“政治”,和“治世”等等的认识出现了断层。在这种背景之下,葬送了极富创造性、革命性的老子思想和哲学。并从此以后,给了一些西人“东方无哲学”的口实,至今令西洋看不起中国人。

  二是使得中国的“理学”、“心学”泛滥,使得专制主义统治了中国几千年,使得中国社会在专制主义的泥淖之中缓慢的向前发展。

  三是使得以孔子的“仁政”、庄子的“顺其自然”式的“空想”和“自慰”成为了麻痹人的思想、消磨人的斗志的精神鸦片。这种“空想”和“自慰”,使得中国面对列强累战累败,饱受磨难。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的看出,中国的“道”、“德”思想绝非是“道德”。中国的“道”、“德”思想有着巨大而深厚的政治学、哲学的意义。特别是,老子对“道”的三个层次和三种形式的认识,和对“道”、“德”关系的认识,无疑的,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令被今天人们所公认的中、外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们汗颜。然而,看看中國“道”、“德”思想的沦落和庸俗化,和伦理“道德”观的泛滥成灾,无疑的,这真真成为了一大历史的嘲讽,和玩笑,真真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莫大悲哀。

  作者简介:姚文俊,1948年出生,男,汉族,四川省资中县人。内江日报社主任编辑。老子盘破门武术的现代传人,武术名家,内江市武协副主席。著书《中国武功盘破门》、《峨眉恩仇记》、《盘破门与武术人物》、《老子武学与国学》。研究方向:老子《道德经》与中国武学文化。

  作者:姚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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