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允仁:共和国还没有建成

  ——国庆60周年感思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盛大典礼,正处在紧张的最后彩排之中。各个军种的年轻军人、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被集结起来,天天在烈日之下迈着整齐划一的正步,他们正在准备着显示党的强大无敌的阅兵式和显示人民热烈拥护政府的群众游行;百位明星参演的《建国大业》已在全国的影院火爆推出;为了让全国国民分享这一庆典的快乐,他们将会有一个史上最长的国庆假期。

  和以往惯常的做法一样,党在全力营造一个辉煌和欢乐的庆典的同时,必然会用强力清除一切可能妨碍欢乐气氛的杂音:大量的访民被强制遣返或送进了拘留所;异议人士有的被逐出京城,有的被软禁在家中,其中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已被事先请进监狱;所有发出跟这辉煌欢乐的主旋律不和谐的噪音的网站和博客都已被关闭;连多年来一直残留着的“翻墙”通向海外网站的信息小道,也被成功地加以封锁。

  党用其无所不能的权力之手,控制住了社会中一切不安定的因素,清除了最细微的不和谐的杂音,成功地筹划了一个,海外媒体所戏称的,人类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生日派对。

  作者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和绝大多数的国民一样。一边看着群星闪烁的影片;一边吃着香甜得发腻的月饼;一边感染着各个媒体中传出来的喧闹;一边想着即将到来的长假。思念国家的感情和思乡思亲的感情开始模糊地混和在一起,作者觉得自己的情感已渐渐地开始融合到一片节庆的喜气中去。

  然而,正在这时,灵魂深处却突兀地冒出一个声音:所有这些喜气洋洋地庆祝“共和国”60岁生日的人,是不是知道这个国家其实还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共和国;所有那些拍摄和观看《建国大业》的人,是不是知道建造共和国的大业还没有完成?[1]

  由于这个声音妨碍我享受节日的喜庆,我竭力想将它压制下去,然而,它却反而变得越来越响亮,最终完全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它使我相信,在这建国60周年之际,真正激动人心和富有价值的事情,不是那威武雄壮的阅兵式,不是欢腾热闹的群众游行,不是在充斥电视的内战片中,观赏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机智和勇猛,而是,尝试着向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民,揭示这么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60年来,尽管人们曾经怀有美好的梦想,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牺牲,但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还依然没有建成。

  这一事实,被党用一片人工制作出来的集体欢乐的海洋遮蔽着,但是,它却又从党制作欢乐所动用的那些手段中,明白无误地被彰显出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党国而不是共和国

  我们之所以说,13亿中国人民生活其中,已经续存了60年的这个国家,是一个党国,而不是共和国,是基于现代政治学对“共和国”以及“党国”的精确定义。

  汉语中“共和国”一词来自于对英语“republic”的翻译,它在词源学上又可追溯到拉丁语“res publica”,它的字面含义是“共同的产业”。英语国家还经常用另一个词“commonwealth”来指称“共和国”,它字面意思是“共同的财产”。此外,英语“republic ”,除了指共和国和共和政体外,还被用来指称所有“其全部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共同体”。

  现代政治学则进一步将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和民享(for the people)作为衡量一个共和国缺一不可的条件。一个共和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一项财产,这项财产必须平等地归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所共有;共和国必须从基本制度上,保证公民对国家的统治;共和国必须完全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免受伤害的目的而存在。

  而党国则正好相反,它是党所拥有的财产;由党实行一元化的统治;并且完全是为了实现党的目的而存在。

  下面我们将从它是谁的财产;由谁统治;为谁而存在三个维度,来分析论证,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国家,是一个徒具共和国伪形的彻头彻尾的党国。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拥有的财产而不是全体公民的财产

  在一个共和国的产权关系中,公民的私有财产在逻辑上是第一位的,只是出于保护私有财产的目的,他们才出资设立了国家这份共有的产业,因此,共和国在制度设置上,通过保证公民能够控制税收和财政支出,从而决定着这份共有产业的份额的大小和用途。

  而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国家,本质上是执政党拥有的一份产业。这种产权归属上的不同,首先是由共和国和党国在建立方式上的不同造成的。共和国在逻辑上说,是由拥有私人财产的公民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而党国则是党用自己拥有的军队,暴力征服了所有政治上的敌人之后建立起来。[2]

  60年来,一直有一种说法,叫党打下了自己的红色江山。什么是江山呢?在传统政治中,说一个王朝打下了江山,就是说它对一个国家中的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了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支配权。因此,在党打下江山之后,那么,不要说它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国家,包括这个国家中的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本质上都已完全归党所有。

  毛泽东时代的30年,就是党不受任何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浪漫理想,挥霍和滥用自己财产(不仅仅是自己掌控的国家,还包括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富)的30年。改革开放后,对国民私有财产的尊重增加了,但是,目前一个中国国民的私有财产所受的保护,从本质上说,并没有比一个封建王朝中的臣民更多些。他的财产可以免受其他国民的伤害,却无法免受党权的伤害。在这个国家怎样收钱和花钱的问题上,党依然有着不受任何制衡的独裁权力,这种权力和3百年前的一个英国国王相比要大得多。

  另外,我们看到,党不断地强调作为国家基石的军队,完全地归党所有,听党指挥,而这次的阅兵式,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再次强调和宣示。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国家本质上完全归党所有。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党全权统治而不是由公民统治

  这个国家由党不受任何制衡地实行一元化的统治,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党组织从上到下,遍布各个地区、行业和单位,不仅仅直接控制着整个国家,而且,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党全权制定法律、任命官员、确定政策、决定国家的税收和支出。人大和政协只是党设立的议事机构,并不具有任何制衡党的权力,尽管如此,党依然在里面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以保证对它们的绝对统治。

  在共和国中,民治这一理念,主要是通过公民的选票来实现的。而在我们这个国家中,不管是在官员的任命,还是国家的其他重大事务中,公民的选票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确实,在这个国家中,公民和公民代表有时候也被要求投票,但这是为了对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命或立法决定加以追认,以增加其合法性。这样的投票最后总是百分百地通过党的决议,从来没有出过任何意外。所以,投票这一政治行为,在党国中和在共和国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共和国中,它是公民独立的政治意志的体现,而在党国中,它则是党员和积极分子对党的指令的机械服从。

  党国这架机器在制度设置上,就是要确保它在每个细节上都百分百地按照党的意志运作,任何一种公民的独立的政治意志,对它来说,都是一种异己和危险的因素,因此,总是成功地被这架机器所屏蔽,最后,对国家的运作起不了任何作用。

  3、“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为了实现党的目标而不是保护公民的权利而存在

  由于这个国家归党所有,由党统治,所以,合乎逻辑地它只可能是为了实现党的目标而存在。处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党自身的目标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可能时而狂热而不切实际,时而现实却自私不公,但不管党的目标是什么,它都可以轻松地开动国家机器,驱使全体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公民们却完全无法利用这架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免受党权的伤害。

  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实现党提出的建立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目标,这架暴力机器夺走了所有人的私人资产和无数人的生命,它可以驱使亿万人民在饥饿的状态下兴修水利、大炼钢铁,最后酿成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则到处都是强制拆迁、强制征地。党可以一方面让上千万职工下岗,而不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则将社会福利按权力的大小,在各级官员之间分配。(而在一个共和国中,人们可以在市场中赚取不等的私人财富,但国家向公民发放的社会保障则必须是平等的,若要有所不等的话,也只能向穷人倾斜。)

  我们看到,党轻而易举地就可以用国家机器取走公民的财产,公民却无法靠它保住自己的财产不被党夺走;党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国家剥夺和限制公民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公民却无法用国家保护自己的这些权利免受党的伤害;党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国家来改造公民的思想,强制公民接受自己的价值信念,公民则完全无法用国家来保护自己内在的良知自由免受党的强制……

  上述的这一切,说明了这个国家完全是一个党有、党治和党享的党国,而不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共和国,相反,党通过国家使全体国民都变成了党可以任意支配的财产。

  二、党国现象的历史溯源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始终是建立一个共和国,然而,为什么经过100多年的奋斗和牺牲,最终却建成了一个党国?

  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家、政治哲学家,以及所有关心政治文明建设的人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诚恳和真实的思考中,蕴含着未来党国向共和国转型的现实道路。

  1、“党国”的出现源于“民国”的失败

  党国是现代政治史上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它并非中国所独有。我们看到,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最后都成了党国,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是一个党国。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党国,不是共产党的党国,而是国民党的党国。这个党国的出现源于民国初年,建设一个共和国的努力的失败。[3]

  20世纪初,推翻满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秩序出现了全面崩溃。中央政府失去了政治权威,失去了垄断全社会的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让它们按照国家制定的统一规则运作的能力。最后,全社会的暴力流散到各地的军阀和帮会手中,长年的战争和动乱,使人民处在巨大的痛苦之中。

  在革命之前,满清统治下的政治秩序已处在极度衰朽之中,革命本来是想用共和政体下的新的政治秩序来替代异族统治的专制君主制下的旧秩序。但在实际进行中,革命的破坏力很强而建设力不足,它在轻松推倒旧的政治权威之后,却无力建立起有效的新权威。

  这样一来,这场产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政治革命,看起来反而变得像是传统政治治乱交替的循环中,由治至乱的那个环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重新恢复政治秩序。

  在古代政治治乱更替的永恒循环中,也自有它由乱至治,重新修复秩序的自发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拥有暴力的各个武装集团开始逐鹿中原,由那个最后的胜利者,重新垄断暴力,构建新的政治秩序。

  在革命使旧秩序崩溃之后,这个逻辑自发地就开始发生作用了。不过,在这场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逐鹿游戏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那就是参加逐鹿的,除了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之外,还出现了新的竞争者,那就是拥有自己军队的極權主义政党。正是由于这样的新型竞争者的出现,传统的竞争者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被称作军阀。

  和传统的武装集团相比,新型的竞争者显示出了强大得多的战斗力。江山先是被国民党夺得,最后,又在国共这二个新型的逐鹿者之间展开决战。共产党成为这场延续30多年的逐鹿游戏的最终胜利者。

  2、極權主义政党是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和现代议会政党的混合物

  要探究什么是党国?关键是理解构建了党国的極權主义政党的本质。我们看到,在政治文明发展得最早、最具有原生性的那些国家,像英国、美国,在它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極權主义政党这样的政治巨兽。在它们那儿,政党是从议会中孵化出来的,而不是从打天下的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政党诞生之前,一个按照一定的规则运作,权力有限和将保护公民的权利作为自己目的的国家已经存在了,只是为了使这个国家运作得更好,才出现了对政党的需要。因此,议会政党只是在既定的宪政国家的运作规则下,追求和操作权力,而从来没有極權主义政党那种无法无天、开天辟地的雄伟气概,因为,在它们诞生之前天地和规则已经有了。

  而極權主义政党,从它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诞生的逻辑来看,它是传统的打天下的武装集团和现代议会政党的某种奇异的结合物。传统的打天下的武装集团,从春秋战国开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绝对君主制下的古代政治史上,可谓屡见不鲜。它是由一群武将、文臣、谋士,以及由他们率领的军队组成的,这些人全部团结在一个核心周围,这个核心就是未来准备君临天下的候补君主,这个集团完全是为了打江山,这一危险但又一本万利的政治大业而集结起来。参与者被承诺,假如打江山的事业成功了,他将会被根据打江山时的付出和功绩来发给酬赏。[4]

  2000多年间,每当政治秩序崩溃,这样的集团就会自动出现,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循环演变中的一种机制。打江山的游戏是按照这样的规则进行的,(江山从字面意思上看是土地,实质上是指一块土地上的所有人的生命和财产,)打江山的集团,对它打下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而集团的核心则又对集团的所有成员的生命与财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因此,每一次打江山的胜利,都是一次绝对的开天辟地的过程,所有已往的政治规则都被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胜利的集团可以依凭手中拥有的暴力,随心所欲地从头确定新规则。

  極權主义政党从它拥有自己的军队,用暴力夺取政权,认为自己拥有对江山的绝对支配权,以及从头开辟新天地等特征都是和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一样的,但是,它又从现代议会政党中汲取了新的元素。现代议会政党本质上是一群拥有平等权利的人为了某种相同政治理念自由地结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極權主义政党从现代议会政党中汲取的核心元素有二点:一是拥有一个主义,即政党高举一个超越特殊利益,拥有普遍性的政治理想[5];二是形式上,它将所有入党者看作是分享同一主义的权利平等的同志。依凭这二点極權主义政党拥有了比传统军阀大得多的社会感召力和动员能力。

  但是,極權主义政党在组织上,除了吸取了议会政党权利平等者构成的共同体这个原则之外,却摒弃了后者的进出自由、结构松散等特征。它从传统的帮会的组织方式中,汲取了组织对成员进行绝对控制的元素;又从现代企业的组织方式中,汲取了构成一个有效率的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威权式大型科层组织的元素。这些元素综合起来,也就是所谓的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

  極權主义政党就是这样一头,为了打江山的目的,在组织技术上汲取了大量现代性元素之后,形成的政治巨兽。它是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现代政党、传统的黑帮组织和巨型现代企业的奇异的混合物。

  3、从国民党的党国到共产党的党国

  国民党一开始是模仿英美议会政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是,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情势下,四处碰壁的孙中山,在饱受刺激之后,终于下决心按照極權主义的原则重造国民党,使软弱的国民党重新恢复力量。他的操作方法是:一是重造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宏大主义[6];二是建立党军;三是强化领袖和组织对党员的人身控制。

  不过,孙中山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極權主义政党时,依然清醒地认识到这么做所包含的悖论。一方面国民党的主义中,在政治上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要重造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7] ;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拥有军队和用暴力打下政权后,势必导致党的独裁和对整个国家的占有。为了解决这一悖论,孙中山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这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三部曲。明确提出在宪政时期,国民党应还政于民。

  也就是说,孙中山在一个乱世中,为了要重建共和秩序,不得不将国民党武装化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一党依凭拥有暴力来进行政治独裁,违反了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对公民的权利的剥夺,是一种政治上僭越,是一种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当然,在他看来,这同时又是最终能达到共和秩序不得不经过的必由之路。

  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乱世始终没有结束,军政、训政一直没有过渡到宪政。孙中山设计的建设一个共和国的方略,落实到现实中就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就如共产党所批评的那样,不管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都被垄断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个小集团的手中。

  因此,共产党认定,国民党建立的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蒋家王朝,必须由它用暴力彻底砸烂,来重建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

  由于以彻底平等的进激的社会改革理念为号召,加上比国民党更为严密的领袖和组织对加入者的绝对控制。在一个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和破产的乱世中,共产党显示出了比国民党更强的战斗力。以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8],共产党终于用自己的党国替代了国民党的党国。

  三、60年,谁的辉煌,谁的胜利?

  共产党通过建立自己的党国,终于做到了国民党一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垄断全社会的暴力工具,终结延续了几十年的战乱。传统政治的治乱循环的逻辑继续发挥着其难以抗拒的威力。在乱世,人们饱受战乱之苦,现在,在治世,则要开始承受专制权力之苦。

  经受长期的贫弱战乱之苦以后,中国的现代政治精英们短视地将党国,即按黑手党般严酷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極權政党和这个政党对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受约束的支配权,当作治疗乱世,重建政治秩序的特效药,现在,理所当然地,全体中国人都要来承受这剂猛药的负作用。

  2000多年的中国专制政治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打下江山的武装集团,最后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并不是相同的。统治集团越是具有教养,越是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手中权力的危险性和人民承受这种权力的苦难性,越是能够克服自我来服从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限制权力的文明规则,它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就越少(如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相反,统治者越是愚妄无知地认为自己开辟的是从零开始的新天地,越是肆无忌惮地为了自己狂热的梦想,极度拓展和无限使用手中的专制权力,人民就越是要遭受涂炭之苦。(自认为开辟新纪元的嬴政提供了这样的暴政的典型。)

  由于以下的原因:

  A、共产主义革命确实带来了一些当时中国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性的因素;

  B、共产党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的基本规则,采取了充满怨恨和根本否定的态度,同时,马克思愚妄和狂热地将自己看作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制度和新世界的先知;

  C、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階級,由于缺乏教养,而难以避免的对文明的仇恨和对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而马克思主义则将这种态度合法化和神圣化。

  D、在长期的和严酷的战争环境的锤炼下,吸取了某些现代组织技术构建起来的共产党,不管是其内部纪律的严明性,控制的武装力量的强大性,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还是其领袖集团成员的自负、冷血、精明、强干,都决定了它已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有打江山的武装集团中,最强大、最威猛、最不受任何传统约束的一个。[9]

  上述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民将要无可逃避地承受一个有史以来最自负和最强悍的专制权力的最异想天开的折腾,由此产生的深重苦难,连最大的传统暴君嬴政都愧莫能及。[10]

  下面,我们用共和国的理念:一个由公民统治,并且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而存在的政治共同体,来对照共产党所统治的这个现实国家,看一看60年间所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哪些使这个国家离共和国越走越远,哪些则使它跟共和国的理念较为靠近。

  1、1949–1978:党和毛泽东在剥夺公民权利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

  共和国存在的目的,就是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制度化的保障,共和国的成长也就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制度的生长。而毛泽东时代的30年,一言以蔽之,就是共产党为了实现建立在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社会的伟大理想,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史无前例的彻底剥夺的过程。

  1. 对公民的财产权的剥夺

  私人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党高举“共产”的旗帜,对全体公民的财产权进行了彻底的制度化的剥夺。

  首先,土改暴力剥夺了全国大中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同时剥夺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命;

  对农业的改造剥夺了个体农民的土地,手工业合作化剥夺了手工业者的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剥夺了私人企业主的资本。通过“三大改造”,中国土地上每个公民手中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接下来,通过所谓的“经租房”政策剥夺了全体中国公民的私人房产权;

  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不仅仅体现在对公民拥有的静态财物的剥夺,还表现在对公民的自由交易、自由生产、自由消费的权利的全面剥夺。

  经过这种对财产权的全面剥夺之后,除了极少数享受特供的高级干部之外,全体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30年间始终被党控制在勉强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同时,被驱使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

  (2)对公民的结社自由的权利的剥夺

  国民党所建的虽然也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党国,但是,它为各种不同的政党、独立的社会团体、自由的媒体和经济组织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间。而共产党不仅仅取消了一切独立的政治、社会组织和媒体,而且,通过“三大改造”,彻底消灭了中国社会中一切自由的经济组织。中国人自由结社的权利被史无前例地彻底归零。

  (3)对公民的表达自由的权利的剥夺

  由于彻底取消了所有独立的媒体,在共产党的党国中,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一开始就从根本上被取消了。特别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党对奉命向它提意见的几十万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打击后,整个社会变得鸦雀无声。

  公民的表达自由被剥夺的彻底性,在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放卫星”和高指标强行征购农民的粮食,由于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禁止公民的自由迁徙,结果在明明仓库里堆满粮食的情况下,发生了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惨案。然而,就在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期间,全国所有的媒体上全是一片“莺歌燕舞”的颂歌,听不到一丝的杂音。大量地饿死人,是中国以往的朝代中也会发生的事,但是,能够让所有人都将饿死说成是得传染病而死,能够让数亿饥肠辘辘的农民的嘴中,众口一词地发出对导致他们饿死的人民公社制度的热情赞歌,却是惟有毛泽东才能做到的创举。

  (4)对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剥夺

  在毛泽东时代的30年中,国家机关中没有一个官员的任职,没有一项政策的通过是由公民的选票决定的。先是党剥夺了全体公民的政治权利,再是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全体党员包括党的高级干部的基本政治权利。党代会毛泽东说开就开,说不开就不开。对从党内第二号人物开始的全体中国人,毛泽东一句话,无须任何理由,就可以生杀予夺。

  (5)对公民的内在良知自由的剥夺

  毛泽东和党不仅仅剥夺了全体公民的财产权、结社权和表达权,而且彻底突破个人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民的内在的思想自由和良知自由的权利。这种剥夺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所有的宗教都被消灭了,人们不仅仅被要求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更被要求完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彻底清除头脑中的任何私欲和杂念。通过凭私人信件、日记和私下言论定罪,通过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夫妻之间和父子之间的相互揭发和告密,全体中国人最后的一点内在自由,也被连根铲除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时代的30年,先是党发动了全面剥夺公民权利,将全体中国人变为党的财产和工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党胜得如此辉煌,而每个公民则败得如此彻底;接下来在文革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动了将党变为他个人的驯服工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党则凄惨地失败了。所以,这个国家在前17年假如可以称作党国的话,那么,之后的10年它应该被称为毛泽东的国家,因为,这时这个国家的运作已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规则的约束,全凭毛泽东用他随心所欲的最高指示来驾驭。

  一种極權权力的伟大和辉煌,必须要通过剥夺它统治下的国民的权利来实现,对国民的权利剥夺得越彻底,它就越强大,反之,国民的权利保留得越多,它的强悍和辉煌也就越是减弱。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用“共产”的虚幻理想,用他玩弄于股掌间的“人民共和国”,将几代中国人成功地变成了誓死捍卫他个人的“毛卫兵”。他以抽象的“神圣的人民”的名义,将每一个真实的中国人的财产权,和结社自由、表达自由、良知自由的权利,剥夺的如此干净和彻底,无论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中国几千年历史里数百上千个皇帝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望其项背。

  在30年的政治博弈中,毛泽东成就了他塑造一个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登峰造极的極權权力的政治工程,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辉煌伟业;而全体中国人民则在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幻觉中,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最后,沦落成一群穿着同样的衣服,呼着同样的口号,相互噬咬着的蓝蚂蚁。

  2、1979–2009:公民权利中不妨碍党的政治垄断权的部分开始恢复和生长

  (1)1979–1989:公民权利全面恢复的10年

  在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党做了二件事:一是通过对毛泽东的去神格化,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毛泽东的国家,重新变为党的国家;二是鉴于过去实践中显露出来的荒谬性,党放弃了建立一个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社会的“共产”理想,转而将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

  由于毛泽东时代将公民的各项权利剥夺得如此彻底,仅仅作这二项改变,就为公民权利的恢复开辟了不小的空间。从1979至1989的10年,从总体上看,是公民的各项权利:拥有私人财产和私人资本的权利;自由交易和自由生产的权利;自由构建经济组织和某些社会组织的权利;表达自由和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有个人隐私的权利……全面恢复和生长的时期。

  在过去的60年中,这10年是中国人在精神上真正感觉到自由和成长的喜悦的10年,也是这个国家向一个属于全体公民的共和国的理念全面靠拢的10年。

  (2)1989–1992:倒退和徘徊的时期

  党国体制下,公民权利的成长空间是有限的。特别是公民政治权利的生长和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之间处在直接的冲突之中。所以,在前10年中,党时不时地要通过对自由化运动的打压,来遏制公民政治权利的过快生长,这种冲突终于在“陆肆”事件中,全面爆发出来。通过开枪镇压,鄧小平斩钉截铁地堵死了会动摇共产党统治权的政治民主运动的生长空间。

  “陆肆”镇压后的二年间,出于对可能会丧失统治权的极度恐惧,党不仅仅大幅削减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且,全面压缩包括经济权利在内的所有公民权利。当时的一种说法叫做:假如党失去了江山,那么,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11]

  (3)1992-2009:邓记威权体制的确立、发展和僵滞

  和想要通过再次剥夺公民的经济权利,以牺牲全社会的发展为代价,来誓死捍卫党的江山的没出息的党内保守派不同,鄧小平相信,确保党的统治权和促成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统一起来。

  就如作者在《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20年后谈“陆肆”》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鄧小平一方面通过“陆肆”镇压,依凭恐惧的力量,重新确立起党在10年的改革开放中日渐衰落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又通过“南巡”讲话,彻底打破了这个以“共产”起家的党,在经济理念上的所有左倾禁忌。从而建立起一个打上他鲜明的个人印记的威权体制。[12]

  这个威权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理想,但依然保持着列宁主义的组织方式,党依凭暴力垄断着政治统治权和对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控制权,但在经济体制上则进一步导入市场化改革,并和国际接轨。通过价格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大量的经济法规的制定,产权的不断明晰化……这个体制发展着自己,2001年加入WTO,各项经济法规和世界接轨后,这一体制臻于成熟,并开始僵滞。此后,虽然,中国社会在经济产出的总量上继续增长,但是,在体制的变革上变得止步不前。

  在这一时期中国公民的权利的消长要分三种不同的情况来分析:

  一是和党的政治垄断权不相抵触的那部分经济社会性权利得到快速发展。私人财产得到更完善的法律保护,个人创业得到鼓励,随着社会变得富裕,公民的各种社会保障领域的权利也不断增长;

  二是和党的政治垄断权相关涉的那部分公民权利时消时长,得不到制度化保障。像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其他的表达自由的权利;信仰自由的权利;建立独立的非经济的社会性组织的权利等。比如网络这种新技术出现,一段时间内使公民的表达自由的程度大大提高,但这种自由并没有成为得到国家制度保护的权利,很快党就掌握了各种信息封锁和管制的技术,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将公民网络表达的自由,限制到它能容忍的程度;

  三是和党的政治垄断权完全抵触的那部分公民权利,则被彻底剥夺。比如建立独立的政治性组织的权利;通过自由选举决定各级政府官员的任职的权利,通过公民的投票决定税收、财政支出,以及其他各种重大政策的权利。

  由于近20年公民权利的片面发展,党将大多数中国人塑造成了精神上幼儿化,价值观紊乱和模糊的经济动物。

  四、党所抱有的陈旧的政治信念,是建成共和国最大的障碍

  1、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60年前的“中华民国”相比

  是一个更彻底的党国

  在历数了60年来,公民的权利在这个国家中的消长之后,我们可以来算一下历史的总帐。

  我们今天生存其中的国家,和60年前国民党统治的那个国家相比,由于已经从一个乱世变为治世,普通公民在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感上无疑要比60年前强得多,但是,在结社、组党的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教育和学术的自由;宗教信仰和内在的良知自由等其他的公民权利上,尽管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进步,但依然比不上60年前的那个国家。

  即便完全不考虑国民党会与时俱进的因素[13] ,拿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60年前的“中华民国”相比,从这个国家更多的是属于党,还是属于公民,从公民在这个国家中政治权利的多寡来衡量,今天的国家都是一个更彻底的党国。

  也就是说,经历了“辉煌60年”后,确实,党通过将国民变为它的驯服工具的方式,塑造了一个令全世界生畏的極權权力。但是,在政治文明建设这个维度上,从总体上看,共产党向中华民族交出的不仅仅是一张白卷,而且是一个使其倒退的亏损和负数。

  2、以“神圣的人民”的名义,共产党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党国

  我们之所以说,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比国民党更彻底的党国,还因为共产党要建立的是一个永恒的党国。根据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党国,是在乱世求治,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计,最后,应该过渡到宪政民主政体。所以,国民党自称党国,清醒地知道自己搞的是一党独裁,承诺最后要还政于民。

  共产党在建国的前30年,根据马克思的无产階級专政理论,将共产党的比国民党更彻底的一党专政,看作是对全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最后,过渡到人类的终极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手段。

  但是,经过前30年代价惨重的折腾之后,在后30年中,共产党自己也不再相信“共产”理念,它所领导的不再是对全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而恰恰正好是和其前30年的社会改造理念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狂飚突进运动。60年前,当共产党以上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暴力推翻国民党的党国时,它的理由是要用共产主义替代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60年后,经过实验发现共产主义此路不通的共产党,重新回到了60年前国民党的权贵资本主义之路。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年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时,就宣称这是权宜之计,条件成熟后要还政于民。60年后,在民主化大潮已经遍及全球的情形下,搞共产主义失败了的共产党,重走60年前国民党的老路时,又有什么理由来独树一帜,搞一种永久性的一党专政的政体呢?

  党为自己的永久专政权辩护时,用了明暗二套语言。明的一套叫:“社會主義初级阶段理论”。实际上在搞资本主义的党宣称,我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我现在搞的像资本主义的东西叫社會主義初级阶段,是为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只有我掌握着社会的科学发展的规律,最后,也只有我才能率领人民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所以,我应该保持永久的专政权。暗的一套叫: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决定的,党的江山是用2000万颗人头换来的,是无人能够撼动的。

  除了天真的政治上的幼儿,没有人会对明的那一套说辞当真。但是,暗的那一套说辞,则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和震撼力,因为,它揭示了一种真实的政治逻辑,那就是前宪政政治的“力大为王”的逻辑。确实,60年来,已经形成了党强民弱的既定格局,党垄断了中国社会中的全部暴力工具和其他的重要资源,只要党想要永久专政下去,无须任何理由,谁又能改变这个事实呢?

  3、依凭暴力征服是否就可以合法地拥有江山?

  党自知其“社會主義初级阶段理论”的苍白无力,它为自己永久专政权的辩护已退回到传统的“打江山”的逻辑。问题在于“打江山”的逻辑,真的能够成为一种塑造民众对权力的认同的政治哲学吗?

  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和匪帮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共性,那就是它们都认为通过暴力征服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别人的一切变为自己的财产。一个专制君主率领武装集团打下江山之后,就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认为自己可以合法地对自己的臣民实行“满门抄斩”,随意地剥夺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就像一个匪徒凭暴力抢来别人的财产后,就肆意挥霍一样。

  现代人权观念的确立,才结束了这种政治上的蒙昧和野蛮状态。现代政治哲学找到了区别一个匪帮和一个现代政党的经验标准,这一试金石就是:是不是承认每个个体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和财产不经合法审判不得剥夺的权利、表达自由的权利、结社自由的权利、投票选举自己的政治统治者的权利……这些权利非但不能被暴力剥夺,相反,国家暴力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为了制度化地保障公民的这些权利不受侵犯。承认这一原则的政治组织,才可能成为现代政党,反之,任何系统、全面和制度化地践踏这些权利的武装集团,不管以怎样堂皇的理由来装饰自己[14],它本质上依然只是一个匪帮。

  这些基本的道理并不难懂,100年前,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正是抱有这样的信念,才抛头颅,洒热血,通过共和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但是,世事轮回,造化弄人,为了在危险和动荡的乱世中,获得更强大的力量,中国的现代政党纷纷和魔鬼签订契约,有的签订了短期契约,有的签订了终生契约。共产主义信念幻灭后的共产党,它的统治集团为自己的永久专政权辩护时所用的政治理念,和共和革命之前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之间竟变得如此相似。

  和这种政治理念上的倒退和混乱相适应的是,在政治现实中,100年前,我们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00年后,中国则成了全球前20大经济体中,惟一的非民主国家。

  4、党所抱有的陈旧的政治信念,是共和国最大的敌人

  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的“鬼片”,讲主人公新搬进一座房子后,发现屋子里到处闹鬼,于是就害怕地不断躲鬼、驱鬼。身处四面闹鬼的屋子,当然十分恐怖,但最恐怖的是,最后,主人公发现,原来“闹”的是人,自己才是鬼。

  看“新中国”的历史,就仿佛是看这么一部“驱鬼”的恐怖片。共产党搬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新房子后,发现里面到处闹鬼,于是,发动了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不断地驱鬼、抓鬼、杀鬼,折腾到自己也精疲力竭时才发现,原来被自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牛鬼蛇神”都是人,自己所抱有的極權主义的政治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才是“鬼”。

  对此,党在1980年代有过较深刻的反省,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党的虚骄之气日长,新極權主义的回潮,使党仿佛又要回到那个到处“驱鬼”的年代。凭借新極權主义提供的精神视域,党又开始在自己的周围发现“人面兽心的恶魔”和“披着袈裟的豺狼”。像这次搞一个庆典,就弄得又是抓人,又是封网,七省联防,草木皆兵,好像这个国家正处在别有用心的敌人的阴谋的包围之中。

  其实,正是党依然抱有的那些陈旧的政治信念,才是共和国最大的敌人。这些信念是:党相信对自己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党相信应该为了党的利益和实现党的目标来自由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暴力,而无须接受外部强制性规则的约束;党相信为了达到万众一心的和谐局面,自己不仅仅应该严格管理在全社会的新闻、出版、教育、学术中表达出来的观念,管理人们的言论,而且应该用党的决议的精神,去教育和改造每个人内在的思想和信念;党相信一旦给人民以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自由,社会秩序就会崩溃……正是党的这些信念,阻碍着我们这个国家向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发展。

  当然,我们这样说时,并非没有意识到,将一个宪政民主的共和国的理念落实到中国的现实中时,所面临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并非没有意识到,在近现代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党国作为一种过渡性体制,一种应对深重危机的权宜之计,在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出现,所具有的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非没有意识到,当党宣称愿意尊重人权,并将其落实到某些法律制度中时,这个党国正处在向共和国的逐渐转变之中。但是,只要党依然不愿意将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交付给一个按照宪政民主的规则运作的国家去管理;只要党依然相信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理想,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用手中的权力去改造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权利,驱使人们为党的事业服务,那么,党就仍然没有完成从一个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向一个现代政党的转型;党就还是留着一根长长的尚未进化和充满匪气的尾巴;党对每一个中国公民来说,就仍然是一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的,充满危险和未被驯化的政治巨兽。

  烟花绽放,人潮如海。置身在一片欢庆的气氛中,笔者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感慨。笔者发现,自己心中的二股不同的情感,投放到了二个不同的“国家”上。一个是由土地、山河、人民,共同的语言和历史,持续不断的文化所构成的祖国,一想到这个在历史长河里艰难和顽强地续存了几千年的中国,哪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能够不自然而然地涌现出崇敬和挚爱之情。另一个则是60年间由党操控于股掌之间的政治国家。

  笔者知道,前者必须寄放在后者中才能够现实地存在;知道这个祖国寄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制度框架中的60年间,和寄放在以往的“王朝”、“帝国”和“民国”中一样,除了磨难和创伤之外,也有许多欢乐和成长,有许多东西值得庆贺和纪念。

  然而,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祖国的过度珍爱,内心里总觉得党国的制度框架,实在是配不上它,犹如一身样式呆板、色彩单调的服装,配不上一个生动多姿的美人一样。我相信,只有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才配得上每个中国人内心里珍爱的祖国。因为,只有在一个共和国提供的制度空间中,每个中国人才可能在精神上获得自由多姿的生长。

  2009年9月28日至10月8日

  [1] 看来至少拍摄《建国大业》的拥有外国国籍的那部分演员,在内心里其实知道这个事实。因为,他们似乎相信这些外国能够比自己的祖国,更好地保护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

  [2] 许多人对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时,大放内战片,恢复红色记忆,感到不解,因为,过去的政治死敌国民党现在已不再是仇恨的对象,反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盟友。但是,对党来说,敌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要告诉全体人民,这个国家是它用铁与血的方式,暴力征服一切敌人后夺来的,在它看来,这就构成了它永远占有这个国家的最强有力的理由。

  [3] 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国的出现,也是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失败。

  [4] 吴思所发现的血酬定律,本质上是候补君主为了激励自己集团的参与者而作的政治承诺。在一个打江山的集团的内部,它被看作是维系集团存在的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大系统来看,不难看出它的反道德的特征。

  [5] 蒋介石在分析国民党之所以在北伐中能够轻易战胜传统军阀的原因时,将其归因于,我们拥有“主义”。

  [6] 極權主义政党和议会政党相比,总是提出更为宏大和包容万象的主义,因为只有这样的崇高和宏大的主义,才能激发人们为其流血牺牲打江山的激情。而议会政党的存在,是以一个顺利运作的宪政国家,以及对其他的竞争性政党的容忍为前提的,因此,它总是以实际利益相号召,它的目标更为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

  [7] 应该说孙中山的民权理想是真诚的,读他的《建国大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还没有夺得国家时,就已经在教人民如何投票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了。

  [8] 值得一提的是,極權主义政党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内战的规模和残酷程度。军阀之间的战争,由于官兵都知道这是各为其主的利益之争,知道敌人和自己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官兵们很注意自我保存,对敌人也不赶尽杀绝;而極權主义政党一旦发动战争,必然将自己神圣化,将敌人妖魔化,加上其严酷的内部纪律和巨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这一切都使得極權主义政党之间,发生生死决战时,其规模之浩大,争战之惨烈,让军阀之间的战争,相形之下简直成了儿戏。

  [9] 从《沁园春·长沙》中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沁园春·雪》中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以看出毛泽东内心中所积郁的江山意识。最后,他确实实现了词中所抒发的志向,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帝,都更彻底地主宰了这片江山。

  [10] 毛泽东自己就曾坦率和得意地宣称,秦始皇和他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并通过评法批儒,大做历史的翻案文章。现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儒学的仁政理想中,蕴含着非常宝贵的素朴的人权意识。通过赞美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贬斥秦始皇的暴政,儒学明确地高扬着这么一种政治价值观:一种保护和珍爱人们的生命和财产,至少是小心翼翼地不去伤害它们,让它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权力是合乎正道的;相反,强制性地将人作一种工具化的使用,大量地磨损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权力则是邪恶的。

  本来儒家的这种价值观,占据着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而毛泽东通过大批判,泯灭了人们心中自发和素朴的人权意识,从而为一种肆无忌惮的極權权力在现实中的横行,消除了道德上的禁忌和思想上的防线。

  [11]确实,站在党的利益的立场上看,只要党能绝对控制全社会的资源,那么,社会再贫穷,党也是富的;反之,丧失了極權权力,社会再富裕,党也是一无所有。但是,这种逻辑也就是一个打劫的匪帮的逻辑。在这儿,我们看到了著名的美国学者曼瑟·奥尔森关于国家起源于匪帮的理论中,所包含的真理性,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打江山的武装集团,和一个匪帮之间的共性。

  [12] 这个体制的官方学名叫,“鄧小平理论” 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會主義”。

  [13] 通过观察国民党后来治理台湾的情形,可以推想,它假如继续治理大陆的话,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建立法律秩序方面恐怕应会比共产党做得更好些。

  [14] 如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总是自称代表“天意”,杀人是“替天行道”、是“讨逆”、“诛杀反贼”;而现代極權主义政党则自称代表“神圣的人民”,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千年帝国”。杀人叫“以人民的名义宣判你的死刑”,叫“镇压反革命”。

  作者:许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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