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保罗:中国应该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吗?

  应该承认,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中国,因此不断向中国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要求,例如人民币升值,扩大内需,增加进口等等。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一些知识分子也的确被“忽悠”起来,他们也认为人民币应该尽快大幅度升值,而且中国应该扩大内需。实际上近些年来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刺激中国民众以当前的储蓄消费的主张,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所声称的消费就是爱国,就是被西方经济学家“忽悠”出来的结果。其实造成西方社会的经济问题的关键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大锅饭”,这个大锅饭和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实际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西方对中国的许多经济要求,实际上也就是要中国民众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中国不应该也根本没有理由为西方的“大锅饭”买单。

  1. 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为何会遭遇困境?

  无论是谁都不可否认,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性普遍地大大下降,虽然有个别战败国的经济发展有过一段辉煌。造成西方社会经济活力性下降的根源不在于新兴经济体的形成——不在于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社会经济的起飞,而在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如所周知,二次大战后,西方各国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应该承认,这对化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如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可是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当前的税收和相关费用实施救济的社会救济体系,它日夜不停地大量吞噬着资金(而且只要这种救济体系存在一天,这种吞噬就不会停止——它就是一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在2008年,欧盟国家社会保障的资金消耗,平均已经占到其GDP的30% 左右(由此可见这一无底洞之巨大)。

  而由于西方社会保障本质上是一个救济体系,其资金的主要来源,并不是也不可能通过本身的运作来产生,更不可能来自慈善捐助,而只能是政府通过税费的收入了筹集。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各国政府的负担极为沉重。以美国为例,自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来,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路攀升。美国政府估计2008年度财政支出预算(2,9020亿美元)的52.61%(15270亿美元)直接用于社会保障。

  但是政府承担还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这种负担主要还是由民众来承担的。对目前西方各国的税收做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其税收85%以上是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公司营业税。这里还是美国为例做一说明。根据美国政府估计,2008年度上述三项的税收将会达到24887亿美元,占整个财政年度收入26625亿美元的93.5%;其中尤以个人所得税为重,达到12466亿美元,接近整个财政年度收入的47%;如果将社会保障税费也计算在内则比例更接近82%(营业税仅为3149亿,占整个年度税收的11.82%)。由此可见西方民众税务负担的沉重。

  如此沉重的负担,必定会使民众的实际购买能力的下降,而购买能力的下降自然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事实也正是如此——自西方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形成以来,西方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就由快速增长变为长时期的、明显的低增长。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自1950年开始到现在,欧洲国家的GDP平均增长速度一般都没有超过2.7%.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也指出,这种低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所消耗资金的增长大大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因此严重窒息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换言之,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如此消耗资金,则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不会如此缓慢——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可以否认:如果西方民众的税收负担即使平均减少30%,西方国家的经济就会得到极大发展,金融危机也就可以安然化解。所以造成西方国家经济问题的关键原因来自其内部,而不是外部。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2. 西方社会保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锅饭”

  虽然西方社会保障精神有着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不过也必须承认,西方社会保障模式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不合理性除了表现在对于经济发展的桎梏之外,还表现在它缺少基本的社会公平性,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锅饭”,这种市场经济社会的“大锅饭”,与计划经济的大锅饭没有本质区别。这里我们以社会医疗保障为例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西方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模式是:政府通过向有可纳税收入的人士征收税费,再转给社会保障体系,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社会救济。这种救济是无需偿还的。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出现医疗费用支付困难时,我们都应该对他实施保障,但是我们是否需要救济富人?尤其是不是需要劫贫济富,对富人进行施舍?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让穷人救济富人是非常荒唐的。

  如果我们对全部社会成员进行一个考察并不难发现:尽管社会上当前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自己承担全部医疗费用的富人比例并不高,不过这只是从一个静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则情况完全不同:

  1). 如果是患有小毛小病,医疗费用不高,很多就业者在就医时就完全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自己承担医疗费用;除非是患有需要巨大医疗费用疾病。

  2). 如果给与就业者一个支付医疗费用的缓冲时间,使之可以逐步地偿还医疗费用,而不是在就医时必须立即支付全部费用,那么可以在完全没有困难的情下,自己来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患者,毫无疑问会更多(即使需要较高的医疗费用)。

  如果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再来看目前没有就业的人士(未成年人、大学生和老人),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未成年人及大学生中的不少人是未来的富人或中产階級,虽然他们现在没有收入或收入极其有限,可是他们的未来是富裕的,只要他们今后就业,有了收入也是可以和现在的就业者一样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逐步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再例如老人,经过一生的辛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般都积累了一定的财产,没有财产的老人比例并不高。不过他们的财产无需也根本不可能带到天堂或地狱里去的。这种死不带去的财产实际上自然也是可以用来偿付他们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只要给与这些老人以一定的时间,他们也就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自己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就这种意义而言,这些有着一定财富的老人也是可以自己承担医疗费用的富人。

  对于现在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地自己支付医疗费用、以及未来的富人和无需将遗产带到天堂和地狱去的老人,我们所需要给与他们的帮助是什么?是救济施舍还是全面援助——由社会保障体系借钱给这些人来支付医疗费用,使得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未来收入和身后遗产来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显然,全面援助是唯一合理的选择。我们实际上仅仅需要对那些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无力自己承担医疗费用的社会成员实施救济,而不是对未来的富人施舍救济。

  可是非常遗憾,西方社会医疗保障并没有对患者加以区别,而是不加分别地都一律实施救济性保障。这完全不符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基本原则,更造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锅饭”,它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没有本质不同。

  必须看到的是:这个“大锅饭”是极其巨大的。因为当前有就业收入因而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偿还自己医疗费用的人士,未来的富人和无需将财富带到天堂或地狱去的老人三者相加,所占的人口比重甚高,应该不会低于总人口的90%(因为患有需要支出巨大的医疗费用的疾病发病率不会超过10%)。

  西方社会保障体系之所以会消耗巨大的资金,之所以是资金消耗的无底洞,之所以存在救济资金短缺,关键就在于这种“大锅饭”。由此可见,造成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大锅饭”,西方社会经济就不会出现今天的问题。

  3. 建立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是西方社会的唯一出路

  西方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标志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失败,社会经济应该由国家严格控制而不是走完全而彻底的市场化道路。从技术上来看,这种理论是合理的。但是西方金融危机的产生根源并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本质上的,它实际上宣告了西方社会保障模式的破产,而不是市场自由经济的终结——就一定的意义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西方社会及其民众实际上既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更是一个受害者。所以唯有挣脱这种枷锁,西方社会经济才可能重新恢复活力,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金融危机。

  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预言:技术层面的加强监管,虽然是不可缺少的,可仅仅是在技术上加强监管,既不能化解金融危机,更不能从根本上恢复西方经济的活力,只能在一定的意义上推迟或延缓这种危机今后在的发生,或减小危机的规模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对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那么一个比目前金融危机更为巨大的危机——社会保障危机将会不可避免地降临。西方一些专家学者已经在为此感到担忧不已。她们认为,这种社会保障危机比目前次贷危机更为惊人,在资金量上远远大于目前的次贷危机,是一个“超级次贷危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挣脱社会保障制度的枷锁是西方社会化解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发展活力的唯一选择。

  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而且一直在非常地积极推动政府实施改革。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各国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争吵不休的一个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如何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降低税收而展开的。西方社会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快对保障模式实施改革,使之尽快地由无偿救济体系转化为成为既可以更好地实现保障宗旨,又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援助体系。

  所以,西方社会不应该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自己的发展困境——这无疑就是要中国民众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为西方当前和未来的富人及中产階級买单。中国也没有任何义务来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如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也是根本没有能力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的——如果西方不能挣脱不合理的社会保障模式的枷锁,即使中国为西方大锅饭买单,西方经济也不可能摆脱发展的困境。

  救济富人和中产階級是中国迄今不能建立全民的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根源

  如所周知,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全民的全面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为什么中国迄今不能建立全民的全面的医疗保障体系?关键就在于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障改革,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复制一个西方式的社会医疗保障的大锅饭,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全面的社会救济保障体系,对每一个人都实施社会医疗救济保障——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海量的资金。

  根据我们的估算,按照2008年的物价标准,社会医疗保障的实际资金需要每年在3万亿人民币左右。而通过社会医疗保障税费,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些资金的需求。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8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仅为3040亿元。另2009年上半年四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达到了6966亿元。以此推算,2009年中国社会保障的收入也就是在15000亿左右,其中医疗保障方面的资金最多不会超过3500亿。

  中国知识分子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另外投资来解决医疗保障资金不足的问题。可是2008年中国GDP仅为30.0670万亿,政府财政总收入为61330.35亿元。可是这些资金完全用于社会医疗保障天下就会大乱。因为政府还有一系列的开支,例如国防、教育和日常运作等等。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实际上可以拿出的资金最多也就是总收入的10%左右——实际上2008年连10%都不到。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能力来承担中国社会医疗救济保障的资金全部责任。

  所以,中国社会医疗保障走西方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社会保障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全民的全面的统一体系,医疗保障改革之所以到现在还未成功,根源就在这里,就在于一些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理解西方社会保障精神与保障模式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要在中国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大锅饭。

  中国一些民众对中国当今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不满,因此责骂政府,这是有道理的,也是情有可原的。试问民众不怨政府还能怨谁?但是如果知识分子也只是像民众一样简单地发发牢骚,而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民族的悲哀——试问,如果专家学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官员是不是只能拍脑袋来解决问题?而如此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又怎么可能拍脑袋来解决?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大锅饭,对现在和未来的富人以及中产階級,在各取所需和各尽所能的社会基本公平和文明原则上,实施社会医疗援助保障,也就是:由社会保障体系贷款给每一个看不起不病的人士来看病,待他们产生还款能力之后再逐步偿还,还不起则无需偿还(相关的实施模式,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展开,请参见笔者的相关文章和书籍),就可以使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及其走向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更可以节约巨大的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国还是其它任何一个贫穷国家,都可以立即建立起全民的全面医疗保障,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必要的医疗机会,实现在医疗面前人人平等。因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贷款”给人们,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而且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而言,还解决中国社会的严重的相对资金过剩问题——现在中国金融信贷体系有数十万亿人民币没有安全稳妥的流动出口。这些资金借贷给社会医疗保障,既解决了社会医疗保障的资金问题,又可以实现安全稳妥的流动,实可谓相得益彰。

  由此可见,要不要救济现在和未来的富人与中产階級,不仅仅关系到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更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立即建立全民的全面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问题。更为确切地说,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要不要立即对全民实施全面社会医疗保障的问题,也是一个要不要建立全民的全面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问题——如果采用西方的社会保障模式,救济所有的富人和中产階級,中国和其它贫穷国家就根本不可能立即建立起全民的全面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而相反,如果对现在和未来的富人及中产階級实施社会医疗援助保障,则既可以解决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同时也可以使全民获得全面的社会医疗保障。

  毫无疑问,给与每一个人全面的医疗保障,是完全符合中国13亿人的根本利益的,也是13亿人的最大和最重要的福利(同时这是符合西方社会和西方民众的根本利益的)。这种根本的利益远远比救济现在和未来的富人及中产階級更为重要。就这种意义来看,任何理性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否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不应该由全体民众牺牲他们的根本利益来为现在和未来的富人和中产階級买单,来为不合理等大锅饭买单。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让每个人以未来的收入实施自我医疗保障,的确是减少了某些人的“福利”。例如在中国,目前少数社会特权阶层占有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和费用。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实施社会医疗援助保障,这种“福利”自然而然地就会消失。因为任何人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疗保障,可是如果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都必须连同利息一起偿还医疗费用。不过这种“福利”的消失难道不是合理的吗?难道我们应该维持这种不公平的“福利”吗?只要认真地想一想,并不难做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所以,救济富人和中产階級,尤其是以牺牲广大民众的基本医疗保障权益来救济富人和中产階級,是极其荒唐的。认为中国民众应该为牺牲自己的基本经济权益,来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救济现在和未来的富人及中产階級的大锅饭买单,更是无法使人接受的。任何一个理性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孔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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