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鹰:对中国经济有害的毒药

  我是科班出身研究经济理论的,是在德国研究的,可能是比较接受德国历史学派的东西,我看出在中国目前流行的所谓“主流派经济学”,在中国有极大的危害。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 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最近我看到了“CGE 模型”,虽然复杂多了,但基本思想还是一个自由贸易,零关税最好。中国许多“主流派经济学家”也说:自由贸易是讲效率的,是生产问题,可以让每一个人的平均收入更多一些;保护主义是管公平,是分配问题,每个人平均的福利会降低,因为保护总是保护一部分人。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我今天要论证的恰恰相反:保护幼稚产业恰恰是解决效率问题的,自由贸易从长远看,并不具有高效率。先看历史经验。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

  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

  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 %,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 %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 %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洋务运动,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再谈理论。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 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 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 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

  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将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

  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

  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再谈要破除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迷信。在许多情况下,外商投资对一个国家的居民是有害的。但是,有些人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最怕的是外商不来投资,总觉得外资越多越好。这种心态中隐含的前提是认为外商投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些人为这种观点提出的最貌似有理的论据是:外商投资可以增加生产;外资企业比本国企业更有效率。似乎只要满足这两点,外商投资就是大大的好事。实际上,这种心态和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外商投资是否有害,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能增加生产,也不取决于它是否更有效率。更有效率、能增加生产的外商投资也可能是有害的。判断外商投资是否有害,根本的标准不是它能否增加生产,而是它能否增加本国人民的收入。外商投资就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也不见得能增加一国的收入。外商投资在增加一国生产的同时,也增加了外商的利润,而外商的利润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收入。外商投资如果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样的外商投资就是有害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所增加的利润一定高于其增加的产量。简单地说,如果外商投资增加的产量少于它增加的利润,这样的外商投资即使增加了生产,它也是有害的。

  为什么以是否增加本国居民收入来判断外商投资是否有害?因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生产,而是为了取得收入。如果一个工人的产量增加了,而他的收入(工资)却下降了,他一定会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剥削。对一个国家也同样是如此。99%的民众真正重视的都不会是他们生产了多少,而是他们收入了多少。他们增加生产也是为了增加收入。只要站在本国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以是否增加本国居民收入来判断外商投资是否有害就是天经地义的。在统计上,一国领土上的生产数量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 ),而一国居民的总收入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 ),二者之差就是所谓的“净要素海外收益”,主要是净国外投资收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比国民生产总值多1 千亿元,其后逐年上升,1998年达到1 ,300 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 这个数额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所获利润大于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利润的差额。这个数字表明,每年中国生产量的1.5%已经化为外商投资的利润,不是中国人民的收入了。

  如果考虑到跨国公司常常高报进口原料价格、低报出口产品价格以降低报表上的利润,我国产出中外商投资利润所占比例还会更高。再让外商投资大量增加,我国的生产与人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只谈生产是否增加而不问本国的收入怎样,就完全是忘掉本国人民利益的自欺欺人了。谈论外商投资企业是否增加了一国的产量,不能光看外资企业本身的产量是否增加,还要看外资企业产量增加时挤掉了多少本国企业的生产。今日的中国早已进入了“买方市场”时代,企业的产量主要受市场销售量限制,而市场的总的容量又是有限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外资企业增加产量靠的是挤占中国企业的市场,那么这样的外商投资虽然增加了外资企业的产量,却没有增加中国的总产量,因为它的产量增加了多少,中国企业的产量就减少了多少。而这样的外商投资对中国人民是有害的,因为它在增加外资企业产量的同时必定增加了外资的利润,而它又没有增加中国的生产,其结果必定是中国人民收入的减少。

  当然,外资企业能够挤占中国企业的市场,一般说来应当是由于外资企业的效率高。但是这种情况恰恰说明,外资企业的效率高可能对中国居民是极其有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高效率的外资企业可能会用一个中国员工生产出中国企业三个员工的产量。这个外资企业可以将他的这一个中国员工的产量分成3 份,其中的1.5 份作为他的工资,另外半份作为产品降价“让利”给中国的消费者,而把剩下的那一份产品作为利润收归己有。这样一来,这个外资企业既可得到足够的员工、也可得到足够的市场,但是却夺走了中国企业3 个员工的产品市场,通过使他们失业而夺走了中国居民那3 份产量的收入。当然外资企业本身也给了中国居民以收入,但是这种收入只相当于两份产量——半份通过产品降价让利给中国居民,一份半是外资企业的那个中国员工的工资。总的结果是这个有效率的外资企业使中国人民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个例子不但说明,效率高的外资企业也会有害于中国人民,而且说明了,在国内总需求不足、外资企业又完全面向中国市场进行销售时,有效率的外资企业必然是有害于中国人民的。

  这样一来,严格的推理让我们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即使外资企业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即使外资企业更有效率,它也完全可能有害于这个国家!只要外资企业所增加的一个国家的产量少于它自己利润的增加,这种外资企业就有害于这个国家;只要一个国家的外资企业靠挤占内资企业的市场而增加自己的产量,它就有害于这个国家,而且外资企业越有效率就越有害!这样的结论我见了也害怕,但是这就是事物本身的逻辑!从这个分析中应当得出什么样的政策结论?结论很简单:应当禁止那些与国内现有企业争夺市场的外资企业进入,也应当阻止那些明显妨碍本国企业扩大市场销售的外资企业进入。当然,这意味着在总需求不足时,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应当主要是用于出口或顶替原来的进口品的。怎样能保证作到这一点,那就是政府部门应当动脑筋解决的了。一个比较实际的解决办法是,让国家经贸委掌握外资企业经营范围的审批权,因为这个部门比较清楚国内各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

沐目摘自“自由之鹰网络文摘”

  作者:自由之鹰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经济随想 » 对中国经济有害的毒药 浏览数

1 条评论 »

  1. 中国公民jzh 说:,

    2008年01月11日 星期五 @ 11:15:11

    1

    论述的太好了。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大多数国民对这些问题的本质的认识,恐怕要再过三十年才能达到。
    我们的国民福利在此期间还要有成百上千万亿美元拱手送给国际资本。

    回复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