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迁都的讨论与动议

  首都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国家最高权力和最高首脑所在地,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从18世纪末到2007年底,全世界已有61个国家实施了迁都,占现有国家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按国家面积和人口计算,分别占五大洲面积总和的71%与人口总和的74%.特别是近10多年来,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先后迁都,目前还有10余个国家正在考虑迁都,可以说当今世界正在涌起一股新的迁都潮。

  我国的北京自明朝1402年迁都北平至今已经600余年,新中国建都北京也已近一个甲子,如今的北京从一个古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华侨的骄傲。

  然而,作为首都的北京现在也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人口膨胀、资源匮乏、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的要求,北京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首都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将国家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一、当代中国迁都的大讨论

  对于北京迁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清朝末年的“戊戌六君子”、主张变法的领头人物康有为就已经提出了迁都的设想。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六君子,为了摆脱慈禧太后等顽固势力的控制,想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计划,建议将都城由北京迁往上海,以此来推动变法,实现其变革的理想。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上书的《密折》中说,北京暮气太重,新东西根本无法生存,而上海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只有迁都上海,才能使变法得以推进。对于康有为这个大胆的建议,光绪皇帝思虑再三,做出批示:“上皆然之。”那么,如何实施迁都呢?康有为的设想是:由光绪皇帝率领主张变法的文人,以“行性”之名移驾上海后,突然对外宣布,清廷将国都由北京移至上海。康有为认为,皇帝是一国之君,只要皇帝到了上海,上海就是大清朝的首都,他们就可以在新都推行变法,施行新政了。现在看来,康有为这些举子们实在是太天真浪漫,不切实际。尽管这次迁都的计划根本不可能施行,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北京迁都的,康有为是第一人。

  时光荏苒,北京就这么伴随着中国大局的不断动荡,在外敌入侵、政坛变幻中风雨飘摇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又成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经过数十年的建设,特别是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北京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但是,随着北京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和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其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显现,作为一个大国首都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980年初,学者汪平先生上书,提出了将首都迁出北京的问题,从此,北京迁都的序幕拉开,呼声不绝于耳。1986年,学者又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一度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2000年春发生罕见的特大沙尘暴后,又引发了新一轮迁都舆论潮。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建议迁都,中央电视台也推波助澜,一时间,有关迁都话题如火如荼,步步升级。与此同时,有关迁都的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面对北京日益恶化的环境,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河北考察时曾说,如果风沙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就只能考虑迁都了。

  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也有人提出迁都西安,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真正转型。2004年1月,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出台以后,在全国上下再一次掀起了有关北京的未来和首都迁移或定位的大讨论。原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出席北京市政协举办的“城市建设与管理座谈会”上说,目前本届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北京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他说:“北京现在是越管问题越多,但是越多更越要管。”

  2006年3月,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胡世详说,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已经将近一个甲子,而目前北京周边环境恶化严重,沙尘暴频繁袭击已经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极限,因而,将首都迁出北京,不仅可以极大地缓解北京的压力,而且可以带动新首都周边的经济快速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

  诸多专家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为了提高首都政治中心建筑环境的改善,应在一定时期、条件允许时,考虑建设新行政区的可能。2006年4月17日胡星斗在其“中国问题学”网站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迁都的基本设想,2006年5月9日,胡星斗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建议分都、迁都和修改宪法,提出把政治首都迁往更加适宜与安全的地方如河南南阳等地,该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从上可见,迁都问题已经引起中央和社会各阶层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迁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界的共识。我们认为,迁都势在必行,只是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和时机的问题。

  二、古今中外迁都的历史借鉴

  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迁都约20多次,而且几个重要朝代都是经过迁都,才使得国家迅速强大、人民富足起来的。其中三次迁都最具借鉴意义。

  一是盘庚迁都。商王朝的一代明君盘庚继位之后,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改变当时的不安定局面,决心迁都。可是,在当地有着上好居住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官僚贵族大多数贪图安逸,尽管给了他们很优惠的条件,但是,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国都另迁新地,甚至一部分位高权重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一时间迁都事宜闹得沸沸扬扬,致使迁都一时搁浅。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盘庚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多次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进宫来,反复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讲明利害。他严肃地指出,谁想改变我迁都的主意,这是根本办不到的!盘庚执意迁都的主张,最终挫败了反对势力的阻扰。于是,他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而且为了显示迁都理念的正确性,盘庚采取了三项措施:(一)大力整顿政治,修正朝纲,实行开明吏治,很快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二)大搞建设,兴建宫殿,彰显国家实力。通过近代考古发现,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古代的遗物。从发掘的情况看,殷都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古老的洹河水从市中缓缓流过,城市布局严谨合理,宫殿建筑规模宏伟,充分证明了它是当时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三)大力发展文化和实用技术。从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和青铜器皿等,充分说明了我们祖先的文化和冶铜技术水平的高超。盘庚的这次迁都,使商朝首都在此长达270多年,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

  二是秦的三次迁都。秦国由弱变强,与秦国的三次迁都关系非常密切。第一次,战国初期,秦国都城一直在雍城,到秦灵公时,为了摆脱旧贵族势力的羁绊,灵公决定迁都于泾阳,作为雍都的陪都或军事性质的临时都城。第二次,到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为了便于向东发展,秦国又将都城迁到栎阳,尽管它具有临时军事都城的性质,但是已将中央官署动迁于此。直至孝公时,终将政治中心迁入栎阳。秦之所以迁都栎阳,主要是出于对栎阳的特殊战略位置的考虑:栎阳位于渭河南北两岸贯穿东西的交通大道上,其北岸是一条当时连接秦晋往来的主要纽带;而且栎阳城在(今陕西)临潼东北,其西面有周人的旧都岐周、丰京和镐京,东西可沿渭河到达黄河以西远至河套的广大地区。司马迁说栎阳的地势是“北却戎狄,东通三晋。”可见当时栎阳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迁都栎阳后,经过苦心经营,秦国得到了长足发展。第三次,秦孝公继位后,立志奋发图强,广招天下贤士,任用商鞅实施变法,经过数十年的打拼,终于成为春秋五霸诸侯国中之强者。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决定迁都咸阳。咸阳北有九峻山,山势陡峭险峻,易守难攻,为天然屏障;南临渭河,水源充足。临近西周故都丰镐,这里开发早,农业颇为发达。遥盼终南山更是风景优美,特产丰饶。更重要的是,它处于东西、南北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秦孝公迁都咸阳不仅看中了她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饶的物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原因:孝公当初采纳商鞅的建议实施变法后,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受到保守派和旧贵族势力的强力阻扰,他预料到,在栎阳将变法进行到底很难保证。因为当时的栎阳,旧贵族大都是由雍都迁来的,势力强大,盘根错节,他们当中许多人就是秦国的官僚贵族,手中掌握着事实上的权力,要扫除这些障碍,绝非易事。秦孝公经过认真分析比较后,认为咸阳比栎阳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位置等方面都优越于栎阳,从国家长远发展考虑,要摆脱栎阳旧势力的困扰,一个最好办法就是迁都咸阳。事实也证明,这是秦孝公由陇山进入关中的第一步,为秦的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三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鲜卑拓跋部是一个以掳掠为职业的落后统治集团,开国时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孝文帝深知中原文化悠久灿烂,经济发达。为了拓跋部的发展和政治上的需要,他认为只有身居文化和经济发达的地方,才能有所作为。凭着他对中原文明的向往,毅然决定将国都迁都到中原汉文化集中地洛阳,正是这一次首都南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为了实现南迁的计划,孝文帝精心制定了一个策略:假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事情果然如此,当孝文帝提出南征时,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起来反对,一时使南征之事搁浅。为了实现南征迁都的愿望,孝文帝首先将拓跋澄召见入宫,推心置腹,言明利弊,最终取得了拓跋澄的支持。公元493年7月,孝文帝率群臣及步骑20万兵发平城,宣称南征。九月,大军到达洛阳,阴雨连绵,北方人都为气候的不适应所困。孝文帝暗喜,命令全军骑马出洛南征,此时群臣都叩头谏言要求停止进军。这时孝文帝才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说:“如果你们都拒绝南征,我们就迁都到这里,你们认为怎么样?”于是,群臣都面面相觑,只好都同意迁都洛阳停止南征。

  孝文帝的足智多谋,终于实现了他迁都洛阳的愿望。孝文帝迁都洛阳,不仅为当时的北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国外历史上,通过迁都实现国家战略转移,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案例很多,典型的有:

  一、巴西迁都。拉美第一大国巴西历史上南富北穷,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早在1822年,就有人倡议把首都从南部滨海的繁华城市里约热内卢迁往内地的巴西利亚。1956年,巴西政府在中西部戈亚斯州高原的一片荒原上选中新都地址,定名为巴西利亚。巴西为什么从繁华似锦的里约热内卢要迁往荒凉的中部高原呢?主要是时任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切克为了改变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缓解西部地区人民与发达的沿海和东部地区之间的矛盾,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所采取的重大战略转移。巴西迁都,受到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广泛支持,从1956年到1960年4月,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在海拔1200米的巴西高原上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新首都。

  迁都后,巴西以首都为基地,探索出一条在西部草原上科技兴农的新路子,不仅改变了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促进了全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巴西人民无不为首都的迁移和新首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特别是为北部和西部大开发所创造的巨大效益而感到骄傲。经过20多年的建设,1987年12月7日,巴西利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文化遗产。

  二、巴基斯坦迁都。1947年8月15日印巴分治时,国都是首要选择。巴基斯坦政府在对各省自然条件进行评估后认为,多数都不利于建都。经过反复比较,认为唯有信德省的卡拉奇,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国际往来便捷,同时又是全国第一大城市,有自然形成的号召力。1948年7月23日,巴政府颁布了有关法令,正式宣布卡拉奇为宪法首都。

  但是,由于卡拉奇人口过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住房、就业、卫生、交通乃至食品等问题突出,甚至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如水和蔬菜、食品都需要从外地调入。同时,卡拉奇商业气息浓烈,市井嘈杂,加上外省人口的大量涌入,政府为了满足人口的需要,不得不增加大量的财政支出,导致中央政府开支过大,负担太重,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日常工作。同时,卡拉奇濒临阿拉伯海,作为首都,易于遭到来自海上的攻击,直接影响了国家安全等。鉴于上述不利因素,巴政府决定另起炉灶,平地起家,建立一个崭新的首都。经过认真选址,最后确定在旁遮普省最北端、拉瓦尔品第附近的波特瓦尔地区营建新都。新都位于波特瓦尔高原西北部,地势起伏有致,在海拔503~610米之间,北有海拔1500米的马尔格拉山为屏障,西部有浅丘偎依,东南部是林木繁茂的开阔地,小溪和河流纵横交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有干、雨两季,平均年降水1143毫米,附近山上有雪,气温适宜;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粮食和蔬菜供应充足;公路和航运设施齐备,土地征用费用低廉。1959年9月,巴政府成立新都建设规划委员会,1960年5月24日通过了迁都总体规划,指出:“首都不应当是工业或商业中心,只应当是首都”,应该把新首都建成“一座花园和花的城市,使全城看起来像一块美丽的地毯”。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新都取名为“伊斯兰堡”,即花园城市。

  其他迁都的案例还有:美国,由纽约迁到内陆的华盛顿;中亚第一大国哈萨克斯坦1997年从偏居西南一隅的全国最大城市阿拉木图迁至中部小城阿斯塔纳,等等。这些国家都主动避开了大城市的优势,将国都迁到偏远、经济条件较差、人口相对稀少且接近国家地理位置中心、文化底蕴较好的地方,建成了中小规模的国家首都。这种不张扬、不奢侈地选择和建设国都的理念,对我国未来实施迁都,具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三、中国迁都势在必行

  从古今中外建都和迁都的历史看,迁都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从中国古代迁都的路线图看,古代文明呈现出自西向东交替,由南向北拉锯式发展的态势:这条路线图从西北黄土高原出发,由长安到洛阳,直到临淄海边;再从洛阳到长安,又从长安到洛阳再到开封;然后南下,从开封到杭州、又从杭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南京再到北京,呈大十字状的路线演进过程,正是这样一条路线图,推动着中国历史向前发展。

  1949年,毛泽东决定定都北京,学者汤爱民先生曾作出这样的概括: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中国革命战争决定性阶段的胜利都是在北方取得的,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从国际安全上看,苏联、蒙古这些社會主義国家可以成为可靠的邻居;北京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特色也适宜于担当一个草创时期的大国都城角色。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北京从一个古老而落后的古都,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定都北京的成本太高了。在硬件建设上,国家财政仅“九五”、“十五”期间就投资1200多亿元用于改善道路交通环境。这么多的投资,不但没有缓解北京交通拥挤的状况,而且堵车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人形容北京为“首堵”,有时开着汽车还没有骑自行车甚至步行走得快;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成为制约北京发展的痛处。为缓解北京水资源危机,国家不惜投资数千亿元兴建南水北调工程。

  北京污染严重,沙尘暴频发。为了改善首都水资源和环境日益恶化的状况,中央政府投巨资对首都钢厂实施大搬迁;为使北京人能够看见蓝天白云,国家投资600多亿元,推行新蓝天建设工程;北京城市功能的过分集中,偌大的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以及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有一大批国家大型工业企业。诸多中心集北京于一身,使北京不堪重负,造成了整个城市功能紊乱;北京城市膨胀迅速,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370万辆,大量的车辆涌入城市中心,不仅造成道路拥堵越来越严重,而且造成大量污水和尾汽排放,环境和空气污染直接危害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与工作。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在一次大会上呼吁:“快治理治理空气吧,让我们这些老头子再多活几年!”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称,1999年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列全球第三,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有人形象地说,生活在北京,相当于每人每天被动地吸两包烟。

  北京人口快速增长,2009年底常住人口已达1650万人,加上300万非常住和流动人口,已经突破专家提出的1800万人警戒线,而且每年还以净增20万人口的速度在发展,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大都市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等;北京未开发的土地资源稀缺,仅占全市总面积不足4%,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工业发展空间很小;北京的城市建设象“摊大饼”,饼越摊越大,环线越来越多,圈越绕越多,陷入了一个怪圈。结果是钱没少花,路没少修,工没少投,却把个大北京活活地给捆住了,而且越捆越紧,已经到了窒息的边缘;北京的古建筑不断遭到“建设性的破坏”,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点的城墙、护城河、胡同、四合院等被大规模吞噬。

  北京地处东西向燕山褶皱带和北东向的华北平原沉降带,有37条活动断裂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新生代断陷盆地,是河北及京津地区7级以上强震发生的主要地区,有史料记载的已发生的破坏性地震达52次。

  北京偏离国家地理中心,离海岸太近,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侵略者从海上登陆,炮弹瞬间就打到了北京城,导致了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的悲剧发生。

  尽管新中国在特殊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定都北京,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如今北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现在的北京犹如一头老牛拉着一架航天飞机,使它不堪重负,力不从心。特别是北京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中央集权控制着诸多资源且面临着诸多甚至是不可抗力的问题时,一个大国首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中央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的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从国家首都和国家利益、前途,国人对首都的期望以及首都应扮演的角色出发,综合分析北京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打造一个全新的政治首都,不仅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可以彻底改善目前北京的困境,解决日益突出的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同时,它也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四、未来首都的基本设想

  国家迁都,必须慎重、统筹考虑。首都,首先是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城市,它不仅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也反映着民族的精神面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建设新的国家政治首都呢?

  (一)政治、安全第一。作为国都,首先有两个问题要优先考虑,这就是政治职能和国家安全。在这两者中政治第一、安全第二。

  首都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政治因素,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殷迁都安阳小屯、秦迁都咸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明清迁都北京、国外如德国迁都柏林、巴西迁都巴西利亚、美国迁都华盛顿,无不都是出于政治因素。

  其次是国家安全。安全对首都的要求十分重要,首都建设要考虑战略防御问题,必须具备防御的条件,这一点对我们的教训非常深刻。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的惨剧,就是首都近代史上最大的败笔。

  (二)位置十分重要。一个城市尤其是作为国都,对于地理位置的选择要十分谨慎。从古至今,国内国外,无不如此。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洛邑时,就是看中了当地的山川形势。我国最早兴起的大城市丰镐、咸阳等,都是大河的两岸,具有平原开阔、水源丰富的特殊地势。再如原苏联解体之后,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阿拉木图作为过去原苏联的一个城市,不管是其地理位置,还是城市的发展,对于一个庞大的原苏联来说显得微不足道。然而,阿拉木图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哈国就认真掂量起了其位置的重要性。主要是他们认为国都偏离国家中心,离中国太近,他们对正在崛起的强大的中国存有戒心。我国的南邻缅甸,之所以将首都从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仰光迁都到北部600公里处密林深处的彬马那,主要原因是缅甸政府为了防御美国可能干预缅甸政权的战略考虑。从上不难看出,国都地理位置的选择都非常重要。

  (三)秉承传统文化。现在的首都北京和古都西安都以建都时间最长、文物古迹最多而取胜,城市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化影响世界,文化传承未来。我们认为,中国迁都中原最合适,中原是中国文化主要的发源地、轩辕黄帝的诞生地,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就在中原。

  (四)控制首都规模,解决定位问题。从目前世界新建的首都来看,都把建设中小城市作为国家首都的基本方略。我国同样应当选择一个最佳地理位置,把建设一个以行政职能为主的中小规模的政治首都,作为新都的选择方向。参照巴基斯坦、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首都建设的做法,借鉴我国东汉和南非建都经验,发扬其不张扬、不奢侈地建设国都的理念,对我国实施迁都,具有很好地参考和借鉴作用。未来的中国首都应当是环境优美、节俭务实、小而又小、精益求精、反映民族文化特色、体现小政府大服务初衷、集现代化资源为一体、具有亲和力的中小城市。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高耸的烟囱,听不到轰轰隆隆的机器声响,没有灯红酒绿,没有五星级的大酒店,没有热血沸腾的大学校园,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警察和频繁呼叫的警车。这里只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和国际交流场所,只有权威性强、效率最高的国家办事机构,只有奉公守法、办事勤快、公正廉洁的公职人员,她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全新的、开放的、远离腐败和淫秽场所的都市。

  (五)“一国三都”的基本构想。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占世界人口的近四分之一,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人口比整个欧洲还多。首都的功能非常复杂,管理这么大的面积和这么多的人口,责任也太大,负担也太重。参照我国东汉将西京长安定为文化首都、南阳为经济首都、东京洛阳为行政首都和南非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的三都制的构想,建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一国三都”制度是必然的历史的选择。

  人大、政协以及有行政职能的部门、外事机构等迁入新都。主要职能:政治领导、国家管理、经济决策、政治协商、立法、司法、执法和国家安全、外事管理等。

  将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金融办事机构迁往上海,将上海作为国家经济首都。主要职能是:经济管理、内外贸易、保险证券金融以及相关的经济管理等。

  定北京为文化科技首都。文化、科技、旅游、体育等国家主管部门和相关的群团组织、研究单位、中介组织、与北方地区联系紧密的国家开发公司如中石油等、国家演出团体、出版社等留京。

  实行“一国三都”的优势在于:

  首先,政治首都迁出北京,有利于政府再造。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小政府”、“适度政府”、“有效政府”与之相匹配,“一国三都”可分解首都的职能,确立规模比较小的政治首都。

  其次,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新建一个小型的政治首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特大经济型城市相分离,还有助于建立政治与经济分开的现代国家体制,有助于铲除政经结盟、权钱结合的腐败现象;有助于从文化上、心理上摆脱几千年帝王文化、专制政治的阴影,促进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法治。

  其三,有利于京津冀地区的资源配置。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后,由于不再具有行政资源的优势,北京会逐渐缩小城市规模,最终使北京与其资源环境相匹配。

  其四,在战略上使得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更加安全。将首都建在国家腹地,有助于防范来自海上的进攻。

  其五,便于国家管理和城市发展。三角鼎力的首都架构,有助于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管理,有助于调动各区域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助于中部崛起,同时,也有助于保护北京的文化遗产,促进科技教育的发展。

  北京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近60年的发展和建设,她已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最集中的城市,作为未来中国的文化首都是最合适不过了。同时,保留北京直辖市的特殊地位,重点发展文化、教育、科技、旅游、体育等环境友好型事业,未来的北京将转型成为花园城市、书香城市。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北京的人口也会大量分流,留下的也能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科技,北京只剩下历史名城、大学城、科技中心、体育中心的头衔,城市将由一大批专业素质高的人群形成浓厚的人文气息,使得北京更适合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城市。

  (六)新都的设计理念。风格上是中国最传统的,设施上是世界最先进的。形式上古为今用,内容上洋为中用,古今中外结合,推陈出新。

  1、建筑风格应当简洁明快。首都建筑要简单、适用、透明,真正体现民本、高效、廉政、透明的特点。

  2、突出中华传统文化特色。整个城市按八卦图设计,广场中心铸立伏羲、炎帝、黄帝、孔子、墨子、老子等中华先贤的巨幅雕像长廊。

  3、突出节约的原则。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节约办一切事情。新都没有摩天大楼和所谓的地标建筑,只有用现代化设施装备的中低层楼房;以树木、草坪绿地为主,不搞硬化的大型广场。

  4、体现便捷、共享的国际惯例。按照工作的联系程度、有利于工作衔接的要求,所有的办公场所就近安排,资源共享。

  5、新都不再设高等院校,只有国家行政学院,主要职能是培训公务员,严禁地方政府设立驻京办事处。

  6、严格实行官邸制。副司长以上的领导一律住国家公寓。在任期间住国家的房子,按规定交房租和相关费用,卸任后搬出官邸,国家给予一定的补贴,自由选择居住的地方。

  7、充分体现高科技。新都呈放射线状,由中心原点向周围辐射,最大限度地减少车辆的堵塞。整个首都看不到着装的警察,街面上全部安装电子眼,一旦有情况发生,确保警察能够迅速赶到现场处理问题。

  8、净化政治首都环境。新都没有五星级酒店,找不到大吃大喝的场所;没有灯红酒绿、卖淫嫖娼赌博的场地。形成一种为官一尘不染、风清气正的氛围,构建一个严肃、高效、公正、廉洁的办公环境。为官就要耐得住寂寞,舍得付出,必须正直无私,有奉献精神。

  (七)新都的建设规模。按照国家鼓励发展中小城市和节俭办一切事情的要求,体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新都的规模以中小城市为宜。严格控制城市建设规模,只建办公场所和公务员住宅,不搞工业建设,少搞商业。

  通过对部分国家迁都行动和计划的比较,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政治首都中心区的人口应控制在60万以内。目前,国家部委有29个,加上中直机关、军队和工青妇等组织,总共不超过50个,而且在政府机构中还有一些经济和文化部门要搬迁上海和留在北京,因此,迁入新都的中央和政府机关、人大、政协、解放军三总部约40个,每个单位按2000人计算,也不过8万人,加上群团组织等,所需迁入新都的机关工作人员最多不过10万人,按照每人带家属3-5人计算,不超过50万人。再加上各国大使馆,最多不超过60万人。

  (八)新都的搬迁费用。新都的建筑:1、办公场所建筑,包括中央和国家(包括人大、政协、军委)机关按40个,每部门办公楼40000平方米计算,约需160万平方米,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等可以合建办公楼,若再加上40万平面米,最多也不过20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办公用房造价按5000元计算,约需资金100亿元;2、公务员住宅建筑。按照每个家庭120平方米的住房计算,住宅建筑面积约120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按3000元计算,约需资金360亿元;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征用、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飞机场改造等支出按200亿计算。三项总计最多不过700亿元(以当地最高价格计算),仅仅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投资的三分之一。

  关于迁都的费用来源,目前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掌控的需要搬迁的机关房产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这些房子大都在北京的繁华位置、黄金地段,每平方米的价值至少在15000元以上,仅此一项,就可以回收资金1500多亿元。所以,搬迁费用国家不用投资一分钱,而且还会结余大量的资金。

  退一步说,即使迁都的费用由国家财政拿,国力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200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6万亿元,高居世界第二。新都建设投资即使按1000亿计算,也不到财政收入的2%.假如在2010年开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走强,这些投入就更是微不足道,而且我们有深圳和上海浦东建设的经验,根本不会对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造成多大的压力,也不会造成财政赤字和引发通货膨胀。

  (九)新都的建设时间和迁都的时机。我们把都城建设的时间大约限定在5—7年,这个依据主要是参考巴西和哈萨克斯坦的建都时间确定的,巴西仅用了41个月就基本完成了迁都。我们把首都初期建设规模设定在60万人口,建筑面积按1400万平方米计算,如果像建设奥运会工程那样,诸多建筑公司一起上,用不了5年,新首都完全能够建成,2015年前搬进新都将成为可能。

  实施新都的迁移时机:奥运圣火熄灭之后,就是中国实施迁都的最佳时机。这是因为,北京作为千年古都在奥运会的圣火燃烧下已经达到了历史的峰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首都迁出北京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是一个圆满万全之策。

  (十)新都的名称。有人指出,中国过去已经有了北京、南京、东京和西京,唯独没有“中京”。所以,新首都可以定名“中京”。在人们的心目中,“京”就代表着国家的首都,就是国家的行政指挥中心,就好像皇帝用“龙”一样。从字面意义理解,“中京”可谓一语双关,既表示位于中部、地理中心的首都,也代表中国的京都、首都,十分便于记忆和理解。

  不过,我们认为,也可以采用“孔子城”或者“墨子城”作为新首都的名字(或者以此命名新首都的卫星城、拱卫城)。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同时体现以人为本、仁爱兼爱、注重道德、情系民生的执政理念。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名人,墨子是平民思想家、民生思想家、和平主义领袖,如果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就像美国人以领袖华盛顿的名字命名那样,让人们永远怀念国家的先贤,充分表明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总之,未来的政治首都应该是平地起新城,参照中国传统文化,借鉴世界最好的都城设计理念,本着继承传统文化、面向未来的思想开辟新都。新都的职能重点是政治中心,兼有部分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的功能,绝不搞所谓“国际化大都市”,使得泱泱大国的政治首都真正像一颗钻石那样小巧玲珑而且璀璨夺目,开放透明但不豪华奢侈,就像茫茫大海中的明灯、灿烂星空中的北斗,成为圣洁的光明的向导。

  迁都,不仅是一项庞大、系统的工程,也是一个惠及子孙的美好事业,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坚定信心,尽快将之提上中央和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加快立法步伐,尽早实施政治首都的迁移。在完成北京奥运会之后,全面推进迁都工程,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演绎完成一次现代迁都的伟大壮举。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www.huxingdou.com.cn.)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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