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迁都与分都的设想

  中国迟早要迁都与分都。

  迁都是指把政治首都迁往更加适宜与安全的地方,分都是指分设政治首都(以下简称首都)、经济首都、文化首都。

  为什么中国迟早要迁都与分都?

  首先是北京的水荒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水资源的形势十分严峻。据专家估算:到201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11.85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近20亿立方米;到202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23.76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30.9亿立方米。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七分之一、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二十五分之一。北京现在年来水量只有15亿立方米左右,超采地下水26亿立方米,连年的大量超采地下水已经使北京周边地区形成了21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水位已经降至海平面五六十米以下。可以说,继续超采地下水已经十分困难。现在,很多人把南水北调工程看成解决北京缺水难题的良方。但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20年才能全部竣工,即使到那时北京可分得的水量也不过12亿立方米,与缺水30亿立方米仍然相差很远。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河南、河北等省份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这些水资源将会大有争议。    北京凡是能建水库的地方也已建完,基本无潜力可挖。唯一准备建设的张坊水库也仅可增加供水1亿立方米,抵不上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未来减少的蓄水量。更为严峻的是,科学家们预测,由于受地球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至少在未来一两个世纪内,全球干旱问题将更加严重,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将更趋恶化。与水荒关系密切的是沙漠化、荒漠化对北京的威胁日益严峻。现在,中国北方的沙漠化、荒漠化国土不断扩大,沙漠离北京越来越近,最近的沙丘离市区仅70公里,可以说,沙漠直逼天安門。而且,沙漠处在北京的上风口,一遇刮风,黄沙便直扑京城。前总理朱镕基对北京的沙尘天气一直忧心忡忡,眼看着沙漠在一天天地逼近,他曾经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此而迁都。作为首都,北京的中枢战略地位也已经动摇。北京在历史上属于中枢战略要地,处于咽喉地带,它左拥太行,右临渤海,北连朔漠,南控江淮,枕居中原,龙蟠虎踞。但是到了近现代,随着海权时代的到来以及航空母舰、巡航导弹、战略轰炸机的出现,使得北京无险可守,其濒临海洋的弱点凸显出来。从八国联军海上登陆直捣北京,到巴西、巴基斯坦、缅甸、尼日利亚等国家把首都迁离海边,以及拟议中的伊朗、韩国、日本迁都,都促使中国也必须从战略上重新考虑首都的选择和安全。

  再说资源高度集中于北京,加大了国家的安全风险。北京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之一,坐拥最多的大企业总部;北京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传媒中心,拥有中国最好的大学、科研院所、文化机构。这种资源高度集中于一地,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科技文化中心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只会大大地增加国家的安全风险。一旦爆发战争,北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敌人攻击的首选目标。

  另外,人口的过度膨胀、工业的畸形发展、严重的污染,使得北京不再适合作为国家的政治首都。由于首都效应,以及近水楼台特权很多,使得移民北京的热潮难以停止。目前北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每年增加40余万,相当于每年吸纳一个中等城市。据研究部门的报告:北京市可支撑的人口容量最大值是1277.77万人。但目前北京的总人口就已经突破1700万人,远远超过了容量的最大值。

  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打破,用过去的行政手段禁止农民进城已经不太可能。所以,北京的人口还会继续增加。

  人口的膨胀加剧了北京水资源的紧张、交通的拥挤,也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消费品价格的虚高猛涨。北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0,面积占我国国土的1/600,但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的1/8还多,北京的房地产虚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可以说,北京成为吞噬全国资源和资金的黑洞。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错误的战略决策,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政绩和财政收入的需要,致使北京的工业畸形发展,与天津、沈阳、唐山的工业几乎完全同构。北京成为中国的工业重镇,导致了天津、沈阳、唐山的衰落。

  北京还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称,北京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居全球第三。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北京是全国18个主要城市中空气污染情况最严重的一个。

  鉴于以上五大因素,我设想将政治首都从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中部一带;加强北京的文化首都的功能;确立上海的经济首都的地位;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的条款,为未来中国实行迁都与分都战略扫除法制的障碍。

  那么,迁都、分都有没有弊端?

  有弊端!但可以化解。

  迁都、分都可能导致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衰落。不过,我们认为,只要北京发挥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把北京打造成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世界文化之都,北京反而可能由此获得新生。

  北京积淀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承载了近代以来中国的荣辱兴衰,而新首都可能缺乏北京这样的文化凝聚力,天安門的象征意义也将丧失。

  但我们认为,新首都如果选择在中华文化的起源之地,那么新首都自会获得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内涵。

  再者,民意可能难以接受迁都、分都。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国都就是举国的中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所在,代表了最高权力和大一统意志。迁都、分都无疑将冲击国民的心理定势。

  还有人说,迁都、分都将会使得中央政府官员偷安一隅,不再治理北方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我们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关键在于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清晰土地产权;明确利益主体;拍卖、赠送荒地、沙地;加强立法、执法;鼓励公民组织的参与;推动公益诉讼等。如果不能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即使首都留在北京,也无法解决沙尘暴的问题。

  迁都的程序以及阻碍迁都、分都的因素有哪些?

  迁都的程序是:先进行调研,由政府、学者、各界代表提出新首都的候选地点和迁都的方案,然后由政府提案,举行广泛的有代表性的听证会,最后由全国人大表决或者举行全民公决。

  实施迁都,除了国家财政分年度拿出上千亿资金外,还应当大量地吸纳民间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阻碍迁都的因素主要是原首都的既得利益集团,如部分官员、房地产开发商等。只要政府晓以国家大义,以及给予开发商建设新首都的机会和利益,我想阻力是可以化解的。

  新首都的功能定位是——

  新首都是一个特区,由一批城市群组成,其中,中心城市是一个小型的花园城市,是真正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所在地。之所以新首都是一个大特区,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大首都思维定势;之所以特区中心是小型城市,是为了实现小政府、高效政府的现代理念。

  新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中国的国际交流中心、文化中心之一。

  新首都应当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

  新首都还应是生态环境、文明道德的首善之区。

  新首都的选址应当兼顾水、资源、气候、生态环境、军事安全、地理地震、民族、文化、经济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

  有人提出在上海、广州、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中选择新都,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些城市本身就遭遇了种种问题,它们也迫切需要“减压”,如果再在其上叠加首都的功能,这些城市将变得极其臃肿,拆迁成本也将是巨大的;而且,广州等省会城市如果成为首都,省会将搬迁,不但成本很大,而且广大公务员恐怕不愿意移居到另一城市而很可能成为反对者。

  因此,实现迁都的最佳途径是创建新都,而且地域应当在中部或中原一带,这样可以带动中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

  迁都、分都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它有助于缓解北京水、土地、交通等的紧张状况,减轻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

  有助于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危机,适应海权时代,减轻未来首都来自北方、东部及海上的军事威胁;

  有助于分散“国富”,防范由于财富过于集中而带来的国家风险;

  有助于保护“老北京”及北京的文化古迹,促进北京的文化繁荣;

  有助于降低北京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减少工业项目,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宜居城市;

  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促进新首都所在地即中部或中原的崛起,促进未来的经济首都上海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同时还天津、河北、山西等地正常发展的机会;

  有助于进行“国家再造”、“政府再造”,割断千年皇都的专制主义传统,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中华要崛起,迟早要迁都、分都!

  2006-5-9初稿,2009-11-30定稿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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