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允仁:网络自由——极权政治与公民权利争战的新焦点

  网络已成为当下中国时代精神的主要载体

  记得钱钟书曾经说过:唐之诗在诗,宋之诗在词,元明清之后,诗在戏曲小唱。钱先生在这儿所说的“诗”,是指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其普遍情感的最集中最典型的表达形式。

  套钱先生的话说,当下中国的“诗”在网络,在各种博客、网文、帖子、视频和微博之中。各种形式的网络表达,成为了解中国人最真切的政治意见和喜怒哀愁的情感形式的主要通道。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为人们的自由表达和相互交流提供了日益便利的通道;但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则是由中国当下的政治格局决定的。

  本来,在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意见和情感的表达,以及信息的获取有着多元的渠道:电视、报纸、杂志、各种公共场合的自由辩论和各种艺术样式的创造……,无须让网络来承担如此的重负。但是,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格局中,一个依凭暴力,永远执政的政党,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社会。特别是信奉新極權主义的新一代执政者,坚定不移地想用党的意志和价值观,来控制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最细微的领域。

  于是,我们看到,每天的新闻除了报道党的会议和党的各级负责人的行踪之外,就是推出作为党的价值观样板的“道德模范”。在党的领袖看来,整个中国社会中,每天称得上新闻的就是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因此,在被党通过中宣部的各种无微不至的指令严密控制的主流媒体中,人们能够听到的永远只是一个千篇一律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党的最高领袖的指令的回声。

  在所有其他的表达渠道,都受到越来越严密的控制和审查的情形下,互联网也就自然而然地日益成为中国人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主要渠道,因为,在网络中存在着在中国其他的表达渠道中日益丧失的最宝贵的东西:自由。

  唐之后,宋元明清的人也写诗,但在钱钟书看来,只有唐人的诗,才真正表达了自己最本真的精神和情怀。同样,在当下中国,看上去存在着众多的表达样式:有新闻、有电影、有电视、有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论文……,但是,在经过一双无处不在的权力之手的严密操控之后,这些文化样式,由于缺乏表达自由,正日益失去自己本真的精神和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变得就像唐之后的人所写的诗,只徒具某种空洞僵化的形式。当下中国最本真的精神表达,沦落到网络之中。

  整治“低俗”运动是極權主义者向中国人民发动的新“文革”

  極權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特定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極權主义的信奉者是一些拥有强烈和坚定的信念的人。所谓極權主义就是指这样一些信念:它相信个人假如离开了组织,他的生活就失去了任何的意义;它相信所有正面的积极的价值都源于集体和组织,而所有负面和消极的东西则源于个人幽暗的内心,因而,必须构建一种强大的总体主义的权力,去计划和设定社会存在的各个领域;它相信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只有是在那个总体权力计划中的才是美好的有价值的,而在它的设计之外的一切则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负面的价值。

  極權政治可以跟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也可以和某种带有统制色彩的私有经济相结合,(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体制那样)。笔者常听到有人说,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瓦解了,目前中国的执政者已不再有任何信念了。确实他们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但是他们依然信奉極權主义本身,他们相信必须要无限地扩大党的权力,最后构建一个由党吞没国家,由国家吞没社会的万众一心的政治乌托邦。事实上,从允许资本家入党,到在私有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極權主义在中国已开始了自己跟新的经济基础相结合的制度创新。

  在轻松地实现了对传统媒体的严密操控之后,新極權主义者合乎逻辑地将自己征服的目光投向了互联网。据统计截至到2009年底,中国的网民已有3.84亿,手机上网的人数也已达2.33亿。而近年来几乎所有重大的社会风潮(像邓玉娇案等)都发端于网络。因此,新極權主义的信奉者将能否完成对互联网的有效控制,不仅仅看作是能否实现自己党、国、社会三位一体的政治理想,而且看作是现有体制能否稳定地生存下去的一个最重大和最紧迫的挑战。

  于是,一场彻底征服网络自由的战争紧锣密鼓地打响了。鉴于在编辑部中建立党组织的控制传统媒体的手段在网络中失效了,新極權主义者不断地进行着网络控制手段的创新:从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信息封锁墙,到用“五毛党”引导舆论;从删帖、屏蔽和关闭带有“问题信息”的博客和网站,到建立“白名单”制度;从试图推行上网实名制,到利用黑客来盗取信息……这一系列控制网络的努力,终于在今年年初多部门联合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的专项行动中,达到了一个近期的高潮。

  新極權主义者试图以整治低俗的名义,为其全面取消网络自由的行动寻求正当性。确实对于未成年的幼儿来说,成年人有责任使其免于淫秽信息的骚扰,因为,幼儿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一些不良信息能够对其产生诱惑,从而做出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

  新極權主义者拚命抓住这一点合理的成份,将其作了荒谬的夸大和引伸。首先,他将幼儿和成年人的关系,引伸为民众和党的关系,认定全体人民就像幼儿一样需要党的监护;其次,他整治的不仅仅是淫秽信息,而是用了一个从法律的角度看,完全含糊不清的“低俗”的概念。

  什么是“低俗”呢?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个極權主义政党致力于将全体人民的一言一行,都整合到一个步调一致的社会工程之中,因此,任何一个个人的行为只要不能自觉地“升华”到党的总体目标的高度,在極權主义者看来都是“低俗”的,他都可以动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对其加以整治。

  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大张旗鼓地整治“低俗之风”,这样的公然用党和国家来彻底吞没社会,压缩私人生活空间的举动,本来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在極權主义的全盛时期才能看到。改革开放之后,当政者一般只是关注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在个人生活领域则留出相当的空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極權政治重新获得了足够的力量,能够向个人自由发起主动的进攻呢?这也许首先是由于新極權主义的信奉者在执政党内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也许是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党获得了敢于不看他人脸色,展示自己真实意图的底气;也许是新極權主义者认为,仅仅退守政治领域,并不能得到政治上的安全性,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也许是长期以来道德维度的缺失,在民众心中产生的对道德的渴盼之情,为新極權主义者重新高举起道德主义的旗帜提供了某种背景……

  总之,当新極權主义者大张旗鼓地展开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的运动,公然动用国家这个暴力工具,去整治博客、整治手机短信,去干涉他人的言论自由,获取信息的自由和内在的良知自由时,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自负骄横,试图控制一切的極權权力急剧地膨胀起来,而这一切跟用“无产階級思想”彻底占领意识形态一切“阵地”的“文化大革命”变得如此相似。

  网络表达是中国人精神自由的“最后一口气”

  据说目前执政党的高层,在将过去的60年,看作是一以贯之的从胜利走向胜利,还是前后30年分开对待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正如克罗齐所说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何理解后30年的历史,关键看一个人如何主张和看待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假如一个人认为未来中国终将走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话,那么,他会认为这种转变是从1978年开始的,所谓的改革开放30年,是在一种典型的極權政治和宪政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时期。

  然而,新極權主义者却完全不那么认为,他们致力于在允许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新条件下,全面重建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原先被认为会自然而然促成宪政民主制度生成的经济层面的因素和新技术的因素,在新極權主义者的手中,被创造性地用来扩展党的权力和当权者的利益。因此,在新極權主义者的政治视域中,在其党国一体,万众一心的政治乌托邦前景中,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非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党国体制,反而为这种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在新極權主义者看来,不管是毛泽东时代的30年,改革开放的30年,还是在他们主导下的未来中国的政治岁月,都是党国江山的代代相传,都是党国体制对不同的政治情势的适应,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当然,在新極權主义者看来,改革毕竟带来了种种摆脱党的绝对控制的自由化因素,因此,一旦有了机会,就要重新扩大党权来收复失地。于是,大量在改革初期产生了公民意识的中国人,首先,由于“陆肆”镇压而失去了在政治上成为积极公民的希望,接着发现党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密,所以,那些不想失去已经获得的自由感的中国人就逃到网络之中,通过网络来坚守自己最基本的公民权利:自由表达的权利和知情权。网络已成为中国人维系自己精神自由的最后一口气。

  而对充满征服欲的新極權主义者来说,假如不能将个体完全驯服为党的工具,那个理想中的万众一心的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而性意识和性能量是个体生命中最具有自发性和最倔犟的因素,不能彻底地驯服这种因素,就不可能将个体完全变为党的工具。因此,就像毛泽东时代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禁欲主义紧箍咒一样,新極權主义者终于找到了“整治低俗”这一精神控制的新口号。在这一口号下,党不仅仅要收复互联网这块失地,更重要的是要整合和驯化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性意识和性能量,以及基于这种能量的自由化冲动。

  对互联网的监控,以步步紧逼之势,不断压缩着中国人精神呼吸的空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术网站被关闭了;含有一点异端和批评倾向的博客和帖子被屏蔽和删除了;人们自由交流信息的平台被拆除和监控。假如说早先的控制主要是针对政治上的异端倾向的话,那么,现在党的控制之手,开始伸向情人之间互发的短信,伸向个人私生活的最隐秘之处……假如,新極權主义者整治网络的雄伟计划彻底实现的话,那么,中国人不仅将完全失去表达自由的权利,而且将彻底丧失自由地获取信息的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将生活在一个完全人工安排好的世界,一个由党操控着一切“真实”的“楚门的世界”中。

  网络自由之争,归根结蒂不是中美之间,而是公民权利和極權权力之间的斗争

  中共政府对互联网尺度不断收紧的监管,终于引发了在大陆经营的外国信息企业的反弹,谷歌由于黑客攻击和政治审查对中共政府提出的抗议,最终使美国政府将互联网自由看作了美中人权对话的一个新主题。

  今年1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在强调人民有权自由获取信息之后,希拉莉发出了战斗性的警告:“从事网络攻击的国家和个人将承担后果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一个靠互联网连通的世界里,对一个国家的网络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人的攻击。”

  我们看到,在互联网自由这个议题上,美国人为其长期推行的人权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来具有普世性的人权概念,就为美国政府干预反人权的政治行为提供着正当性,而互联网世界的连通性,则使得一国政府对网络自由的损害,不仅仅是对本国人民的人权的侵犯,而且是对所有人的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的侵犯。这样美国抗议中共政府侵犯互联网自由,就不仅仅是为中国人的人权在呼吁,而且,也是在直接捍卫美国人自身的权利。

  面对美国政府的人权攻势,中共政府一如既往地祭出民族主义这个法宝,试图将网络自由问题,变成中美之间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展开的信息战。我们看到,有一些信息控制专家,站出来为中共政府的网络监控行为辩护,宣称世界各国都有对互联网信息的审查,将自己帮助政府进行的网络监控,标榜为和美国进行信息战的爱国主义行为。

  这些似是而非的辩护,完全混淆了对网络信息的基于党的意志的政治审查和基于保护个人权利需要的法律限制之间的界限。另外,一个信息专家,假如他的工作是在防止自己国家的军事资讯被他人窃取,那么,他确实是在从事网络安全的工作,但是,假如他的工作是在构筑金盾工程和长墙防火墙,那么,这种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针对他国政府来捍卫国家利益,而完全是帮助无法无天的極權权力来侵害自己国民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对于这样的彻头彻尾的针对本国人民的侵权行为,试图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强词夺理来遮羞是徒劳的。

  以往,每次在和美国政府产生冲突时,中共诉诸民族主义的灵丹妙药都会在青年一代中激起不小的反响,而在这次网络自由之争中,这剂药却开始失效了。相反,有大量苦于网络审查的中国青年人,感到是希拉莉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运动成了青年一代认知極權政治的活标本。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反右”和“文革”,也没有经历过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威权政治一方面为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经济活动开放出空间,另一方面则封闭了其政治参与的渠道,刻意培养出这一代人的政治冷漠。在一片政府刻意煽动的民族主义的热潮中,对極權政治的警惕和反思被遮蔽了。

  然而,在这次网络整治行动中,当每一个上网的青年,发现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法自由地看到自己想看的信息;发现有一只无处不在的强横的权力之手,要他只看它允许他看的东西,只说它希望他说的话时,他终于切身地体会到什么是極權政治。

  極權主义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再是他原先在一种民族主义的语境中所理解的西方政府为其政治上的敌对者所贴上的外在的标签。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经验性的政治现象,是一种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强横权力,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运用暴力强制性地彻底重塑个体的行为、思想乃至感觉的,无法无天的自负和狂妄。而这一切无疑会遭到每个个体基于本能的自发反抗。

  政治独裁下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不断地增强着执政党汲取资源和操控社会的能量。力量的增长促成了自负的增长,党不再满足于威权政治,其体内的極權主义病菌再度发作。但是,当党的政治路线从威权主义向極權主义转向,试图公然向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十几亿中国人的人性宣战时,不难想象,它将遭遇的阻力和反抗也将是前所未有的。目前的网络自由之争,为将要展开的这场激烈的争战拉开了序幕。

  五、关键在于培植一种能够抵御極權主义病菌的本土性的政治文化

  当笔者将整治低俗之风运动比作“新文革”时,也许有人会觉得有些夸张,“文革”时有大量群众的激情投入,而这次只是当权者动用行政手段在有条不紊地紧缩个人的自由生存的空间。而且,至今为止,尽管当权者竭力屏蔽封锁,对拥有一定的信息技术的上网者来说,要翻墙去看自己想看的信息也并非难事。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次整风运动,从精神内涵上看,和“文革”完全如出一辙。而且,假如说“文革”作为一场运动在当时还拥有其群众基础的话,那么,这一次,少数思想落伍的当权者,仅仅依凭手中掌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完全无视大多数人的憎恶,成功构作一个仅供少数趣味低下的当权者自娱自乐的信息空间。这一现象更加突显出我国政治制度中存在的可怕的缺失。

  确实,由于技术原因,目前新極權主义者还没有能够完全征服网络,但是通过审判刘晓波等人,通过设立信息防火墙,他们已将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和翻越防火墙变成了“犯罪”和“违法”行为。从过去30年的经历来看,在某些特定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言论自由的尺度会变得相当宽松,但是,由于人民表达自由的权利没有得到制度性的保障,因此,它们往往只是昙花一现。目前,中国人由于网络的出现而获得的些许表达自由,同样,也只是一种偶然的自然现象,而不能看作是真正的公民权利上进步。中国人精神自由的这“最后一口气”,随时可能在極權政治的强力控制下被窒息。

  所有亲身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岁月的人,都不免从内心里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中国非但没有持续地进步,反而常常出现显著的倒退?答案是显然的,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自然地降临,需要每个公民通过切实奋斗,才可能建立起保护自己权利的政治制度。

  由于执政党对自己历史的文过饰非,因此,我们虽然经历过“反右”、“大饥荒”、“文革”这样惨绝人寰的人权灾难,但是,依然没有能够对極權主义的本质和危险产生清醒的反思和认知。30年的政治演变或许对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力有所限制,但是对党对整个社会的权力则没有形成任何有效的约束。

  当党的组织伸向私有企业,伸向律师事务所,伸向每个自由的社会细胞的时候;当党用各级纪委、政法委来取消司法独立的时候;当党将自己的无反思的追随者封为“道德模范”,并用强制效忠和强制灌输来扭曲所有人的良知自由的时候;当党整肃媒体、关闭网站、设立信息防火墙的时候……不仅仅在现存的政治制度中找不到任何的机制来约束党权的这种无限扩张,而且,在社会的主流舆论中都无法产生一种清醒和理性的批评声音,来监督和抵制政府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这些侵害。

  确实,对互联网的管控,引发了某种普遍的厌恶和反抗,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反抗总体上还处在某种素朴的状态。对党来说,“草泥马”、“裆中央” 这样的骂声并不可怕,相反,它会觉得这正是它要整治、消除的对象在自证自己的低俗性。只有将反抗侵害网络自由的努力,导向对一种能够保护个体权利的有效制度的理性诉求,这种斗争才会是真正具有建设性的。

  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培育一种本土性的能够识别和抵御極權主义病菌的政治文化,从而让每个公民都能对自己的基本权利以及政府权力的越界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性和鉴别力。

  人们自然而然地希望自己的国家拥有更高更新的技术,拥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假如不能用宪政理想和制度驯化党的極權主义冲动,那么,所有的这些技术和资源都将非但无助于个性的形成和人格的生长,反而将异化成一种针对全体公民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行为的可怕的控制力量。

  这么一种基于公民共识的政治文化,旨在塑成执政者的一种基本政治教养:必须将给予公民获取信息的自由、内在良知的自由和表达自由看作是一种不可逾越的硬约束,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权力,假如只有在系统和广泛地剥夺人们的这些基本权利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运作,那么,这种权力必然是邪恶的和丑陋的,同时,它必将不仅仅和本国的人民,而且和全世界所有具有公民教养的人都处在永无止境的战争之中。

  20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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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许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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