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承业:‘右’字人生

  在社会政治上常用‘左’、‘右’二字来分别表示或形容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态度,前者代表革命、前进或激进派别,后者则代表保守、落后派别,这种用法早已成为中外惯例。到了上个世纪的天朝时代,圣主为了加速推行其‘形左实右’的一惯做法,全面实行专制复辟,把‘右’字封给一切他认为与此有不同意见的人,以示侮辱。从此这两个字的政治含义在天朝就颠倒使用了,这也算天朝特色之一吧;也从此,‘右’字就成为一个侮辱、不吉祥、倒霉的贬义之词在天朝流行起来,其最重者莫过于戴上‘资产階級右派份子’帽子(细分起来还有极右分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这就有近百万人士,此外还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分子、

  暗中甄别的右字人物,细分还有党内的、党外的、民主党派的,政协的等等,还有他们的家属、亲友等,这沾上‘右’字的人物总计就数千万之多矣。沾上了‘右’字就注定倒霉终身。仅管有成文的摘帽,可摘帽后还是‘摘帽右派’,因为‘帽子是随时可以又重新给你戴上的’,即使中央发布了‘改正错划’,总还可以叫‘改正右派’,再不然总还称为‘前右派人员’,不知道可不可以称呼“前右派人员总理”,总之这个‘右’字就是那么如影随形地伴随终身,辱你终是身!就是死了也叫‘已死右派’!

  这‘右’字在我天朝虽是作不吉祥、倒霉的贬义之词用以侮辱人使用,但它与常用的如强盗、土匪、恶霸、凶神、恶煞……有所不同,对这些常见的称呼坏人之词,人们明白并习惯其坏之处自会加以痛恨的,但对‘右’字人们并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坏字?何坏之有?常识告诉我们,左与右只是方向之区分而已;记得读过一个故事,记述说当年把右派下放到农家去改造时,农民并不知道什么叫右派,一时半会也讲不清楚,由于口音不同,农民们听为是‘油派’,问“为什么油派就是坏呀?”,只好理解为“总是偷了油吧”;不知其坏,也就达不到要人们痛恨他,进而终身羞辱他!——这个圣上内心的目标,要让人们痛恨‘右’,还真得费一翻工夫: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就用断章取义、偷天换日,不惜陷害;可是在工农中就不好讲了,就只好反复唱道:“右派右派,是个妖怪……”谎言唱它千遍也就成理论了,一个办法就是广泛而持久使用此字以辱人、贬人。

  由于长久使用也就有了这沾上 ‘右’字的人生,这是一个并不是坏人(甚至还是大好人),而必须对人、对已、对家人、对亲友、对社会时时刻刻作‘坏人状态’生存、过着羞辱的人生。这可是一个不易的人生啊!

  要言说这样的动态人生,必须从两个坐标面上来讲,纵的是时间阶段,政治风向不断变化,时间不同境遇也随之不同;横的是面对不同的人群,有家人、有亲友、有同学、有同事、有陌生人、有知识分子、有工农人民、有街坊邻里;不同时间下不同的人,这就一言难尽了。

  一,当右派,稀里糊涂。首先是当染上‘右’字上身时,这可是身不由己,防不胜防,其他犯事还有个事实过程,染上这个字可不需什么事实与过程,只要某领导有心而又有机会就行;什么是右派还没有弄明白,就定你是右派,还要你承认。划右派时,不仅没有明确右派的含义,也没有明确规定右派的标准与程序,是到以划了许多右派之后。才公布了一个可以随意解读的‘六条标准’,正式文件说二十一年后的改正式也是按当年的‘六条标准’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是错划了的,真创政治乱搞之世界纪录了!这样稀里糊涂地搞,虽然以后难以让群众一听名称就能产生痛恨,但那是后话,对此时而言却正好让你在迷蒙中就范。待就范后再一步步升级成为敌人,而且打拉兼施,名称与花层出不穷,总之让你离不开这个‘右’字,一但染上此字,如染上毒瘾那般就终身受用了,毒瘾还可戒除,而这却不能,罪犯尚有刑期,而‘右’字是没有刑期的。因为这是圣命刺下的金印啊。见我写过一篇短文《御赐之名》(《往事微痕》29期)。

  二,扮敌人,其情何堪?明明是左派,(正因如此,才)要让你当右派;明明是坚决的革命战士,却要你当敌人。决心要你当敌人,还要作一个听话的敌人,还要与时俱进地终身做下去。做戏就要做得像,说你什么你就得是什么,在行为与肉体上备受折磨苦难与屈辱自难以尽述,这在《往事微痕》的各期上已有大量生动的记录,这篇短文就暂不详说,只从心理创痛上讲,这常常就要违心地认账:说你反党反社會主義,你就得承认你是反党反社會主義,而且还要交待事实,而事实又正是按党和社會主義号召与要求提了意见,这怎么说呢?更有甚者,如类似‘章罗联盟’之类的许多无中生有的结论,也得要你承认并交待。只是承认,说声‘我认了’还不行,还要态度老实地甘心受辱,还要自取其辱并无怨无悔!这是大大地违心与违实之事。这世上最难做的事莫过于违心与违实,一时违心与违实尚可,要你终身违心与违实就难,一事违心与违实也偶有,可事事违心与违实就难,面对大众可以做戏,面对亲人做戏就更难。不是敌人硬要自已承认是敌人,还要交待事实,还要上纲上线批判,这本身就很难了,还要经常结合现实需要去这样做戏就实在不容易了!这是伤心之痛啊,俗话说:人怕伤心,树怕削皮呀!现在读到当年许多大右派前辈那时公开发表的‘认罪’、‘检讨’之类的文字时,在感到荒唐之同时,更觉其不容易,我总是在想:此后他们是怎样在渡日啊!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现在不仅是外加其辱,还要其自辱,其情何堪?其毒甚矣!

  三,亲友前,无言面对。前面讲到面对大众可以做戏,面对亲人做戏就难。大众不知其详也就让它去当戏看吧,可是如何面对自己的亲人呢?他们有的是看着自己长大的亲人与乡里,有的是同窗数年的好友,唯一的选择就是‘不面对’,尽量回避不见面,纵是不得已见了面,也只有‘无言’,我在57年被划右后只身一人服从处理到重庆四十二中学接受工作考查二年(当初宣布时说是两年,后来就不认账了,就是无限期了)就下定决心没有见任何亲友与熟人,也从不通信(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我二弟专程来看过我一次),一直坚持到63年被组织上强行骗回原籍。陌生的人听介绍说此人是右派,如何如何反动,一听也就过了,对其是否真坏与可恨无需去深究,知道反右运动内情者更是讳莫如深,不知其详的也不多问,大多数避而远之,至于亲友是了解根底的,从内心深处是不认其反动与坏的。当局无法用谎言以骗之,于是便用权力,用血统论与诛连法,软硬兼施,大力推行划清界限。我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父辈改行从学徙到开小店47年置了几分薄田土改时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成分。父亲在副食商店当营业员有历史反革命份子帽子,母亲为家庭妇女。兄弟姐妹七人,我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三弟一妹,大多生存于机关文教等政治敏感之地,是永远要大讲政治的,为了自保,也有为了当官,亲人们对我都是划清界限,尽力避之,实在来不及躲时,正常的称呼也难以出口,我也自知其妙,自知其趣。家人们有什么喜事庆典聚会(如婚嫁、晏会)自不能参加,而有什么倒霉事(如历史反革命去逝、为落实房产发还上法庭、继承地主成份)就只是我该承担(这情形从摘帽右派一直延续到改正右派时期);在一个大家庭中,这也是各兄弟姐妹争荣谋私之大好机遇,个中受辱琐事,家长里短就不细说(见我的回忆录《岁月留痕》《往事微痕》29期),这一代历史形成自不待言,可还秧及几代“病梅”(此语引自冰眉文《往》43期),下一代基本上就没有了来往,比路人还冷漠。我是亲历了这一切的!政治造就了六亲一不认,政治离间了人世间千古亲情、友情、爱情,也就是让人性倒退为兽性。人性泯灭是何其可悲的伤痛啊!常见划右后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对于尚没有婚恋的大龄青年右派来说,长期的贱民身份使其婚恋就更加难以言说了,我写过一篇短文《春殇》简要记述了几则这方面的悲剧。我的晚婚虽也有单位同事与领导光临,但却连亲父母也回避之,是何等的悲情啊(见《往事微痕》29期)

  四,摘帽后,空喜一场。好不容易历经长达五年多时间的种种磨难,(见我的回忆录《岁月留痕》《往事微痕》29期)终于盼到了62年底组织上宣布给我摘帽了,这是数年来组织上对我的教导与许诺,给我们设定的争取目标,也就是我二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期盼,同时中央也明文规定摘帽后就不再视为右派分子了。当时我在大宝山农场劳动,宣布摘帽后,一切照旧,依然如故劳作,什么事也没有,不理不问,就拖到63年8月才突然通知我回学校(重庆四十二中学),然后强行要我退职压缩回原籍阆中。原来这是一场大大的空欢喜,原来‘中央也明文规定摘帽后就不再视为右派分子了’是一个大大的谎言,‘不再视为右派分子’还可以当右派分子再作处理,这就是‘摘帽右派’吧!面对如此的无端处理,我虽不敢据理力争,但总可以据理力谌续贵问:我问为什么无端处理人?答曰不是处理是压缩城市人口。我说我是正式教师编制不在压缩之列,答曰这是组织动员。我说退职需本人同意,我没有同意,答曰这是组织决定。我同时书面向重庆市委与市区教育局反映,自然是没有回答。四十二中党支部不给我安排住房,我无处可住,以此要我听话,立即回阆中。我说我已离阆中县城老家十多年了,从无联系,回去没有工作,没有土地,生活无着。回答说组织上已与阆中方面联系好了,一切有组织安排,一定做到负责到底并派人送我回去。于是派党员谌续贵送我回到阆中,63年8月1日到县安置办报到后,我说重庆方面说已与阆中联系好了由阆中安排工作,阆中的人说具体安排我不知道要等负责人菜某回来才知,要我等几天。就这样谌续贵叫我等待安置,他便完成了任务走了,从此也再不发那曾经发了六年多我辛苦劳动而赖以维持生计的每月26元5角的生活费了,也就是只做不说的开除公职了!我三天后去县安置办问时,回答说我们没有工作安排,也从没有答应过安排。如此处理,当然引起我极大愤慨,我立即数次找重庆四十二中及其上级,后来又派重庆四十二中教导主任姜渭浜专程来阆中联系安置,来了几天,临走时叫我等待通知,此后再也没有任何安置通知了。我又多次向重庆、四川省上与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均无回答,唯一收到一次重庆市教育局回答竟无中生有说数次工作安置我没有接受,说我无理取闹,我愤怒将此信原件退回,我决不接受这种无中生有的指责,我多次写信反驳与反映,甚至数度向毛主席写信,这此信多达百余件。时间长达数年,文革中清队时,让我进县革委学习班,要我交待写信一事,说我是翻案,隔离审查了半年多,调查了我发的八十多封信(原来我的不少反映信,在阆中邮局就扣压下了,根本没有发走),结论是;尚无反动言论,没有再处分我。从那时起,我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只有靠出卖劳力渡日,长达十五年,一直到时89年底改右时,才恢复工作。

  五,受骗了,疑窦渐生。以上讲到我受的一场大骗,在此之前我对党是绝对地虔诚与忠心,即使仅因为我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在会上发言提了意见,从来也与资产階級无关,而一夜之间便把我从一个共青团支书就打为资产階級右派份子,二十一年后又说这是错划了,真把人当猴耍。可当时我确实是安心接受处分,接受工作考查两年,而走向分配的重庆四十二中,此后一切听话,努力,竟还交了入党申请书呢!可到头来摘帽后还受到如此这般的无理处置,向哪里反映都毫无结果,到今天(我不断反映了五十多年)也还没有一个回答。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崇拜敬仰的神圣的党,竟会是说话不算数,当初给我谈话教导我,口口声声说是冶病救人,挽救我,怎么就如此不问一切而开除呢?要公开开除就公开讲吧,为什么竟用欺骗的办法,用谎言来哄我就范呢?这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吗?如果说只是个别地方组织或个人所为?为什么向上级反映也不理呢?为什么反映到最高处也不理呢?不仅不回答,而且在我问急了后,竟来信无中生有地说“对你几次安排工作,你都不接受!”说我无理取闹。这是党的作风吗?这是我心目中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吗?我的疑窦渐生了,我对党的信仰渐渐起了疑惑。也可能只是地方组织吧,给中央的反映不是中央收不到吗?不过这地方组织现象也太一致、普遍化了吧?

  六,文革终,思考开始。史无前例席卷神州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当时作为一名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工人,虽又苦又累,但却溶洽自在,更好的是与意识形态部门关系少,只是累了看个热闹,开始时对伟大领的深谋远虑虽不知道,但却深信绝对是造福中华的大计,是坚决听话、拥护的。特别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提得又准又好!可是,事实并不如是,形势却一日数次地急变,批这批那,从读语录、红海洋到带像章、表忠心个人崇拜达到高峰。当时听到一个笑话说,在表忠心的热潮中,有一个老农把藏匿了多年的当年为庆祝宣统登基绣的一面忠字龙旗拿出来见了天日,得到了出奇的叫好。这使人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真是帝王登基么?后来越搞越乱,党内不少老革命均被打倒,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了。待意想不到的副统帅出走,批林批孔批周公,邓三起三落,一直到打倒四人帮才思考起来:原来决不只是地方,问题的根子在中央。原来竟是极左口号下实行的极右,革命大旗下掩盖着一个封建体制啊!巴金老人的回忆录说得好:他原以为高老太爷早已打倒,他的书都过时了,现在才知道,打倒高老太爷还任重道远呢!

  七,改错划,远未了结。打倒四人帮结束了文革,拨乱反正,自然想到了对五七之事应当有个了结与说法,这是意料中之事。没有意料到的是:来得这么突然,办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的是用了这么一个十分巧妙而又狡猾的‘改正错划’:用‘改正’二字就明显不是‘平反’,就轻描淡写地多,平反是反错了,而改正只是划错了,同是错,错的大小就不同了,纠的力度与办法自然也就不一样吧,何况这一个错字,还可以解读为全错、半错;大错、小错;多错、少错;……,错字后面还有一个‘划’,这不是什么根本上的错,只是‘划’错了而已,多么轻松愉快地错呀!……,这给后来坚持对改正不补分文工资留下了空间,且改正后仍有‘改正右派’一语可呼,是多么灵活方便。改正时是只作当时用人时之迅速安置使用,突出一为我所用之‘用’字,并不需明确当年的是非,就更谈不上追究任何责任了。这正是政策设计高明之处。人们深感这个虽未公开说出口的“改正右派”一语,它就体现在不少日常的使用选择与小鞋上,使你提出时还无法开口,同时也有不少改正后入党做官,个别高至国领导人,但那正是样版与宣传之品,占当年百万右派之极少数也。这巧妙之做法虽又骗过了国人,但骗不了世界,虽骗得了一时,但骗不了历史,稍稍一问,就发现仍然是一本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理论起来时,就只有使用‘封杀’与‘遗忘’了。这才使今天这个完全符合宪法与法律的‘原右派人员’办的《往事微痕》竟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不过,时代在前进,历史也在前进,更重要的是世界在前进,防民之口如防川。

  八,到晚年,似有所悟。掩饰总只是一时的,随着时间的过去,世事变迁,两岸互通,国共对话,档案解密,“还原真像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真像渐渐浮出水面,终于渐有所悟:原来这两个都是前苏共式的政党,数十年的争斗与战争,都用革命的花言巧语欺骗与收买民众为其工具、为其卖命、为其送死!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夺权斗争,都未跳出“打天下,坐江山”的老路,在这场斗争中前一个虽败下阵来,但也未全败;后一个虽获大胜,但也不算全胜。在争取民心时用尽了民主、自由为口号,掌权后就变了,这时,千百万‘右’字的无端受难者,就充作了建立党国体制的祭品。历史就是这么绕着圈艰难地前行!要从根本上走出误区,在于解决这个党国体制问题:就是要认真实行民主,保障人权,实现宪政;具体做法是现行宪法先要能得到实行,建全民主与法制。

  2010年五一节

  作者:贺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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