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中国中产阶级为何冷漠民主政治?

  许多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认为,中产階級和私有财产集团有着反叛现有政权的革新精神,一般是自由、民主建设的重大动力。当西方学者将此种学说应用于中国情景时候,便产生了显见的谬误。这种谬误的思路是将颇不相同的社会机制作了简单的直接类比。事实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中国中产階級已成型且逐渐壮大,各个阶层的私有财产也呈飞速增长,不过,他们远非如西方理论家所说的民主政治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通常也不是对现有政权制造麻烦;相反,他们中有许多积极要求入党,甚至参加政协、人大,担任政府官员,至少能成为一名“党外盟友”也算是不错的收获。

  在中国,什么人称得上是“中产階級”?这个名称划分颇有分歧,这首先源自于认识上的混乱,更来自于用意识形态来划分名称的含糊暧昧,就好比现行中国宪法中,将“知识分子”划分入“工人階級”似的荒唐可笑,人们只好说:将就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尴尬,但是这不应妨碍我们对于本题做出分析。

  在中国语境中,大体上,中产階級是指中等至偏高程度的财产拥有者,具有良好的教育程度,以白领为主体的群族构成。至于他们的价值取向如何?则难以显现自身的独特性来。盖因中国的大一统环境无法容忍有任何独立的倾向。

  在西方,经典的定义如秦晖指出的:“西方中产階級最早是指市民,既包括穷人,也包括富人,既有无产者,又有资本家。民主的社会基础在于所有人,其动力应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和国家的纳税者。”《中产階級不是“民主”的前提》(载于《绿叶》09年第十二期)因此,在西方语境中,中产階級是个政治价值蕴含的词汇,他们的天性就是不满足于封建特权,具有革命的倾向。

  但是秦晖的思路显示出他的“階級斗争论”偏见来:人只是经济的动物而已,人的一切行动似乎只受经济利益所驱动,什么階級决定其什么行动,可谓:对号入座标政见,画地为牢束自身,从而缺乏人格的蕴含及人的主体能动性和超越性的因素。秦晖文章的缺陷根源在于他的“制度论”局限——在秦晖视野里,文化是毫无优劣之分的。

  中国中产階級淡漠民主政治,这点确切无疑,至于原因,学术界探讨似乎不甚深透,我在此思索出几条原因来,供大家深究之。

  群体主义的基因密码

  孟德斯鸠说:“有怎样的人民,就会有怎样的政府。”

  在法理上讲,西方推行宪政自由主义和民主秩序,其运作所期待的社会活动主体必定是个人,使之作为终极的单元。个人主义与民主政体本身有着亲缘关系,因为民主的要义是有竞争的选举,靠差额来代表每个权利主体所作出的自主选择。民主的理念就是个性化的意识形态,唯有独立自主的自由人个体,才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更强烈些的个人主义又与民主程序,即靠多数选票决定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相排斥。尽管如此,总体上讲,个人主义必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

  现在来看看中國的国民,数千年来生存在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中,其汉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处于远东地理位置上的广袤大平原,在其内的局部地域里无甚军事天险可以据守,所以不像民主意识萌芽地的希腊半岛,任何小的邦国、宗族社会、族裔乡村都很难保持自身相当的独立状态,其地的人员流动、部落冲突与交往甚为频繁,军阀混战乐此不疲,国境扩张可达极其广远。自然地,最为有利于群体主义价值观的滋生和繁衍,构建成为农耕文明的上层建筑。由此看来,在东方的文化地缘上,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体主义的传统性,仅仅靠自身社群内部的元动力,希冀培植起民主的价值观和推进现代宪政,自然是难乎其难。

  马克思说:“皇帝之所以是皇帝,就是因为有人愿意做奴仆。”中国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历经无数朝代的“专制——奴性”熏陶、再辅以“家族主义血缘伦理”的强化,长年累月的积淀至今,已在遗传基因密码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即以强烈的群体主义为价值取向。当然生命的遗传密码都是可以修改(进化)的,我们不是宿命论者,凡是后天的社会实践都会生成新的“习得性遗传”(拉马克),打在旧有的基因之上,便会产生新的积淀而有所转变,可是涉及遗传特征的改变都是相当缓慢的,每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自由活动时空都有着相当多的限定,为此需要经历许多代际的渐变才会最终发生嬗变,因为生物进化都是渐进的过程。故此,刘晓波作出了天才的论断:“三百年殖民”方可改变中国,绝非狂人说疯话!

  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禀性和气质。荣格说,文化的积淀体现在国民人格上。故而,凡是中国的人士,不管是中产階級也好,平头百姓亦行,达官贵族也罢,都是同一民族中繁衍出来的普通一员,都是具有汉民族共同特征的遗传基因密码,携带上汉文化的各种意识形态,事先已经编制好了各种人文信息的程序密码,于是潜在而强有力地操纵着中国人肉身有机体的各项社会活动。

  主体与客体之间交流与反馈,在历史长河流逝中积淀而成的心理定势,是人与环境共同协调共同积累的结果,其携带着的群体主义文化的遗传基因,即为集体无意识所操控的程序,稳定成为人格上的原型,它先天地指引人的认识和导向人的行动,使之具有较高概率意义的特定道德价值倾向性。当今世人已经看到了,即使国人的中产階級(或其他階級都一样)即使离开了本国故土,远走他乡到民主国家,亦会呈现出鲜明特征的中国人的群体主义人格来,即不甚关心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所以,远非可用纯粹客观的原因,如社会制度的约束使之“无法民主”——来作主观上的充分解释理由。

  大文豪歌德指出:“人们只能认识自己所爱的,爱,或激情越强烈越充沛,认识就越深刻越完整。”当一个民族的禀性为典型的群体主义,其所“爱”的社会生活当然是等级主义的纵向隶属形态,如热衷于物化的面子的攀比就是其表象的显现,远非是禀性的另一端,即基于个体意识的自由平等的民主生活。

  现象学家M.舍勒对于道德意向的思索表明:只有当客观合意的爱的秩序已经得到认识,与人的意愿相关,并且由一种意愿提供给人,它才会成为规范“。因而,”对人而言,所谓事物的‘本质’的‘核心’始终在他的情性赖以维系处。凡是远离人的情性的东西。人始终觉得‘似是而非’和‘不在其位’。人的实际的伦理,即他的价值取舍之法则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决定着他对事物的献身意志或主宰意志。“(参阅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爱的秩序》上海三联书店,第740页及751~752页。)

  因此,我们在此讨论某人或某个群体的行为选择,譬如,中产階級是否热衷于民主政治,但若不深入于我们的国民人性之中去作探索,论证如浮萍,漂浮而无根。

  正如当年鲁迅先生为自己的天真所困惑住的。鲁迅对青年的认识,起初也是幼稚地想当然的。他信奉“进化论”为恒定坐标,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但是事实告诉了鲁迅,远非如此单纯:“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睱,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背离“进化论”致使德性的退化,反映在当今,其显例是,“爱国主义”的愤青狂热是由中国年轻人支撑起来的,让我们瞧一番:《闪闪“红心”已超500万 三分之一MSN用户共诉爱国情》吧,(上海的东方网报道http://news.eastday.com/c/20080417/u1a3536672.html ),而不是中老年人!然而构成中产階級主体的无疑正是年轻人,由此可推想:中产者中排斥外来的民主价值观的“爱国者”甚多甚多,因为这两者同时显现出的,必定有个大的交集。

  在西方,“民主、自由、宪政”的精神都是奠基在“性本恶”之上,提倡“合理的利己主义”;相反,中国传统中儒家的“性本善”却有着深厚影响,其推崇“内圣外王”的“圣人道德”。故此,中产階級人士尽管对于权贵的商业垄断而不满,对于官员的贪污腐败而厌恶,对于太子党的豪富而愤恨,对于市场不平等的竞争而怨言,但是内心却总是期盼着靠贤人来摆平不均;希冀有清官上任来烧他的三把火;渴望天下太平而过上小康大同生活;消极些的则钻进巫术之中避世一番,如修炼鍅耣大法功夫之类。总之,极少有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培植民主精神,试图拯救社会的。

  生存中锤炼出来的奴性

  除了国民性的群体人格因素,当然还有客观方面的外部环境问题。

  中产者并非天生的,他们之所以成为了中等财产阶层中的一员,必定经历了一番社会实践的历程,为此自身不得不染上浓厚的本土价值观,用作家柏杨的话来说,须在文化酱缸中腌制过一番。因为,提供给予中国人成长的社会环境是典型的“关系型”的,即国人生存于此种社会环境,想混出名堂,做人做事务须都得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当他在“搞关系”的时候,就须与长官保持高度一致,为得到首肯,须时时端渡长官的心思。同时还得走下层的群众路线,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无产階級打成一片,媚俗于普罗大众的趣味,不能彰显自己个性的价值观来。

  你想成为中产者吗?就得时时磨练自己,处处压抑住书生习气,泯灭掉智者的良知、磨掉个性意识的“菱角”,操行不可告示于人的潜规则,以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总之,在中国不能容忍有中产階級自身特有的价值观。

  中国的中产階級,在人数上还只是相当少数,现今的情景大约占22%,1,而且,名义说是为“中等”,其实无论在经济上抑或文化教育上都属于较为上等的水准,亦即较为“冒尖”的阶层,由此则反而处于社会交往中的劣势地位。须知:中国的国粹乃“以众欺寡”,“枪打出头鸟”,所以中国人的处世之道总是少数服从多数——以合群为圭臬。这样,使得中国的中产階級在行为举止上,处处受掣肘于人数占据多数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人群。而教育低下人群的秉性、知识和价值观体系,无疑地是以传统中国式的趋向,即“专制——奴性”的范式,因为他们所能接受到的人文信息相对狭窄得多,绝大地是从本土的社会实践中亲身经历,也只能是群体主义的价值理念。

  再次,中国中产階級的特点,大多数都是打工族,基本靠薪俸为生,他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资产、也没有权力和机会可作股份化的投资于自己所服务的单位,以使自己立足于有所发言的权力。中国的劳动法制明显是软弱欠缺的,它并不为打工族的中产階級白领们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也就是说,中产階級的社会政治地位并不是相应地处于社会的中游,他们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其只能以依附的人格来生存,使得与普罗大众一样,同处低下的社会地位。

  更因,国人的事业进展,往往伴随着人脉“关系”的扩张,两者成正相关展开,于是形成了“俱分进化”2现象。即,事业之人在成就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也为社会人伦秩序的无序化,即为降低正义等级作出了“贡献”,如同一个热力学封闭系统中的物体在作功的同时必然会“增熵”的效应一样,即增加了该系统的混乱程度。增熵效应所对应于社会学、伦理学层面的现象是,社会整体善性的下降。在本文的主题上,可以说,“增熵”即降低了社会的民主诉求。

  我们知道,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少数服从多数。就这样,正是这个要求前提下,势必产生悖论:你想要民主吗?那么就得尽力吸引大众来参与,为此不得不以群体主义价值为诱惑而发生价值偏转,也就是,即使你采取了民主的形式,也会在实质内容上采取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念,如仇富情结,均等财富等等,最终导致难以推行民主的实质内容,顶多也会使得西方式的民主价值观变形扭曲。

  在人伦亲缘浓厚的中国环境之中,国人所特别热衷的事情就是面子观的大攀比。毕竟在大多数的场合,中产階級人士是在与社会下层的人士打交道,为此,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气概笑傲下层人士,这也可相当的满足了,而绝不会想到去挑战上层的政治权威,尽管不满足于社会政治的不合理现状,但更多地,是希冀颠覆等级,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道出了中国下层人士的肺腑心声,而不是去追求平等发展,更不会嗜妄体制变革。

  现今国内媒体大量报道说,大城市里的白领也好,中产也好,普遍地生存、工作、精神压力太大。承受不了压力的人纷纷返乡、或退出大城市生活。为什么处于社会中上游的白领中产者会比普通的低下者承受更大的压力?在我看来,这主要是物质化的面子攀比竞争在上述人群中被放大的缘故。因为大城市中白领大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事业发展前景远比低教育人群来得广阔深远,为此作期盼而想象的热情当然会高涨,攀比也就膨胀起来了。攀比热情突显的是等级价值观,而民主政治所依赖于平等的价值观。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做人的程式,当一个吃足了“苦头”的人士,奋斗了若干年之后终于翻身得了解放,当上了中产等级,至少能在多数场合,爬在了多数人群之上时候,“狼与羊”的位置顿即互换,那时候他的身上所携带的遗传密码就会发出强烈的行动指令:成为“人上人”,开始作威作福吧!就如中国旧时女人缠足代代相传那样,有关缠足的基因密码得以持续拷贝下去,绝不会发生“基因突变”:如乔治。华盛顿那样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理想而放弃皇帝宝座做自己的表率。包括中产階級在内的中国普通百姓愿意为民主中国的前程做出自己的贡献乎?这个问题等价于如下一个:一个人能自提头发脱离地面吗?

  再从个人素质来说,由正义缺失所凸显出来的人缘主义“关系”之术,是凭借于专事形而下的特殊主义的自私自利,靠的是低知识性(如荣登中国富豪榜者,大都为资本游戏中的“大地主”而已,即出自知识含量低下的房地产业)的势利术禀赋,如“厚黑学”、“城府”之类的功夫,从而排斥掉普适化的高尚德行。依据舍勒的价值类型学划分可以分析出3,人际亲缘之“关系”,就是那种颇具排斥性的、与他人共享程度极低的低级下等的价值类型。当一个靠“关系”而成功的中产者,不仅与当政者牵涉上千丝万缕的利益,而且其人文素质必定下降了若干等级,这恰与民主的理念施善于社会的公德是背道而驰的。

  沙滩上难盖大楼

  民主精神标示着一个社会的政治建构运行在高级层次上的状态。对于民主缺乏热情现象则表现为人的高级德行——主体自主性的阙如。

  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者,即大多数国民的人文素质教育水平,是极重要的因素,需要达到相当的水准,这水准绝不是简单地以学历的多寡高低来衡量的,古希腊社会里根本没有学历的概念,但是那里的自由民们的参政议政意识已经相当的浓厚。可是蒙昧主义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到了近世更是由于左倾思潮妖魔泛滥不已,反文化、反智化尤甚,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地位特别低下,这当然会牵累到当今中国中产階級的地位相对低下,二者属近似性质的问题,尽管左倾势力在退潮。低下的地位又使得主体的活动积极性大为降低,并使人的德性降低。

  群体主义是属于开化程度低下的文明意识,是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社群共同体(Gemeinschaft)上,而不是建立在以利益交换基础上的公民互助社会(Gesellschaft)。“群体主义”只是显示其社群内个体软弱无力,才需要相互依赖而已(卢梭),内部绝非是一团和气的“和谐社会”,中国的群体主义代表儒家趋向于等级森严的差序社会格局,而非平等的权利和人格尊严,用儒家思想的天下秩序来表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天然地导向专制型政治体制。道家虽有个体意识,但趋向于消极的自我肉体保存,绝不参与社会共建之旅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总之,中国传统思想中难以寻找出社会大善的有效途径。

  民主的事业是一项高级形态的社会活动,高级的社会形态需要有相应的高级德性,即自主的高级意识。因为人的一切有意识的外在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支配下进行的。用中国教科书中的套话说,社会意识应与社会存在相适应。

  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做人境界正是“适应环境”,那么,“适应”之中可否有超越于“环境”的德行?答曰:中国人所热衷的“适应”是认同于即成事实而不是拯救世界,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楷模。如此的适应,则使得本土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金观涛)

  拯救世界需有超越于现世的宗教意识,中国道德能担负重任吗?人类理性若缺少了终极关怀,道德的份量则显得肤浅,霍克海默尔表示:世俗的原因归结不出道德的根底。人的有限性表明,人若只依靠人性自身的力量,利益冲突时候只会照顾自己,惟有借助于神明影响力的“爱”的造化,方能得救人类全体。

  “美德在灵魂中地位崇高,在现实才会处处可见。自由在每个人的灵魂中居何位置,在现实中就居何位置。灵魂中有自由,现实中就有自由。所以,不仅要问自由在现实的政治秩序中有什么位置,而且要问自由在灵魂中的价值序列有什么位置。这意味着,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秩序的改造与重建,在本质上是灵魂中价值秩序的调整与重组。这两种秩序是高度互动的,它们并不完全同步,可是又不能彼此分离。由此可见,灵魂与灵魂不朽的信念是有政治意涵的。”4

  中国的中产階級不关心民主生活,是基于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社会是个自组织的系统,我们为了便于探讨本题,不妨把社会系统大致可看成由富人、中产和穷人这三方的成员组成。按系统论观点,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并在功能上联系着,互为交流而牵涉成一体。如同生物的进化,社会要形成一个主体性增强的善性氛围,是个渐进的过程而决非一蹴而就;反之,若社会中的全体成员作为交互的主客体,已经协同化(synergism)于运用各自低层次德行的生存智慧于其中,并已经处于这种平衡态的稳定结构,则表明了经久历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至此,除非有外来的“能量”和“信息”强力干涉“内政”,系统内部即使有任何扰动都会得以衰落下去,最终复归于平衡态。犹如一个陀螺旋转着,即使受到片刻的打击扰动,偏离了原有的运转轨道,也会很快复原。

  在中国搞民主事业,无疑需要有崇高的献身精神,起码需要奉献,但是既然已经协同化于一个相当自私自利、毫无宗教意识的氛围里,崇高的献身怎么萌发呢?

  中国的现况是,底层的群众尽管对严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强烈的愤懑,但却容易把情绪发泄向中产阶层。因为中产者在政治上的地位软弱,使得底层人士认为是可“欺侮”的,尤其会准对传统性极强的国营企业内的脑力劳动者。而这种情景恰为上层统治者所默认,因为中国统治法术的灵魂在于,寄希望于下层的各方力量在自相牵制、拼斗中抵消掉。如此则使得人们始终处于低级德性场景之中相互“协同”,难以升华精神品位,推进民主政治。

  譬如,按西方的理解,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中,中产階級等同于市民階級。如果这样来衡量中国的中产階級,那么上海的原住市民在早一个世纪前就具备了中产階級的资格。资料充分表明,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本地的居民已经享有高度的自治了,5然而这般“海派”素质的上海市民被中国其余地区的民众所看好吗?否也!“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余秋雨:《上海人》)余的文章尽管出笼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即使到了今天,人们只要上网搜索,尽可发现,辱骂、丑化上海人的话语比比皆是,在一个言论绝对不自由的国度里,辱骂一个特定的地域群体-上海人的自由却是相当地高。这就说明了,中国的民众普遍不能接受具有一定的西洋化了的上海市民精神,然后在这样一个“民粹主义”精神的名义下,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待上海人及上海的市民精神进行一番“民主集中制”!那么我们今天怎能期盼:具有一定西式文化素养的中产階級白领阶层人士为中式社会中的普罗大众叫好呢?

  由此可以理解:倘若我们社会中的有个别知识人士,自以为学富五车,以为多懂得了些大众所不懂得的道理,于是鼓起道德勇气率先打破既成协同的均势稳态,大声呼唤民主精神的话,则必将面临着种种有形和无形的社会压力,陷于“无物之阵”(鲁迅语),也许会遇到的是诸如“一式点头、微笑”(鲁迅)。须知,压力往往首先不是来自于上层,而是下层的平民百姓,被视之为书呆子似的发疯!以致于后来会思忖并反悔:还是以合群于大众为上策,随大流、和稀泥倒是可以确保安稳渡日子。

  因为我们民族缺乏那种对于精神性高贵事物的憧憬、对于理想事物的远景期盼。若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达,则悲观得多了:“对于精神性事务,中国人一概是远离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真正具有民主意识的人士在当今中国社会之中,只能是人数很少的一部分,他们可称之为社会良心的文化人士,简称“文人”,当然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他们的个人财产未必能及上中等程度,即使“达标”中产的也只是其中少数,这是因为,当人生境界当上升至高级的精神层面而具有鲜明的人文意识时候,知识者内在的良心必定与集权体制的规范相冲突,此外还与中国社会十分世俗化的市场运作机制相背离,在逆境中成才致富当然是难免其难。学者萧功秦说:“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性。”(萧功秦:《当今中国的中产階級与知识分子》)可是这样一些人士对于今天中国民主前程的影响力相当之小。这并非如萧功秦所说:“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具有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情结“。

  我以为,这是由于普遍的绝对的精神当处身于粗俗低级的物欲场景,使得高级形态的精神欲善自身,势必会造成中间环节的脱节而发展中断。我们考察中国环境里的人文型知识分子的功用,不妨参照亚里士多德制定的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等级链体系来阐述之。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认为,一切事物的本质是由质料和形式二者组合而成。质料是潜在的形式,而形式是实现了的质料。低一级的事物是高一级的事物的质料,反之则是形式,低一级的事物又是更低一级事物的形式。“更低的质料——(形式)质料——形式(质料)——更高的形式”,由此构成了一个等级序列。从质料到形式的目的论发展是渐进的过程,高等级事物之所以发展成为高级别的,乃因其高等级的形式因(精神性)偏多些,亦即它相对于其他所有等级存在物而言,距离宇宙的绝对精神要靠近些,因此,高等级事物其所携带的原初性质料因就相应地要少了些,反之亦然6,那么高等级事物在一旦直接(倘若中介和缓冲带的缺省)对付粗陋的低等级价值物的原初周遭场景,高级价值物通常就是个弱者,力量会差于低等级的,因为它的专长不在于此。依据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生命的“形式”多了,“质料”势必要减少。从事哲学人类学的舍勒指出:事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低级的是强大的,最高级则是孱弱的。”(舍勒:《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较高级存在之状况如同“美”:“其娇媚柔弱,易受损害,也是既短暂又罕见。”舍勒的同行尼古拉。哈特曼对此赞同道:“较高级的存在和价值范畴天生就是较孱弱的。”中国也有妙语:“虎落平阳被犬欺,龙遇浅水遭虾戏。”

  由此来观照当今中国,一个长期受僵化了的制度与规则所支配、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的民族,就是无法理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理念和民主精神。因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价值观差距甚远,而中间的沟通环节却是匮乏奇缺,以作承上启下的功能。

  社会进步只能渐进

  现代西方社会学的主流受进化论影响,认为社会的进步是渐进的历程,并非靠经济极速增长就会自然而然地迅即带来社会上层建筑的变革,即使产生出相当数量的拥有中等资产的阶层群体来,亦是难以肩负重任,使推动政治变革,也许是一个捧不起的阿斗,被政治鼓动家牵住鼻子走的牛犊,被煽动起愤青的狂热来,让外人大跌眼镜。对于一个传统深厚、巨大人口的中国尤其如此。

  现代社会是以物质文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运转体系,生存于其中能够奋斗成为中等收入程度的人们,绝大多数是从事物质生产或为其配套的流通、服务领域的。他们的现实处境是:同事们大都为收入和教育程度低于中等程度的,但是在人数上往往居压倒性优势。那么可想而知,这种工作环境必定都是非常传统中国式的,也就是说,通常是一个个“专制型”的小型社会,不管其是官营的,还是民营的7,除非是来自西方人投资的企业,当然在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良好的地带,或者是高科技的企业,那么专制状况会相应地减弱些。

  中国的专制社会呈现为纵向隶属关系的金字塔型结构,生存于其中的人们,不管处于何等层级,是何种人员规模的小组,通常都为“主——奴”根性的人格结构,除非有受过西学影响的自身极强的个性和执著的意志。我们不妨比喻,将社会中的各个层次的组织机构视作为一块磁性材料中的不同规模程度的构建,每一块构建都与其他构建及总体形成了全息同构的“磁性”,即“主——奴”极性(物理学上标记为:N-S,社会学上则是M-S:master-slave)对应,“单位”是作为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元正在被人们所认识,它是一个包含着几乎所有的专制信息密码的细胞。

  假如没有外部的更加强盛的磁力场干预,则中国社会的本身就是一个“永磁体”,即能够保持着十分长久的“磁性”——主奴根性。

  美国纽约法拉盛

  修改稿于2010-5-23

  作者:施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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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

  1. 知其 说:,

    2010年06月10日 星期四 @ 09:08:21

    1

    中国民族特性是依据中国特有自然地理环境而成,基本上为黄河流域基因的复制繁衍。4000年中华文字记录2500次黄河泛滥的严酷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以下几个特质:1)生存繁衍。大水之后,10之9亡,惟有生存和育后事大。俗话言:好死不如赖活;基因使然。2)吃文化异化。大水之后,生存首要是吃,什么都能吃,臭鱼烂虾,腐蛋毛蛋,蛇蝎鼠蛆,树皮草根;由此繁衍出一套特殊烹饪方式,腌糟泡、炸煮蒸和形形色色奇技淫巧,最初用于处理变质之食物。但后来就发展为特殊饮食“文化了”。中国人生意交往、朋友谈心、亲戚聚会甚至恩怨了结都会选择在餐厅,可见“吃”之事大。这种奇特口腔文明的进化模式无不与黄水泛滥之后的生存需求有关。3)“活”下去。历史上中国出的“汉奸”较之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多。每次皇朝更替总会有一批前朝精英为新皇尽力。活下去是民族基因的要求,怪不得文人无骨。以时间换空间,以一时之屈辱换取今日之生存或许明日之希望。4)“等”出未来。文火煮,靠文化软实力化解敌对势力。3000年历史中华民族多次为外族侵占,最后不就是靠中国书,中国饮食和中国女人化解了入侵强敌,以300年为一个时间单位将一个蛮族化为中华民族56个民族中的一个。
    如果以此角度再次审视中国民主前景:第一,不寄希望于中国中产階級(或者任何一个階級);第二,不要责怪任何企图在暴政下苟且偷生之徒,这是民族特质;第三,只有等暴政体制不再让大多数人活下去了,才会有灭亡的可能。既然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搞民主,不如说就是等民主更确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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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Willie 说:,

    2010年06月19日 星期六 @ 02:59:31

    2

    在中国根本没有所谓“中产階級”只有官僚階級及其代理人而已,所以,不要妄想了!

    1.1989年是大学生起来,但没有工人农民的起来;

    2.2010年工人与农民的复合体,农民工起来了;

    政府再也不能无法无天,蛮不讲理,否则整个中国,就会彻底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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