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三:从旧北京的八大胡同到新首都与时俱进的“天上人间”

  最近北京警方的一系列行动格外引人注目,其一就是查封了包括天上人间在内的四家所谓顶级的娱乐场所。

  据5月20日央视《新闻1+1》报道:4月11日:捣毁组织卖淫团伙,抓获150余人。4月29日:抓获涉嫌卖淫嫖娼团伙14个,违法犯罪嫌疑人174名。5月2日:打掉朝阳区涉黄场所10家,抓获涉嫌卖淫嫖娼人员92人。5月4日、6日:连续打掉两个卖淫嫖娼团伙,抓获各类违法人员28人。5月11日: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截止到目前,北京市公安局在411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中,共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了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违法活动的35家娱乐服务场所,取缔招嫖画廊256家,抓获涉嫌组织介绍,容留卖淫以及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

  天上人间早有耳闻,但在我等平头百姓眼中,此类场所不过是解放前妓院等烟花柳巷的又一现代升级版而已。令人不解的是,北京警方的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始于4月11日,而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已经是5月11日的事了,这中间足足间隔了30天。照理说扫黄这种事儿不可能一点儿风声都传不出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嘛!更何况“警匪一家”的传言也并非是莫须有的空穴来风。这其中必有蹊跷,也必然隐藏着什么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当然了,一个共产党员所知道的秘密,十个老百姓也甭想问出来。

  “天上人间”坐落在北京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内,在夜总会爱好者口中奉为是一个“美女如云”且充满奢靡气氛的地方。这次对天上人间的查封行动,被央视大牌白岩松誉为“向某种特权来进行坚决的挑战,并且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个概念”。挑战,来自于共产党的专政机关,但白某所说的“某种特权”来自何处何人?他却说得模棱两可、不清不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一个法律严明、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下,倒是可以这么讲讲。但在一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知法犯法的国度,老是空喊这句话就显得有点儿可笑又可悲了。试想今天的中国,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别说是人人,就连那些个拥有“某种特权”的人之间都做不到。官大一级压死人,所谓的“挑战”更得看跟谁了!

  什么是特权?特权是指只有少数人、党派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包括其成员才能享有的权利。放眼今天的中国,有哪些人?什么党?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权利呢?不用说大家也都清楚。特权的产生,根源于封建传统制度。众所周知,北京是个古都,又号称天子脚下的京城,封建传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不管是明、清的帝王将相,还是后来上台执政的这个党、那个党,都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天下”或是“党天下”的统治地位而不得不仰仗封建专制的那套玩意儿来作为看家宝。

  回想北京刚解放那阵儿,共产党为了彰显其有别于封建王朝和腐败透顶的国民党之区别,进城后头几件事儿之一就是彻底端掉北京的妓院等淫秽场所,尤其是京城有名的八大胡同妓院。此事一做,大快人心,京城百姓拍手叫好。要说那时候的北京社会生活环境,大概才能说是“零容忍”。

  有位对北京青楼史颇有研究的陈一鸣先生,在他那篇《那徘徊在青楼间的灵魂,八大胡同的隐痛和隐私》的文章中,这样剖析道:“按现代商业定义,八大胡同可以叫做——以性交易为中心的,集娱乐、餐饮、住宿、会议于一体的综合物业,配套设施也相当齐全”。而如今的京城内外,类似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那些个豪华夜总会,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丝毫不弱于当年的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的妓院之所以名闻京城,得于它们的档次在当时的北京首屈一指。100多年过去了,它们的后代――“天上人间”等继承发扬者以更高、更先进的档次在中国现代青楼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而它的执笔人不是别人,而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它所领导的政府官员们。

  我们不妨先读读上述陈先生文中的一段话:“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确实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政府、周边服务行业等等诸多人士。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相比之下,今天“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豪华夜总会的生物链,同样有夜总会老板、夜总会服务生、假扮服务员的“有偿陪侍小姐”、各类VIP客户,台湾黑道“四海帮” 管理人员、政府监管机构(公安、税务)、周边服务行业等等。与之不同的是,今天的“小姐”们早已倚仗小平同志那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远离了生物链的最底层,脱贫致富,率先进入中产階級的行列。

  据媒体透露,“天上人间”小姐的工资待遇为基本收入日薪500元,且完全归本人所有。另外,视个人意愿及工作努力情况,勤奋者最高日薪可达人民币3000元~5000元不等。难怪原天上人间第一花魁梁海玲2005年死于非命后,警方在她的房产内竟清理出高达1000万元之巨额遗产。从1995年起,梁海玲在“天上人间”干了有10年之久,平时还要豢养两个小白脸,每人每月2万。再加上梁自己每月的不菲开销,由此算来“嫁的好还是不如干的好”啊!

  今天看到一则报道,说北京市政协今年4月开始在本市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3万余名一线职工中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些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偏低,仅相当于全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7%.其中在石景山区的20家企业进行的调研显示,90%职工月工资在1000到1500元之间,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导致员工流失率很大,一家企业2008年在四川灾区招收的104名员工现在只剩下1人,有的餐饮企业员工流失率达到78%.遵纪守法、老老实实的工作换来的是什么?是高强度的劳动,低水平的工资。怪不得这次警方行动中查抄的不少小姐都具有高等学历,且不乏专门研究床上功夫的研究生。这真是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

  当年服务于八大胡同的妓女生存环境和生活待遇,比起现在“天上人间”小姐来也多有逊色。如南城的百顺胡同里,现存有一个满是西洋风格、作为妓院设计的二层小楼。除了底层阔大的天井以利于嫖客挑捡妓女外,顶层的小房间一般也就8~10平方米,勉强搁下一床一桌一梳妆台。这样的小房间大约有10到20间,各个房间面面相觑,估计隔音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如果小凤仙、赛金花再世去过“天上人间”的话,一定会被那儿豪华的装饰风格,美女如云的奢靡氛围,震撼的高档进口音响所震慑、折服,大发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之感叹。

  陈一鸣先生文中对妓女的成长过程有这样一段叙述:过去八大胡同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识字念书,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书法绘画、女红厨艺……期望她们成为“高学历专业人士”。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妓女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卖,才能加倍收回成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的妓院老板还是不懂得真正的成本核算。还要什么自己培养啊!那些专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招来即用多划算啊!犯不着自己掏腰包为她们买课本、请老师传音解惑。如今早就是社会化的教育体系了,君不见中戏、电影学院、舞蹈学院出来的这些女孩子,哪个不是能歌善舞、能拉会唱?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手机》中,不就有一段中戏的女学生晚上集体去娱乐场所做“陪侍小姐”的镜头吗?只要晓以高工资、高待遇还怕找不着高学历的高等有偿陪侍小姐吗?请看“天上人间”2009年度面向全国有志女青年们招聘启事中的摘要:职业:模特商秘;年龄:18~26周岁之间;性别:女;身高:净身高170CM以上;形象:形象好,气质佳;工资待遇:基本收入标准日薪500元(身高175cm以上者日薪600元);工作经验:工作经验不限,只要你形象优秀,上进心强,对于没有夜场工作经验的,我们进行详细耐心的培训,一直到你完全掌握!最后是令人眼前一亮的生活待遇:住宿条件为北京高档公寓,2人一间,人均面积宽裕,员工床位均为单人席梦思,配备宽带,每日有厨师烧菜,保姆清洁,每晚上班有专车送达公司,在北京城员工宿舍中我们的住宿条件100%是NO.1!,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我说为什么北京城里盖了那么多高档公寓?搞得房价那么高!原来是要为这么多的小姐提供这么好的居住条件啊!有人说,北京这次这么一抄,弄得小姐们都住不起高档公寓了,没准北京的房价该降了。当然此为戏说,不得当真。不过从有关查抄报道的事实来看,却有不能不让人产生些许联想。仅5月11日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的一晚,就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据称,北京市公安局在411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中,共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了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违法活动的35家娱乐服务场所,取缔招嫖画廊256家,抓获涉嫌组织介绍,容留卖淫以及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这才是北京夜总会、歌厅、发廊等总数中的一部分,如果要真是来个全城戒严大搜捕的话,估计就远不止区区1132人了。想当初民国初年,北平娼业犹胜前朝。最兴旺的1917年,光注册的妓院就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到了抗战时期,北平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

  据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回忆,19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角钱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那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我们再来看看“天上人间”的经营状况,便可知道为什么时隔百年之后的红旗下的首都,竟会涌现出这么多打着“有偿陪侍”实为高级暗娼的小姐。

  北方新闻网披露,“天上人间”夜总会注册于90年代初,企业性质为境外独资,法人代表叫林美凤。但奇怪的是这位林美凤从没来过中国一次,而其实际掌控人是一个颇有背景,绰号为“空心大佬”的“假洋鬼子”覃辉。覃辉何许人也?早年在武钢倒腾过铁矿石,后来发现“天上人间”夜总会是个不错的赚钱买卖就盘下了它作为“龙翔”之地。1999年,覃辉将“天上人间”75%的股份置于自己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时,工商登记上的出资额为195万美元。但纸上的数字当不得真,因为据业内人估计“天上人间”当时的年利润至少有2000万~3000万元,而且绝对称得上是一头真正的“现金奶牛”。要不覃辉如何能在2003年6月的北京国际车展上,将当时惟一一辆标价888万元人民币的宾利加长728一举拿下。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给覃辉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现金流,更有大量的关系和机会。他借助这一交际场,结交了大量权势人物、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而集结于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为其日后的”事业“巧妙助力。大量权势人物是哪些人?银行行长们有几个不是共产党的干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在”天上人间“这类风月场合表现发挥得一丝不挂、淋漓尽致。

  咱们老百姓别看挣钱不多,但每月扣除三险一金后超过2000元的部分均要缴税,差一毛钱也不行。就连工薪阶层吵吵了多年的上调个税起征点,征税部门到现在都不肯答应。可看看人家“天上人间”,据说从成立至今一直“亏损”,因此就免交了全部营业税。有人曾查阅了北京工商年检的资料,发现这家国内驰名的夜总会2001年度净利润仅为4.86万元;2002年度,利润总额为42.76万元;到了2003年度,竟成为亏损148.13万元的企业。至于以后是不是一直亏损,只有天知道了。但细想一下,一个一年收入多少亿的京城著名夜总会竟然连一分钱的营业税也交不上来,谁能相信呢?只有那些被钱买通了的税务部门才会死心塌地地相信,才能心安理得地容忍这样大的税收漏斗堂而皇之地摆放在国家税务总局的门口。试问,连小姐们开的车都在30万元以上,那夜总会的大老板们能做活雷锋干这种赔本买卖吗?无非就是做做假账假,弄出个假亏损偷税漏税罢了。一叶知秋,从天上人间即可得知目前中国的税收部门腐败的程度有多深。可互为佐证的是,近年来北京市多名地税官员落马。如上个月刚刚落马的原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北京市地税局“老臣”、常务副局长苏文权,再加上海淀区地税局原副局长熊晓京、丰台区地税局原局长许飞等人。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不知有关部门能否就此事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红色教育中,有句警世恒言叫作“万恶的旧社会”。这个万恶的旧社会“中不光充满了”穷人的血泪恨“,还记录了千千万万穷人家的女儿被卖到窑子、妓院中任人糟蹋、蹂躏的血泪史。陈一鸣先生曾对解放前妓女与妓院的关系作出了如下的梳理:一是卖身给妓院,成为老板的私有财产;二是”自混“,与老板属于员工与经理的关系。根据史料的叙述,绝大多数卖身给妓院的妓女,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在第一次接客前,妓女要喝”败毒汤“,从此终生绝育。下等妓女,女孩常常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经期都不得偷懒。违反”管理规定“的,惩罚方式骇人听闻,妓女被逼自杀屡见不鲜。如解放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就恶名昭彰:妓女杨翠兰怀孕4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还强迫她接客;妓女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比起卖身的妓女,自混的妓女也好不到哪儿去。辛辛苦苦挣的钱与老板对分后,还得打发伙计、跟妈、大师傅、更夫,还要付零食费、茶叶费、痰桶钱、香钱等给妓院。最终往往还是落得自卖自身。

  许多中外作家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过妓女的内心世界,如法国的雨果、莫泊桑、中国的老舍等。老舍193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月牙儿》中,就写了一段妓女发自内心的自白:“因为接触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么是爱。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爱不了自己,我爱别人干什么呢?但是打算出嫁,我得假装说我爱,说我愿意跟他一辈子。我对好几个人都这样说了,还起了誓;没人接受。在钱的管领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对,偷省钱。我要是不要钱,管保人人说爱我。”陈一鸣先生对此评价说:《月牙儿》心理描写的真实性恐怕要超过某些妓女自我的描摹。好吃懒做,虚伪麻木,势利无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人性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

  纵观中外文学大师在自己作品中对妓女的描写,无一不对一个个被侮辱、受伤害的妓女形象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因为他们深深知道,妓女也是人,她们之所以堕落于烟花风尘,是险恶的社会环境和万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正如雨果所说的20 世纪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这些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的文学大师们,通过笔下人物的悲惨身世和遭遇,为我们展示出她们的灵魂、苦难和内心斗争,从而达到了透视人性和批判社会的相当深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

  北京是新中国文化、经济中心,更是英明无比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这块儿地界生活着不少文化人,包括许多有名的作家。虽然如此,却鲜见他(她)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现实生活中种种新生的丑恶势力和丑恶现象进行批判和鞭挞,多见的是对上面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曾经有人为中国作家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愤愤不平,你怎么不看看现在中国的作家中,有几个能象鲁迅那样敢于面对现实的罪恶而仗义执言,敢于直视社会的弊病而奋笔疾书,敢于关注民生的疾苦而不说假话,敢于撕破皇帝的新衣而疾恶如仇。

  解放前,八大胡同是块藏污纳垢之地,罪犯、小偷、毒贩、骗子、赌徒无不钟情于此。但对于妓女来说,最可怕的还是警察和黑社会,被这些人敲诈、欺凌乃是家常便饭。到了今天,进出“天上人间”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还有所谓“罪犯”光顾的话,应该不是一般的刑事罪犯了,而是大权在握各级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小偷估计进不去的不多,窃国殃民的“大偷”倒是有经常去那儿消费的可能。毒贩嘛?在娱乐场所出现很正常,截至2004年6月时,北京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就已超2.6万人,吸毒人群呈增长态势。据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前五月,北京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七百八十七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共九百名。缴获各类毒品二百二十一点五千克,同比增加二点一倍。中国娱乐圈儿里吸毒的丑闻时有传出。别说是那些衣着光鲜的导演、演员、歌手什么的涉毒吸毒,就连公安干警涉黑涉毒丑闻也不新鲜。2006年,沈阳市现任禁毒支队队长陈鑫、沈河分局原局长曲月福、现局长张保华在公开场合集体消失,一起国内罕见的公安干警涉黑涉毒丑闻内幕由此被揭开。

  有趣的是,时年51岁的张保华,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有党校大学学历。按说党校教育出来的党员,应该更出色、更优秀才符合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招牌吧?恰恰相反,他不仅没有做到“叁個代表”所标榜的那些骗人蒙人的玩意儿,而是跟毒品贩子称兄道弟、打成了一片。据有关媒体报道,2005年的某日,大毒贩宋鹏飞过生日时,广邀各路人马齐聚广州庆贺。在被邀之列的沈河分局局长张保华,拿着宋鹏飞为他们预订的往返飞机票,也带着手下飞抵广州赴宴。酒宴上,喝多了的张局长端着酒杯走到宋鹏飞面前,一边敬酒一边称:你就是老大,你说放谁就放谁,你说抓谁就抓谁。此时,一个混在敬酒队伍中的人拍下了这个场面。公安部上层看到后,大为震怒,开始彻查沈河分局从而牵出本案。

  至于说到令妓女感到最可怕警察和黑社会,今天就更没什么说的了!“天上人间”在覃辉接手经营后,请的就是台湾黑道“四海帮”的人来担当所谓高级管理人员。而覃辉早年得罪过公安人员的传闻,起因则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有一位北京市高级警官到“天上人间”喝酒享乐。结果喝的洋酒是假酒,这下可不干了。警察是什么人?何况还是位“高级警察”。没曾想当他表示不满发火后,竟被这家夜总会的保安扣起来暴打了一顿。此事几乎酿成警方与“天上人间”的冲突,“天上人间”还为此歇了业。不过,覃辉不久又通过关系重开张,但他自知与公安从此还是结下了“梁子”。在一个警察与黑社会一家亲的时代,如重庆市前不久被整肃的公安系统即为一例;在一个警察与贩毒分子相互勾结的时代,中国经济一派“繁荣娼盛”成为老百姓酒后茶余的笑料话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一鸣先生在谈到旧中国政客对妓院的影响时这样说道:“妓女等级依照男性社会等级而定,对北京妓女”行业标准“影响力最大的人,是权力体系中的老爷们。他们爱好文艺,高级妓女就一定得善于附庸风雅”。此话即使放在今天,也未失其极具某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天上人间”这类娱乐场所能在标榜“五讲四美”的共产党党中央的眼皮儿底下活得这么好,这么滋润、长久?这就要对“天上人间”等所谓的高档夜总会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当然也不是我等草民能做到的事情了。但有一点是不容涂抹的,那就是今天的权力体系中的各级老爷们,以及攀附在他们周围的那些寄生虫和寄居蟹们的欲望和需求,造就了与时俱进的“天上人间”、“名门夜宴”们。是今天这种社会制度上的缺失和弊端,给了这些高级嫖客可乘之机和便利条件。

  我很想当面问问北京市的市长刘琪,作为一市之长你知道北京有多少娱乐场所是干干净净、不带一点儿黄的?也许刘市长是从当年被撤销了的冶金部转任北京市长的,长期干惯了黑色岗位就对黄色的东西麻木不仁、见黄不黄了。更可笑的是那位央视白大主持人岩松同志,在说到这次北京警方扫黄行动时提出了一个很雷人的说法,说北京“这座城市自打2001年开始就承担着向北京奥运冲刺巨大任务,又是首都,因此保奥运是平安的第一大理念”。言外之意是黄多了不怕,只要能保证奥运平安召开就OK了。他还为这次大规模的扫黄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说北京“这座城市正是进入到了一个后奥运周期,进入常态管理的时候,依然是对很多现象是零容忍”。什么叫“常态管理”?那之前北京的十多年是不是就属于“非常态管理”了?“常态管理”时就要扫黄、禁毒、查赌,“非常态管理”时就用不着提什么“零容忍”了。这是什么逻辑?我想请教一下白大主持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管理,是应该靠严格的法律制度呢?还是靠你说的什么“常态”之类的玩意儿?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位号称功勋卓著的北京市公安局前任局长马振川,15岁入公安学校,从最底层的户籍警干起一直干到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北京市总队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并于今年1月底辞去公安局局长职务,荣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振川在北京公安系统干了大半辈子,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公安。不说是“人才难得”,起码也算得上是共产党中的“人才”了。他1991年最早的官阶是宣武公安分局副局长,及至2001年9月后就已升至市公安局局长、党组副书记。就是在他的管辖治理下,“天上人间”们得以“可持续发展”起来,并灵活运用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同时在具体实践中给予了很好的结合。诚如他们在招聘启事中所说得: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有马振川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好领导对北京的娱乐场所、歌厅、发廊等服务领域进行“非常态管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女青年们何愁无卖身之地!白岩松说的“这个环境已经在消失了,所以该改行的恐怕要改行……”之类的大话、谎话也就蒙蒙那些少不更事的孩童,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话能不能当真。当制定法律、法规、制度的人自己都不能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的时候,谁还能相信这个社会中会有公平、正义、民主和光明的力量来维护着亿万民众的平安家园。

  北京真正取缔妓院和妓女卖淫活动始于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许,当封闭妓院的决议在北京市第二届人代会上通过以后,市长聂荣臻下达了封闭妓院的命令,由公安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同志任封闭妓院的总指挥。当晚20时,罗瑞卿率2400余干警,出动37部汽车,开始执行任务。行动前,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得到开会通知。会议宣读了封闭妓院的命令,会后他们全部被关押起来。行武出身的罗瑞卿,对付手无寸铁的妓院老板还不是小菜一碟。史料中是这样描述那次扫黄行动的:“对于妓院和妓女,罗瑞卿采取的是层层包围的方式,先封锁各胡同路口,再分别封锁各妓院大门。进入妓院后,公安人员遣散伙计,驱逐嫖客,把所有妓女都送进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顷刻间,八大胡同生态圈土崩瓦解”。1950年的《新中国妇女》对此曾盛赞道:“一夜之间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个陷入火坑的姐妹们从此得到解放。”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距离新中国、新北京的第一次扫黄已经整整过去了60年。这60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制度的演变到经济活动的改革,从山川风貌的迁移到人文历史的传承;但又有许多东西始终被保留了下来,其中既有人类文明的精华,也有糟粕。在许多学者和社会学家眼中,八大胡同曾经是旧中国的最佳缩影,它的变化最能表现出一个社会的阴晴冷暖。如果说60年前的扫黄,扫的是旧社会对妇女的摧残压榨,对人性的蹂躏践踏;但今天的扫黄扫的又是什么呢?难道在今天新中国的首都,仍然有那么多的年轻女子甘愿遭受蹂躏和摧残?一个号称代表了人类最先进、最优秀的党领导下的政府,怎么又会让八大胡同那样的龌龊之地在首善之都“死灰复燃”?

  当年的共产党一夜之间敢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从火坑中解救出1290个受苦受难的姐妹们;今天的共产党,一个月之中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了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的35家娱乐服务场所,抓获涉嫌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而对“天上人间”等所谓顶级的娱乐场所的处理只是来了个“停业整顿”。从“全部封闭”进化到“停业整顿”,你说这个社会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

  记得北京的妓院被扫除后,著名戏剧家洪琛还导演了一部以黄树卿、黄宛氏的罪行和旧社会妓女的悲惨命运为题材的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为了体现党的政策对妓女们的感化教育作用,特邀八大胡同教养院中的30多名妓女参加了演出,该剧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参加演出的一些昔日妓女,有数人日后考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西北艺术学院,从此献身于祖国伟大的艺术事业。与此大相径庭的是,如今千辛万苦考进艺术院校的大学生、研究生们自愿投身于卖淫事业,只能说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这个社会制度的设计绝对有问题!这个执政的政府为此能说自己一点儿责任没有吗?如果有,怎么没见有人出来向老百姓谢罪或引咎辞职呢?

  自古以来,世间万物皆有所变。历史在前进,潮流在更新,物质在丰富,文明在提高┅┅,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维持黄色生物圈生态平衡最基本的功力——金钱和性欲。从旧北京的八大胡同到新首都与时俱进的“天上人间”演变、进化的过程中,所有具有善良人性,对丑恶势力深痛恶绝的人们能悟出一点儿什么来呢?

  2010年5月26日于北京

  作者: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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