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中国官去美加学什么?

  最近,由广东省委组织部、省政府办公厅,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等省省委、省政府,分别组织当地主要政府官员赴加拿大UBC大学、美国等国家学习“应急管理”,一个去发达国家学习、取经的潮流正在形成。报道称,“培训班学员包括广东地级以上市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市长、应急办主任,省有关单位分管领导,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师”。培训班“通过专家讲授、情景模拟、互动讨论、实地参观等方式,系统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经验、隐患风险评估、桌面演练、灾害模型建立、应急管理科技支撑体系等课程”……一个声势浩大的中国党政官员出去学习“应急管理”等就要拉开大幕。

  咋一听来,还真是顶顶级的大好事,但你深深、从理论联系实际上一想:中国党政地方官员真能学到那些“法制国家”的治国经验?或学到什么更深的真谛?真能学到“发达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的中国社会实践?

  60多年至今的中国,太需要向全球的发达国家取经、建树游戏规则了。首先、要学的是建立一个“法制国家”,而不是一个自始至终60年一直“人治”的这个国家;(2)、中国一党执政的“革命”政治(60多年来一直如是),怎样来学成全球大成的“法制国家”?(3)、学习“应急管理”,中国党政能学吗?能将国家权力交还给公民举手、用票决制而非“暴力革命”60多年如一日的来治理这个国家吗?“学习应急管理”,无非是怎样把“新革命”替代老“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一种变形。美、加、欧等全球各国的“法制国家”,中国能学吗?不能学,那么就要回过头来真谛想想了:中国60多年如一日,不能与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法制国家为伍,问题根源是出在了哪里?从毛泽东人治,到鄧小平我治,都延续了这个国家的“人治本色”——革命本色,你能“革命”,我就为什么不能“革命”?

  革命,毕竟是一种残酷、要命、血淋淋的一种海盗选择。既然,中国不能摆脱这种革命的本性,也不能学到那些遥远发达国家的“依法治国”,那么学学“中华圈”中比自己先胜一筹,自己身边、看得见、摸得到、取得了巨大成就、几乎摆脱了贫穷和困苦、没有暴力革命的“国家治理”经验倒来的更真实和更实用,并有了中国几千年治国、明理、大义智人所说的“前车之鉴”:

  学学香港的经济治理

  要学政府创造公平经济、营商环境。香港特区政府以效率出众、高度透明和处事公正而知名,以市场主导的经济著称。政府极力主张“尽力扶持、减少干预”的政策。政府不对经济或市场做任何指导性或强制性的规划,相信投资者和企业家比政府官员了解市场,私人机构的活动也比官方的经济蓝图更能带领香港走上繁荣之路。

  (一)是法律健全、管理规范。包括:人权与财产受到法律保障、企业受到政府有关单位的监管、投资者正当的利益受到法律的保障。为了创造公平的营商环境,政府依法设立官方或半官方机构扶持企业发展。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是1967年依法设立的,目标是提高香港的整体生产力。生产力促进局的工作由理事会监督,成员包括一名主席,二十二名委员,由来自资方、劳方、学术界、专业团体和有关负责生产力事务的政府部门人员组成,每一或二个月集中开会检查研究各项工作。其经费来源,部分由政府资助,其余来自服务收费,不以盈利为目的。

  (二)是服务机构运转高效。香港政府注重效率,在政府部门、公营部门以及各行业部门都给我们一个感觉——高效率。在考察生产力促进局时,我得知当时还是代理行政长官的曾荫权对生产力的解释是:“生产力就是第一次就做对了”。从这侧面反应出香港社会的务实、讲究效率。

  (三)是为企业提供公平的营商平台。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给企业创造公平的营商平台,让企业能借助平台,实现企业的发展。政府投资设立免费网站,如香港贸易发展局开设的“贸发网”是亚洲首选的商贸资讯及服务网站,致力促进香港地区、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贸易,拥有最强大的网上交易平台进行采购及商贸配对,并提供最丰富的市场信息及最实用的贸易工具,帮助企业发掘全球商机,大展鸿图。设立综合顾问示范基地,低收费为企业提供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产品开发、生产设备、顾问、培训、技术转移等方面。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需要,交纳一定费用,可以在综合顾问示范基地得到帮助开展全球商贸业务。最后是低税率政策给企业提供竞争优势。香港税率低、税制简单,是世界上最方便营商的税制。香港只有营商利润、薪俸及物业三种收入需要缴税,不征收增值税、销售税或资本增值税,只有在香港赚取的收入才缴税。香港个人所得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率是亚太地区最低的。这是香港经济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

  学学台湾国家转型

  1912年10月10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及其实践者蒋介石、1949年10月1日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缔造者”毛泽东,都一样有着“独裁党”、“一党独政”的非法革命党的角色,都同样将人民的“举手”权、执政权凌驾所有与公民之上。“革命”,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100多年生死斗争,但隔海相望的另一个“人民政府”真正实践了公民法律下“举手”的人民政权了,而今的中国又怎样跨越“暴力革命”时期成为一个当然合法的“法治国家”?

  国民党从独夫民贼、一统垄断、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到今天,被全球各国认可转型是一场伟大的一面镜子。一个独大的国民党,在台湾已把自己从一个绝对威权主义的党转变为一个能竞争型、能上能下、没有了亡国、亡党之危、全体国民都能参与的民主政党——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的巨大成功和典范。一个13亿多公民不能、没有资格参与的一个国家,不管到什么时候,强大到与天齐名,都不可能是文明的标志和成功的国家。

  其国民党、“中华民国”勇于自我转变的意愿是台湾民主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转型,是台湾高速度的非凡、经济发展为民主化创造出良好的环境。进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不是直线性的,而是也有曲折。台湾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转变之中。国民党的党内民主也尚未得到充分实现。但是总的来说台湾已迈上了民主的不归路。台湾经验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了希望。尽管台湾现在已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但其由贫穷发展为富裕,由独裁发展为民主之经验,则多少可为第三世界所学习。台湾经验显示,民主化不一定导致执政党丧失政权。相反,主动引导民主化进程则可能为执政党赢得未来、赢得威望的法宝,尽管这种引导是一种相当复杂艰巨的政治工程。台湾与俄罗斯,同样都赢得了全世界,赢得了“暴力革命”,赢得了亡国、亡党的一切!在今日世界,什么能不死,按游戏规则、人人参与的前赴后继,就是不死、不亡而永存!

  过去,国民党不得人心,被人民抛弃了,而今天的国民党洗心革面、又重新赢得了世界;过去的共产党走了一条和国民党一样的“你死我活”之路,但共产党的成败需要由12亿多人民、历史来选择!历史上的任何“独裁”都没有好下场,由“革命党”转型为“合法党”,有“独裁”转变为“法治国家”——是中国唯一的希望!60年不变,1000年也要改变!

  学学新加坡的国家治理

  新加坡政府,可能比中共政府更有“专制”的嫌疑,但从国情环境和实践经验以及效果来看,作为国家这个组织,新加坡政府这套制度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福利和遏制贪污腐败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在新加坡,政府官员享有高薪同时因惧怕严峻的法律而不敢贪污,进而成为内心的自觉与自律;新加坡商人也很少有行贿送礼的习惯,这使得他们在东南亚邻国丧失了不少做生意的机会,但却使他们很容易适应在法治国家、发达国家的商业发展环境,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的跨国公司前来新加坡设立运营机构;新加坡有定期的政治竞选,但竞选很少涉及金钱政治问题,却是全民、人人参与的“举手”行动——新加坡实践了一个最起码的公正:即没有富豪、也没有穷人。

  新加坡的成功以经验而言有两个,一是良好的经济环境因素:竞争的市场、对外全面开放、以及整体的稳定、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二是良好的政府:政府在协助取得良好的经济基本因素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政府仅仅在经济方面做得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政治和社会辅助方面也做得好,如教育、住房、劳资关系和社会凝聚力等等,政府必须由公民来选择上下。可以这么说,新加坡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一丝一毫都离不开的这个“好政府”。“好政府”,它的背后是一系列合理、合法而非任意“人治”的“好制度”,是所有欠发达国家由贫穷转化为富裕、最重要的发展例证。

  亚洲“四小龙”中有三个为“华人”之龙的历史建树,这些“中国人”树立了全球的一个个不朽的里程碑,而没有今日中国的“应急管理”——“活人被尿憋死”之急。能学学中国人、这些没有贫穷、增加财富、社会均富,不被大多数国家严厉指责,才是中国崛起、能通达彼岸、不亡国的真实旅程。倘若是中国党和政府连同是华族、中华民族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都不能学一点,还奢望去学习美国、加拿大等“法治国家”的治国之理、还真能法制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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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巩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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