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人口之战——没有硝烟的救赎

  212年前的一个外国人,吹响了人口战争的号角。他提出,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212年后,一个来自中国湘西贫困农村的男人,通过网络呼吁立刻停止计划生育,期望避免中华民族“自杀式”灭亡

  CCN记者鲁晟北京报道

  213年前的1798年,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发表《人口学原理》。他预言人类前景灰暗的未来:人口增长达到人类食物供应的极限为止,贫穷和饥荒将是人类社会永远驱赶不去的阴霾。

  谁也没有想到,马尔萨斯拉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人口战争。虽然,他的一些理论被现代科学证实是个“真实的谎言”。但是,由此引发的战火仍在燃烧。

  易富贤,一个中国人,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持久战中。

  易出生于中国湘西贫困农村,现在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系的associate scientist(相当于中国大学中副研究员一职),多年来在网络上坚持不懈地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易富贤认为,中国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损失“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易富贤面对的不仅仅是马尔萨斯和他众多的追随者,还将面对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数十万的工作人员。假如停止计划生育,他们将失去赖以生存的“饭碗”,这将是他们无法面对的事情。

  通过越洋电话,易富贤接受了CCN记者的专访

  实力悬殊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是否会改变中国计生政策,目前还是个未解之谜。

  马尔萨斯的著作影响了弗朗西斯。普勒斯,后者发动了运动以推动节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尔萨斯32岁建立他的人口理论,但38岁结婚后却“食言”生育了3个孩子。他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到今天,依然不缺少支持者和追随者。

  在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50万工作人员应可能是马尔萨斯最大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在过去的30年中,他们将马尔萨斯的理论付诸实施。

  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生委)人事司2006年第1号“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国家、省、地、县、乡五级机构总数为82,350个,其中国家级机构13个、省级机构252个、地级机构1,799个、县级机构10,730个、乡级机构69556个。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共计508,713人,含乡(镇、街道)自招自聘人员45,555人。”

  看来,易富贤面对是50万人、8万个机构,背后还有一个产业链,涉及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人一口吐沫,就能把他淹死”。幸好,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战争。

  目前,对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存在三种声音。

  一是坚持计生政策不动摇。主要代表是国家计生委为主的计生系统,代表人物大多为计生系统官员和学者。

  主要代表人物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2月4日在广州召开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表示,“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十二五”规划尚在研究和起草中,更别提尚未通过人大审议。此时,国家计生委官员就如此高调表示,足见其强硬态度。

  具有风向标的事件是,2010年中国将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由副总理李克强担任组长。以前的组长只是国务委员,而这次普查的组长却由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担任,可见中国高层对这次人口普查的高度重视。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是否会改变中国计生政策,目前还是个未解之谜。

  二是放开二胎,提出用二胎方案取代一胎化政策。代表人物有梁中堂、李建新等人,曾一度提倡二胎方案,后转变立场认为可以停止计划生育政策。

  顾宝昌等16人组成“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2004年撰写《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三是立刻停止计划生育。

  主要代表人物易富贤认为,“人口问题现在已经是火烧眉毛了,人口政策需要‘突变’而不是‘渐变’,人口学需要方向性革命而不是改良,‘渐变’意味着延误时机,造成严重后果,没有人能够负得起这个责任。”

  他2006年就对二胎方案表示强烈不满:“1980年要是有人提出‘二胎方案’,相对于独生子女方案来说还算是功臣;现在要是还只是提出‘二胎方案’,就不是功臣而是罪人了”。

  中国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停止计划生育有高度时限性,韩国就是因为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而导致生育率不升反降。

  中国20岁至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在2010年约为1.1亿人,然后就快速下降,到2017年降低到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易富贤表示担忧:“如果错过了最后半个育龄妇女高峰,即便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无力回天。”

  要是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不能有效遏制生育率下降的势头。中国现在每年出生500多万女孩(扣除不生育人群后,生育妇女不到500万),按每人平均生育1.2个孩子来计算,每年出生人口只有600多万,而每年死亡人口近2000万,中国每年人口减少1000多万。易富贤呼吁,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通过改善民生,能让老百姓养得起3孩子。

  全面系统地从理论角度反思中国人口政策,易富贤可以算是“网络第一人”。易富贤的战争始于2000年,他是在孤独和黑暗中前行。

  经过近十年努力,现在网络上已经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组成了不少“人口学网络游击队”,“网络地摊”已经变成“连锁店”了。

  人口学的开明学者也认为易富贤等人刚开始的时候在网络上“摆地摊”,给人口学讨论带来了一股春风,改变了讨论气氛。

  这一步,易富贤用了十年。下一步,不知还要多长时间。

  在这漫长的十年中,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有勇气挑战计生国策?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痴迷于人口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他会费钱费力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混沌初开

  多次发文未获通过的易富贤,惊喜地发现,人民网强国论坛对他的文章审查上出现松动,他的一些文章得到“放行”。

  易富贤出生在湖南农村,小时候亲眼目睹了一些计划生育粗暴执法,对计划生育曾产生过一丝怀疑。当时,他认为国家政策是经过充分论证,应该利大于弊,所以未再深究。

  小时候,易富贤由于兴趣比较广泛,常被父亲骂为“十不全”,意思是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精。这成为他现在研究人口问题的最好理由,人口问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研究人口问题恰恰需要宽广的知识面。

  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灌输,使得易富贤在1999年出国时也认为国情不同,其他国家可以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人多,喜欢生孩子,应该适当限制生育。

  出国以后,易富贤发现华人其实是最不愿意生孩子的种族。美国一般家庭生育3个孩子,而他周围的华人都只愿意生育1个或者2个孩子。更年轻一代大多只愿意生1个孩子,有些一个都不想生,很难发现有生育3个孩子的家庭。

  后来,他看到美国拉美裔移民高生育率导致西班牙语兴起,而曾经辉煌的法语却日渐没落。这一系列奇怪的现象吸引了他,他开始思考。

  起初,他从人口与语言、文明的角度零星地写过一些短文,在网络上以“摆地摊”的形式,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那时,中国网络论坛还无法接受这样质疑国策的文章,易富贤只能在万维网的天下论坛和多维新闻网等海外论坛四处打“游击战”。

  2002年5月,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给他一个职位。他开始阅读一些妇产科的资料,发现不育不孕症,将成为人类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

  “这么高的不育不孕率,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根本没有必要存在。”他开始深入研究人口问题,并将所有业余时间放在这方面研究。他坚持在中国各大论坛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从而成为互联网掀起反思计划生育思潮的“斗士”。

  开局不利,他遭到网友一面倒的反对,骂声一片。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的宣传、辩论,海外论坛的舆论开始逆转。

  大约在2003年,多次发文未获通过的易富贤,惊喜地发现,人民网强国论坛对他的文章审查上出现松动,他的一些文章得到“放行”。

  “开始也是反对一片。”易富贤坦言,他遭遇过疯狂抵抗,拍砖和叫骂,随后,民意逐渐逆转。

  随着研究的深入,易富贤认为计划生育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是中国近代史最严重的决策失误。他自认是“站在民族救亡高度看待这场空前的民族危机”。

  易富贤的童年生活与数千年前先祖们没有什么差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从湘西农村到省会长沙求学、工作,经历了中国从农业社会逐步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亲朋,知道他们生育心理和扶养能力的转变。博士毕业后他到美国工作数年,认识了多种不同生育文化圈的朋友,了解了各种生育文化下的生育情况,深刻体会到生育文化的影响。

  从落后的湘西到工业化层次最高的美国,他的经历浓缩了人类社会数百年工业化的历程。而工业化过程恰恰是人类生育模式发生改变的过程。他的这种时空经历使他能够从宏观角度把脉中国人口问题。

  挑战“权威”

  梁中堂在自己的博客中给予易富贤高度评价,“有一个易富贤的存在,足以让国内所有的所谓人口学家脸红。”

  易富贤认为,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

  通过研究,他得出一个结论:从中国到美国,整个工业化过程恰恰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过程,是人类生育率降低的一个过程。因此,人类根本没有必要计划生育,所谓的计划生育理论是一门“伪科学”,所谓的人口爆炸论,也只是个屠殺穷人的“阴谋”。

  与之相呼应的是一份在1989年解密,1990年才供一些学者进行研究的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该备忘录据说由基辛格于1974年起草,CCN记者获得的该文件显示,当时美国人已经意识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会进一步使生育率下降”。该文件主要意图是通过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来掠夺其资源。

  人口问题将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

  易富贤举例说,500年前人口仅为400万的英国,现在英裔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英裔)超过2亿,主导世界格局超过两个世纪。而当时人口2000多万、欧洲政治格局的长期主导者法国,由于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裔人口仅仅为7000万左右,逐渐失去了欧洲的霸主地位。

  由于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2%(19世纪初曾占全球1/3以上)下降到现在的19%,每年出生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的2500万下降到现在的1300万左右(只占全球每年1.3亿出生人口的10%),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将不断下降。

  “中国停止计划生育迫在眉睫,而且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选项。”易富贤非常肯定地说,“国际国内都已经证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凡是曾经提倡生二胎的地区,现在都已经后悔莫及。”

  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1960年代曾提倡生二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快速下滑,这三个地区生育率分别在1976年、1982、1983年之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后面鼓励生育,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现在生育率只有1.0左右。伊朗在1989年开始提倡只生二胎,最多三胎,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6年的2.9,2000年的2.0,2006年的1.7;现在已经废除这项政策,鼓励生育,但也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继续下降。

  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八百多万人口(农村人口为主)的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实行“二胎方案”试点。

  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了。新疆建设兵团普遍可以生二胎,但是整个十五期间生育率只有1.0左右。湖北省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以来,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了。

  那么,停止计划生育会不会出现人口失控?“不会!”易富贤对此颇为自信。

  易富贤认为,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越晚婚晚育,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降低。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目前中国的HDI已经增高到0.8附近,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按照这个理论,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即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从世界其他国家中,也能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数据。

  2007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70,平均生育率为1.9.韩国1989年的HDI为0.8,生育率只有1.58.现在泰国、伊朗、巴西的HDI与中国的非常接近,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4、1.9.

  中国1980年认为人口会增加40亿,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看来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减少,不会出现生育率大幅反弹。易富贤认为,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通过改善民生的方式来鼓励生育。

  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是城市为什么比农村繁荣的重要原因。

  美国只有三亿人,但纽约、费城、芝加哥一样非常拥挤。西欧国家小城镇一个个消失,但大城市人口却仍快速增加。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就不断减少,但是人口还在往莫斯科等大城市集中。

  在易富贤看来,即便中国人口减少一半,北京、上海人口还是照样拥挤。计划生育的后果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已经沦落为老弱病残的基地,象战争年代一样满目疮痍;而城市却因为大量的农民工涌入,一片繁荣,甚至还有“人满为患”的感觉。

  知识分子和官员居住于城市,尤其是迅速膨胀的大城市。城市化的加速、铁路建设滞后、回老家过年的传统、户籍制度所导致家庭成员两地分居以及每年两个“黄金周”,都在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中国人口仍在快速增长的错觉。

  “等到计划生育的后果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之时,国家再也无力回天了。”易富贤说。

  在数十年致力计生政策研究的梁中堂眼中,易富贤是一位非常杰出、非常优秀的中国公民。

  “他不是从事人口专业的研究人员,他的职业是作妊娠妇女的血液流变研究的。但是,他有一颗火热的心。多年来,凭借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忧虑,对国家的赤诚,顽强地在那里搏斗。他不仅富有激情,而且有极高的悟性,以及现代的意识和先进的理念。”梁中堂在自己的博客中给予他高度评价,“有一个易富贤的存在,足以让国内所有的所谓人口学家脸红。”

  在梁中堂高度评价的背后,易富贤还有着非常尴尬的处境。

  尴尬处境

  易富贤选择继续留在威斯康星大学,那里宽松的学术环境能让他独立从事人口研究。同时,与宽松的环境结伴而来的是经济上的拮据。

  “我不从事任何家务。我太太非常贤惠,她得管理3个孩子,她无法学习或工作。”易富贤在越洋电话中,对夫人赞誉有加,“她经常自嘲说是单亲母亲,有4个孩子(包括易富贤)。”

  威斯康星冬天多雪,铲雪是一件大事。

  别人家都是丈夫一大早起来铲雪,而易富贤的夫人为了让熬夜的丈夫能有更多的睡眠,一大早就起来铲雪,这曾激起周围中国人邻居对易富贤的“公愤”。

  威斯康星是万湖之州,很多人在业余时间喜欢钓鱼,但易富贤强调自己从没有钓过一次鱼。

  易富贤一个人工作得养活全家5口人,还得还房贷,得稳住工作,生活压力本身就很大,还得自己掏钱宣传人口理论。出国10年,至今没有回过国。3个孩子,大女儿12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6岁,两个儿子还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今年暑假下决心携全家回家一次。

  由于夫人的鼎力支持,易富贤义无反顾将所有业余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人口问题的研究上,周末甚至是通宵达旦。

  他因此错过了很多工作机会。

  他可以考医生执照,可以在专业上花费更多精力而获得更好的职位,也可以到大公司找工作,还可以分担家务而让他太太外出工作。这些都能让他增加收入,减少经济压力。但他明白,这些选择都意味着放弃或减少对人口问题的研究。

  最后,他选择继续留在威斯康星大学,那里宽松的学术环境能让他独立从事人口研究。同时,与宽松的环境结伴而来的是经济上的拮据。

  “这几年,我一直在走钢丝,战战兢兢地生存着。”易富贤面对今后的生活不无担忧。他的孩子慢慢长大,今后教育花费将逐年增加。

  “良知使得我欲罢不能,因为这是一场空前的民族救亡运动。”易富贤显得忧心忡忡。

  为了宣传他的人口理论,易富贤曾跟一些海外华商联系过,想募集一些资金,但他一分钱都没有拿到。那些华商家庭大多都只有一二个小孩,他们普遍支持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认为中国人口过多是个灾难,需要减少人口。

  “国内的企业家,宁可缴纳几十万元的超生费,也不愿意给我们捐款。”易富贤也曾向国内企业家求援。

  他曾经给官员、学者、两会代表和委员等及部分图书馆邮寄了约2000本《大国空巢》和相关资料,其中部分从美国邮寄,一份资料光邮费就高达40美元。他根本没有能力支付如此高的邮资,除少数人外,其他人都是易富贤托朋友直接从香港或国内进行邮寄。

  针对有网友认为他发表人口问题的文章,只是哗众取宠,为推销《大国空巢》一书的言论。易富贤表示,为了推广自己的理论,不仅将《大国空巢》的版税和其他稿费全部用在宣传人口理论上,还压缩生活费来填补漏洞。

  “我连十几元钱的玩具都舍不得给孩子买。邮寄一份人口问题研究资料却花去40美金。”易富贤带着愧疚心情告诉CCN记者,“我都没办法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有一些人还从未谋面。”

  他能走到今天,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在他提供的捐款名单中(部分网友不愿意公开名单),有徐胜、赵伟、易武等二十多人,捐款4300美元及7万多元人民币(其中易富贤族兄易武等人就捐助了4万元)。

  而正是这些志同道合的亲朋好友和活跃在各论坛的数千网友,在为共同打造一个中国人口长城而不懈努力。他们认为,即使现在就停止计划生育,也无法改变生育率继续下降。

  易富贤观点集锦

  ■中国将面临几十年的人口“泄洪”。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每年增加1000多万,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不是因为生的太多,而是死的少,是人口“蓄洪”。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在每年净减少1000多万人口的“泄洪”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才能防止人口锐减。

  ■要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停止计划生育出现一个补偿性生育高峰,对民族持续发展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资源短缺不能成为继续控制人口的理由。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除了美国、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等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国家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中国人均资源远远比日本、韩国、以及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很多欧洲国家要多。

  ■现在人口增长已经减缓(停止计划生育都难阻人口锐减),中国人口减少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悲剧。

  ■停止计划生育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和国防安全。目前只需要10%同龄男性服兵役,但是保持同样的军队规模,今后却需要19%以上男性服兵役。

  ■社会作为整体,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

  ■中国的出路——婴童经济。婴童经济所带动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可持续的庞大产业链,涉及到婴儿食品、玩具、游戏软件、多层次的教育、流行音乐、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

  中国人口政策大事记

  1957年:在婴儿潮的背景下,经济学家马寅初认为“人口适度增长”,他警告“国家养不活大量人口。”当时,领导层并不赞同他的看法。

  1971年:国务院将人口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鼓励晚婚晚育。通过口号、电台、及政策宣讲等方式进行宣传。

  1979年:几个省开始明确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一胎化”生育政策正式提升到国家层面。

  1981年: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

  1982年:“计划生育”正式写入宪法。

  1984年:考虑到农村的劳力需求,生育政策得以修正。允许一女户在保持一定的生育间隔条件下,生育二胎。严禁三胎或多胎。

  1985年-1989年::对农村的生育限制逐步放松。“独女户”可以生育二胎。

  2002年:计划生育法颁布实行。

  2009年:上海计生委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胎。

  来源:《长城月报》2010年第5期

  作者:易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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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评论 »

  1. null 说:,

    2010年09月08日 星期三 @ 02:52:07

    1

    这就是所谓的摘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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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23 说:,

    2010年09月09日 星期四 @ 08:07:56

    2

    只口不提人口增长和环境承载力的问题,并拿一些站不住脚的没有数据支持的论点来驳斥计划生育政策,可笑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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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醒来者 说:,

    2010年09月14日 星期二 @ 02:29:58

    3

    竖儒误国!易富贤真是信口开河,他也没看到占绝对多数的农村人口,他们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素质低,生育观念更接近于动物,能生就生,如果取消计划生育,大陆人口又会爆炸式增长。环境资源也是重要因素。人口激增,地球不堪重负,全世界都应实行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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