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警惕部分基层政权黑社会化

  读书人爱自夸:“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自从有了互联网,这似乎就不再是自夸。但最近到外地讲学,我突然感到,现实是如此丰富、深奥与严峻,远远不是普通媒体或互联网所能把握的。欲知天下事,还须万里行。

  大概因为我关心弱势群体吧,一纸诉状展转到我手中,希望我能带回北京递交有关部门。据说,当地有规定,凡寄往中纪委等部门的信件一律扣压。其实,“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区区一介书生能做什么?

  但我还是认认真真地看了这份诉状,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这是在中原大地Q 县X 镇D 村发生的故事,几乎每一件似乎有益公利的事都成了谋私利的通道。例如照顾“五保户”,每人每年就加收3 4 斤粮,而84年承包亩均定额仅为37斤;修硬化渠,37万元工程款仅修了800 米渠,而沙石、土方还是由村民自备;领结婚证,按国家规定只能收取工本费9 元(精装)或2 元(简装),但D 村开“结婚证明信”就收取20—30元,X 镇则收取《结婚证》费用225 元,用车费100 元(不管是否用车)。生育,按省政府规定,第一胎、第二胎《准生证》不收费,而X 镇却收取第一胎证700 —1300元不等,第二胎收取2500—4000元不等。盖房,要收取《准建证》费100 多元;上路,农民拿钱修的路,自己的农用车上路却要收费,少则几十,多则上百。此外如建校集资,人工降雨,道路集资等,不断有新的收费名目出台。

  这还是有名目的,没有名目的也照收不误。例如1994年秋在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后,该县又每人加收花生44斤。同年水费从国家规定的4 .5元/ 亩狂涨到50元/ 亩,次年更涨至100 元/ 亩。1995年X 镇要购买小汽车,全镇农民无偿上缴油菜籽每人24斤,棉花款每人100 元。

  更有甚者,D 村村委将国家下拨的救灾物资折款入账,如三部喷灌机入购买账4000多元,救灾柴油高价卖掉。并将村里的公共财产如7 5 匹链轨车、40车、50车、六盘耙、播种机、弹花机、压花机、打米机、磨面机等全部卖掉,供其吃喝挥霍。村干部甚至用公款买衣服,用公款缴党费。

  显然,农民们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D 村群众选出6 位代表到地委上访,回来后便被村委每人罚款50元。他们再次选出20位代表上访,一个多月后,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来了1 00多名干警,带着手枪和警棍来抓上访代表。D 村再次派700 多名村民上访,其中20名代表到省委上访。这次上访产生了一些结果,县委同意D 村进行民主选举。上访骨干L1、L2因为人诚实、正直、敢于主持正义而被选为村委主任,副主任。L1上任后,以中央文件为依据,坚决抵制三乱。镇委书记如此相劝:“你们听我的话把《延包书》的2 1 元/ 户钱收上来,你们提3 元/ 户;把修乌石嘴大坝(该坝与D 村无关)的6 元/ 人钱收上来,你们提2 元/ 人。我保证给你们每人补助5000元,每人给你们配一辆摩托车,你们下饭店还可以报1 0 个盘、8 个盘喝酒。你们要是不听我的,早晚把你们抓起来,打你个皮开肉绽,再判你三年。”但新村委抵制诱惑,不为所动。软的不成来硬的,先是纵容D 村原村委主任殴打L1,继之则由县委统一部署,调集了500 多名干警,97辆车,于凌晨5 时包围了D 村,将新村委委员逐一从被窝里抓走,并逐户抄家,抢走并砸毁财物无数。被抓者则在公安局受到严刑拷打,并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不准律师取证。

  D 村村民再次组织起来上访,省政法委书记下令放人。但是检查院在以“取保候审”方式释放L1时,警告说:“回家不要再上访,再上访还抓你!天塌砸大家,会光砸着你L 1 、L2吗?”次年1 月,Q 县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L1有期徒刑6 个月20天。D 村原村委官复原职,各项收费照旧。

  在弱者的血泪申诉中,我感到不寒而栗。我相信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因为弱者在与强者抗争的过程中,唯一的力量就在于讲理。行政权的正当性来自于法律,而黑社会则奉行赤裸裸的强权法则和利益法则,它收取所谓保护费靠的是武力威胁,内部分赃凭的是好勇斗狠的程度。如果某基层政权完全无视法律和法规,按权力大小谋取私利,那么该基层政权就在实质上蜕变为黑社会组织,而其危害则比普通黑社会更大。普通黑社会受到合法政权的打击和制衡,最多只能与合法政权共享对公众的控制权,不能一手遮天。而合法政权运作原则一旦黑社会化,就象那位镇委书记所表白的那样,民众就无可逃遁,只能听凭宰割。现在的危险恐怕也就在这里。由于全社会认同“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逻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权力吃权力,致使一部分政府官员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和法律意识,其语言和心态与黑社会老大十分接近,从而使部分基层政权出现黑社会化趋势。我想,这正是农民负担在一片减负声中加重的根本原因吧。

  D 村村民是懂法、守法的好公民,他们在面临县、乡、村三级政权黑社会化的情况时,既没有对村长、镇委书记或县长实施暴力攻击,更没有将冤屈转嫁到社会,搞自杀性爆炸或其他反社会行动。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法律,仍然相信党和政府。如果法律不能给守法者以尊重,不能给违法者以打击,那么这些守法的善良公民们将被迫铤而走险,以暴易暴。如果中央政权无法遏制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那么改革与发展就将失去稳定的前提,而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进程就可能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可能中断。2000年10月29日

  本文为作者应《改革月报》之邀而写

  作者:韩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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